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高僧

中國佛教至明代已呈頹廢之態,佛門各宗到此時後繼乏人,社會各界對佛教也不象前代那樣極力支持。晚明出現了中興的四大高僧,收拾頹廢局面,佛教出現了回升之勢,為近代佛教復興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這四位高僧指的是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其中雲棲祩宏(1535-1615)被認為是明代中興淨土的宗師,而藕益智旭則在佛學理論方面作出了極有影響的發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明末四大高僧
  • 年代:晚明
  • 宗教:佛教
  • 人物:雲棲祩宏,紫柏真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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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雲棲祩宏

雲棲祩宏(1535-1615年),別號蓮池,俗姓沈,任和(今浙江杭州)人,一段時間內連續遭受父母雙亡、喪妻、失子的本傷刺激,看破紅塵,於三十二歲時出家,受具足戒後雲遊參學,後居杭州雲棲寺。雲棲祩宏對於華嚴圓融學說和禪悟都有極深的造詣,力主佛教內部的融合併歸向淨土。他認為,宋明佛教衰落的原因,就在於禪法的墮落和戒律鬆弛。禪家亂用機鋒棒喝,公案泛濫,抓了雞毛當令箭,扯虎皮當大旗。古人棒喝是為了引發禪機,要求施者明具慧眼,而當時的禪師們自己不悟,答不出來問題就伸出棒子打人,往往師徒們互不尊重,倒在地上打作一團,實在讓人對禪失去了信心。雲棲祩宏又試圖以經教的權威性來拯救禪的危機,他說:
“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系邪也。(《竹窗隨筆.經教》)”
主張禪教合一的同時洙宏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禪淨合一的論述上。在他看來,即便是有大慧根的人,修淨土也是值得的,“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禪宗淨土,殊途同歸”,因而:
“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門深入,此數語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禪和淨土完全失去了界限,禪是淨土的禪,淨土是禪的淨土,洙宏把禪淨合一發揮到極致。而且,“貴一門生入”。
禪家有名言說:“本來無佛,無可念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而淨土宗則有訓導說:“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兩家差別可謂瞭然分明。可是祩宏一點也不覺難以調和,他說,參禪和念佛都是通向解脫的道路,適合什麼就該做什麼,提倡某一種法門在文字上與其它宗派發生衝突是不奇怪的。他舉例說,當年的禪門巨匠如永明延壽真歇清了等人,既是禪門巨匠,卻又都修習淨土有成,禪法高明,又謀得了好去路。接下來祩宏又從報身的角度證明淨土的好處,他說,禪悟並不等於成佛,禪悟並不等於得到圓滿的報身,很難達到真正的涅盤境界。念佛則不然,一心誠念阿彌陀佛,到了極樂國土後,有佛力的直接加持,終歸能修到圓滿的報身,永遠沒有任何後顧之憂。
祩宏為宣揚往生之法,特彆強調所處時代的惡劣,即末法時代修法是十方困難的,禪家流於胡攪蠻纏,教家空頭理論也做不周全,只有淨土法門修起來最簡單。淨土之教,“專一心而嚮往,歷三界以橫超”,是“末法之要津”。“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總之,與其做各種各樣枝節上的努力,不如直接抱住大樹,就怎么也不會出叉子了。
祩宏很清楚在明末的衰世,再講高深的佛理已經不合時宜,故而,他重視一些淺顯的說教和宣稱,比如作《戒殺放生文》,宣揚佛教最基本的愛護生命的精神。他更不滿於當時的佛教道場中男女混雜,不守時規的狀況,作《水陸儀軌》整理佛教禮儀。這些都在民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門戶之見頗重。

