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00年6月26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三十日酉時),出生於浙江省浦江縣蔣畈村(現為蘭谿市梅江鎮)。
1904年——1911年,在父親曹夢歧先生創辦育才學堂學習畢業。
1915年——1921年,考進浙江省第一師範學習畢業 , 師從單不庵、
陳望道等。
1922年——1937年,在上海各中學大學任教,期間奮發投稿並創辦積極報刊《濤聲》,踴躍活動於上海文學界,與
李公朴、
史良等為救國會領導人之一。1927年與
魯迅相識後成為文友 。
1937年——1945年,為
戰地記者,1938年4月7日“
台兒莊大捷”由其先發。同年受
中央通訊社聘任為戰地特派員。1939年在皖南相識葉挺,
陳毅將軍。1941年受
蔣經國委託,創辦《正氣日報》等。
1945年——1950年,在上海各大學任教,拒台留陸迎接解放。
1950年——1972年,在香港有關報刊謀職,並創辦《新生年代》、《熱風》、《循環日報》等刊。期間數次回大陸,受到
毛澤東、
周恩來、陳毅多次接見。1972年7月23日病逝於澳門。按周恩來總理指示“葉落歸根”,安葬於南京雨花台側
望江磯。後移葬至上海福壽園陵園。
人物生平
曹聚仁(1900-1972年),字挺岫,浙江省浦江縣南鄉蔣畈村(今屬浙江蘭谿市)人。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五四運動中任學生自治會主席,主編《浙江新潮》。
1922年來到上海,創辦滄笙公學,並在愛國女中任教,於《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長期撰稿。1923年5月,與柳亞子等人成立“新南社”,並成為章太炎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學術圈聲名鵲起。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曹聚仁和朋友們創辦《濤聲》、《芒種》等刊物,為《社會日報》寫社論,為《申報》副刊《自由談》撰稿,再次成為上海望平街的活躍人物,與魯迅等交往甚密。1934年與陳望道等合編《太白》期刊,任《太白》月刊編委。1935年,主編《芒種》,反對以林語堂為代表的論語派,魯迅主動投稿予以支持。同年,他與鄒韜奮、沈鈞儒等成為抗日救國會11名委員之一。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曹聚仁“脫下長袍,穿起短裝,奔赴戰場”,開始“書生有筆日如刀”的戰地記者生活。由於他對淞滬戰場出色的現場報導,不久被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聘為戰地特派記者。曾首報台兒莊大捷和首次向海外報導“皖南事變”真相,1941年,在江西贛南的蔣經國邀其創辦《正氣日報》,任總編輯,使該報成為當時東南三大報之一。抗戰期間,他巡遊東線戰場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寫下了大量的新聞報導、人物通訊和戰地雜感,廣為《
東南日報》、《前線日報》、《大剛報》、《立報》(香港)、《星島日報》(香港)等報刊登載,部分內容甚至編入戰時教科書。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論功頒獎,曹聚仁獲得“雲麾勝利勳章”。他重新回到上海,過起編報、教書的生活。他起初負責《前線日報》編務,後因國共關係愈加複雜,導致言論、報導無所適從。便把新聞工作重心轉移到香港《星島日報》。作為《星島日報》的外勤記者,這份境外報紙為其采寫和發表通訊提供極大便利。從此,他迎來了新聞生涯中“偉大長篇通訊的黃金時代”。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即與商務印刷館的
王雲五先生會晤,透露自己準備編寫戰史的計畫。1946年夏天,曹聚仁蝸居上海家中,埋頭撰寫《中國抗戰畫史》,舒選配圖片,半年時間完成編撰工作。1947年5月,《中國抗戰畫史》由聯合畫報社正式印行。
