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機和我》是1980年9月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尤里斯·伊文思。
基本介紹
- 書名：攝影機和我
- 作者：尤里斯·伊文思
- 譯者：七海出版者
- 頁數：330
- 定價：1.32元
- 出版社：中國電影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80年9月
- 裝幀：簡裝
- 統一書號：8061-1535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本中文版譯自紐約國際出版公司1974年的版本，是伊文思的一部自傳體著作，既敘述了作者從影50餘年的經歷，又概略地講述了世界紀錄電影的歷史。
作者簡介
尤里斯伊文思生平簡介：
1898年11月18日，伊文思出生於荷蘭的尼梅格城。其父在該城一家照相器材商店，後擴大為專門出售製造照相器材的公司：“卡比”（CAPI）
1911年13歲的伊文思在家人的協助下拍攝了一部長200米的影片《茅屋》，只是他的第一部電影習作。
1917年中學畢業，入鹿特丹市“高等經濟頁刪愉學院”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儘管荷蘭當時是中立國，但是伊文思仍然被征入伍。
1920年復員後繼續在“高等經濟學院”，他一面上學一面經營父親的照相拔婆遙器材商店阿姆斯特丹分店。其間，他還擔任過荷蘭“學生聯合會”主席。
1922-1924年在“高等經濟學院”畢業後，伊文思入德國夏綠丹大學攻讀照相化學與照相技術，開始接觸當時在德國出現的各種政治與文藝思潮。
1924-1925年在“高等經濟學院”畢業後，伊文思入德國德勒斯登市的“伊卡”和“歐納曼”工廠實習。與工人階級接觸後，他明確表示自己“站在工人一邊”，不久轉入“蔡司”工廠實習。
1926年回到荷蘭，擔任“卡比”公司技術部主任。由於經常同荷蘭知識界接觸，他開始對電影感興趣，並看到了被荷蘭當局禁映的蘇聯影片《母親》，很受啟發。不久，他在荷蘭創立第一家電影俱樂部“電影組拳兆背聯盟俱樂部”，並從此廣泛接觸電影技術。
1927年在荷蘭的一家小酒吧拍攝了短紀錄片《齊迪奇紀事》表現醉漢的神態。
1928年第一次赴巴黎，試圖探討攝影機的表現可能性，並在那裡拍求兆擊凳攝了一部4分鐘的短片《對運動的研究》。不久，他又回到荷蘭，在一位工程師的建議下，經過長期觀察與周密準備後，用3個月時間完成長10分鐘的紀錄片《橋》，獲得普遍好評。
1929-1930年拍攝《礁石》，以紀錄片形式表現了一個失業漁民的生活。同期，他用4個月在阿姆斯特丹市完成了充滿詩意的短紀錄片《雨》，是“城市電影”中最富詩意的一部作品。《橋》和《雨》以其深邃的詩意和清新的風格被公認為歐洲先鋒電影的代表作，是這個時期實驗電影中最具持久生命力的紀錄片。
此後，應荷蘭建築總工會之請，攝製了大型紀錄片《我們在建設》，並根據此片的素材編成了一批短紀錄片：堡墓想《打樁》、《新建築學》、《青年的一天》等。為荷蘭共產黨機關報編輯宣傳片《毀與建》。同時，伊文思開始拍攝反映荷蘭填海造田的紀錄片，由於此片開始後不久伊文思忙於訪問蘇聯和籌備拍攝其他影片，女剪接師海倫·范唐根據伊文思拍攝的部分有關填海造田的素材編輯成了兩部影片，一部是介紹填海技術的教學片，另一部是扼要介紹填海工程的進展情況的影片，取名《蘇德海》。
1931年應蘇聯著名導演普多夫金的邀請赴蘇聯訪問了3個月，他在那裡做了幾十次演講，並放映了自己的影片，也觀看了杜甫仁科等蘇聯電影工作者的作品。回荷蘭後，應“菲利浦電器公司”之請，拍攝了宣傳片《工業交響曲》（又名《菲利浦收音機》）。他不顧廠方嚴格的限制，在影片中揭示了高度機械化勞采檔動對工汽精恥人的身體和精神造成的損害。
1932年再次應邀赴蘇聯，並應有關部門之請，在鋼鐵工業中心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拍攝大型紀錄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團》、《青年人的話》），頌揚共青團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伊文思的幾次蘇聯之行使他的創作興趣發生了轉變，拍出了堪稱那個時期最優秀的戰鬥電影的紀錄片。
完成《英雄之歌》之後，返回荷蘭，由於對兩年前拍攝的反映圍海造田的影片不滿，繼續跟蹤拍攝工程進展。
1933年比利時西南部博里納奇煤礦工人舉行大罷工，伊文思應比利時進步紀錄電影工作者亨利·斯篤克之請，不顧當局迫害，利用布魯塞爾的一個電影俱樂部——“銀幕俱樂部”提供的資金秘密的拍攝了紀錄片《博里納奇》，表現了煤礦工人的悲慘境遇與互助團結精神。影片完成後，有關當局禁止在比利時和荷蘭上映，可是它已在許多電影俱樂部巡迴放映了。伊文思在1934年訪問蘇聯時，曾經專門為蘇聯重新剪輯這部影片，加進了表現烏克蘭煤礦工人的生活和勞動以及莫斯科建造地下鐵道等鏡頭，使這部有聲的俄文版的《博里納奇》有了新的內容。伊文思本人及評論界都認為《博里納奇》是伊文思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4年完成表現圍海造田的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伊文思在編輯時將它做成了有聲片，並在結尾處加進了表現經濟危機的新聞片鏡頭，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內容。為了區別於1930年由范唐根編輯的《蘇德海》，影片最後改名為《新的土地》。由於影片最後一部分表現了經濟危機，荷蘭、法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都以“作者過於殘酷地表現了現實”等藉口而禁映了這一部分。