紫柏真可

紫柏真可(1543-1603),字達觀,俗姓沈,江蘇吳江人,是和祩宏同一時代的高僧,許多著名學者如湯顯祖等都曾向他問教,可見其學問功底之深,真可一生參訪尊宿,沒有專一的師承,立志復興禪宗,同時又對儒釋道三家以及教內各宗持調和的態度,和當時佛教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合拍而動。真可一生從未受請擔任寺院主持也從不開壇說法,但卻十分重視語言文字在接度後學方面的作用。他把文字比作水波之相,禪比作水本身,據此發問說,如果一定要離開文字去求禪,豈不是和渴了飲水,卻偏要撥開水波一樣可笑嗎?他又把禪比作春天,把文字比作花,兩者互為表現,據此又得出了德山喝、臨濟棒都是文字,澄觀疏、智者論也是禪的觀點。
真可對淨土的評價很高,但卻不象當時僧人們常說淨土易修,他認為,參禪得悟固然難度不小,但是修成淨土也不容易,不解佛法三昧,修淨土也很難成就,對於那種“以為念佛求生淨土易而不難,比這參禪看教,唯此著子最為穩妥”的看法,真可持懷疑態度。真可因此對淨土看得很重,說倘若“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淨業,乃第一義”。

憨山德清

憨山德清(1546-1623),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縣人。十九歲在金陵棲霞寺披剃出家,初從雲谷禪師修習禪法,後隨無極明信學習華嚴教法。二十六歲時,德清北游參禪,廣訪名家。萬曆四年(1576),德清與祩宏的禪淨合一說影響了德清。德清與紫柏真可交情也深。
德清從師承上屬臨濟宗的傳人,其思想重點卻在於禪教一致和禪淨合一上。
德清首先批判了禪宗的墮落。他認為自禪宗建立到宋初可算是禪門興盛的時期,但隨即就開始走下坡路,到了明代,道場敗壞到了難以收拾得地步。參禪者多,而且個個傲得愚蠢,把佛門儀式看成低賤的事,與佛法作怨家,嘴裡說的是套話,又以胡言亂語為機鋒,情況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
解救禪門危機的良策是禪淨合一。德清極力提倡宗杲看話禪,認為參禪之人只有抱住一個話頭,發起大疑情,才有可能大疑大悟。看話禪與經教是一致的,禪不離教,教即是禪。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只是要人離卻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禪宗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乃禪之本也。”(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教禪兩者都統一於一心這裡,並非離開一心去參悟另外的禪。教詮釋一心,所以也是參禪的根本。德清繼承延壽的觀點,把性相、禪教等都攝到一心之中了。
關於禪淨合一,德清的觀點與真可稍有不同,真可把參禪看成是念佛的入門手段,德清卻把念佛看成是參禪的必由之途。德清著重地指出,對於參禪者來說,心地不淨是最大的障礙,“非念佛無以淨自心”,心淨了自然也就領悟了自心。“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即名為悟,如此念佛,即是參禪”。
發展到了極致,德清要求參禪之人乾脆把“阿彌陀佛”四個字當成話頭:“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即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
在德清眼中,明末已是佛教末法之世,人心惡濁,少有利根,所以只有從念佛入手參禪修道,他一再聲稱“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為穩當法門”,而且,念佛往生淨土可以作為任何學人的理想歸宿,所謂“淨土真修”,不但能對治禪門流弊,而且可以保證最終的解脫,因此,淨土修行有不可比擬的優點。德清一再強調,念佛這一種法門,即可包容統攝其它所有法門:
“......淨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以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尚虛玄,以禪為高,薄淨土而不為。”
淨土一門適用於任何根性的人,從大菩薩到聲聞緣覺,從“愚夫愚婦”到“極惡之輩”,任何人都可以藉此捷徑修成正果,徹底地解決“生死大事”。

