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李世農
- 別名：原名王者俊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河北省巨鹿縣
- 出生日期：1911年
- 逝世日期：2006年
- 職業：原安徽省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 畢業院校：河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李世農同志1931年春天，李世農擔任冀南地區共青團組織部部長，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現為邢台學院）領導學生運動。李世農以校學生會會長的公開身份（他在四師的秘密身份是團支部書記），籌劃學生鬧學潮， 抗議校方剋扣學生一伙食。學潮過程中，作為領導者的李世農被反動當局無理扣押，後經黨組織的營救，李世農出獄。出獄後至1934年底，先後任河北省大名縣團中心縣委書記，共青團北平市委組織部長，共青團唐山市委書記、組織部長，共青團中央交通員。1934年11月25日在上海被捕，關押在國民黨南京陸軍監獄。1937年8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1937年11月任中共皖中工委書記。1938年4月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委員、組織部長。1939年4月任中共皖東省委委員、組織部長，1939年7月兼任中共皖東津浦路東工委書記。1940年6月任淮南津浦路東地委副書記、書記。1945年10月任中共蘇皖邊區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華中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1946年10月任華中幹校校長。1947年1月任中共淮南工委書記，1947年7月兼任淮南支隊政治委員，1948年2月兼任中共淮南區委副書記。
1948年5月至1951年12月先後任中共江淮區黨委副書記，中共皖北區黨委副書記、組織部長，中共蚌埠市委書記、軍管會副主任兼市警備司令部政委。1951年1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委員、組織部長。1954年4月至1958年1月先後任中共安徽省委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副省長。
1958年1月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勞動；1962年7月徹底平反，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
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顧問委員會（籌）主任；1985年5月離休；他還是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2006年12月28日21時30分在合肥逝世，享年96歲。
人物生平
李世農原名王者俊，1911年生於河北省巨鹿縣；1930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後因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根據組織上的要求改名為“李世農”。
1931年春天，李世農擔任冀南地區共青團組織部部長，在邢台河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領導學生運動；李世農以校學生會會長的公開身份（他在四師的秘密身份是團支部書記），籌劃學生鬧學潮，抗議校方剋扣學生一伙食。學潮過程中，作為領導者的李世農被反動當局無理扣押，後經黨組織的營救，李世農出獄。
出獄後的李世農被組織上派到大名縣擔任共青團大名中心團委書記。不久，又奉調到設在北平的河北團省委機關工作。
李世農曆盡艱辛到了北平，用黨組織聯絡暗號在報紙上登了個啟事，很快與組織接上了關係，被分配到北平團市委當組織部部長，並在這個崗位上工作了半年左右。
按照當時的組織規定，在團市委工作的人都要先到基層鍛鍊。1932年2月，李世農報到後被分到門頭溝煤礦。在礦上，李世農與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勞動很苦，很累，很髒，上來後連個洗臉水都沒有，還常常吃不飽。李世農回憶說：“這才真叫打上了工人階級的烙印。什麼烙印?煤礦的煤灰吸到皮膚裡面去，時間長了，以後洗都洗不掉，何況當時就沒有水洗。所以後來到了北平後，人們一看就知道是從煤窯子裡出來的。”不久，他又被調往唐山煤礦。
