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最後一個漁佬兒
- 原作：李杭育
- 類型：小說
- 出版社：《小說月報》
- 所屬文庫：小說月報
- 出版期間：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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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漁佬兒簡介
小說是在當時“文化大討論”的背景下出現的。這次文化反思的特點，是用現代意識對傳統文化進行觀照，重新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核心，以尋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支點，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徵。從這個角度看，小說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但值得置疑的也正在此。
正如小說題目所示，作者意圖把主人公福奎塑造成“最後一個漁佬兒”的典型，以此代表一種愚頑守舊、行將就木卻偏不識時務的“多餘人”，代表一種妨礙新生活變革的歷史惰性。而這正是當時情境下意識形態對文學的權力要求。在小說中，作者通過福奎/大貴；江上/岸上；滾釣/漁塘；船上的馬燈/濱江大道的“火龍 ”（街燈）等一系列能指的二元對立來貫徹和體現這種要求。
前者代表傳統、落後、守舊，是處於邊緣位置的“他者”；後者代表現代、文明、進步，是處於話語中心的“主體”。前者依賴、屈從於後者，後者則支配和擠壓前者。上述二元對立經過作者精心編寫和細密縫合，其合法性得到確立，體現了作品的主題：一方面現實一片光明，前景輝煌，改革和進步的車輪不可阻擋；另一方面現狀仍有不令人滿意之處，極少數守舊力量妨礙歷史進步，但這無礙大局，因為他們只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正在走向沒落。“最後一個”的題意於此顯現出來。
《最後一個漁佬兒》-鑑賞
《最後一個漁佬兒》
小說中，作者採用了許多敘述策略來強化這種二元對立。
一方面是葛川江漁民在現實的強大擠壓下潰不成軍，紛紛“上岸”轉換角色，成為“莊稼佬”；另方面是福奎“偏逞強、充好漢”，甘願忍受“最後一個漁佬兒”的孤寂。
對於小說的開篇和結局，作者也頗費一番苦心。“太陽落山的當兒，福奎想起該去收一趟滾釣了。”故事一開始就籠罩著一層陰暗的氣氛，在這種背景映襯下主人公出場亮相，從岸上走向江邊，從光明走向黑暗，也走向沒落。作為照應，結尾又重現了這個場面：福奎離開“那一溜恍如火龍的街燈”，來到江邊，藉助馬燈的微弱燈光把船劃向江心。
無論是從思想蘊含還是從藝術特徵來看，《最後一個漁佬兒》在“葛川江系列”中都具有典型性。
人物形象
漁佬兒們紛紛上岸改行了，他卻仍然在江里打魚。而且不用網去捉那些小魚，只用滾釣釣大魚。雖然大魚已經很少很少。他只願意靠這種古老的生產方式活著。本是用來釣大魚的滾釣釣上來小魚的時候，他感到羞恥；有意外收穫的時候，為了不敗手氣他便不再繼續收釣。這些都是漁佬兒們的傳統心態。在對待大貴的態度上，他既沒有絲毫現代人的圓滑，又不願意壞了漁家不轟客人出門的老規矩。這實際上是傳統的道德觀念在起作用。這種對傳統生存狀態的忠誠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因此而貧窮——別人都蓋起大瓦房、買了拖拉機的時候，他還住那樣的爛草棚子，甚至身上的褲衩還是阿七給他的；他因此而孤獨——所有的漁佬兒都上岸了，沒有人給他作伴，連那個苦苦等了他10年的阿七也跟了別人。但儘管這樣貧窮、這樣孤獨，他也不願去味素廠做那個生活安定、有固定收入的差使。正像小說最後寫的：他寧可死在江里，如果死在岸上他會覺得很丟臉。他甚至把本是用來釣魚的蚯蚓撤到江里餵小魚。顯然，對於柴福奎來說，那種傳統的生存狀態既高於金錢，也高於那個相好了10年的阿七。但小說告訴我們：這最後一個漁佬兒失敗的命運已經難以改變。不僅隨著工業污染的日益嚴重江里的魚越來越少，他將無魚可打，就是他用的那種釣鉤，也沒有人生產了！
做這種釣鉤的大老胡死了，3個兒子都進城當了工人，胡家做釣鉤的祖傳手藝已經失傳。可以說，和福奎作對的不是一人一事，而是整個現代工業文明，小說正是通過福奎固守的那種古樸的生存狀態與工業文明的對立，揭示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內容。固然可以責備福奎頑固、保守、趕不上時代潮流，但事情絕不是如此簡單。如果說他迫求的是人與大自然的交融與和諧，也是有道理的。隨著工業污染的加劇，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這已經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從這個角度看，福奎對傳統生存狀態的固守不是非常可愛、值得肯定的嗎？
