基本介紹
發生背景,經過,影響,軍事體制改革,地方政治改革,中央政治改革,評價,學術爭議,
發生背景
建隆元年末（公元960年），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進叛亂後的某一天，他召見丞相趙普，問道：“為什麼從唐末以來，數十年間帝王換了八姓十二君，爭戰無休無止？我要從此息滅天下之兵，建國家長久之計，有什麼好的辦法嗎？”
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祖趙匡胤趙普精通治道，對這些問題也早有所考慮，聽了太祖的發問，便提出問題之癥結就在於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治理的辦法也無奇巧可施，只要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趙普的話還沒說完，宋太祖就連聲說：“你不用再說了，我全明白了”。
於是一個重建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計畫就這樣醞釀出來了，並逐步付諸實施。在北宋中央集權方面，最重要的是兵權，也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范浚在《五代論》中指出：“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來，在政治局面變換中兵權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因此，宋朝剛剛建立，趙匡胤就吸取了後周滅亡的教訓，加強對禁軍的控制。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祖鑒於當時已控制局勢，就著手陸續採取了一些措施，逐步加強中央集權。起初，太祖以為石守信等人是自己的故友，並不介意，而趙普數次進言說：“臣也不擔心他們會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們的部下貪圖富貴，萬一有作孽之人擁戴他們，他們能夠自主嗎”？這些話實際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記住陳橋兵變的歷史，一定要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不久後就採取措施解除了禁軍高級將領的兵權。
經過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時，宋太祖把石守信等禁軍高級將領留下喝酒，酒興正濃時，宋太祖突然屏退侍從。他嘆了一口氣，口吐苦衷，說：“我若不是靠你們出力，是到不了這個地位的，為此我從內心裡一直念及你們的功德。但是啊，做皇帝太難了，還不如做節度使快樂，我整個夜晚都不敢安枕而臥啊！”石守信等人驚駭地忙問其故，宋太祖繼續說：“這不難知道，我這個皇帝位誰不想要呢？”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石守信等人聽了，知道這話中有話，連忙叩頭說：“陛下何出此言，現在天命已定，誰還敢有異心呢？”
宋太祖說：“不然，你們雖然無異心，然而你們部下如果想要富貴，把黃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當皇帝，到時候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這些將領知道已經受到猜疑，弄不好還會引來殺身之禍，一時都驚恐地哭了起來，懇請宋太祖給他們指明一條可生之途。
宋太祖緩緩說道：“人生在世，像白駒過隙那樣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貴的人，不過是想多聚金錢，多多娛樂，使子孫後代免於貧乏而已。你們不如放棄兵權，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為子孫立長遠產業；同時多買些歌姬，日夜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同你們再結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這樣不是很好嗎？”
石守信等人見宋太祖已把話講得很明白，再無迴旋餘地，而且當時宋太祖已牢牢控制著中央禁軍，幾個將領別無他法，只得俯首聽命，表示感謝太祖恩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上表聲稱自己有病，紛紛要求解除兵權。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罷去禁軍職務，地方任節度使，並廢除了殿前都點檢和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司。禁軍分別由殿前都指揮司、侍衛馬軍都指揮司和侍衛步軍都指揮司，即所謂三衙統領。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將的兵權後，太祖另選一些資歷淺，個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擔任禁軍將領。於是禁軍領兵權析而為三，以名位較低的將領掌握三衙，這就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