唐山礦是當時北平地區五大煤礦之一，有5個礦區，但沒有團組織，只有幾個團員。唐山靠近內蒙古，當時上級提出的口號是：保衛蘇聯。向工人宣傳的內容是：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保衛蘇聯。於是，李世農就向工人宣傳這個口號，但多數工人聽不懂，也想不明白。李世農雖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多，但工作仍然開展不起來。這件事引起了李世農的深思。恰好此時日本浪人到冀中挑釁，乾盡壞事。工人們對他們十分厭惡憎恨。於是，李世農大膽地向省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建議將宣傳口號改為“反對日本鬼子”，誰知立即受到嚴厲批評，“因為保衛蘇聯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任務”，而他所說的則被批為“水平太低”，當即被撤銷了職務。
雖然省委認為李世農“水平低”，但對他還是很信任的，不久後便分配他一項很重要的新任務：擔任天津到上海的秘密交通，負責傳送省委給黨中央寫的報告。
1934年11月，李世農又一次從天津到上海，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整個局勢發生了變化，中央紅軍已開始長征，上海黨中央要給河北省委下達新任務。李世農到上海後，住進了黨組織安排的一個亭子間內，等待中央的指示。
可11月25日，大約是晚上9點鐘的時候，李世農正在亭子間裡讀書。突然，樓梯被大皮靴踩得咚咚響，他一聽覺得不妙，此時想脫身已經來不及了。果然，門被踢開，幾個法國巡捕一擁而進，把手槍對準李世農，大吼：不準動!並對李世農進行搜身，結果一無所獲。儘管當時沒有查到李世農是共產黨員的任何證據，巡捕們還是把他抓走了。李世農這次被捕的原因，是上海黨組織因叛徒告密被破壞，敵人從叛徒那裡得知中共河北省委來人的住處。當時，上海黨的機關設在法租界，那裡有法國人的巡捕房。法國人對中國共產黨沒有興趣，但與國民黨特務有聯繫。
這天晚上，李世農被關在一個既沒有門窗也沒有燈光的黑洞洞的小屋裡。過了幾天，他被法國人引渡到國民黨南京陸軍監獄。李世農所在的牢房共關了5個人，其中就有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過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和第一書記的劉順元，他是山東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當時在黨中央機關工作。劉順元文化水平高，政治理論水平高。李世農平生第一堂馬列主義理論課，就是劉順元在敵人獄中給他上的。李世農回憶說，他在獄中生活的第一個月里所受的馬列主義教育，比參加革命5年中學的還要多。
到了1937年8月，由於國共第二次合作，團結抗戰的局面初步實現，李世農被釋放出獄。李世農出獄後，黨組織對他進行嚴格審查，確認他在敵人獄中，多次遭到嚴刑拷打，鐵骨錚錚，堅貞不屈，又努力學習馬列主義，表現很好，便將他派到安徽，委以重任。
李世農到安徽的任務是開闢抗日根據地。當時經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皖中工作委員會，李世農擔任書記。後來因為工作需要，黨的工作機構調整，李世農先後被調到皖東、淮南等地開闢根據地，歷任中共津浦路東工委書記、中共淮南工委書記等職，轉戰千里江淮大地，領導當地軍民與日本侵略者、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殊死的鬥爭，終於迎來了安徽全境的解放。
1949年4月，中共皖北區委員會成立後，李世農擔任中共皖北區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1952年中共安徽省委和安徽省人民政府成立後，擔任安徽省委組織部部長、副書記、書記處書記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等職。
在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李世農被“罷官”批鬥，備受凌辱。
1979年1月，李世農終於得到徹底的平反。在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邀請下，他以69歲高齡擔任中共安徽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為端正黨風和平反多年積累的冤假錯案日夜操勞。後又擔任省委書記、省政協副主席、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並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1983年，出任中共安徽省顧問委員會主任；李世農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發展安徽，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衷心擁護鄧小平提出的廢除幹部終身制的主張，積極支持省委大膽使用中青年幹部，主動要求退出省委領導崗位，提前離休，在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上，為全省各級領導幹部做出了榜樣。