1935-1936年與當時流亡蘇聯的德國進步戲劇家馮·范根海姆合作撰寫關於季米特洛夫的電影劇本《戰士》，後因故停筆。同期，應邀赴美國講學，並為美國洛克非勒基金會攝製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伊文思明確表示支持共和派，並與海明威等一些美國知識界人士創立“今日歷史電影公司”（後改名為《當代歷史電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攝《西班牙的土地》，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現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大型紀錄片。伊文思當時使用了三台攝影機拍攝，海明威為影片寫作並朗讀了解說詞。《西班牙的土地》在當時對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伊文思的重要作品之一。
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伊文思表示堅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在“當代歷史電影公司”的贊助和華僑的資助下，經過周密準備，與《西班牙的土地》的攝影師費諾和卡巴，經香港到達漢口，拍攝記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在華期間，宋慶齡女士向伊文思介紹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文思不顧蔣介石政府的百般刁難，親赴前線，拍攝了收復台兒莊的鏡頭。
在漢口，伊文思第一次與周恩來會見，並拍攝了八路軍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鏡頭。由於蔣介石的阻撓以及其他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攝。在西安停留期間，他拍攝了西安人民抗日遊行等鏡頭。為表示對中國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過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安排，將自用的那架“埃納姆”攝影機及數千膠片贈交給中國革命的電影工作者（該攝影機現存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伊文思在拍攝了廣東人民的抗戰決心後，離開中國。
1939年《四萬萬人民》在美國及法國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
1940年應美國農業部之邀，赴美拍攝宣傳農業電氣化的影片《電力和土地》。同年，應“斯羅昂基金會”之請，在紐約大學資助下，籌備拍攝紀錄片《新的疆界》，表現美國南部學校生活，後因資助人破產及美國準備參戰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攝。
1941年應美國南洛杉磯大學之請，在該校文藝科學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攝新聞片《警報！》，報導為運送戰爭物資而定期航行於加拿大與英國之間的船隊的活動情況。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應美國紀錄電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為美國國防部特種任務局攝製大型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第一集《認識你的敵人：日本》。由於伊文思對待日本天皇的態度與美國國防部的觀點相左，伊文思拒絕最後完成該片。同期，為美國拍攝的紀錄性故事片《一個美國大兵的故事》擔任技術顧問。
1944-1945年與法國進步電影工作者合作，著手攝製反法西斯紀錄性故事片《海之女》，由於女主角嘉寶在政府壓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攝工作半途而廢。同期，荷屬東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為印度尼西亞的電影專員。伊文思在澳大利亞邀集一批紀錄片導演，用了6個月時間，準備拍攝表現印度尼西亞人民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紀錄片和一系列教育用短片。荷蘭政府對年青的共和國實施封鎖政策，不準伊文思等進入印度尼西亞領土。伊文思指責政府的行動違背民主傳統，與他本人信念不符，憤而辭去“電影專員”職務。
