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治藏政策，是指明、清兩代對西藏的治理各有長處和特點，都有其歷史必然性。明朝對西藏的政策主要是招附、賞賜、多封眾建、政教合一，在基層則推行都指揮使司和衛所制度，軍政合一，對藏族地區未派駐大臣督管、也未駐兵。清廷治理西藏地區,經歷了清初以蒙治藏,到康熙末年、雍正年間開始的直接治藏的過程。在直接治藏過程之中,也有從臨時派出完事回朝、派員駐藏到定期駐藏等的發展歷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明清治藏政策
- 針對地區：西藏
歷史背景,治理方式,宗教利用,地方管理,軍事輔助,歷史影響,
歷史背景
明清兩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兩朝對西藏地區都進行了有效治理，治理策略上既有諸多相似又各具特色。文章試圖從宗教、政治、軍事三方面對比分析明清兩朝治藏政策之異同及特點，並探討其歷史必然性。
明、清兩代對藏區的治理採取了相對鬆散、柔和、粗放，也更為謹慎的政策。清朝則因勢利導，根據形勢變化和自身實力，不斷調整政策、完備制度、嚴密立法，治理手段越來越科學，政策越來越嚴密，越來越體現中央政府的絕對權威。冊封達賴喇嘛、設定駐藏大臣、設噶廈、確定金瓶掣籤制，以及頒布《欽定西藏章程》、建立正規藏軍等，均為前所未有的創舉。清代對西藏的治理頗為成功和出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統治地位。
治理方式
宗教利用
明清兩朝在定都之初，都面臨著嚴峻形勢。因在西藏治理中牽涉蒙藏僧俗各方的複雜關係，在充分考慮宗教在西藏地區的廣泛影響和良好信眾的基礎上，兩朝都特別重視宗教在凝聚民心、強基固本方面的政治作用。所以兩朝在對宗教的重視、尊崇、優待、利用宗教解決政治問題等方面都表現出驚人相似。但是由於歷史條件不同，二者在具體政策執行方面又有極大的差別。明朝“多封重建，輔以朝貢賞賜”，清朝則“獨尊一派，借黃教以安蒙藏”。
- 明朝“多封眾建，懷柔遠夷”
明朝初年，帕竹作為首個與明朝中央建立關係的地方政權，受到朝廷重視，成為西藏地方最大的政教合一勢力；止貢派和薩迦派勢力隨後也接受明朝中央的詔令，雖不如帕竹強大，但仍實力雄厚；噶瑪噶舉派偏居衛藏和康區不容忽視，新興的格魯派勢力也日益壯大。在如此局勢之下，明朝對各派都採取扶持、籠絡的政策，並未像元朝那樣厚此薄彼。自 1406年至1413年明朝中央將西藏地區五個地方政權的首領冊封為王。又分別於1407年、1413年、1434 年封噶瑪噶舉派僧人卻貝桑卜、薩迦派僧人貢噶扎西、格魯派僧人釋迦也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三大法王均無固定領地，無實際權利。雖互有高低，但互相併不統轄。明朝政府通過優崇宗教領袖來安撫西藏地方。
明朝對於要求冊封的藏族僧人一般來者不拒。並且，“為進一步強調冊封所包含的政治隸屬關係，明朝在冊封的基礎上又建立了與之配套的朝貢制度，要求西藏各地僧俗首領向中央朝貢，並回賜 3倍於貢物的財物”[1]。
- 清朝“獨尊一派，以安蒙藏”
清朝一改明代與各教派首領等距離聯繫的政策，選擇了“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的基本政策。皇太極時期就遣使西藏延請高僧並優禮西藏使團。定都北京後，順治至乾隆諸朝，一貫優禮和扶持格魯派。順治幾次邀請達賴入京，1653年五世達賴奉迎朝清，“上賜坐，賜宴”[2]卷七一待以殊禮。並且“請王依次設宴，就彼館舍款之”[2]卷七一接待極為隆重，賞賜極為豐厚。返藏途中，清政府冊封五世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2]卷七四。顯然是把五世達賴作為西藏宗教領袖予以正式冊封。1713年，康熙帝發布諭旨，冊封格魯派另一大活佛五世班禪為“班禪額爾德尼”，賜金冊金印。乾隆十六年（1751）清政府授權格魯派七世達賴掌政，正式建立格魯派“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權。可見，清朝復興黃教以安蒙藏的政策執行得很成功。
地方管理
明朝對西藏的施政主要是招附、賞賜、冊封五王、政教合一，在基層推行都指揮使司和衛所制度，軍政合一。明朝對藏族地區未派駐大臣督管、也未駐兵。總之，明朝對藏區的治理採取了相對鬆散、柔和且頗具彈性的施政策略。清朝則因勢利導，根據形勢變化和自身實力，不斷調整政策，主要採取了以蒙治漢、葛倫制度、駐藏大臣制度、政教合一、金瓶擎簽制度等治理策略，治理手段越來越科學，政策越來越嚴密，越來越體現中央政府的絕對權威。清代對西藏的治理頗為成功和出色。
- 明朝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