此番後，宋太祖當年執掌兵權的結義兄弟的禁軍職務全部被解除，且從此再不授人。石守信雖然保留著“侍衛都指揮使”的頭銜，卻已沒有任何實權。另一方面，宋太祖又派李漢超鎮守關南、馬仁瑀鎮守瀛州、韓令坤鎮守常山、賀惟忠鎮守易州、何繼筠鎮守棣州、郭進鎮守西山、武守琪鎮守晉陽、李謙溥鎮守隰州、李繼勛鎮守昭義、趙贊鎮守延州、姚內斌鎮守慶州、董遵誨鎮守環州、王彥升鎮守原州、馮繼業鎮守靈武，“管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徵稅。故邊臣皆富於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敵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睹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西、北之憂也”。
影響
杯酒釋兵權是宋太祖為加強皇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軍事改革措施的開始。其後，他在軍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
軍事體制改革
第一，建立不同於前朝的樞密院制度。長官為樞密使和樞密副使，主管調動全國軍隊，分掌軍政大權。樞密院與三衙統領各有所司。三衙雖然掌握禁軍，但卻無調兵和發兵的權力。樞密院有發兵、調兵之權，而不能直接掌握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於皇權的控制。
第二，內外相維政策。宋太祖把全部軍隊分為兩半，一半屯駐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駐軍足以制止外地可能發生的變亂，也使外地駐軍合起來足以制止京城駐軍可能發生了內變。內外軍隊互相制約，都不能發生變亂，而京城駐軍又多於外地任何一個地方，這樣皇帝也就可以保證牢牢控制全國的軍隊了。
第三，兵將分離政策。無論駐屯京城的禁軍，還是駐在外地的禁軍都必須定期調動。京城駐軍要輪流到外地或邊境戍守，有的則要到產糧的地方就糧，這種輪流駐防的辦法稱為“更戍法”。這種方法名義上是鍛鍊士兵吃苦耐勞，實際上是借著士兵的經常換防，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將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結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聲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對抗了。
第四，立而不設制度。將殿前司的首二帥和侍衛司的首三帥不再除授，以致侍衛司只餘下馬軍和步軍的統帥，而沒有了原來統合兩軍的馬步軍統帥，即是將侍衛司分裂為二。這種在制度上將最高的五個職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軍統帥的職權，使軍權服膺於王權。
地方政治改革
對地方藩鎮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其措施主要有三：
第一，削奪其權。為削弱節度使的行政權力，把節度使駐地以外兼領的州郡——支郡直屬京師。同時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縣等地方官。3年一更換，直接對中央負責，向朝廷奏事，不再聽令於節度使。對於一些五代以來一直盤踞一方的節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釋兵權”的辦法將其逐一罷免。後來又設定通判以分知州之權，利用通判與知州之間的相互制約，使一州之權不致為知州把持，防止偏離中央政府的統治軌道。
第二，制其錢穀。宋初於各路設定轉運使，將一路所屬州縣財賦，除留少量應付日常經費外，其餘的錢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這樣地方的財權就完全收歸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長官把藩鎮所轄軍隊中驍勇的人，都選送到京城補入禁軍。又選強壯的士卒定為“兵樣”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樣”標準的人加以訓練，然後送到京城當禁軍。這樣中央禁軍集中了全國精兵，而地方軍隊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編成廂軍，只供雜役，地方再也沒有軍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中央政治改革
在官僚制度方面，側重削弱宰相權力。軍政大權歸樞密院掌握，而財政大權則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僅限於民政了。在軍、財、民三權分立中，樞密使與宰相“對掌大政”號為二府。皇帝利用這兩者間的異同發號施令，獨斷專行。
宋初不僅以三權分立的辦法削弱相權，而且設定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為宰相、樞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與各部門長官發生制約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門長官的權力。此外，宋初還在設官分職、科舉制度等方面，也進行了有利於加強皇權的政策。
