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公問對》又稱《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問對》，或簡稱《唐李問對》、《問對》，是兵家著作。相傳是由唐初著名軍事家李靖編寫，是唐太宗李世民與李靖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
《李衛公問對》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內容相傳為記錄唐太宗和李靖關於軍事問題的問答。全書共分上、中、下 三卷：其中上卷四十問答，中卷三十三問答，下卷二十五問答，凡九十八次問答，約一萬餘字。在宋代神宗元豐年間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因為此書在史書《舊唐書》和《新唐書》沒有記載，故有人懷疑此書為後人託名之作。關於《李衛公問對》的作者與成書年代，歷史上學術界意見多有分歧，除了傳說是唐代名將李靖所著的看法外，主要的觀點大體有以下幾種：①宋人阮逸偽托之作。這一看法首先由北宋陳師道提出。②為宋神宗熙寧年間所輯錄的《衛公兵法》③唐太宗與李靖君臣之間多次討論軍事問題的言論輯錄。當代一些學者認為“阮逸偽托說” 不足據信，其書當是唐太宗與李靖之間探討軍事問題的言辭彙編輯要。④唐末宋初無名氏偽作。歷史上還有少數人以其書“淺陋狠俗”的理由，認為它既非李靖所著，亦非阮逸偽托，而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綴拾貞觀君臣遺事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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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軍事思想,奇正思想,奇正相變,示形與奇正,重要意義,
軍事思想
簡介
現存《李衛公問對》共三卷，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一萬餘字，記錄了唐太宗與李靖問答九十八條次。內容豐富，多聯繫唐以前戰例及太宗、李靖本人的親身經歷，參照歷代兵家言論，圍繞著奪取主動權、奇正、虛實、主客、攻守、形勢等問題進行討論，闡述其軍事思想。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書分別奇正，指畫攻守，亦易主客，於兵家微言，時有所得”。這一概括應該說是簡明扼要的。
從現存的《李衛公問對》來看，該書主要表現了李靖如下幾個方面的軍事思想：
致人而不致於人
李靖說，兵法“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已”。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讓敵人受制於己方，而不讓己方受制於敵方。李靖在書中提出的奇正、虛實、攻守等，都是為了實現“致人而不致於人”的目的。也可以說，李靖的整套戰略戰術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設計的。客觀地說，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思想並非李靖的首創，在《孫子兵法》等兵書中都有反映，但都沒有李靖強調得這么突出。
奇正思想
“奇”與“正”是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一對重要範疇。自從《老子》提出“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後，《孫子兵法》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的觀點，其他各兵家都對奇、正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釋。《李衛公問對》對這一問題的貢獻和發展表現在：一是進一步充實了奇、正的內容，認為奇、正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例如，它認為，對敵進行政治聲討是正，進行軍事打擊是奇；公開出兵是正，奇襲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禦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禦方向是奇；前進為正，後退為奇等等。二是提出了“正亦勝，奇亦勝”的思想。《孫子兵法》曾提出了“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而《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善於用兵的人，無處不是正，無處不是奇。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運用奇、正，只要運用得巧妙，用正兵也能勝，用奇兵也能勝。它說：“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這就對《孫子兵法》中“以正合，以奇勝”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不再局限於“以奇勝”了。
奇正相變
在《孫子兵法》中，孫武已經論述到了奇、正之間的相互轉化，《李衛公問對》進一步說明了這一問題。它認為，如果把奇、正看成是相互分裂的兩個方面，“奇正素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那將是十分錯誤的，這是不懂得“奇正相變，循環無窮”的道理。所以，作為將領，“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斗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僅有奇或僅有正，都有偏頗，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加以變化，才是完美的。
示形與奇正
所謂“示形”，就是將真實的目的、意圖、行為藏而不露，讓敵人看到的是假象，以達到欺騙敵人的目的。這一思想最早也是孫子提出來的。《李衛公問對》則把“示形”與奇、正聯繫起來，認為“示形”，就是用奇兵迷惑敵人，而不是用正兵。它說：“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通過“示形”，也就是把奇兵變為正兵，把正兵變為奇兵，“變化莫測”，使敵人不知虛實，無法了解真實情況。五是把奇正同虛實聯繫起來。“避實擊虛”是《孫子兵法》的一個重要思想。《李衛公問對》也極其重視虛實問題，它說：“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它並且把虛實同奇正聯繫起來，說：“奇正者，所以致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它還把奇正與分合聯繫起來，認為在其兵力使用上，不能過分分散，也不可絕對集中，而應“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由上可知，奇正問題雖非李靖首先提出來，但他確實是有發展的。
攻守一法因情而動
《李衛公問對》的這種思想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攻守“同歸於勝”。它說：“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於乎勝而已矣。”這就是說，相對於防禦而言，進攻是防禦的轉機。防禦對於進攻來說，是一種手段或策略。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取得勝利，殊途同歸，是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的。它認為，在戰爭中，敵我雙方往往是一方處於守勢，另一方處於攻勢，反之亦然。它說：“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因此，不能把攻守看成是兩種相互分割的作戰形式，“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其二事，抑又二其官”。這就是說，在作戰中，如果進攻時不知防守，防守時不知進攻，這樣，不僅會把攻守看成是相互分割的兩個方面，而且也會把它們看成具有兩種不同的目的。這就違背了“同歸於勝”的原則。二是對《孫子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的思想提出了新的解釋。
曹操在給《孫子兵法》作注時，把“守則不足，攻則有餘”這一思想解釋為“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這主要是從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來說明攻和守的。《李衛公問對》則認為：“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又說：“‘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守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李靖強調的不是己方力量的“不足”和“有餘”，而是認為攻守與“敵未可勝”和“敵可勝”的關係。也就是說，當“敵未可勝”時，即使我力量有餘，也不應盲目進攻，而要防守；相反，如“敵可勝”，即使我方力量不足，也要進攻而不應防守。這就把攻守策略的實施取決於己方力量轉變為取決於是否有機可乘或成敗的機率。同時，《李衛公兵法》強調要因情變化，將帥要根據戰場上的情況，使敵“變主為客”，使己“變客為主”。當然，攻守中還要注意“心戰”，進攻時，不僅要“攻其城，擊其陣”，還要攻敵之心，瓦解士氣；守時，不僅要“完其壁，堅其陣”，還要保持旺盛的士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