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教導總隊是新四軍創建時期，由軍部直接舉辦的一所培訓軍政幹部的抗大式的學校，從1938年1月到1941年1月皖南事變，歷時整整三年。在教導總隊學習和工作過的新四軍各級幹部約有4-5千人。它對新四軍廣大幹部軍政素質的提高，對新四軍的建設和發展，以至對華中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開闢和鞏固，都起了一定的歷史作用。
基本介紹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在將南方湘、閩、粵、贛、浙、鄂、皖八省13個地區的游擊隊集中改編同時軍部於1月間在南昌籌建成立教導隊，由趙希仲任隊長。1938年3月，教導隊已有兩個隊，其中一個軍事隊，一個政治隊。隊的負責幹部有袁大鵬、程業堂、劉品玉、劉先勝，學員大多是從各個游擊隊陸續抽調的骨幹。朱雲謙、彭加珠、張日清等同志即曾在這一期學習；也有一部分剛參軍的知識青年。現江蘇省委宣傳部顧問陶白是最早來到教導隊的政治教員。
1938年4月4日，教導隊隨同軍部進駐皖南岩寺。4月10日，新四軍江南部隊的三個支隊在岩寺集中改編完畢。教導隊擴建為教導營，營長劉世湘，副營長謝祥軍，教導員龍樹林，管轄三個隊，學員300餘人。6月間，教導營隨同軍部經太平向涇縣開進，移駐左坑、雲嶺附近時，它已擴大到四個隊。
1938年下半年，上海及浙南溫州地區的黨組織向皖南新四軍軍部輸送了一批黨員，近千名工人和青年學生。上海“八·一三”抗戰爆發後，有70萬以上難民先後到“租界”避居各個行業共設立了約六十個難民收容所。中共江蘇省委為此成立了難民工作委員會，並在20餘個難民收容所建立了臨時黨支部。1938年7月，經省委難民工作委員會及其所屬黨織秘密動員，由上海各界慈善機關總聯合會出面，以遣散難民回鄉，到江西、浙江等地墾荒為名，組織了第一批共700餘人前往皖南參加新四軍。他們於8月問啟程，由朱啟鑾、周林、湯鏞、陳一誠、彭柏山、焦明等同志秘密率領，租用英國太古輪船公司的船隻從上海到了州，再由軍部先後派來的余立金、劉先勝、丁公量等同志負責將他們送到皖南。經過沿途克服重重困難，約有500餘人於9月下旬到達新四軍軍部。第二批200餘人，由李雲、卓飛等同志率領，於9月間經同一條路線從上海前往皖南。此後，還有幾小批共約200餘人陸續到達皖南軍部。從上海和浙南溫州地區來參加新四軍的青年，大多數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抗日愛國熱情，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參加過各種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動。他們有很高的政治積極性，早已嚮往延安抗大的學習生活，迫切希望到皖南軍部以後也能夠有一次進延安抗大那樣的學習機會。
此時，新四軍各個支隊相繼進入蘇南、皖中敵後和皖南前線。江南部隊6月17日在鎮江西南韋崗首戰告捷，隨後接連攻進新豐車站、句容縣城，兩個月內進行百餘次大小戰鬥均獲勝利，軍威大振，並極大鼓舞了我軍活動地區人民民眾的抗日鬥志。蘇南地方黨領導的日游擊武裝也相應地有所發展，其中管文蔚領導的部隊正式改編為新四軍丹陽游擊縱隊。江北部隊5月16日在巢湖以南蔣家河口首戰獲勝。1938年冬，張雲逸由軍部渡江北上，指揮新四軍江北部隊，展開了皖中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蘇皖敵後抗戰形勢的發展和部隊的擴大，大批知識青年和工人參軍，使得大規模地加緊培訓幹部成為我軍建設的重要環節。