明朝在西藏的行政管理主要是通過兩個系統來進行的：行政管理的上層，中央王朝通過冊封各地方政權首領，實現統一管轄；在行政管理的基層，主要通過推行都指揮使司和衛所制度，使西藏地方與明朝整個邊疆行政管理體制相一致。
1．冊封地方王、政教合一。
“對待各教派一視同仁，使各教派平衡發展，不單獨支持任何一派，不給任何一個教派單獨發展壯大的機會”[1]。對於各地方勢力的首領都加以封授，重點是教派領袖的分封。之後六七年間冊封了5個地方政教首領為王，自1406年至1413年明朝中央將西藏地區五個地方政權的首領冊封為王。又分別於1407年、1413年、1434年封噶瑪噶舉派僧人卻貝桑卜、薩迦派僧人貢噶扎西、格魯派僧人釋迦也為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明朝籠絡地方政教首領，通過他們實現對西藏的治理，同時冊封了5個地方王也可以達到相互牽制，防止某一方勢力過大而對抗中央的目的。
2．推行都司、衛所制度。
在地方行政建制上，明朝政府在內地實行州府縣體制，而在藏區則推行軍政合一的都司、衛所制度。“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3]41，洪武七年（1374）八月又“定兵衛之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百戶、總、小旗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徵調則分統於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4]卷九十二。洪武四年（1371 年），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區設河州衛，此後又置朵甘衛、烏思藏衛，並統轄三衛。明朝對烏思藏、朵甘等藏區，不管是在地方行政建設上，還是在具體地方政教事務的管理過程中，皆以指導為主，基本不做具體安排，如昭告西藏受封官員“務遵朝廷之法，撫安一方”[4]卷七十九。“政府在藏區廣泛推行衛所建制，保證了內地與藏區關係暢通，從而使中央政令能夠及時的傳達到藏區”[5]。
- 清朝不斷調整的行政管理策略
“清朝治藏制度體系的最終確立，雖然經歷了不斷調整終致健全的曲折歷程，但是，無可否認，其制度之完備，不僅使自元以來藏區地方與封建中央的關係達到最高階段，並使這種關係在政治制度上最終趨於定型和強化，而且個別措施具有逾時代的意義”[6]。
1．以蒙治藏。
1642年，和碩特部蒙古汗王圖魯拜琥（“國師汗”“固始漢”），在格魯派活佛四世班禪與五世達賴的邀請下突襲西藏地區，在西藏建立了由蒙古汗王與格魯派領袖聯合掌權的政教分離政權，蒙古汗王掌握政治權力，達賴掌握宗教權力。和碩特部蒙古對西藏的統治由此開始。清朝面對統一全國的諸多嚴峻形勢，對藏區已有的政權形式予以承認，因勢利導，以蒙治藏。並且對政治、宗教領袖採用了安撫、優禮政策。1644年、1648年邀請達賴入京。1653年在冊封五世達賴後，又冊封蒙古汗王為“遵行文義敏慧固始汗”[7]167。通過授印、封汗，清政府承認了蒙古固始汗與五世達賴聯合治理西藏的事實。
2．取消汗王，噶倫共同執政。
1717年，準噶爾勢力入藏。1720年，清軍驅逐準噶爾部，穩定了政局。1721年春，清政府分析當時形勢，反思“以蒙治藏”的政策後，改革西藏行政體制，採取噶倫（藏語音譯，意為發布命令的官員）共同掌政的制度。噶倫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聯合掌權。當時，清政府任命抗擊準噶爾有功的康濟兼、阿爾布巴等人為噶倫，後又增任 2 名噶倫，其中康濟兼為首席噶倫，一總西藏地方政務。從此，清朝中央政府不再在西藏冊封蒙古汗王掌政。
3．賜予達賴喇嘛政治統治地位，推行政教合一。
隨著噶倫制的推行，清政府逐漸認識到，設定諸多噶倫，易造成彼此間權力之爭。且當時格魯派寺院集團已空前強大，為清政府調整新的治藏策略做了準備。於是，清政府借 1750年平叛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內亂之機，於1751頒行《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對西藏的行政體制進行了系列改革。首次正式規定了達賴喇嘛的世俗權力。於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之下，建立由3俗1僧共4名噶倫組成的噶廈（噶倫地位平等，互不統屬），形成了駐藏大臣、達賴僧官系統、噶廈俗官系統三者制衡的狀態。西藏地區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開始形成。
4．設駐藏大臣，加強對西藏的統治。