1950年,曹聚仁赴香港任《星島日報》編輯,並主辦《學生日報》、《熱風》,還為新加坡《南洋商報》寫特約文章,1959年後同林靄民合辦《循環日報》、《循環午報》、《循環晚報》。在此期間,曾擔任國共特使頻繁往來於海峽兩岸。
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門逝世,周恩來總理蓋棺定論稱讚他為“愛國人士”,並指示“葉落歸根”。骨灰送至南京,安葬於雨花台側望江磯。後移葬於上海福壽園陵園。
主要作品
作品有論著《文史討論集》、《國學概論》、《國學大綱》,散文集《我與我的世界》、《今日北京》、《
萬里行記》、《文壇五十年》、《北行小語》,報告文學集《採訪外記》,《採訪新記》、《
魯迅評傳》,輯有《現代中國戲曲影藝集成》等編著共近70種,約4000餘萬字。
人物軼事
單《
魯迅全集》《書信》就收了魯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魯迅逝世時,曹聚仁集魯迅詩意寫成輓聯:
文苑苦蕭條,一卒彷徨獨荷戟;
高丘今寂寞,芳荃零落痛余香。
為了更好地紀念魯迅和學習魯迅,曹聚仁與夫人鄧珂雲編印了《魯迅手冊》(1937年上海民眾圖書公司出版,1946年上海博覽書店重版),1956年,曹聚仁在香港又寫了《魯迅評傳》,1967年又編著了《魯迅年譜》,加上他所寫的回憶、研究魯迅的20餘篇單篇文章,字數總在百萬字以上。曹聚仁一生著作等身,卻經歷坎坷。據曹先生回憶,所作文字達四千餘萬言,結集出版的就有80餘種。曹先生1950年隻身赴港寫作謀生,直至1972年在澳門病逝。這樣一位著名作家、記者、文史大家,卻被忽視了三十餘年(自1950年至1983年,未出版過曹聚仁任何一種著作)。從1983年起
人民文學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第一本曹著《我與我的世界》之後,即有19家出版社出版了20餘種曹著,曹研專著有5種,台灣、香港近20年中,也出版了曹著近10種。
1999年6月26日,有關人士在北京發起成立了中國曹聚仁研究資料中心,經有關部門批准,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曹聚仁研究會於2000年3月在北京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
上海魯迅紀念館也先後成立了“曹聚仁文庫”,曹聚仁家鄉浙江
蘭溪更是創辦了曹聚仁學校、曹聚仁陳列室等,還將修復曹聚仁故居,建立曹聚仁紀念館等。曹聚仁的學術成果和他為兩岸和平統一事業而奔波的
愛國主義精神,日益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重視。2002年7月23日是曹聚仁在澳門逝世30周年,曹聚仁研究會積極籌辦系列研究紀念活動。
時下學界,已有許多人開始關注曹聚仁與魯迅關係及曹聚仁的魯迅研究成果。南京
李偉著《曹聚仁傳》(
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有“曹聚仁與魯迅”一題,以數萬言的篇幅,介紹了曹聚仁與魯迅的交往始末。另外
陳漱渝、古遠清、
李勇、趙敬立、
周國偉、房向東、
吳長華等都寫有研究或紀念專文。
曹聚仁把魯迅、
周作人周氏兄弟視為知己,與周氏兄弟同時保持著數十年的親密關係。周作人解放後在海外發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報》、《南洋商報》(新加坡)連載,最後結集出版的。此書稿的校對,也是曹聚仁承擔的。曹聚仁與周作人的往來書信多達300餘封(1973年香港南天書業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輯、二輯))。正如
錢理群在《曹聚仁與周作人》一文中所說:“或許‘曹聚仁與周氏兄弟的關係’將給人們提供一個理解曹聚仁思想、學術以及性格的複雜性與豐富性的極好視角。”
魯迅寫給曹聚仁的信,收在《魯迅全集》的《書信》中,讀者較為熟悉。而曹聚仁寄給魯迅的二封信以及寄給
許廣平的一封信,卻鮮為人知(其中兩封雖已收入
周海嬰編的《魯迅、許廣平所藏書信選》,
