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順奇蹟

1956年6月～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曾擔任高級職務的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法庭上出現了罕見一幕：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撫順奇蹟
• 外文名：Fushun miracle/撫順奇跡

事件背景

日本戰俘回憶在華生活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生活過的日本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國的管教人員把戰犯當人，他們的做法是挽救人類的善舉。

有段史實請不要忘記：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里關押過1062名日本戰犯(969名被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於起訴，釋放回國；另外45名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判刑(沒有一個死刑)，1964年4月全部被釋放回國。

當中國最高法庭對戰犯們宣判時，戰犯中沒有一個抗訴，被告席上不斷傳出悔恨與感激交加的哭聲。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證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人們都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這些日本舊軍人發誓改惡從善，歷半個世紀不改初衷。

日本人記錄下撫順的奇蹟

這段往事沒有被塵封。有位日本攝影家以出色的工作為世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證言，他就是新井利男。

一個細雨綿綿的春日，本報記者在東京參加了一個紀念《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職員的證言———攝影家新井利男留下的工作》一書出版的集會。這次集會是由曾在中國被關押的前戰犯組成的和平團體———“中國歸國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發起的。8位耄耋之年的前戰犯特地參加了座談。集會的主題一是懷念新井利男，一是回憶當年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

正直的新井利男雖沒經歷過戰爭，卻出版了《侵略的證言》、《啊滿州》、《中國戰火中的殘留日本人》等著作。他關注中國的戰犯管理，是因為讀了一本名為《三光———日本人在中國的戰爭犯罪自白》的書。他覺得，“戰爭使善良的平凡人失去人性，能對手無寸鐵的人民殺光，燒光，搶光”。更觸動他的是，書的作者們都曾是戰犯。他們為了教育後人，“不是受到強制而是發自內心，主動追究、坦白並記錄了自己的罪行”，數十年如一日進行著“認罪實踐”。

1985年，曾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工作過的前所長孫明齋、金源等到日本訪問，邀請他們的正是28年前他們管教過的戰犯。世事滄桑，過去的戰犯與管教人員都完成了角色轉變，為和平走到一起。這件事給了新井極大的衝擊。看到許多日本人對中國戰犯政策很無知，新井便產生了記錄這段歷史的念頭。他認為，戰爭的加害者和被害者必須加深理解，去掉民族蔑視、憎惡和不信任。“撫順的奇蹟是人類的遺產，應當加以記憶和傳承”。

於是，新井放棄了平靜的生活，自掏腰包在朋友的支持下來華採訪。他常常背著幾十公斤重的照相器材翻山越嶺。他曾到太行山深處看望當年受過性虐待的老人，與講述者抱頭痛哭。在數年時間裡，他從哈爾濱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到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從瀋陽“九一八”紀念館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足跡遍及福建、湖北、河南、河北、山西等省的80多個地區。他查閱了國家檔案館中的許多歷史資料，訪問了當時的所長、教員、醫生、藥劑師、看守、炊事員等31名在管理所工作過的人，拍攝了大批珍貴的照片，取得了大量證詞。前撫順戰犯管理所長金源及其全家給了新井很大的幫助。翻譯、交通等，都是在金源的幫助下解決的。不幸的是，新井沒有等到大作問世便因肺癌在2001年6月去世，對他的事業全力相助的金源所長也於2002年故去；所幸的是，“新井利男資料保存會”出版了他採訪的《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職員的證言》。

把戰犯當人，立足教育

集會的另一項內容是請曾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生活過的老人談感受。耄耋之年的前戰犯個個坦誠剖析自己，痛覺“今是而昨非”。他們異口同聲地說，中國管教人員的做法是挽救人類的善舉。滿頭白髮的國友俊太郎老人拿著中國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人道與寬恕》畫冊展示給在場的人。他說，中國是以和為貴，“和則兩利，斗則兩傷”。

90歲高齡的繪鳩毅老人感觸頗深地說，中國的政策首先是“把戰犯當人，通過教育使他們恢復人性”。他認為，戰犯管理所是毛澤東、周恩來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來最高水平的監獄”。中國管教人員重教育，懂得引導戰犯們在人民面前認罪，“認罪運動是中國人道主義的成果”。

伊藤老人是當時的“學習組長”，組織學過《實踐論》。他說那場戰爭是明明白白的侵略，是在中國土地上的犯罪，中國卻給了戰犯溫暖，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人性”。

曾參加731部隊的筱冢良雄老人回憶說，自己病得不省人事時，多虧有解放軍全力搶救。原來自己非常頑固，他的轉變是中方熱誠教育的結果。

山中、鈴木、小山老人紛紛表示，從中將到士兵，在1062名戰犯中除個別人外，都轉變了立場，撫順戰犯管理所是一所人生大學。專程從名古屋趕來的渡部老淚縱橫：“我就是書中說的459號……”。渡部當兵後在中國殺過人，他起初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牴觸情緒，後來是較早覺悟的一個。他患過嚴重的精神分裂症，當年是中國醫生治好了他的病。他說：“新井采寫的‘證言’是我人生最寶貴的禮物，它給了我更大的、全力贖罪的勇氣。”前“中歸聯”事務局長高橋哲郎老人說：“在後半生中，‘反對戰爭，和平友好’的精神深深印在我們每個人的心底。中國把戰犯當人，立足教育的政策砍斷了冤冤相報的仇恨連環”……