在上述情況下，1938年9月，軍部決定將教導營擴建為教導總隊，由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兼任總隊長，馮達飛任教育長，余立金任政治處主任，趙希仲、薛暮橋任訓練處正、副處長，名稱是教導總隊，實際上是抗大分校。無論教育方針、課程設定、培訓目的以及學校傳統和作風，教導總隊都依據抗大總校的有關規定，參照抗大總校的辦學經驗，結合新四軍的部隊實際來制定、實施或者大力提倡、培育和發揚的。教導總隊的主要負責人和幹部，有不少來自延安抗大總校。周子崑調新四軍以前曾任抗大訓練部長。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成立後，中央從延安派出多批幹部加強新四軍，有不少抗大的幹部和畢業生分到教導總隊。教育長馮達飛曾任抗大總校的大隊長。教導營的教導員龍樹林，後來任教導總隊大隊長、教導員的謝祥軍、賀敏學、劉文學、程業堂，擔任大隊政治主任教員的王淑明，擔任隊長、指導員的杜屏、周星五、朱誠基，以及女生隊隊長於晶等同志都是從延安抗大調新四軍後分配到教導總隊工作的。只是當時新四軍的主要負責人項英出於皖南地區新四軍所處地位的特殊考慮，希望避免給予國民黨政府和三戰區以干涉的口實，才不用抗大分校的名義，而由新四軍軍分會報請中央軍委批准成立教導總隊。
教導總隊學制為半年。在總隊成立以前教導營原有四個隊，作為第一期，於1938年9月畢業，從1938年10月到1939年3、4月為第二期。有兩個大隊，10個隊，學員1000餘人。學員來源除前述上海等地黨組織輸送參軍的黨員、工人和青年學生以及各部隊抽調的幹部之外，從國統區的浙江、江西、福建等東南各省，甚至遠及南洋各地的僑當中，也有不少知識青年前來參軍。其中從菲律賓來的就有數十人，多數分到教導總隊學習。
第二期從1939年初設立大隊。2個大隊主要負責人和各隊培訓對象是，第一大隊為軍事隊，大隊長賀敏學，教導員劉文學，管轄3個隊，學員從部隊抽調，很多是老紅軍幹部或戰士。一隊培養訓級連級軍事幹部。二、三隊培訓排級幹部。第二大隊為政治隊，大隊長謝祥軍，後由饒守坤接任，教導員彭德清。二大隊也管轄三個隊。四隊學員全部是黨員，大多數是老紅軍，培訓連級政工幹部。五、六隊是知識青年隊。
直屬總隊部的有四個隊：七隊、八隊、入伍生隊和青年隊。七隊、人伍生隊也是知識青年隊。1938年10月開學以後到來的學員一般不插隊學習，一部分到七隊，一部分到入伍生隊。大體上，在1938年底、1939年初參軍的新學員，離第二期畢業時間只有2～3個月，即在七隊和入伍生隊學習一段時間，然後轉入第三期學習。女生隊編為八隊。青年隊的學員年齡都不到15歲，實際上是少年隊。原上海市委副書記楊堤當年就是青年隊學員。
從教導營擴編為教導總隊時起，總隊部移駐中村。兩個大隊部和十個隊分別駐在沿中村河一帶的村莊。
第三期是教導總隊學員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期。一方面，我軍在敵後展開，開闢了大片游擊區和游擊根據地。新參軍的青年幹部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武漢失守後，南方各省去延安交通不便，加上國民黨頑固派蓄意阻止攔截，有相當一批本來打算奔赴延安的愛國青年轉往皖南參加新四軍。
從1939年4、5月至10月為第三期，各隊開學和畢業時間前後有些交錯。第三期共十三個隊，學員1200多人。第一大隊三個隊，大隊長林維先，後由張日清接任，教導員程業堂。一隊培養連級幹部。二隊是知識青年隊，從二期七隊、入伍生隊和三期五隊、六隊學員中考試挑選政治文化素質較好的100餘人，準備重點培養為部隊軍事幹部，這個隊於1939年6月1日開學，到12月畢業。分配時有少數人留在教導總隊擔任軍事教育幹事和政治教育千事，如嚴振衡(原裝甲兵顧問)、金冶(原南京軍區副參謀長)、陳安羽(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常務副主任)、阮世炯(原上海同濟大學黨委副書記)、夏光亞(原二十三軍政委)。三隊培養訓練班、排長。第二大隊三個隊，大隊長饒守坤，教導員彭德清，四、五、六隊的培訓對象同第二期。
總隊部直屬有七個隊。第三期沒有七隊，而有2個人伍生隊。由4、5月間開學後報到的學員組成。女生隊增加到兩個隊，即八一隊、八二隊。八一隊即前述第二期的女生隊。大多數學員於1939年4、5月畢業；八二隊成立於1939年初，9月畢業。另外，還有九隊、文化隊和青年隊。
