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國是修昔底德著作傳承的重要時期。在拜占庭帝國早期，軍事政治史學家善於模仿和改寫修昔底德筆下的“普拉提亞之圍”、“雅典瘟疫敘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說詞；而一些教會史學家在寫作時也受修昔底德的影響，但出於基督教的價值觀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進行歷史寫作可以反映出當時教、俗兩大史學寫作群體的價值取向。公元7—13世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仍在被傳播和學習，但隨著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對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現象消失了。在這一時期，修昔底德傳統在拜占庭帝國學術體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國末期，面對西歐人的擴張，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拜占庭帝國學者有意識地復興希臘古典文化。在這一背景下，少數拜占庭帝國史學家恢復了對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寫，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傳承具有積極意義；但是， 他們對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習和模仿往往拘泥於文字，未能從中真正領會歷史經驗，處理好國家的外交和內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拜占庭帝國的歷史
- 所屬學科：歷史
歷史背景
修昔底德傳統與拜占庭帝國的歷史書寫
內容提要拜占庭帝國是修昔底德著作傳承的重要時期。在拜占庭帝國早期，軍事政治史學家善於模仿和改寫修昔底德筆下的“普拉提亞之圍”、“雅典瘟疫敘事”以及一些著名的演說詞；而一些教會史學家在寫作時也受修昔底德的影響，但出於基督教的價值觀而不直接模仿他。因此，是否模仿修昔底德進行歷史寫作可以反映出當時教、俗兩大史學寫作群體的價值取向。公元7—13世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仍在被傳播和學習，但隨著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改變，對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現象消失了。在這一時期，修昔底德傳統在拜占庭帝國學術體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到了拜占庭帝國末期，面對西歐人的擴張，尤其是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後，拜占庭帝國學者有意識地復興希臘古典文化。在這一背景下，少數拜占庭帝國史學家恢復了對修昔底德文本的模仿和改寫，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傳承具有積極意義；但是，他們對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研習和模仿往往拘泥於文字，未能從中真正領會歷史經驗，處理好國家的外交和內政。
關鍵字修昔底德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拜占庭帝國 拜占庭史學 歷史書寫
修昔底德
古典史學史家莫米利亞諾說，西方歷史學中有一種“修昔底德傳統”。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開篇就明確將戰爭（πóλεμον）作為自己敘事的主題。並且，他在歷史書寫中也幾乎從不涉及戰爭與城邦政務以外的內容，這與樂於記載各種風俗習慣、奇聞逸事的希羅多德很不相同。修昔底德讓他的繼承者們相信：歷史書寫應當選擇軍事政治史，因此，修昔底德被視為西方軍事政治史寫作的開創者。在他身後，從古代到現代都不乏崇拜者，這使得“修昔底德傳統”綿延不絕。在中世紀，繼承這一歷史書寫傳統的主要是拜占庭帝國史學家。
拜占庭帝國時期（公元330—1453年）是修昔底德文本傳承的重要時期，它上承羅馬帝國時代，下啟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保存、傳播和研究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事實上，修昔底德的作品在古代就以晦澀難懂著稱。到了中世紀，雖然經歷了巨大的社會和文化轉型，拜占庭帝國的學術與教育卻仍然受到修昔底德傳統的影響。丹麥古典學者佩德在介紹修昔底德的作品接受史時就曾強調：“在拜占庭帝國時期，修昔底德的作品被希臘語學者與作家廣泛閱讀和使用，他也經常被提及和直接引用。”這充分體現了拜占庭學者對古典文化的繼承與吸收。但是，若細辨之，拜占庭帝國早期、中期、晚期對修昔底德的看法和接受情況又呈現出較多差異，折射出拜占庭人在思想傾向、價值觀念乃至社會心態上的深層次變遷，是理解拜占庭文化與學術的一個極佳個案。