現實意義
《最後一個漁佬兒》
在最深層的意義上說，這篇小說探討的是人的存在方式問題，也就是人的本質問題：人的價值僅僅體現在工業文明的高度發展上嗎？人類怎樣才能在發展工業文明的同時保持同自然的和諧、從而獲得完善的發展？福奎的追求實質上是代表了人類生存的某種必然要求，是構成人類本質的一種要素。說這篇小說否定工業文明的發展當然不符合事實，但它確實在為那種古樸的生存狀態的消逝而憂傷。這表現在小說的審美特徵上，就是那種留戀、淒涼的輓歌情調。這種審美特徵的形成首先得力於小說敘述的具有悲劇意味的事實——古樸、美好事物的消失或行將消失：福奎是葛川江最後一個漁佬兒，鰣魚是江里最後一條鰣魚，甚至那副滾釣，也可能是最後一副滾釣了！富有詩意的意境創造，是形成小說懷戀、淒涼審美特徵的另一主要因素。小說開頭寫到夕陽照在江面上像灑了一把簇新的金幣，福奎一個人劃著名小船在江上收釣；小說結尾又寫到福奎在夜幕籠罩的江面上獨自躺在小船里，一群小魚圍著他。這都容易使人聯想起中國古典詩詞的某些意境。渺小的人與博大的自然的對比，造成了一種孤獨感與蒼涼感。
特色
值得重視的更有小說中一再出現的關於“死”的描述，它們給全文罩上一層死亡的氣息：
“這條平底船比福奎的個頭大不了許多，躺下身去，每每叫他想到這傢伙做他的棺材倒挺合身的，再加上蓋就成。”
“橋的兩旁，河埠頭那些木樁上拴著好多漁船，橫七豎八的，倒像躺了一地死人。”
連關心他但不理解他的阿七也這樣數落福奎：“只指望你……日子過得像個人樣。可你偏不聽，偏逞強、充好漢，像守著你爹墳似的守在江里……”
結尾處，福奎把船劃到江心，懶洋洋地躺在船板上，“他想，要是死的時候也能這么安安穩穩地躺著，那就好了。他情願死在船上，死在這像個嬌媚的小蕩婦似的迷住了他的大江里。死在岸上，他會很丟臉的……而死在江里，就跟死在那蕩婦懷裡一般，沒啥可抱屈的了。”
福奎之所以否棄“岸上”而選擇“江里”，並且渴望死在船上、死在江里，不僅是因為福奎從十四歲就開始出沒於江中，必須依賴打漁才能維持生活，而且是因為，他“仿佛天生就是個漁佬兒”，江於他有一種天然的親和性，構成一種屬人的適宜他棲居的空間，那一群圍繞著他的小船的小雞毛魚，使他感覺“仿佛蝦兵蟹將簇擁著龍王”。只有在江里，他才能找到自我感覺，才能自由自在地呼吸，他的靈魂才能得到安息。
反之，處於主體、中心位置的“岸上”卻與他格格不入，呈現異在的對立狀態。那裡有大貴的公開敲詐，有官法的欺橫霸市；工廠里大量排出廢水把美麗的葛川江糟蹋得面目全非，魚兒死光，魚佬沒法生存；工廠里的人們“照著鐘點上班下班，螺螄殼裡做道場”，幹著“憋氣的活”，簡直是在“受罪”。
簡言之，福奎看出了現代性對人性的強大擠壓和摧殘，它的存在要以自我的喪失為代價。福奎看出了現實的荒謬，但他不逃避，而是泰然受之，勇敢地承擔其全部後果及其悲劇命運，甘當“最後一個漁佬兒”，換言之，做一個葛川江活著（按：這兩字下原有著重號）的見證。因為他深知，有江才有魚，有魚才有漁佬兒；反之，只要漁佬兒活著，那么江里的魚也活著，江也必然是活著的。而“最後一個漁佬兒”的死亡，同時也就意味著魚的死亡和江本身的死亡。福奎把葛川江視為他的“墳”，其深意於此呈露。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寫道：福奎用“也許是葛川江里最後一條鰣魚”捉弄和氣跑了趾高氣揚飛橫跋扈的大貴，懷著一種幸災樂禍的心情將這事繪聲繪色地向阿七作了一番描繪（通過阿七的眼光，作者描寫此時福奎的臉上現出“孩子氣的興奮”），然後就主動地、義無反顧地離開“岸上”走向“江里”，走向邊緣、走向沒落從而也走向死亡。如果說這是一次放逐，那么它不是“主體”對“他者”的放逐，而是“他者”悲壯的自我放逐。
這確乎是一個悲劇，但它並不表現崇高，反之具有一種荒謬的意味。通過福奎這個形象，讀者最容易聯想到的人物不是庫柏小說《最後一個莫希乾人》里的老酋長秦加次固（儘管作者從題意上給出了這種聯想的線索），而是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從某種意義上說，福奎正是荒謬哲學的踐履者。因此，福奎既是“最後一個漁佬兒”，又是“最後一個西西弗斯”。尷尬的是，李杭育的本意是想為生活的落伍者唱一曲“輓歌”，卻沒想到唱跑了調，自己筆下的人物最後逸出作者的框范，成為一個無法歸類的名符其實的邊緣性和荒謬性的人物。
《最後一個漁佬兒》-作者簡介
李杭育（1957--），山東省乳山縣人，生於浙江杭州。國中畢業後下鄉插隊，當過汽車修理工。1977年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1979年開始發表作品。他是國家一級作家，80年代初期“尋根派”中體現越文化精神的代表作家，曾當選為杭州市作家協會主席，創辦過《鴨嘴獸》刊物，現為浙江理工大學文化傳播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