李世農在1985年離休後，仍然十分關心黨和國家的大事，關心人民民眾切身利益，特別是關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長，關心皖文化的研究。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以樸素的語言，提出老幹部要“想大事，做小事，為黨為國分憂，為人民利益繼續奮鬥”。他多次說：“客觀形勢在發展，情況在變化，如果不注意多思考，就會出岔子，甚至會同黨離心離德。要注意學習，包括看檔案、讀書、看報紙、聽廣播，多關心黨和國家大事，多關心安徽的發展。多想大事，這樣才能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才能保持一個黨員的本色。”“當然，老同志畢竟年事已高，體力漸弱，難以負重了。但能夠做的工作還很多，調查研究工作、聯繫民眾的工作、有益於社會的工作，點點滴滴，拾遺補缺，看起來是小事，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這方面工作，老同志去做還具有優勢。”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他於1985年5月29日，倡導成立了安徽省省會老幹部關心下一代協會，被老同志們公推為名譽會長。1992年省關協改為省關工委後，李世農又應諸多老同志之請，擔任名譽主任。1996年7月，安徽省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鄭銳、歐遠方等老同志請他出任顧問，他欣然同意。他還擔任了黃山醫科大學顧問等一些社會職務。
李世農離休後擔任如此多的社會職務，並不是只掛個名，而是幹了很多實事。自全省關心下一代組織成立以來，每次重大會議和活動他都參加，並發表經過深思熟慮的意見。1988年12月12日，在省老幹部關心下一代工作座談會上，他語重心長地說：“關心下一代是大事，我們要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起碼把自己管好。把自己管好不容易。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腐敗現象，我們都深惡痛絕。但某些不良現象侵襲到自己身上時，我們有的老同志就感到很難辦。我認為有兩條標準應該堅決做到：一是按黨章做個合格的黨員，二是做守法公民。”李世農神情凝重地說：“老同志要從自己做起，從一件件具體事做起，為下一代做出榜樣。”李世農這一番話，得到與會老同志一片真誠的掌聲。
作為一位老共產黨員，李世農時刻保持著憂患意識。他在各種會議上，經常提醒人們要唱國歌，不但要讓孩子們會唱，還要讓孩子們懂得國歌的深刻含意。他說：“我是唱著《義勇軍進行曲》慷慨悲歌走向戰場同敵人戰鬥的。我親身經歷了抗日救亡和解放戰爭全過程，對於日寇的侵略和國民黨的腐敗專製造成的民族危機有深切的感受。所以，唱起《義勇軍進行曲》就產生了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危及我們事業的敵對勢力和問題依然存在，例如腐敗之風就來勢很猛，我們決不能高枕無憂，我們時刻都要有危機感，要有憂患意識。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國歌不僅現在要唱，今後還要繼續唱，一直唱到共產主義實現的時候。”現在，全省各級關工委在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都把唱國歌作為弘揚主旋律的一個重要措施。
1998年1月2日，《新安晚報》刊登了舒城縣貧困山區的6名女童因家庭生活困難而瀕臨失學的一篇報導。李世農夫婦看到報導後，立即決定要幫助其中的兩名女童繼續上學。兩位老人親自來到省婦聯，請他們幫助“認”了張輝、王小二兩個女孩子，並當場交上了第一筆助學款。這一年的春節，他的夫人方一清還代表李世農，冒著嚴寒，前往舒城山區看望這兩個女孩，並送去了書包和學習用品，鼓勵她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將來做一個對人民有用的女青年。”這兩個女孩，在李世農的資助下，念完了職業學校，如今都已經工作了。後來，李世農又資助了兩名岳西的女童。
