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意義
美國首都
華盛頓是美主要智庫的集中地,智庫又稱思想庫,不僅是美國政策思想與對外戰略的重要發源地,也是美國社會與政府(包含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紐帶與旋轉門。專家學者在智庫與政府之間來回穿梭,今天的政府官員與政策制定者,往往就是昨天的智庫專家;而今天的智庫
專家,很可能明天就搖身一變,成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執行者。美國的智庫為數眾多、機製成熟,對政府決策與公眾輿論的影響非常大,在美對外關係中更是舉足輕重。因此,有關國家與地區相當重視對美智庫的研究與交往,有意識地把“智庫外交”納入對美外交之中,長期經營,以圖影響美相關決策。
美國智庫的國際化與
全球化程度很高,其中包括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與留學生,智庫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外交舞台,有時甚至還是外交鬥爭與較量的陣地。在智庫舉行演說、作報告,及時闡述中國政府的政策立場或中國研究機構的觀點看法,有助於影響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聽眾,給外界留下深刻與良好的印象,有助於主動塑造與不斷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加中國政府及其政策的透明度、親和力、感染力與說服力,也有助於增加外界對中國的了解與尊重。
中國因素
對美國智庫業的興旺發達印象深刻,但也強烈地感受到,與“中國因素”在
國際關係中日益突出形成鮮明對照,在美國智庫中的“中國聲音”、即來自中國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的聲音仍然相當有限,與日本、韓國等鄰國相比,這一情況很是突出,值得引起國內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所謂來自中國的聲音不大、不響、不夠,主要指由中國專家學者或政府官員來美國智庫作報告、進行主題發言、擔任主講人的非常少,在關鍵場合、關鍵時候、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凸顯時,難以及時與充分聽到中國的聲音,這與外界對中國的期待、中國實際發揮的國際作用相比,的確很不相稱。就近期而言,似乎只有中央外宣辦蔡武主任在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作過一次關於我和平發展道路的主題演講。
存在問題
1、相關實力與水平的相對欠缺,尤其是比較缺乏熟練運用外語進行國際交流的能力,特別是口語表達、聽力、快速反應、良好的心理素質、對國際問題本身與中國外交政策的準確把握等,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專業訓練;
2、主觀認識上對智庫重視不夠,更多的精力放在與
政府打交道上,缺乏“智庫外交”的意識與長遠的戰略眼光,缺乏長期經營的思想,缺乏必要而充分的投入與扶持;
3、思想上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認為“行勝於言”,“沉默是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仍然不太習慣於對外“推銷”自我;
4、
體制機制制約與交往渠道不暢的原因,包括在人員與項目申請、審批、派出、接收等方面有待加強跨部門的統籌協調,欠缺與美國智庫的對接交流,國內智庫
運作模式的封閉陳舊,國內智庫業的整體素質不高,主動“走出去”與“請進來”還很不夠;
5、對外交流無的放失、沒有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得要領、事倍功半,不少項目停留於低水平重複上,收效有限。
巨大潛力
“智庫外交”不僅是大外交的重要環節,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載體,也是外宣工作的重要內容,還是多方蒐集情報、準確研判形勢、及時制定有效對策的重要渠道,更是培養高層次外交外事人才、鍛鍊隊伍的重要方式。面對“中國因素”日益突出與“中國聲音”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有關部門應增強“智庫外交”、尤其是對美“智庫外交”的戰略意識,將其納入大外事、大外交、大外宣之中,有的放矢、加大投入、長期經營,以儘快跟上去、見成效。
1、加大對中國對外智庫及其人才的資助支持,建立與完善從事“智庫外交”中高級人才的培養機制,對中國智庫外派人員增加
經費補助;
2、作為中國開展“智庫外交”的主力軍,國內相關智庫應完善與美國主要智庫之間的交流機制,包括相互派中短期訪問學者、共同開展課題研究研討等,進一步增強合作實效;