1946年在澳大利亞逗留期間，在悉尼的碼頭工人協助下，秘密拍攝《印度尼西亞在呼喚》，記述澳大利亞碼頭工人拒絕為荷蘭船隻卸裝運往印度尼西亞的武器等情況。荷蘭當局不僅禁映這部影片，而且藉口護照問題，對伊文思採取了進入國境的“懲罰性措施”。
1950-1951年伊文思應邀赴波蘭，在羅茲電影學院講學，拍攝反映華沙“世界和平會議”的紀錄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勝利》。同期，與蘇聯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世界青年聯歡節》，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1952年應東德和波蘭當局之請，攝製表現業餘腳踏車比賽的《華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賽車》。
1953-1954年應蘇聯作為發起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之請，在32個國家的電影工作者協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長江，恆河、伏爾加河、尼羅河、亞馬遜河等六條河流為線索，拍攝了記述沿河人民生活境況的《激流之歌》。影片運用了細膩的編輯手段，以地球上的六大河流為線索，通過表現反抗壓迫的鬥爭，將全世界的勞動者聯繫在了一起。它既具有史詩般的恢弘氣勢，又充滿了典型的伊文思的抒情細節，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它明確地預言了第三世界的大團圓。此片被譯配成28種語言發行，為全世界的數以億計的觀眾所觀看。
1955年獲“世界和平獎”。《激流之歌》在中國上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1956年應“世界民主婦聯”之請，拍攝分別表現巴西、中國、法國、義大利、蘇聯婦女生活的紀錄片《五支歌》，中國部分的編劇為李思傑，攝影為吳國英。 同年，以民主德國“德發電影製片廠”藝術顧問的身份，參加該廠紀錄片《我的兒子》與故事片《傳奇英雄》（與法國合拍）的拍攝工作。年底，應邀抵達中國訪問。
1957年繼續在中國訪問，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郭沫若、沈雁冰分別會見了他。被聘為“中央新聞電影照製片廠”的顧問，向中國電影工作者授課。離開中國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將在中國拍攝紀錄片。
同年，伊文思回法國巴黎，根據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提供的創意，拍攝紀錄片《塞納河畔》。此片並不是關於塞納河的風光片，也不是關於河流兩岸的名勝古蹟的紀錄片，而是“一首頌揚城市風光的造型詩”。正如影片的原文片名所表現的那樣，他表現的是巴黎和塞納河的相會，這裡有著強烈的對比：老年與愛情，豪富與赤貧，懶散與勤勞，幸福與絕望的孤獨……影片“表現了伊文思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堅定信念，處處洋溢著巴黎溫暖和煦的陽光”。《塞納河》榮獲當年的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紀錄片“金棕櫚”獎和美國舊金山電影節的“金門獎”。
1958年再訪問中國受到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的接見。他在中國的一些地區訪問，原擬以“電影通訊”形式，拍攝一系列短片，定名為《中國來信》，後將在內蒙、南京、無錫等地拍攝的表現我國北方、南方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的勞動熱情與昂揚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編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後根據夏衍的建議定名為《早春》。
1959年回到歐洲，應“義大利國際氫化碳公司”總裁馬泰依之請，為義大利電視台拍攝電視紀錄片《義大利不是窮國》，表現了義大利發現石油資源後，使原來貧困的波河、威尼斯、拉威納地區以及西西里島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與提高。由於政治原因，義大利電視台拒絕有關西西里島的部分，要求已經離開義大利的伊文思進行大量修改。伊文思拒絕修改，並要求電視台在正式播放時將他的名字刪去，但是馬泰依設法在播放時加上了“義大利電視台取材自伊文思的影片”等字樣，而且將伊文思的原版拷貝保存了下來。
1960年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陸，為建立不久的馬利共和國政府拍攝表現非洲人民覺醒的紀錄片《明天在南圭拉》。影片受到非洲觀眾的歡迎，但在歐洲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好評，一方面是由於影片沒有找到良好的發行渠道，另一方面是由於歐洲評論界“還不理解，這種影片樣式對於發展歐洲電影事業的重要性”。
