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國家特定款物罪):定義,法條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將專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作他用，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

基本介紹

中文名：挪用特定款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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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法條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相關規定

第二百七十三條【挪用特定款物罪】挪用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構成要件

構成要件的內容

本罪的挪用，是指由有關單位改變專用款物用途，如將優撫資金用於建辦公樓；將特定款物挪作個人使用的，視行為主體的情形認定為挪用公款罪或者挪用資金罪。挪用失業保險基金與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資金的，屬於挪用救濟款物，挪用行為情節嚴重，給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成立犯罪。本罪在客觀行為方面表現為將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作他用，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這裡所說的挪用，是指行為人違反國家特定款物專款專用的財經管理制度，不經合法批准，擅自將自己經管或支配的上述款物調撥、使用於其他方面。這裡的挪用僅指改變特定款物的指定用途而改變為其他公用，不包括歸個人使用的情形。挪用特定款物歸個人使用的場合，可能構成挪用公款罪或其他犯罪。刑法沒有明文規定利用職務之便，實際上，不利用自己經管或支配上述特定款物的職權，是不可能將它們挪作他用的。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本罪也帶有瀆職的性質。根據刑法的規定，挪用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才構成本罪。本罪的對象為特定款物，即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包括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

責任形式

責任形式為故意。

常見問題

本罪的立案標準

對於挪用特定款物價值在5000元以上的，或者造成國家和人民民眾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5萬元以上的，或者雖未達到上述數額標準，但多次挪用特定款物的，或者造成人民民眾的生產、生活嚴重困難的，嚴重損害國家聲譽，或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以及其他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應予追訴。挪用特定款物罪的對象限於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用其他款物的，不構成本罪；挪用特定款物罪只能由故意構成，確因不知屬於這七項特定款物而過失地予以挪作他用的，不構成本罪；挪用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只有直接責任人員才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其他有關人員不構成本罪。

本罪的處罰

根據刑法第273條的規定，犯本罪的，對直接責任人員，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與挪用公款罪的界限

（1）侵犯的對象範圍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侵犯的對象限於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對象限於公款。（2）行為表現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了將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作其他公用事項，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行為；挪用公款罪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超過3個月未還的行為，是將公款挪用歸個人使用的行為。（3）主體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主體限於在國家機關中經管、支配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人員，即挪用特定款物的直接責任人員；挪用公款罪的主體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4）主觀方面不同。挪用特定款物罪的行為人是意圖將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挪作其他公用事項，如用於生產經營、修建樓堂館所、購買高級汽車和辦公設備等；挪用公款罪的行為人是意圖將公款轉歸個人使用。根據刑法第384條第2款的規定，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撫、移民、救濟、款物歸個人使用的，以挪用公款罪從重處罰。

案例剖析

挪用用於扶貧的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阿肯某挪用特定款物再審宣告無罪案

案例要旨

挪用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這一犯罪的“挪用”是指不經合法批准，擅自將自己經手、管理的“特定”物資調撥、使用到其他方面，挪用的目的是用於單位的其他項目。如果將特定款物挪于歸個人使用，則構成挪用公款罪。

案件詳情

1996年，某縣戰河鄉政府安排給木耳坪村委會的馬宗某和元某兩個自然村450畝的“低（產）改高（產）”指標作為扶貧攻堅項目。1997年3月12日，木耳坪村委會會計兼武裝幹事馬榮華從鄉政府領取13500元扶貧款後，該村僅將其中的4022.62元兌現給農戶，而將其中的1654.20元挪作馬榮華及書記爾古拉史、主任楊海龍個人使用，將其中的9477.38元挪作五四青年節活動開支，致使農戶的“低改高”款無法兌現，引起馬、元兩村村民的不滿。時任馬宗某村村長的阿肯某等人了解情況後，即以阿肯某為主向有關部門舉報並上訪。1998年12月8日，某縣紀委作出《關於馬榮華等人挪用專項資金的處理決定》，對直接責任人分別給予留黨察看一年和黨內嚴重警告等處分，同時責令三人將其中的1654.20元扶貧款退還給馬、元兩個自然村。鄉政府又決定從該鄉扶貧款中拿出4354.80元補足6000元給兩個自然村。阿肯某代表兩個自然村，分別於1998年11月30日和12月3日從鄉政府領取1000元及5000元總計6000元。阿肯某領到此款後，從12月4日起，兩村的領導集中在一起對此款做了處理。處理情況分六大類：（1）支付了扶貧款651.75元；（2）李爾布領上訪誤工費385元；（3）阿肯某報銷誤工費及上訪住宿費等1085元；（4）報銷兩村招待費2730.50元；（5）還借款（用於清查扶貧款）850元；（6）未說明用途的款180元。以上六項支出共5983.25元。事後，有的村民反映，村民的低改高款、修水溝的款、修擋牆的款要阿肯某付清。鄉政府即派人對阿肯某的賬目進行了清查。根據清查結果，公安機關即以阿肯某涉嫌挪用特定款物對其立案偵查。