新設上乾隊即中高級幹部隊，編為九隊，培訓對象是團營級幹部，隊長黃元慶(原三支隊六團參謀長，現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支部書記曾昭銘(原三支隊五團政委，1939年在皖北無為地區犧牲)；支部委員有曾昭銘、黃元慶、張藩(原一支隊一團副參謀長、新四軍挺進縱隊參謀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盧勝(原二支隊四團團長、福州軍區顧問)、鐘國楚(原二支隊三團政治處主任、南京軍區顧問)、鐘德勝(原二支隊四團組織股長、20世紀50年代任贛南行署主任期間病故)。這一期上乾隊學員約有30餘人，除黃元慶、闕中一(原舟嵊要塞區政委)等兩三人是隨主力紅軍長徵到陝北，後來調新四軍工作的之外，大多數是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老紅軍幹部；也有幾位知識青年幹部如忻元錫(原上海市副市長、財政部副部長)。
文化隊隊長何士德、副隊長邵惟、指導員殷揚(揚帆)。文化隊在原戲劇訓練班的基礎上擴建，學員有70餘人，除原戲劇訓練班學員外，還有一些是從部隊文化二作者或教導總隊各隊學員中考試挑選的。
正當教導總隊蓬勃發展、影響日益擴大之際，國民黨極力限制和削弱我軍，由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出面對新四軍進行無理指責，要求縮編教導總隊。說新四軍地處敵後前線，不應有教導總隊這樣龐大的訓練機構，要著予整編；軍隊中更不應組訓婦女，八隊應予裁撤；軍隊任務是作戰，不應訓練唱歌演戲的文化隊，等等。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從浙江、江西進入皖南的通道，阻止國統區愛國青年前來新四軍。教導總隊學員的來源受到一定影響，轉為主要從各部隊和游擊區抽調學員。由此，軍部在1939年9月間決定，將教導總隊改名為教導隊，訓練處改名總教室，訓練處長薛暮橋改稱總教。女生隊在第二隊畢業後停辦。在此之前，文化隊已於6月底改為軍部戰地服務團第二隊。
儘管如此，教導隊第四期仍有十個隊，學員近1200人。第一大隊大隊長張日清，教導員程業堂，一、三隊培養對象與第三期相同，二隊改為培訓排級軍事幹部，第二大隊大隊長馬闖初(後任軍特務團政委、福建、江西軍區政委)。四隊培訓對象與第三期相同。五、六隊培養排級一般政工幹部和連隊文化教員。上乾隊仍稱九隊，隊長林維先(原四支隊參謀長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支部書記梅嘉生(原蘇皖支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還有張錘秀(原二支隊營長，昆明軍區司令員)，王直(原三團政治處主任，福州軍區副政委)。總隊部直屬的還有機炮隊和工兵隊(亦稱機炮連、工兵連)。機炮隊有重機槍兩挺，八二迫擊炮兩門，訓練部隊的機炮手。工兵隊訓練排級工兵幹部。
在八隊和青年隊撤銷以後，軍部決定舉辦新四軍抗日軍人家屬學校，隸屬於教導隊建制，相當於教導隊的一個隊，學員是文化程度較低的隨軍家屬和幹部子弟，以學習文化為主。
在第四期後期，1940年1月到3月，教導隊還辦過一個指導員訓練班，在前線抽調在職的正副指導員30餘人進行短期訓練。隊長余炳輝，指導員王集成(原二支隊政治部主任，鐵道兵政治部主任，已病故)。此外，軍部有一個特務連(警衛連)歸屬教導隊建制。
第四期於1939年10月起，先後分批開學，1940年3、4月畢業。第五期接著開學。此時，教導隊恢復教導總隊的名稱。周子昆仍兼總隊長，馮達飛任副總隊長兼教育長，余立金任政治處主任，薛暮橋任訓練處長，朱毅、張元壽任佇列處正副處長。由於皖南形勢日趨嚴重，軍部開始疏散家屬和非戰鬥人員，抗日軍人家屬學校於4、5月間解散。上乾隊亦停辦。包括機炮隊和工兵隊在內，全總隊共兩個大隊，八個隊，學員800餘人。各隊培養對象未作變動。