不是“勝者對敗者的報復”

中國共產黨人是用什麼魔杖使篤信軍國主義的戰犯們認罪的？戰犯們為什麼能改惡從善，歷數十年不改初衷？人們在探索“撫順奇蹟”的秘密。其實全部的秘密就在於中國對戰犯的政策不是“勝者對敗者的報復”，而是教育改造。

共產黨人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戰犯管理所人員證實，毛澤東、周恩來反覆指示要堅持改造第一，處罰與寬大、改造與教育、政治鬥爭與人道主義結合。學習、管理、勞動，一切都是為了轉變其反動立場。其實，國恨與家仇，管理所人員都有一本血淚賬。開始時，許多人都不理解優待戰犯的政策。有位看守長全家7人被日軍殺害，他為了報仇參了軍。上級要求他對眼前的戰犯不能打罵，還要說話和氣，氣得他趴在床上哭。組織上教育大家“恨罪不恨人”，把家仇放在一邊，嚴格按黨的政策辦。戰犯也是人，並不是生下來就壞，是軍國主義不好，他們被軍閥趕上戰場，被剝奪了人性。不侮辱不虐待，尊重其人格，炊事員注意衛生，把米淘淨，醫務人員對有病的及時治療。如同極地的冰塊遇到春天的太陽徐徐融化，戰犯們被喚起做人的本性。

管理所長孫明齋、金源證實，戰犯立場的轉變要靠鬥爭。開始時多數戰犯態度囂張，主張日本的“自存自衛”，說來中國是為“維持治安”，是“奉天皇的命令”。中方人員義正辭嚴：日軍侵華不是中國人請的，日本天皇管不了中國的事。日本軍隊在中國的土地上橫行霸道，壞事做絕，戰犯惟一的出路是認罪改造。

雖然戰犯對中國人民犯下大罪，但考慮到日本投降後十餘年的變化、中日關係的發展、以及多數戰犯有悔改表現，全國人大決定對日本戰犯從寬處理。1956年夏，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和太原開庭，對藤田茂、鈴木啟久中將等45名罪行極為嚴重的戰犯判8年至29年不等的刑罰，對1017名戰犯寬大處理，免於起訴，立即釋放。所有被宣判有罪的戰犯都表示向中國人民認罪。被判16年的佐佐真之助表示：“我的罪孽遍及中國全國，成為6億人民憎惡的對象，判幾次死刑都無法補償。”被判18年的偽滿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承認“大罪天地不容，為了教育今後的日本人，請求給以極刑。”藤田茂事後在談到他站在被告席上聽到第一位出庭作證的全家被殺的張葡萄老人憤怒、痛苦的控訴時說，“那時我心如刀割，肝腸欲裂，良心的斥責湧上心頭。我恨不得要求這位老婆婆踢我、咬我、打倒我……我願意判我以極刑……”

戰俘回國自揭醜行

接受了學習教育的前戰犯，在被釋放回國後都發誓改惡從善。由於20世紀50年代日本對華敵視，日本社會對戰爭罪責意識淡薄，對侵略戰爭缺乏認識，加上日本政府有意隱瞞戰爭犯罪，戰犯們回國後的反戰和平、日中友好活動被扣上“清一色的總懺悔”、“受中共洗腦”的帽子。他們還受到公安當局監視、調查，找工作困難，備受歧視。

不過，千餘人中除極個別的人自食其言外，其他人都不改初衷。抱著反對侵略、追求和平、日中永遠友好的信念，

他們在1957年成立了“中國歸國者聯絡會”，為和平奔走呼號。為了悼念中國愛國烈士，他們再訪“再生之地”，建立了“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不少人把自己的戰爭體驗寫成書，《侵略》、《三光》、《天皇的軍隊》、《從中國歸來的戰犯》等幾十本著作就是其成果。前日軍39師俘虜監督軍官兼情報主任鵜野(被判刑13年)受軍國主義思想毒害，曾相信“中國領土全部歸於日本，日本將征服全世界”，在他參加侵華戰爭的4年裡殘害過大量百姓。回國後，他寫了《菊與日本刀》，暴露他如何受軍國主義毒害，犯過什麼罪，在戰犯管理所受的待遇等，震驚了日本社會。

協會更名

如今，存在了45年之久的“中國歸國者聯絡會”因成員年事已高而改為“撫順奇蹟繼承會”。

相關遺址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於1950年6月，是世界上保存比較完整的唯一一所羈押與改造、審判戰爭罪犯的監獄遺址。共接收、關押、教育、改造了日本戰犯982人，偽滿洲國戰犯71人，其中包括清朝末代皇帝溥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