同時，拜占庭人不僅傳抄、學習、引用和討論《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而且還有不少史學家模仿和改寫修昔底德的文本。對於普羅柯比模仿修昔底德等古代史學家這一現象，早在19世紀晚期布勞恩（Hermann Braun）、杜韋（Adolf Duwe）、布呂克納（Max Brückner）與豪瑞（Jacob Haury）等德國學者便開始進行討論。布勞恩認真梳理了普羅柯比對修昔底德作品的多方面模仿，如演說詞、瘟疫和戰爭敘事等。布呂克納與豪瑞對這種模仿產生了爭論，認為普羅柯比作為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的模仿者，在寫作中不僅借用了古代文本中的辭彙與片段，而且還試圖製造各種謊言，以至於他所描述的歷史失真。豪瑞反駁布呂克納等人，認為普羅柯比作為史學家雖有其局限性，但也有他的經歷和依據，並非僅從修昔底德和希羅多德那裡借用詞句以杜撰歷史。20世紀50年代之後，貶低普羅柯比的觀點被日益否定。索伊特不同意布呂克納對普羅柯比的指責，認為普羅柯比並沒有編造歷史場景，而是如實地記載了當時重大的歷史事件（如公元542年的瘟疫）。洪格、卡邁隆與卡爾德利斯等人對更多拜占庭史學家的模仿細節進行了研究，他們也都認可普羅柯比等人記事的真實性。近年來，賴因施、惠特利和甘迺迪等人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逐漸從探究“具體的拜占庭史學家如何模仿修昔底德”發展到考察“修昔底德的文本在拜占庭帝國不同時期的接受情況”，更加豐富了人們對修昔底德與拜占庭史學的認識。他們都普遍認為，拜占庭帝國史學家模仿修昔底德（還有其他古代史學家）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不能一概視為簡單的文字複製行為，更不是移花接木般地利用古代文本以杜撰歷史。而且，就像卡爾德利斯所指出的，這種模仿“需要智力與文學方面的修養”，並非沒有創造性。因此，賴因施在介紹拜占庭史學家如何借鑑修昔底德的文本時，已不再單純稱之為“模仿”（imitation），而是同時將其視為“改寫”（adaptation）。總之，隨著研究的深入，歐美學者對於修昔底德和古典史學如何影響拜占庭史學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不過，西方學者往往傾向於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來探討修昔底德的文本在拜占庭帝國的接受情況，較少從巨觀的角度來審視修昔底德傳統對拜占庭帝國史學影響的變遷。
在我國，近年來已有陳志強、龐國慶等學者開始關注拜占庭帝國對古典文化的傳承與利用，但尚未有深入討論古典史學（尤其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與拜占庭史學之間關係的具體研究。本文重點考察修昔底德傳統對拜占庭帝國歷史書寫的影響，並希望在參考歐美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運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嘗試通過這一個案來管窺拜占庭帝國的社會變遷對其學術和文化的影響，以期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 修昔底德傳統與拜占庭帝國早期的軍事政治史寫作
在拜占庭文明中，基督教信仰與古典希臘羅馬文化是帝國意識形態的共同基礎。然而，以崇拜為前提的基督教原則和以理性為指導的古典教育本質上存在著一種矛盾，這種矛盾的存在和對其調和貫穿在拜占庭的歷史之中，在早期階段（公元4—7世紀初）尤為明顯。
從巨觀上看，拜占庭人在從古代向中世紀過渡的時期，並沒有經歷像西歐地區那種程度的文化斷裂，而是逐漸發生變化，並存在著明顯的延續性。在拜占庭帝國早期，基督教化過程確實在深入推進，但古典學問也沒有完全中斷，而是得以延續。在基督教神學教育普及的同時，抄寫者仍在傳抄古典作家的著作，修辭學校也仍在教授古典文化。拜占庭帝國教育明顯是“一種古代與基督教文化融合的產物”。而拜占庭帝國文化在這一時期的摸索中得以確立，努力使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兩種原本對立的事物統一”。因此，許多世俗高級知識分子擁有很深的古典修養，並善於在寫作中用典。例如，公元6世紀的史學家阿伽希亞斯在記載薩珊波斯的君主科斯羅伊斯一世將其戰敗的將軍尼霍拉根剝皮之事後，接著就提到了古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神將薩圖爾馬西亞斯剝皮的故事。公元7世紀前期的宮廷詩人皮西狄亞的喬治（George of Pisidia）則在他的詩中將當時的皇帝赫拉克利烏斯（Heraclius）比作古希臘神話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acles）。與此同時，教會學校（教區學校和主教制學校）也教授“七藝”。一些高級教士精通古典文化，但他們往往並不對其表示推崇，而只是批判性地引用。可以說，帝國的兩大群體都受到基督教文化與古典文化的雙重影響，但他們各自的立場卻不盡相同，結合中仍有各自的傾向性。筆者認為，在考察拜占庭史學家群體如何看待修昔底德和他所代表的古典軍事政治史寫作傳統時，理解這一點非常關鍵。