上乾隊停辦後，1940年6月至10月辦了一期軍政教員訓練隊。下設軍事、政治兩個分隊，隊長梅嘉生，支部書記楊進(教導總隊政治教育幹事，原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學員約近50人，一部分是原來從部隊抽調準備到上乾隊學習的團營級幹部，有林維才(原二十軍參謀長)等十餘人，一部分是浙江等地因環境惡化而撤到皖南的地方黨縣委一級幹部，有舒文(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杜大公(全國科協未來學會會長)等10餘人；還有一部分是從教導總隊抽調的政治教育幹事陳安羽、陳敏之(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所長)。這個隊進行了比較系統的基礎理論教育，開設了列寧主義基礎、政治經濟學、黨的建設等課程，並有哲學輔導。講課時，總隊部和各隊的幹部可以旁聽，它又叫幹部訓練隊。
第五期的各隊始終處在緊張備戰和進行戰鬥的環境之中，原定學習期限6個月，後宣布延期畢業。11月初，有部分學員分配到皖南新建的部隊工作，也有少數人回原來部隊。全部隊縮編為六個隊，第五期大部分學員繼續留在教導總隊直到皖南事變。
1940年秋季，由於項英副軍長拒不執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關於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不願及時將軍部及其直屬部隊撤離皖南向敵後轉移，反而錯誤地採取深溝高壘，準備在軍部駐地雲嶺一帶固守的方針。教導總隊全體幹部和學員在7～9月基本停課。花了整整兩個多月時間在中村附近雲嶺、雪嶺一線的高山上構築工事修建地堡。
10月份，皖南前線日軍調集第十五師團、第十七師團、第一一六師團各一部，共1萬餘人，以空軍配合，於4日向南陵、涇縣進行“掃蕩”，企圖消滅雲嶺地區我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我軍在三里店、汀潭、小嶺戰鬥中痛擊日寇，並收復被國民黨軍隊放棄的涇縣縣城。此次反“掃蕩”戰役，共斃傷日軍1000餘人。教導總隊有兩個隊參加這次戰役，在葉挺軍長直接指揮下，參與收復涇縣的戰鬥。其餘幾個隊撤往小河口方向，掩護軍部兵站、修械所、印刷所和後方醫院。
1940年10月19日，蔣介石限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撤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其數十萬軍隊準備進攻華中新四軍，由此開始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多次指示和催促之下，新四軍軍部決定北撤。1940年12月，軍部後機關人員分兩批先行北撤，每批約1500人。第二批由宋裕和、湯光恢、薛暮橋率領。教導總隊的撤離幹部由薛暮橋率領，總隊部機關和訓練處所轄教育幹部編成幹部隊，臨時集中的皖南地方幹部編成地乾隊，共約300餘人，為第二批先遣支隊的一個大隊，在12月13日離開中村駐地，前往蘇南，幹部隊中有不少人後來到達鹽城，在抗大五分校工作。
1941年1月初，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北撤。教導總隊改稱教導團，編人中路縱隊(其中主要是軍部直屬隊及東南局機關)，隨軍部一同行動。此時，馮達飛調任中路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教導團由余立金統一指揮。皖南事變發生後，教導團較好地完成了中路縱隊的後衛任務。當所有作戰部隊被敵分割包圍之後，教導團依然保持較完整的戰鬥力，成為葉挺軍長直接指揮用來進行突圍作戰的部隊，在最後幾天進行了激烈的戰鬥：1月8日高坦戰鬥，9日至12日的東流山戰鬥。13日火雲山突圍，教導團全團奮勇作戰，非常頑強，一直戰鬥到最後時刻。
皖南事變結束後，教導團有少數人以余立金為首突出重圍，到達長江以北我軍活動地區。因分散突圍而不幸被捕的同志在上饒集中營進行了英勇鬥爭，堅貞不屈。有不少同志積極參加了1942年5月25日的茅家嶺暴動和1942年6月17日的赤石暴動。這兩次暴動的規模之大，在我們黨的監獄鬥爭史上是空前的。暴動的組織者當中，多數是教導總隊的幹部或學員。他們用生命和鮮血為教導總隊的歷史寫下了輝煌燦爛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