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出版,但印數太少,流傳不廣)。今將這三封信按時間先後抄在下面,以饗讀者。
另一種蜜蜂
羅憮先生:
讀了先生所開示的兩個意見,恍若有悟。
打胡聖人胡博士胡適之先生(本該依北例稱大人,依南例稱老爺;這幾天,有人去訪胡聖人的,下人總說老爺不在家。)說起罷,天字第一號來路貨,文哲科玄無所不通,尤其通政治經濟、一副愛國愛民的熱腸,一股獨立不倚的精神;自然羅,這是比
義大利蜂還要名貴的美國蜂!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吃稻漿之類:他雍雍穆穆,穿燕尾服進膳堂,吃“庚款”,吃“委員廉”,吃“板
稅”;“庚款”有如枇杷花蜜,“委員廉”有如苜蓿花蜜,“板稅”有如梔子花蜜,一年四季,吃得飽騰騰。和美國蜂一樣名貴的,還有六陸蜂和英國蜂,差一點的還有日本蜂;這些都是蜂種,都是替中國來釀蜜的。
蜂種初到中國,叫做洋狀元,據說洋狀元比菩薩還靈,所以不久一個個都成為偶像,胡聖人就是最大最大的偶像,有如蜂種中之龍種。龍種理合子孫振振,南邊北邊傳了一些龍種,叫做“學者”,能和胡博士一樣做《新考證學》,吃“教授廉”。其他那些蜂種,也在各處繁殖了一些學士之類;那些學士蜂,又在各處繁殖一些畢業生,--古名為“士”,今語為知識分子。外國蜂種一脈相傳,都是頂會釀蜜的好種。據說外國蜂種,都有架子,
哈佛架子,哥倫比亞架子,
牛津劍橋架子,至少有一個“近脫而滿”架子;所以我說外國蜂無論如何只去采蜜,不會去吃稻漿的。
至於“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涌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的情形,我直到看了先生的信,才豁然開悟的。不過那一定是學士蜂或畢業生蜂之類,外國蜂決不會有這樣荒唐,我敢以人格擔保。至謂外國蜂會去吃稻漿,我更抵死不能承認。君不見胡博士寫寫意意又遠渡重洋,出席會議,登台講學,比
馬融而威風,追
仲尼以布道,豈有天天吃枇杷花蜜的,會去吃稻漿嗎?
先生說:“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又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蜜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私心也未便苟同。蜂冬天缺糧的時候,養蜂的會用糖水去餵養,外國糖比蜂種還要多,何妨一批批借過來餵蜂種呢?
再等候先生的開示:專此,並候著祺
陳思 六月十九日
此信刊於1933年6月24日《濤聲》第二卷第二十四期(總第六十期)二、三版。在此前,魯迅有《“蜜蜂”與》“蜜”》一文,亦附錄於下:
“蜜蜂”與“蜜”
羅憮
陳思先生:
看了《濤聲》上批評“蜜蜂”的文章後,發生了兩個意見,要寫出來,聽聽專家的判定;但我不再來辯論,因為《濤聲》並不是打這類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燒蜂群,另有緣故,並非階級鬥爭的表現。我想,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會於蟲媒花有害,或去害風媒花呢,我想,這也是可能的。
昆蟲有助於蟲媒花的受精,非徒無害,而且有益,就是極簡略的生物學上也都這樣說,確是不錯的。,但是在常態時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為了采粉或者救飢,在一花上,可以有數匹甚至十餘匹一涌而入,因為爭,將花瓣弄傷,因為餓,將花心咬掉,聽說日本的果園,就有遭了這種傷害的。它的到風媒花上去,也還是因為餓的 緣故。這時釀蜜已成次要,它們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則,便會“反動”。譬如蟻是養護蚜蟲的,但倘將它們關在一處,又不另給食物,蟻就曾將蚜蟲吃掉;人是吃米或麥的,然而遇著饑饉,便吃草根樹皮了。
