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
20世紀30年代後期,在美國從精神分析運動中分離出來的一個心理學流派。它反對以本我心理學為核心,反對以
泛性論為動力的生物主義和悲觀主義,突出自我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社會學的重要價值和樂觀主義精神。新精神分析學派把經典精神分析理論進一步從生物學、心理學領域轉向社會學領域,肯定了社會文化因素對人類行為的重大影響。
在精神分析學派中,霍妮、弗洛姆、沙利文和埃里克森代表了比較有影響的社會文化學派及自我心理學的理論觀點,他們對精神分析理論進行了修正,創造出了一種清新的理論魅力。
形成背景
一戰之後,經典精神分析學說經歷了一場危機,從而失去了在心理治療方面的壟斷地位。大量開業醫生對精神分析的濫用,以及各種新的療法(行為主義療法、存在主義療法)的興起,使得1920年前後,經典精神分析學派陷入了危機。
另外,隨著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人類遇到的主要心理困境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性壓抑,而是新社會帶來的生活無意義感、精神異化、焦慮。孤獨、恐懼和憂慮,對此,經典精神分析理論已經明顯力有未逮。
此外19世紀末,社會學、人類學相繼成為獨立學科,此類學科認為人是社會產物。人的行為主要是由其生長的社會文化環境所塑造,一部分心理學者受到這一思潮影響,紛紛對弗洛伊德理論的一些觀點提出質疑。社會學科的發展逐漸沖淡了弗洛伊德所強調的性及本能因素,於是強調以社會文化因素作為人類精神生活基礎的新精神分析理論便應運而生。
形成理論
沙利文的理論
沙利文強調的是人這個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人際關係。他認為人格不是別的,乃是一個人在以一定文化為背景的人際關係中一種日趨完善的相對持久的模型或完形。他為了與帶有先天性驅力的自我概念相區別,提出了動能一詞,包括在自我系統中的各種動能和次動能代表著心理過程的相對持久模型。個人從童年起,在涉及自身生存的時刻,動能就加緊活動,執行著防禦機制的功能,緩解情緒上的困難,防止焦慮的產生。沙利文很重視人格發展中的認知過程,即不同年齡兒童在文化環境中習得的應付各種符號化的實際能力,區分出幾種經驗模式,並特彆強調語言的共同有效性在人格發展中的重大作用。沙利文認為一個人在童年的人際關係中,如果經常遇到成人的不讚許或譴責,就會因其生理需要和安全受到社會環境的壓力而產生焦慮,嚴重的焦慮可以導致精神分裂而產生精神神經病。他還主張在治療精神神經病時,分析者應創造一種自己積極參與其中的雙邊情境,尊重患者,設法恢復患者的潛意識中人際關係的安全感。沙利文企圖將精神病學與其他各種學科構成一種知識統一體。他的理論反映了美國現代實證論和實用主義的哲學思潮,也表現了美國當時心理學中的折衷主義傾向。
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 (1892~1949),美國精神病醫生和
精神分析理論家、新精神分析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祖籍為
愛爾蘭。1892年 2月21日生於
美國紐約州的
諾威奇,1949年 1月14日卒於
巴黎。他曾就讀於Smyrna Union School,之後又在1909年進入
康奈爾大學學習兩年,1917年在芝加哥醫學院獲醫學博士[1]。在進入精神病學界以前,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
軍醫,其後在包括公共衛生服務中心在內的若干研究所服務。他深受著名神經精神病學家W.A.懷特的影響,致力於精神分裂症研究。他也是一位醫學教育工作者和社會活動家。為了紀念懷特,他後半生創設了懷特基金會,任
華盛頓精神病學校校長,以及《精神病學》雜誌編輯,以此促進他的
人際關係理論。
霍妮的理論
同弗洛伊德的巨大成就相比,這些理論的不同在於它們建議在他創建的基礎之上。——凱倫 霍妮
霍妮從更廣泛的社會聯繫中來探討人格的形成和精神神經病的病因問題。她的理論的中心概念是基本焦慮,她認為人出生後就處於一個充滿潛在敵意的世界之中,雙親對兒童的不良態度和行為會引起兒童的基本焦慮,因此家庭環境決定著兒童對社會的反應方式,從而決定著他的性格結構和人格發展。兒童為了克服孤獨和不安之感,就在行為中採取種種防禦策略。這些策略久而久之就變成了人格的固定部分,即精神神經病需要。霍妮列舉出10種精神神經病需要,並將它們歸結為3種指向性活動或“精神神經病傾向”,即走向人們、反對人們和離開人們。這3種傾向都不足以對付現實,而且由於互相牴觸而引起所謂基本衝突,循環往復,反而使精神神經病更趨嚴重。她還提出一個“理想化自我意象”的概念,認為理想的自我與真正的自我之間的矛盾,是導致精神神經病的主因。霍妮認為精神分析的治療目的在於使患者能意識到自己的當前傾向和衝突,精神神經病的治癒不一定要追溯到幼兒期被壓抑的欲望。霍妮在揭示精神神經病患者的社會制約性時,指出了“西方文明”中存在的剝削關係和競爭現象,嚴重地妨礙了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發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和弊端。
霍妮簡介
卡倫·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 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和
精神病學家,
精神分析學說中
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會心理學的最早的倡導者之一,她相信用社會心理學說明人格的發展比