1961年伊文思來華，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同年，應古巴“電影藝術與工業學院”之請，赴古巴講學，與古巴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旅行日記》（又名《古巴紀行》）和《武裝的人民》，表現了豬灣事件之前古巴人民投身祖國建設的生活，以及時刻警惕美帝國主義入侵的軍隊生活場面。
1962年應智利的聖地亞哥大學實驗電影研究所之請，拍攝抒情紀錄片《在瓦爾帕萊索》，表現了智利海濱城市瓦爾帕萊索的風光和人民的生活。同年，應荷蘭電影資料館及荷蘭電影科學院之請，回荷蘭主持“伊文思回顧展”，在阿姆斯特丹機場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在記者招待會上，伊文思重申了他作為進步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一貫立場。
1965年經長期準備後，在法國南部拍攝以風為主題的紀錄片《西北風》，由於製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現出應有的氣勢。同年，越南戰爭不斷升級，伊文思赴越南拍攝紀錄片《天空和土地》。赴越南途中，他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1966年被迫僑居國外20餘年的伊文思被準予回到祖國荷蘭，他決定拍攝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歐洲之港》。伊文思在影片中沒有象一般紀錄片那樣表現鹿特丹港的繁忙景象而是以荷蘭民間傳說“飛翔的荷蘭人”為主線，表現了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荷蘭的形象。另外，他在祖國逗留期間荷蘭文化大臣擬向伊文思頒發榮譽獎金，伊文思本人拒絕接受。
1967年與一批法國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遠離越南的地方》。同年，與法國電影工作羅麗丹合作完成反映越南“非軍事區”居民生活的紀錄片《十七度緯線》。
1968年與羅麗丹一起赴寮國，在當時的寮國解放區拍攝紀錄片《人民和槍》，影片由四個片段組成：“人民軍隊武裝人民”，“槍桿子裡出政權”、“人民是萬能的”、“沒有武器，人民就沒有力量”。
1969年在越南拍攝紀錄片《會見胡志明主席》，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見。同年，伊文思自傳《攝影機和我》出版。
1971年與羅麗丹一起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提出要在中國拍攝大型紀錄片，得到周恩來的大力支持。
1972-1975 偕法國電影工作者羅麗丹在中國拍攝大型系列紀錄片《愚公移山》。攝製組的足跡遍及大慶、上海、南京、青島、新疆等地，廣泛接觸了我國的工人、農民、漁民、教授、學生、解放軍戰士、售貨員、演員、手工藝藝人。《愚公移山》由12部影片組成：《大慶油田》、《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汽輪機廠》、《一個婦女，一個家庭》、《漁村》、《一座軍營》、《對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劇團排練》、《北京雜技團的訓練》、《手工藝藝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現了各階層在那段歷史時期的面貌。
1976年《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國家藝術影院上映，放映周期很長，引起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和評論家的好評。
1977年《愚公移山》在中國舉行首映式，伊文思在一年中先後兩次應邀來到中國，受到國家領導人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委員長、李先念副總理的接見。
1978年伊文思再次應邀訪問中國，受到鄧小平副總理、鄧穎超同志的接見。同年，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
1979年伊文思應邀來中國，為慶祝他的81歲生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分別舉行招待會或慶祝會，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副總理出席了招待會。
1980年為表彰伊文思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紀念他從事電影工作5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了“伊文思創作回顧展”。