中國向來也養蜂,何以並無此弊呢?那是極容易回答的:因為少。近來以養蜂為生財之大道,幹這事的愈多。然而中國的蜜價,遠遜歐美,與其賣蜜,不如賣蜂。又因報章鼓吹,思養蜂以獲利者輩出,故買蜂者也多於買蜜。因這緣故,就使養蜂者的目的,不在於使釀蜜而在於使繁殖了。但種植之業,並不與之俱進,遂成蜜多花少的現象,鬧出上述的亂子來了。
總之,中國倘不設法擴張蜂蜜的用途,及同時開闢果園農場之類,而一味出賣蜜種以圖目前之利,養蜂事業是不久就要到了絕路的。此信甚希發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專此,順請著安。羅憮
六月十一日
刊於《濤聲》第二卷第二十三期(1933年6月17日出版)三版,並收入魯迅《三閒集》和《魯迅全集》。
曹聚仁致魯迅
魯迅先生:
我要寫寄先生的信,這是第三封。前二封,有一封是在
西湖上寫的,知道先生正在病中,我不應該以個人精神上的苦悶來麻煩先生,終於擱著沒發。近讀先生復懋庸的信,知道先生已康復了。
我的精神上的苦悶,自今春被出賣一次以後,自己總想找一出路;半年來決心多學習一點,也教多一點書,但其沒有出路還是依然,以前想訪先生談一談,即是為此。現在且不去說他。
先生復懋庸的信中,幾處提到《社會日報》;好象《社會日報》所載那些文壇訊息,頗有和懋庸等一吹一唱的痕跡,我想為《社會日報》向先生表白幾句。我和《社會日報》發生關係以後,頗想使它向上,勸靈犀②先生把第三版專刊文藝界訊息的地位改載國內社會通信,事實上雖未完全做到,文壇訊息的確逐漸減少了。而且我請他特別注意幾個熟人的訊息,格外慎重一點。我所以主張不刊文壇訊息,因為一則文人的花樣很多,知道利用新聞自吹自捧或攻訌別人,報中既無專人採訪,道聽途說的十有八九不可靠;二則文人的吃飯睡覺,相罵打架沒有告訴讀者的價值。先生所舉的那些訊息,當然有寫寄的人,不過我敢說決非《社會日報》的珍聞,大概市場中有此傳說,寄稿的人就有此新聞,未必有什麼作用罷?我自己絕對不寫文壇訊息,懋庸也從來不曾寫過,這一點,請先生諒解一點。
上半年,我是給功課忙得昏天黑地,近月則心亂如麻,百凡不安定;幾乎變成“不知有漢,遑論魏晉”。和懋庸同處一屋,一月間也難得碰頭。上月末,有一天懋庸說要寫一封信勸勸先生,勸先生不要被別人包圍,又說先生在病著,不寫了罷,我因為對於這回爭論全未留心,不曾問下去。看了《作家》,原來他畢竟把信寫了。這樣惹是非的信,假使我知道,一定要勸他不寫;因為他曾勸我不要小孩子脾氣,叫我要沉著慎重,我受了“直諒”益處,我也應該以直諒答直諒,勸他沉著慎重的。先生把原信和覆信一同刊出來,我的私意不敢苟同;年輕的人有許多見不到的地方,當作私人通信開導一番,其益處比公開的好得多。氣量有廣狹,有些不必有的是非,先生還得為年輕的人包含一點。懋庸說我不懂世故,但他雖少年“老”成,也是這樣不懂世故。信中說
胡風性詐黃源行諂那幾句,該打百下手心。人間何處不相逢?這樣破了臉,真會終身切齒成仇呢!原信一刊出來,似乎兩面都不能收場;在我不懂事故的人看來,倒是給另外一些人拍手的。
謝謝先生的《死魂靈一百圖》③,那么精美的圖畫!這句話是在前二封信上的,擱了許久了。
祝先生健康!
曹聚仁謹上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
一星期以後,由內山轉奉棗酒一壇,據中醫說是補神的,我不必在懂得醫理的人前面說謊。
①《魯迅日記》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七日記載:“得曹聚仁信”,即指此信。
③《死魂靈一百圖》,即《死魂靈百圖》。魯迅蒐集、整理並自費出版。內收俄國畫家阿庚所作的百圖,梭柯羅夫所作的十二圖等。
曹聚仁致許廣平
奉教敬悉。
魯迅先生的來信,我早想奉上;因為友人借去一張詩稿,沒有還來,一直拖延到現在,抱歉得很。
保存在這冊子中的,共二十三封。此外還有十七張很簡單的信不粘上了。次序有點亂的,請先生再選擇一下;其中有的是犯忌諱的,弟意為不用為妥,請先生斟酌。
常州(小浮橋二號)友人
楊霽雲兄也有許多
周先生的信,不知寄來了沒有?
紀念周先生的基金,我自己想湊一筆整數,那幾篇紀念文字所得的稿費,共十八元。另外或者可以多湊一點上去,不知最後截止期是什麼時日?
俗話說得好,只能讓時光來勸解個人的哀痛,先生自己多多珍重。
弟聚仁頓首
一九三七年三月卅一日
2005年1月6日於北大吉永莊尋根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