藕益智旭

明末四大高僧中最晚也是影響最大的是藕益智旭(1599-1655)。智旭別號八不道人,俗姓鐘,江蘇吳江人。少習儒書,曾著《闢佛論》,對佛學進行批判,後來因為讀到了祩宏的著作,轉而信佛,二十四歲時,智旭從德清弟子雪嶺出家,論師承也應算是臨濟宗門人。智旭出家後,有感於明末清初禪門敗落之況,“每每中夜痛哭流涕”,甚至把法師罵成烏龜。起初他著意於宣傳戒律,但根本沒有人注意他的行動,從此他潛心研究佛經,開始做禪教一致與淨土理論的工作。
智旭的佛學深受天台宗學說影響,以一念統攝教禪各家,而最終則歸於念佛的當下之念。智旭告訴信徒,不要在心外覓法,法外亦無處覓心,整天參禪、看教、學律,終是一念。一念者,就是要至心念佛,如果一切眾生以此諦信念佛法門,那么教、禪、律都可以歸入這一最高的法門中,不再有分歧了。
智旭不但要把諸宗歸入淨土,還試圖論證諸宗本來就出自淨土,“若律、若教、若禪,無不從淨土法門流出,無不歸還淨土法門”。念佛法門是一切法門的根本,是了中之了義,圓頓的圓頓,方便中的方便。古人早就攝禪於淨。今人錯會了古人的意思,如此等等,智旭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明淨土的圓滿。當時的禪宗,在智旭看來,不過是“口頭三昧”,街頭賣弄口舌而已。總之到了智旭的時代,禪淨合一已經變成了以淨攝禪了。
智旭思想的另一特色是他對地藏菩薩德大力宣揚,在智旭看來,要修淨土,要追求現世的幸福,都必須至心供養持頌地藏名號,如此能切實地滅除罪報。
地藏菩薩,是中國佛教四大菩薩之一,佛經中說他生生世世發下了數不盡的,最為深重的誓願,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等等,所以是以大願為其德性表征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又說,持頌地藏菩薩名號可以滅除五逆重罪,甚至於轉變現報,故而在佛教徒眼中,這位菩薩是專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的大神,民間把他推崇為陰間的教主,地位遠在各殿閻羅之上。這當然是中國老百姓根據自己的想像所作的形象定位。事實上地藏菩薩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可說是尊崇之極,佛經上一再說明,過去、現在、未來無數的佛陀都是蒙地藏的願力得以證道的,並且,在釋迦入滅,彌勒未生之中的50多億年里,娑婆世界眾生的問題都交由地藏菩薩代為照料,所以地藏菩薩又是代理元首級的人物。
智旭根據諸經認為,既然地藏菩薩威神力量可以消除各種先天、後天的罪報,那么,誦地藏之名號對於一般愚昧的老百姓來說無疑是十方必要的。崇禎九年(1636年),智旭前往地藏九華山,住華嚴閣,專勸僧俗持念地藏菩薩名號。他曾結壇百日,持頌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五百萬遍,又讓僧俗共持“十萬萬”遍,“求轉大地眾生共業”,頗有關懷全人類的風範。在智旭的倡導下,地藏信仰在東南地區廣為傳播,九華山道場盛極一時。
智旭的活動帶有極強的宗教實踐色彩,他不但大力宣揚以得救,還在具體的宗教行事中實施禮懺、持咒、血書、燃香等活動,有效地喚起了下層民眾的熱情,給處於兵荒馬亂中的人們以巨大的精神安慰。
淨土往生也好,地藏信仰也可,智旭強調的都是一個信字,這在中國宗教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響。

總結

晚明佛教叢林基於嚴辨老莊道家之學與金丹道教的方法立場,在當時三教同歸的合流思想下, 主張與老莊道家之學相融並存, 而對明末道教主流道派正一道與全真道, 則表現出明確的拒斥態度, 視之為非主流宗教類型。面對道教指責佛教只修性不修命的批評, 晚明佛教叢林基於佛教心性一元論的基本立場,特別針對全真道所主張的性命雙修的丹道煉養工夫展開了思想論辯, 闡述了佛教“ 性本論” 的性命不二與道教“ 氣本論” 的性命二分之間的義理差異, 進而辨析佛教明心見性與道教修身煉性之間的工夫論差異,致使晚明全真丹道趨歸仙佛合宗同修共證的思想融通。晚明佛道之辨的現實效應, 同時也使晚明佛教吸收道教修命傳統的《 功過格》 形式, 加以佛教化的改造, 通過“ 唯心立命” , 強調佛教心性智慧與因果信仰相結合, 一併落歸於現實世間的勸善教化, 參與共建中國社會的道德秩序, 對後世民眾的佛教修行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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