1984-1988年伊文思與羅麗丹多次來中國，拍攝他醞釀已久的紀錄片《風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繼續進行藝術探索，影片拍攝的幾乎是被認為無法拍攝的事物。這是伊文思對自己幾十年藝術生涯總結式的歸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電影語言，“直接電影”的手法，以及超現實主義的表達方法。影片的表現手法細膩，內容雖然抽象而又晦澀，但是富有想像力和啟發性，受到人們的熱烈稱讚。此片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於1989年初在巴黎舉行了首映式。
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1932年再次應邀赴蘇聯，並應有關部門之請，在鋼鐵工業中心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拍攝大型紀錄片《英雄之歌》（又名《共青團》、《青年人的話》），頌揚共青團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伊文思的幾次蘇聯之行使他的創作興趣發生了轉變，拍出了堪稱那個時期最優秀的戰鬥電影的紀錄片。
完成《英雄之歌》之後，返回荷蘭，由於對兩年前拍攝的反映圍海造田的影片不滿，繼續跟蹤拍攝工程進展。
1933年比利時西南部博里納奇煤礦工人舉行大罷工，伊文思應比利時進步紀錄電影工作者亨利·斯篤克之請，不顧當局迫害，利用布魯塞爾的一個電影俱樂部——“銀幕俱樂部”提供的資金秘密的拍攝了紀錄片《博里納奇》，表現了煤礦工人的悲慘境遇與互助團結精神。影片完成後，有關當局禁止在比利時和荷蘭上映，可是它已在許多電影俱樂部巡迴放映了。伊文思在1934年訪問蘇聯時，曾經專門為蘇聯重新剪輯這部影片，加進了表現烏克蘭煤礦工人的生活和勞動以及莫斯科建造地下鐵道等鏡頭，使這部有聲的俄文版的《博里納奇》有了新的內容。伊文思本人及評論界都認為《博里納奇》是伊文思創作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1934年完成表現圍海造田的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伊文思在編輯時將它做成了有聲片，並在結尾處加進了表現經濟危機的新聞片鏡頭，使影片有了新的思想內容。為了區別於1930年由范唐根編輯的《蘇德海》，影片最後改名為《新的土地》。由於影片最後一部分表現了經濟危機，荷蘭、法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都以“作者過於殘酷地表現了現實”等藉口而禁映了這一部分。
1935-1936年與當時流亡蘇聯的德國進步戲劇家馮·范根海姆合作撰寫關於季米特洛夫的電影劇本《戰士》，後因故停筆。同期，應邀赴美國講學，並為美國洛克非勒基金會攝製了一部教育短片。
1937年西班牙內戰爆發，伊文思明確表示支持共和派，並與海明威等一些美國知識界人士創立“今日歷史電影公司”（後改名為《當代歷史電影公司》），奔赴西班牙拍攝《西班牙的土地》，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表現人民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大型紀錄片。伊文思當時使用了三台攝影機拍攝，海明威為影片寫作並朗讀了解說詞。《西班牙的土地》在當時對世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伊文思的重要作品之一。
1938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伊文思表示堅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在“當代歷史電影公司”的贊助和華僑的資助下，經過周密準備，與《西班牙的土地》的攝影師費諾和卡巴，經香港到達漢口，拍攝記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在華期間，宋慶齡女士向伊文思介紹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和抗日意志。伊文思不顧蔣介石政府的百般刁難，親赴前線，拍攝了收復台兒莊的鏡頭。
在漢口，伊文思第一次與周恩來會見，並拍攝了八路軍召開重要軍事會議的鏡頭。由於蔣介石的阻撓以及其他原因，他未能按原意赴延安拍攝。在西安停留期間，他拍攝了西安人民抗日遊行等鏡頭。為表示對中國人民的敬意，伊文思通過周恩來、葉劍英等人的安排，將自用的那架“埃納姆”攝影機及數千膠片贈交給中國革命的電影工作者（該攝影機現存於中國歷史博物館）。伊文思在拍攝了廣東人民的抗戰決心後，離開中國。
1939年《四萬萬人民》在美國及法國上映，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
1940年應美國農業部之邀，赴美拍攝宣傳農業電氣化的影片《電力和土地》。同年，應“斯羅昂基金會”之請，在紐約大學資助下，籌備拍攝紀錄片《新的疆界》，表現美國南部學校生活，後因資助人破產及美國準備參戰等原因，未能完成影片的拍攝。