弗洛伊德性的概念更適當[1],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著有《精神分析新法》、《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自我分析》、《我們內心的衝突》和《神經症與人的成長》等。
弗羅姆的理論
弗羅姆的理論充滿了社會哲學的色彩。他把文化與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形態等方面密切結合起來,強調社會中大的切面對人格的影響。弗羅姆是從社會發展的過程來考察現代人的性格形成的。他認為人類從原始社會,經過中世紀封建社會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獲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由於面臨現代社會中冷酷競爭的現實,反而產生孤寂和恐懼之感,因此現代人的主要動機是逃出自由。他認為個人逃出資本主義社會是“積極的自由”,但不可能實現,於是只得轉而尋求“消極的自由”,即將孤寂不安之感壓抑到潛意識之中,結果變成了強迫性觀念和行為,神經病即由此而生。弗羅姆認為人能獲得安全的社會制度有兩種:一種是權威主義,一種是
人本主義。他討論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應付孤獨感的各種機制,稱之為性格的動力傾向性。其中接納、剝削、貯藏和市場4種傾向性都是人格的病態表現,只有一種生產傾向性才是常態的、健康的表現。根據討論的結果,弗羅姆企盼的不是革命,而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人本主義社會的烏托邦。弗羅姆的理論多少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醜惡現象,但他得出了只有改變個人的病態心理才能改變病態社會的錯誤結論。
新精神分析一派中值得一提的還有A.卡丁納,他採取的是文化人類學觀點。他曾親身調查了一些土著民族,深信套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能揭示出每種文化所特有的基本人格。這代表著精神分析的另一個方向。
弗洛姆簡介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 - 1980年)是一位國際知名的美籍德國猶太人人本主義哲學家和
精神分析心理學家。畢生旨在修改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以切合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人精神處境,弗洛姆在此被尊為“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此外,在德國時弗洛姆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移居美國後始終保持和該學派的關聯。弗洛姆思想的特色便是企圖調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跟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學說,其思想可以說是
新弗洛伊德主義與
新馬克思主義的交匯。
1900年3月23日,弗洛姆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一個猶太人家庭,為家中獨子。1918年 弗洛姆進入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學習兩學期法學。1919年暑假後,弗洛姆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改學社會學,老師有Alfred 韋伯 (馬克斯·韋伯的兄弟)、Karl Jaspers和Heinrich Rickert。1922年從海德堡獲哲學博士學位,次年至慕尼黑大學專攻精神分析學,1925年-1930年,他在柏林精神分析學會接受精神分析訓練完畢。1930年,他開始臨床實踐,加入法蘭克福社會觀察學會。納粹在德國執政後,弗洛姆搬到日內瓦,1934年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1943年離開哥倫比亞後,他幫助組建華盛頓精神病學學校 紐約分校,1945年 William Alanson White 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和心理學協會。
1950,弗洛姆搬到墨西哥城,成為UNAM教授,直到1965年退休。這裡的醫學院建立精神分析部。他擔任密西根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從1957到1961年,1962年以後擔任紐約大學文理學院心理學客座教授。1974年他搬到瑞士Muralto,1980年,八十歲生日前五天死在家中。弗洛姆堅持臨床實踐,出版著作。
共同特徵
新精神分析這一派中各種理論的側重點雖互有差異,但也有其共同特徵,大致為:①他們都強調社會和文化因素對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影響。②他們大都強調家庭環境和童年經驗對人格發展的重大作用。③他們都重視自我的整合和調節作用,對精神神經病的治療持樂觀態度。
必須指出,新精神分析在作了一些不同的解釋的情況下,仍保留了弗洛伊德學說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如潛意識動機作用,壓抑和抵抗,精神決定論,移情作用,以及自由聯想法等。新精神分析學家在各自理論中提出的如基本焦慮,原始恐懼,逃出自由等概念,儘管名稱有所不同,但歸根結底,仍然是潛意識的驅力和先天潛能在起主要作用,不過表現於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