作為模範黨員，李世農有著博大的胸懷和寬容的氣度。人們知道，反右派時他被錯誤地打成“安徽反黨集團首腦”，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並被送往農場“勞動改造”。在這件事上，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是有責任的。曾希聖后來也多次說過：“安徽出現的問題我要負主要責任。”可是，李世農始終不記恨曾希聖，他總是全面地歷史地看待這個問題。1993年11月13日，《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在合肥稻香樓召開審稿(討論稿)會議，李世農以顧問的身份參加了會議，並第一個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曾希聖同志是一個歷史人物，他的歷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安徽活動的歷史。通過給曾希聖同志立傳，可以總結多方面的經驗。我們黨的事業要前進，最需要的是認真總結經驗。對這個討論稿，我有四點認識：第一，這個稿子寫得較好，好就好在實事求是；寫了曾希聖同志的功勞，曾希聖是有很大功勞的，但曾希聖同志是有一些錯誤的，有的錯誤還比較嚴重。這樣全面地寫了曾希聖，符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第二，曾希聖同志一生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立了很大功勞。他最大的特點、優點，就是敢字當頭，他敢想、敢幹、敢闖，有不怕困難、不怕失敗、勇往直前的開拓精神。在那個年代他就有這個精神，這是很難得的。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好好學習，我們要用這種精神去開拓我們的各項事業。
第三，曾希聖同志在安徽工作期間，安徽各項工作有很大的發展，是他和省委一班人一起領導全省各級黨組織、廣大黨員、各級幹部和廣大人民民眾共同努力奮鬥的結果。功勞是他領導廣大人民乾出來的，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大家都有份。但是，安徽的工作當時有過嚴重的失誤。當然，曾希聖同志有責任，甚至可以說有很大責任。同樣，安徽的問題和失誤，也不是他一個人造成的，我們大家都有責任，省委領導集體有責任，我也有責任。現在這個稿子，對這一點寫得較好。
第四，為曾希聖立傳的目的是為了用歷史教育人。通過這本書，教育現在的各級領導同志，教育青年人，教育下一代，我們老同志通過讀這本書接受教育，保持晚節。
李世農發言一結束，全場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這使人回想起他被平反時說過的話，他說：“曾希聖同志，論年齡他是我的老大哥，論職務他是我的老領導，是我的良師益友。他突出的優點是眼光深遠，敢於改革，勇於實踐。關於反右派、餓死人的問題，我經過深思，覺得這是當時的政治大氣候造成的。……在那個時代大背景下，如果我處在曾希聖那個位置上，同樣也要犯錯誤，甚至可能要犯比曾希聖更嚴重的錯誤，我一直認為，對一個人的功與過，正確與錯誤，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一個黨員、一個幹部，一輩子不犯錯誤，大概是沒有的。是成績就要肯定，是錯誤就要承認。屬於個人的錯誤，就應該記在個人賬上，屬於集體的錯誤就應該記在集體的賬上。總的原則是，實事求是。經驗是寶貴的，錯誤也應該看成是寶貴財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另外，李世農任省委組織部部長時，對幹部要求特別嚴格。他多次對組織部的同志說，在省委組織部工作的同志必須堅決做到三條：一是提拔比別的部門要慢一些；二是評工資待遇比別的部門同職務的同志要低一些；三是犯了錯誤比別的部門犯了同樣錯誤的同志處理要重一點。當時的省委組織部確實就是這樣，可是大家工作起來心情卻很愉快。組織部得到廣大黨員和幹部的充分信任，這與李世農嚴格要求又以身作則是分不開的。有一次，召開全省各地、市、縣委組織部統計幹部會議，會上，有個別的同志發牢騷說統計工作位置不突出。李世農聽到這個反映後，便在做會議總結講話時，說了一段幽默但意義很深刻的話：“怎么突出呢?工作部門和幹部結構應該是科學的，符合實際需要的。這比如一個人的手，只能長五個指頭，多長一個指頭，既不好看，又不方便生活和工作。多長一個指頭是突出了，但不好。如果把這個指頭移在鼻子尖上，那是很突出的了，可那多么難看呀!所以，乾工作，尤其是乾黨的組織工作，不能要求突出自己的位置。大家說是不是？”至今，許多老同志還說，聽李世農的報告，既受到教育，受到啟示，又感到親切，感到溫暖。
按照李世農的資歷和級別，他是應該享受一幢小樓的居住條件的。但是，他卻一直住在公寓式的房子裡。省委辦公廳幾次請他搬遷，他始終堅持不搬。李世農說，現在國家還不是那么發達，艱苦樸素的傳統不能丟，何況我現在的居住條件比過去戰爭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比一般的工人尤其是未脫貧的農民要好得多，應該很滿足了。我在有生之年就住在這裡了。
1999年春天，李世農不慎摔壞了眼鏡鏡片，大家都勸他換一副新眼鏡，可他說換個新的鏡片，能戴就可以了，買一副新的眼鏡又得花很多錢。最後，只花了6元錢換了一隻鏡片。
李世農救助失學女童時十分慷慨，對待個人的生活卻如此節儉。他以一身浩然正氣、高尚風範贏得了人們的尊敬和愛戴。
李世農同志於2006年12月28日21時30分在安徽省合肥逝世，享年96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