1941年應美國南洛杉磯大學之請，在該校文藝科學系任教。同年，赴加拿大拍攝新聞片《警報！》，報導為運送戰爭物資而定期航行於加拿大與英國之間的船隊的活動情況。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應美國紀錄電影工作者卡普拉之邀，為美國國防部特種任務局攝製大型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的第一集《認識你的敵人：日本》。由於伊文思對待日本天皇的態度與美國國防部的觀點相左，伊文思拒絕最後完成該片。同期，為美國拍攝的紀錄性故事片《一個美國大兵的故事》擔任技術顧問。
1944-1945年與法國進步電影工作者合作，著手攝製反法西斯紀錄性故事片《海之女》，由於女主角嘉寶在政府壓力下拒演，使影片的拍攝工作半途而廢。同期，荷屬東印度公司政府任命伊文思為印度尼西亞的電影專員。伊文思在澳大利亞邀集一批紀錄片導演，用了6個月時間，準備拍攝表現印度尼西亞人民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的紀錄片和一系列教育用短片。荷蘭政府對年青的共和國實施封鎖政策，不準伊文思等進入印度尼西亞領土。伊文思指責政府的行動違背民主傳統，與他本人信念不符，憤而辭去“電影專員”職務。
1946年在澳大利亞逗留期間，在悉尼的碼頭工人協助下，秘密拍攝《印度尼西亞在呼喚》，記述澳大利亞碼頭工人拒絕為荷蘭船隻卸裝運往印度尼西亞的武器等情況。荷蘭當局不僅禁映這部影片，而且藉口護照問題，對伊文思採取了進入國境的“懲罰性措施”。
1950-1951年伊文思應邀赴波蘭，在羅茲電影學院講學，拍攝反映華沙“世界和平會議”的紀錄片《和平一定在全世界勝利》。同期，與蘇聯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世界青年聯歡節》，這是伊文思的第一部彩色片。
1952年應東德和波蘭當局之請，攝製表現業餘腳踏車比賽的《華沙—柏林—布拉格和平賽車》。
1953-1954年應蘇聯作為發起國的“世界工會聯合會”之請，在32個國家的電影工作者協助下，以密西西比河、長江，恆河、伏爾加河、尼羅河、亞馬遜河等六條河流為線索，拍攝了記述沿河人民生活境況的《激流之歌》。影片運用了細膩的編輯手段，以地球上的六大河流為線索，通過表現反抗壓迫的鬥爭，將全世界的勞動者聯繫在了一起。它既具有史詩般的恢弘氣勢，又充滿了典型的伊文思的抒情細節，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它明確地預言了第三世界的大團圓。此片被譯配成28種語言發行，為全世界的數以億計的觀眾所觀看。
1955年獲“世界和平獎”。《激流之歌》在中國上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
1956年應“世界民主婦聯”之請，拍攝分別表現巴西、中國、法國、義大利、蘇聯婦女生活的紀錄片《五支歌》，中國部分的編劇為李思傑，攝影為吳國英。 同年，以民主德國“德發電影製片廠”藝術顧問的身份，參加該廠紀錄片《我的兒子》與故事片《傳奇英雄》（與法國合拍）的拍攝工作。年底，應邀抵達中國訪問。
1957年繼續在中國訪問，受到了劉少奇的接見。郭沫若、沈雁冰分別會見了他。被聘為“中央新聞電影照製片廠”的顧問，向中國電影工作者授課。離開中國前，他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將在中國拍攝紀錄片。
同年，伊文思回法國巴黎，根據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提供的創意，拍攝紀錄片《塞納河畔》。此片並不是關於塞納河的風光片，也不是關於河流兩岸的名勝古蹟的紀錄片，而是“一首頌揚城市風光的造型詩”。正如影片的原文片名所表現的那樣，他表現的是巴黎和塞納河的相會，這裡有著強烈的對比：老年與愛情，豪富與赤貧，懶散與勤勞，幸福與絕望的孤獨……影片“表現了伊文思對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堅定信念，處處洋溢著巴黎溫暖和煦的陽光”。《塞納河》榮獲當年的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紀錄片“金棕櫚”獎和美國舊金山電影節的“金門獎”。
1958年再訪問中國受到國家領導人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的接見。他在中國的一些地區訪問，原擬以“電影通訊”形式，拍攝一系列短片，定名為《中國來信》，後將在內蒙、南京、無錫等地拍攝的表現我國北方、南方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人民的勞動熱情與昂揚的精神面貌三部短片合編成一部影片，原名《雪》，後根據夏衍的建議定名為《早春》。
1959年回到歐洲，應“義大利國際氫化碳公司”總裁馬泰依之請，為義大利電視台拍攝電視紀錄片《義大利不是窮國》，表現了義大利發現石油資源後，使原來貧困的波河、威尼斯、拉威納地區以及西西里島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變化與提高。由於政治原因，義大利電視台拒絕有關西西里島的部分，要求已經離開義大利的伊文思進行大量修改。伊文思拒絕修改，並要求電視台在正式播放時將他的名字刪去，但是馬泰依設法在播放時加上了“義大利電視台取材自伊文思的影片”等字樣，而且將伊文思的原版拷貝保存了下來。