1709 年，康熙認為“西藏事務，不便令拉藏（汗）獨理”，須“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藏辦理事務”[8]161。這是清朝第一次派官員駐藏。1724年（雍正二年），噶倫內亂，康濟鼐被殺，清政府派軍入藏，平息叛亂，並於1727年（雍正五年）派內閣大學士僧格、副都統馬喇駐紮西藏，派駐藏大臣遂成定製。1751年頒行《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規定噶倫直接受命駐藏大臣和達賴喇嘛，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地位平等。但是“向來駐藏大臣往往以在藏駐紮視為苦差，諸事因循，惟思年期屆滿倖免無事，即可更換進京”[9]266。所以，駐藏大臣制度還有調整空間。
5．推行攝政制度、金瓶掣籤制度，進一步強化清政府的統治權威。
攝政制度。1757年，七世達賴圓寂，乾隆帝為解決達賴圓寂後的權力真空問題，創設了攝政制度。即從達賴圓寂到轉世靈童親政這段時間空當，由“攝政”代行西藏政教大權。攝政推選範圍僅限於極少數的大活佛，須由駐藏大臣奏請清政府任命，清政府視其出身及勳績賞賜名號，頒發金冊、銀印。
金瓶掣籤制度。1792年，清政府派兩廣總督福康安援藏，第二次驅逐廓爾喀（今尼泊爾）軍。為進一步加強西藏地方治理，乾隆命福康安在1751年《酌定西藏善後章程》的基礎上擬定“西藏善後章程”。1793年“西藏善後章程”的部分條款彙編成《欽定藏內善後章程》頒行，共29條。第一條便設立了金瓶掣籤制度。即“制一金本巴瓶派員齎往，設於前藏大昭，仍從其俗，俟將來藏內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等乎必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內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簽，入於瓶內，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在眾前簽掣，以昭公當”[9]775-776。轉世靈童的認定置於駐藏大臣的監督之下，從而將西藏政教領袖繼承人的認定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再加之駐藏大臣制度，至此，清政府已經達到了對西藏政治管理的完全控制，確立了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政府的絕對領導地位。
另外，在西藏邊界問題上，清中央政府將部分西藏地區劃歸青海、四川、雲南管轄，“少其地而眾建之，既以彰賞罰之典，又使力少不能為亂，庶可予輯邊陲”[10]卷一一五·職官志二。
軍事輔助
明朝對西藏地區的統治一直採用較為柔和的統治策略，有明一代並未對西藏派駐軍隊，也未像清政府那樣整飭藏區軍隊。清朝則不同，曾幾次出兵解決西藏內部事務或抗擊外族侵略西藏，並派駐軍隊。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準噶爾部攻入拉薩，殺死拉藏汗，囚禁了六世達賴；1718年至1720年間，清軍兵分兩路入藏，驅逐準噶爾。隨後清政府留軍兩千駐防。1721年再由雲南、四川各調500名兵丁入藏，這樣，在藏兵丁總計4000名。1724年（雍正二年），噶倫內亂，康濟鼐被殺，中央政府派軍入藏平息叛亂。1750年（乾隆十五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內亂。隨後，清朝廷派四川總督策楞領兵入藏平叛。1792年，乾隆派兩廣總督福康安援藏，驅逐廓爾喀侵擾後，對西藏原有的6000餘名鬆散藏軍加以整頓：額定編制3000名，核定軍官職級、職責，官兵分別酌給口糧、錢糧，發給軍器，認真操練，明示賞罰。
歷史影響
明清兩代所採取的治藏政策都是根據藏區形式、國家實際、周邊民族狀況做出的，具有歷史必然性。明軍占領元大都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北元蒙古政權占據大漠南北，實力尚存，很大程度上威脅明中央政府在北部邊疆的統治。致使有明諸帝均將北疆的軍力布置、邊防建設視為頭等大事，整個北部邊疆民族關係的處理，以及相關民族政策的制定受到影響，對治藏政策影響尤甚。這使得明朝在確立治藏政策時，既要正視藏區內部割據力量強大的現實，又要防止蒙藏聯合內侵，力求以和緩的方式來確立對藏區主權，著力阻隔蒙藏民族的傳統聯繫。所以，明朝在治藏方面雖然看似粗放，其實尤為謹慎。清政府和蒙古有良好的淵源關係，在不能真正統治西藏之前，信任和碩特部蒙古。在滿、蒙民族的早期關係史上，除宗教文化的相近，生產、生活方式的相似外，與蒙古族姻親不斷。清入關之初，無力顧及被蒙古控制的西藏地區，中央政府只能承認並利用蒙古控制西藏，一方面是現實所迫，另一方面也基於和蒙古族的友好淵源。隨著，局勢的變化和清中央政府實力的增強，清中央政府不斷調整治藏政策，最終確立了對西藏的絕對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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