宋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加強了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造成了統一的政治局面，為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但是由於“以防弊之政，作立國之法”，一些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政策和措施，轉化成為它的對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費”與日俱增，使宋封建國家陷於積貧積弱的局勢中。這也是宋朝最終滅亡的根本原因。
評價
“杯酒釋兵權”是宋朝加強中央集權的重要反映。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使用和平手段，不傷及君臣和氣，輕而易舉地就解除了大臣的權力威脅，成功地防止了軍變，是歷史上有名的安內方略，影響深遠。
不同意此觀點的人則認為宋太祖專力鞏固中央政權，“杯酒釋兵權”含有對內嚴防的性質，直接造成內政腐朽。在外患強烈的背景下，削奪大將兵權也削弱了部隊的作戰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權，不懂軍事的文官控制軍隊，武將頻繁調動，致使宋朝與遼、西夏、金的戰爭連連敗北，無力解決邊患。軍事積弱，還使兩宋亡於社會制度落後於自己的遊牧民族。
宋朝確立的文人治軍的軍事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徹底消除造成強唐滅亡的藩鎮軍制，其出發點是好的，結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進的。兩宋亡於遊牧民族原因則是多方面的，與兩宋朝對峙的先是遼、夏，再是遼、金，最後是金、蒙，從作戰態勢來看，北宋面臨的是兩線作戰只能主守。
學術爭議
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一事，歷來的史學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間廣泛流傳。但也有學者經過考證，對這件事下了這樣的評價：故事性強、子虛烏有。
認為“杯酒釋兵權”實有其事的論者，主要依據是北宋中期以來的一些史籍的有關記載。現存“杯酒釋兵權”的最早記載，是北宋丁謂的《丁晉公談錄》（以下簡稱《談錄》）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筆錄》（以下簡稱《筆錄》）。《談錄》記述了趙匡胤與趙普關於此事的一段對話。書中記載，趙普對趙匡胤說，禁軍統帥石守信、王審琦兵權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趙匡胤聽後不以為然，認為石、王這兩位老將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決不會反對自己。趙普則進一步做工作，說石、王這兩位老將缺乏統帥才能，日後肯定製伏不了部下，後果將不堪構想。趙普終於說服了宋太祖，罷了兩人的兵權。《筆錄》則更明確地記述道：相國趙普屢以為言，宋太祖“於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舊相樂”，最後讓他們“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勿議除替”。事隔半個世紀，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在《涑水紀聞》（以下簡稱《紀聞》）中，對此事的記載則更為詳細。書中記載，在宴會的第二天，趙匡胤的部將個個心領神會，“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
上述三種記載，矛盾百出。首先，《談錄》只講罷石守信、王審琦二人的兵權，並無設宴請客這一情節。而《筆錄》記載罷去兵權的宿將，除了石守信、王審琦外，還有其他幾位將領，並增添了太祖設宴與宿將“道舊相樂”的情節。後世所謂“杯酒釋兵權”一說，基本上都出於此。《紀聞》則稱石守信、王審琦等皆被罷軍權，以散官就第，而又大事鋪張設宴道舊情節，繪聲繪影，恍如身歷其境，明顯不可能，距離當事人的時代愈遠，記載卻愈詳細，就愈是不可信。
其次，三書都說此事與趙普有關，但說法卻不一致。據《談錄》一書所記載，罷石守信、王審琦的兵權是宋太祖聽了趙普一次談話之後就決定的。但若根據《筆錄》所載，此事則是太祖在趙普多次苦諫之下才“不得已”而罷去他們的兵權。但若根據《紀聞》所記載卻是太祖、趙普兩人共同謀劃的結果，如此矛盾的說法怎么沒能成為史實，蓋棺定論呢。
第三，上述三種史料，對石、王被削去兵權後的出路，說法也各不相同，有的只說“不令石、王主兵”，有的說他們“尋各歸鎮”，有的則說他們“皆以散官就第”。
第四，關於“釋兵權”的內容史學界也說法不一，有的說是指罷石守信等四人典禁軍，有的則認為主要是為了削弱藩鎮勢力。
另外，“杯酒釋兵權”這樣一件大事，在北宋史官修的《太祖實錄》和《三朝國史》中卻未見一字。元末，史學家根據《太祖實錄》與《三朝國史》編撰而成的《宋史·太祖記》對此事也不著點墨，因而有學者認為這件事發生過的可能性非常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