1960年伊文思首次赴非洲大陸，為建立不久的馬利共和國政府拍攝表現非洲人民覺醒的紀錄片《明天在南圭拉》。影片受到非洲觀眾的歡迎，但在歐洲卻沒有獲得應有的好評，一方面是由於影片沒有找到良好的發行渠道，另一方面是由於歐洲評論界“還不理解，這種影片樣式對於發展歐洲電影事業的重要性”。
1961年伊文思來華，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同年，應古巴“電影藝術與工業學院”之請，赴古巴講學，與古巴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旅行日記》（又名《古巴紀行》）和《武裝的人民》，表現了豬灣事件之前古巴人民投身祖國建設的生活，以及時刻警惕美帝國主義入侵的軍隊生活場面。
1962年應智利的聖地亞哥大學實驗電影研究所之請，拍攝抒情紀錄片《在瓦爾帕萊索》，表現了智利海濱城市瓦爾帕萊索的風光和人民的生活。同年，應荷蘭電影資料館及荷蘭電影科學院之請，回荷蘭主持“伊文思回顧展”，在阿姆斯特丹機場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在記者招待會上，伊文思重申了他作為進步紀錄電影工作者的一貫立場。
1965年經長期準備後，在法國南部拍攝以風為主題的紀錄片《西北風》，由於製作人的限制，影片未能按他的原意表現出應有的氣勢。同年，越南戰爭不斷升級，伊文思赴越南拍攝紀錄片《天空和土地》。赴越南途中，他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
1966年被迫僑居國外20餘年的伊文思被準予回到祖國荷蘭，他決定拍攝一部反映港口城市鹿特丹的影片《鹿特丹—歐洲之港》。伊文思在影片中沒有象一般紀錄片那樣表現鹿特丹港的繁忙景象而是以荷蘭民間傳說“飛翔的荷蘭人”為主線，表現了一個具有叛逆性格的荷蘭的形象。另外，他在祖國逗留期間荷蘭文化大臣擬向伊文思頒發榮譽獎金，伊文思本人拒絕接受。
1967年與一批法國電影工作者合作拍攝紀錄片《遠離越南的地方》。同年，與法國電影工作羅麗丹合作完成反映越南“非軍事區”居民生活的紀錄片《十七度緯線》。
1968年與羅麗丹一起赴寮國，在當時的寮國解放區拍攝紀錄片《人民和槍》，影片由四個片段組成：“人民軍隊武裝人民”，“槍桿子裡出政權”、“人民是萬能的”、“沒有武器，人民就沒有力量”。
1969年在越南拍攝紀錄片《會見胡志明主席》，受到胡志明主席的接見。同年，伊文思自傳《攝影機和我》出版。
1971年與羅麗丹一起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他提出要在中國拍攝大型紀錄片，得到周恩來的大力支持。
1972-1975 偕法國電影工作者羅麗丹在中國拍攝大型系列紀錄片《愚公移山》。攝製組的足跡遍及大慶、上海、南京、青島、新疆等地，廣泛接觸了我國的工人、農民、漁民、教授、學生、解放軍戰士、售貨員、演員、手工藝藝人。《愚公移山》由12部影片組成：《大慶油田》、《上海第三醫藥商店》、《上海汽輪機廠》、《一個婦女，一個家庭》、《漁村》、《一座軍營》、《對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劇團排練》、《北京雜技團的訓練》、《手工藝藝人》。伊文思以直接的形式表現了各階層在那段歷史時期的面貌。
1976年《愚公移山》先是在法國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國家藝術影院上映，放映周期很長，引起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和評論家的好評。
1977年《愚公移山》在中國舉行首映式，伊文思在一年中先後兩次應邀來到中國，受到國家領導人華國鋒主席、葉劍英委員長、李先念副總理的接見。
1978年伊文思再次應邀訪問中國，受到鄧小平副總理、鄧穎超同志的接見。同年，英國“倫敦皇家藝術學院”授予他榮譽博士稱號。
1979年伊文思應邀來中國，為慶祝他的81歲生日，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分別舉行招待會或慶祝會，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副總理出席了招待會。
1980年為表彰伊文思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紀念他從事電影工作50周年，中國電影資料館舉辦了“伊文思創作回顧展”。
1984-1988年伊文思與羅麗丹多次來中國，拍攝他醞釀已久的紀錄片《風的故事》。年近90的伊文思繼續進行藝術探索，影片拍攝的幾乎是被認為無法拍攝的事物。這是伊文思對自己幾十年藝術生涯總結式的歸述，融合了他早期的抒情性的電影語言，“直接電影”的手法，以及超現實主義的表達方法。影片的表現手法細膩，內容雖然抽象而又晦澀，但是富有想像力和啟發性，受到人們的熱烈稱讚。此片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於1989年初在巴黎舉行了首映式。
1989年底 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