某縣人民檢察院寧檢刑訴字（2001）第49號起訴書指控：1996年某縣戰河鄉安排給木耳坪村委會馬宗某和元某兩個自然村450畝坡改梯指標，並支付了13500元的補助款，而村委會除少部分支付給兩個自然村外，大部分被挪作他用，受到了黨紀處理。1998年，戰河鄉政府責令責任人退款1645.20元，鄉里彌補4354.80元給兩個自然村，並以現金交給阿肯某，委託其負責兌現給各改地戶，但阿肯某卻將6000元扶貧款挪作他用，民眾反映強烈。同時，阿肯某還經常到鄉政府無理取鬧，社會影響極壞。其行為已觸犯了《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之規定，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

某縣人民法院（2001）寧法刑初字第55號刑事判決在認定起訴書指控的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基礎上，根據犯罪事實、情節及危害後果，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2001）麗中刑終字第83號判決在認定原審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的基礎上，認為阿肯某隻將6000元扶貧款部分支付給農戶，其餘大部分（超過2000元）被其挪作他用。其行為已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鑒於本案的實際情況，可對其適用緩刑。故終審改判其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二審判決生效後，阿肯某仍不服，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訴並上訪。麗江市人民檢察院也提出再審的建議。經麗江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原審被告人阿肯某從鄉政府領取扶貧款6000元後，僅將其中的651.75元用於扶貧，而將其中的4498.25元挪作上訪費、接待費等之用。阿肯某的六類開支中還借款（用於清查扶貧款）的850元不能認定為支出。某縣人民檢察院的指控及原一、二審判決認定阿肯某挪用特定款物的數額不完全準確。麗江市人民檢察院及辯護人認為阿肯某已將其中的2122.75元用於扶貧的證據也不充分。阿肯某挪用特定款物4498.25元的行為是違法行為，但未達到追究刑事責任的數額標準，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構成犯罪。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款的規定，經合議庭評議，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作出了撤銷某縣人民法院（2001）寧法刑初字第55號刑事判決和麗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2001）麗中刑終字第83號刑事判決，宣告原審被告人阿肯某無罪的判決。

專家評論

我國1997《刑法》頒布以前，並沒有“挪用特定款物”這一罪名。只規定“挪用國家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構成挪用公款罪。1997《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規定：“挪用用於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情節嚴重，致使國家和人民民眾利益遭受重大損害的”，構成挪用特定款物罪。這一犯罪與“挪用公款罪”的本質區別在於，其“挪用”是指不經合法批准，擅自將自己經手、管理的“特定”物資調撥、使用到其他方面，如修建樓堂館所、從事商業活動、投資工業建設等行為。挪用的目的是用於單位的其他項目。如果將特定款物挪于歸個人使用，則構成挪用公款罪。另外，1997《刑法》規定了這一罪名後，直到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制定了《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規定了挪用特定款物的立案和起訴的起點為5000元。本案中，從檢察機關起訴，到人民法院原一、二審判決，認定事實上不準確，在適用法律上也出現了錯誤，導致了判決結果的錯誤。

（一）原審未對阿肯某挪用款物的數額進行定量、定性分析

案發後，阿肯某向司法機關提供了各種支出單據共25份。總支出為5983.25元。一審判決認定其挪用特定款物6000元。二審判決則更為籠統地認定6000元中的大部分（超過2000元）被其挪作他用。再審中，首先將25份支出單據進行定量分析，阿肯某對6000元的支出可分為六類：（1）支付了扶貧款651.75元；（2）李爾布領上訪誤工費385元；（3）阿肯某報銷誤工費及上訪住宿費等1085元；（4）報銷兩村招待費2730.50元；（5）還借款（用於清查扶貧款）850元；（6）未說明用途的白條180元。以上六項支出共5983.25元。尚有16.75元未支出。然後，再對以上六類支出作定性分析發現，第（1）類支出已用於扶貧，第（5）類還借款的850元也不能認定為支出，此兩項加上未支出的16.75元不能認定為挪用。只能認定其挪用特定款物4498.25元。

（二）原審適用法律不當

本案原審被告阿肯某第一次是2001年4月29日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同年5月30日釋放。第二次是2001年8月28日批准逮捕，同年9月3日執行逮捕。檢察院於2001年9月27日提起公訴。法院2001年10月26日作出一審判決，2001年11月29日作出二審判決。這一切司法行為，均在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制訂施行《關於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之後。而該案從偵察、起訴到一、二審判決，均參照了1997《刑法》實施前有關打擊貪污、挪用公款犯罪的追訴標準的司法解釋，明顯是錯誤的。

挪用特定款物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