3、國內各有關部門應及時與定期、不定期地派高級官員來美國重要智庫進行專題演講、“作報告”,就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中國
外交、中國政治經濟的重要舉措等,如“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朝核”問題等,主動對外闡述,不僅及時溝通、有效增信釋疑,而且不斷改善中國在外界心目中的形象,進一步增加“中國聲音”,準確傳送中國的觀點與主張,增加外界對中國的了解,有效減少對華疑慮與擔憂。
4、國內相關政府官員對美國智庫演講,不能光停留在我大政方針與大原則上,還應更多觸及中國面臨或外界普遍關注的現實問題,更加重視對方聽眾的感受,增加演說、研討的現實針對性,避免泛泛而談、空洞無物、大而化之,從而改進與增強“智庫外交”的成效。
峰會議題
峰會的主要議題是全球如何走出金融危機,恢復世界經濟成長之策。應邀人員中不僅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和歐盟委員會前主席、
義大利前總理普羅迪等各國前政要,還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桑頓、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總幹事高銳、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秘書長素帕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加藤隆俊、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尤努斯、蒙代爾等國際知名經濟學者人。
峰會是它首次在全球範圍內亮相,人們更習慣於將其稱為“國經中心”,前者被看作民間智庫,而後者被認為是官方智庫的代表。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國際
經濟交流中心還被賦予更多“經濟外交”的使命,它把30多家國際頂級智庫、100多名各國前政要、諾貝爾獎得主、全球500強CEO請到了北京。
主要職能
與社科院、國研中心等長於經濟理論、國內經濟研究不同,國經中心顯然更注重國際經濟,結合國內經濟走向展開對策性研究,而眾多在部委擔任要職的官員則可以把握火候將研究成果直接報送中央高層。 新成立的國經中心在資金來源上,除財政撥款500萬元開辦費外,還以基金董事會的形式吸收國企、民企、外企等資金,以保障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儘量使“研究成果不受任何贊助方的影響,也不會為哪家
企業說話”。
一個現象頗具意味,為突顯這一“民間”色彩,此次峰會的舉辦地點既不是傳統的國務院大禮堂,也不是“老面孔”釣魚台國賓館,而是在更具商務與外交色彩的中國大飯店。長期對智庫
研究,同時也是一家民間智庫負責人的仲大軍認為新亮相的國經中心依舊 “官方”色彩濃厚,“籌集的大多是國有資產,從人員到模式和社科院並無區別。”仲大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峰會上聲音眾多,但是中國民間的智庫卻整體缺席。
智庫類別
根據資金來源,當前中國的智庫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政府專門成立的機構;第二類是獨立經營的民間智庫;第三類是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型;第四類是掛在大學名下,由國外資金資助的智庫。獨立性是每一家智庫所追求的,但資金卻決定了智庫所能提出的觀點。
智庫並沒有真正的獨立可言,在智囊團你認為自己是獨立的,但實際上你不是完全獨立的,因為智囊團也經常受制於某些利益集團。但在你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可以保持較高程度的獨立性。民間智庫很弱小,影響力也小。人員比較少,設備也比較差,雖然有時候研究成果不錯,但是沒有市場模式,研究出來的東西沒人買。 國經中心試圖做一些新的嘗新。美國政府很多高級官員來自於智庫,卸任後又重新返回智庫。
基辛格進入白宮前曾任職於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而離任後又回到智庫工作。這種政要與研究者之間變換這種模式如同‘旋轉門’,使智庫真正遊刃於政界、商界和學界,對政府決策、公共輿論有直接影響力。
智庫的聲音有時更具說服力,而中國多年來缺少政府之外的智庫與國際智庫溝通,急需建立這一全新的公關渠道,塑造中國軟實力,掌握國際話語權。中國經濟交流中心的未來角色不會局限於智囊團,“交流”二字透露出的是更多的經濟外交信號。仲大軍認為,“向外推銷中國模式”,《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北京倡議》可能僅僅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