在拜占庭帝國的學術體系中，歷史學占有突出的地位。拜占庭帝國史學家著述勤奮，給後世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拜占庭帝國的史學大致有四種寫作形式：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世界編年史（world chronicles）、軍事政治史（military-political histories），帝國中期後又出現了皇室傳記（imperial biography）。拜占庭帝國史學家對待古典史學具有不同的態度。軍事政治史和皇室傳記作家更多受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普魯塔克等古典史學家的影響。這兩類史學著作的創作主體是拜占庭帝國的皇室成員、軍政貴族和官員，他們分布在宮廷、行政、軍事和司法等領域，間或還有一些與軍政人物有密切交往、直接參與政務的高級教士。他們在著述時有的正在位，有的則已退休（其中有的被迫成了修道士，但進行軍事政治史寫作）。總之，他們和他們的讀者主要來自受過高等教育的拜占庭帝國世俗精英階層。他們對古典史學家的研習和模仿有標識自己精英身份的作用，有時還出於獲取歷史書寫話語權的考慮——缺少古典寫作技巧會遭到輕視，不利於在他們的目標人群中有效傳播其歷史敘事。因此，這些拜占庭帝國軍事政治史學家大多寫作當代史，並且善於“借用（古代）偉大史學家的文字材料使他們所記載的當代的具體事件尊貴化，同時滿足他們自己的目的”。與基督教觀念更為濃厚的教會史和世界編年史作家相比，他們也被稱為“古典化的史學家”（classicizing historians）。而在古典史學家中，修昔底德對早期拜占庭軍事政治史的垂範作用最為鮮明。
“修昔底德傳統”在拜占庭帝國史學中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軍事政治史學家們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文本的巧妙模仿和改寫。從總體上看，拜占庭帝國史學家對伯羅奔尼撒戰爭本身的興趣並不濃厚，他們學習修昔底德作品的目的是借鑑、模仿他的措辭與場景敘事。當時修辭學校的教材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的“普拉提亞之圍”、“雅典瘟疫敘事”和一些經典的演說詞列為主要的學習內容，這使得當時的學者們普遍熟悉這些內容。因此，當軍事政治史學家“要記載相似的圍城與瘟疫場景，或者借統帥之口分析軍政形勢時，他們在敘述中經常會使用修昔底德筆下的一些著名片段。”一些教會史學家也很熟悉古典史學，並在寫作時受到其影響，但卻出於教會的價值觀而幾乎不直接模仿古典史學家。例如，教會史寫作的開創者、公元4世紀前期的尤西比烏斯十分了解古典學問，他為了寫作《編年史》（內容是從《聖經·創世記》中的亞當到4世紀初的歷史）而引用了許多古代史學家的著作。但他本質上由於推崇基督教信仰而蔑視古典教育，於是在他寫作《教會史》時便幾乎不直接引用古典著作。公元6世紀的教會史學家埃瓦格里烏斯也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養，熟悉並偶爾提及希羅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圖、普魯塔克等人，但他並不模仿他們。通過對拜占庭帝國早期史學文本的分析和對讀，我們可以發現軍事政治史學家對修昔底德傳統選擇性的繼承，以及教會史學家對古典史學有意識的沉默，體現出拜占庭帝國文化中的一種內在張力。
在措辭上，普羅柯比在開篇即模仿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第一句話是：“雅典人修昔底德編寫了伯羅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間的戰爭，記述他們是如何互相交戰的。”而普羅柯比的《戰史》則有明顯對其模仿的痕跡：“凱撒里亞人普羅柯比編寫了羅馬人的皇帝查士丁尼在東方和西方所進行的反對蠻族人的戰爭。”普羅柯比繼承修昔底德軍事政治史寫作傳統的意識是清晰可見的：他同樣宣稱自己的敘事主題是“戰爭”，而且連動詞都使用了頗具修昔底德特色的“編寫”（ξυνε′γραψεν）。在編寫體例上，修昔底德根據每一年夏季和冬季的交替順序記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過程，而且在有些年份結束時會簽上自己的名字。例如，“冬季結束了，修昔底德編寫的這場戰爭的第9年也結束了。”對此，普羅柯比在《戰史·哥特戰記》中也予以模仿。例如，“冬季即將結束，普羅柯比編寫的這場戰爭的第一年也結束了。”普羅柯比對修昔底德的模仿是易於察覺的，因此很早便引起研究者們的關注。
而在戰爭場景中，“普拉提亞之圍”是早期拜占庭帝國軍事政治史學家時常模仿和改寫的對象。例如，從普里斯庫斯所著的《拜占庭史》留存的殘篇來看，他在記述公元441年匈人圍攻拜占庭帝國的耐蘇斯（位於今塞爾維亞境內）時較細緻地改寫了修昔底德的“普拉提亞之圍”。據湯普森統計，普里斯庫斯有6處借用了“普拉提亞之圍”（修昔底德，2.75.5，76.4）中的辭彙，用以描述匈人（普里斯庫斯稱之為“斯基泰人”）在攻城戰中採取的行動：
1.（匈人）用有毛皮和皮革覆蓋的、柳木編制的掩護物擋住攻擊（普里斯庫斯，殘篇1b）；
它（指普拉提亞人搭建的木牆）有毛皮和皮革覆蓋（修昔底德，2. 75. 5）。
2.為了讓那些人在戰鬥中安全……保護他們免受火箭和其他投射武器的攻擊（普里斯庫斯，殘篇1b）；
為了使那些工人和木牆能夠安全，免遭火箭的襲擊（修昔底德，2. 75. 5）。
3.（匈人）也將攻城武器帶到了城牆外（普里斯庫斯，殘篇1b）；
（伯羅奔尼撒人）也將攻城武器帶到了城外（修昔底德，2. 76. 4）。
4.長梁被鬆弛的鏈子吊到相互依靠的木頭上（普里斯庫斯，殘篇1b）；
他們（普拉提亞人）用鐵鏈將長梁的兩頭拴緊……他們鬆開鏈條，放出長梁（修昔底德，2. 76. 4）。
5.為了那些工人們的安全，他們有如前所述的掩護物（普里斯庫斯，殘篇1b）；
……有掩護物……工人們可以安全（修昔底德，2. 75. 5）。
6.伴隨著長梁的衝擊力，被撞擊的牆體全部都粉碎了（普里斯庫斯，殘篇1b）;
（長梁）落下的衝擊力撞碎了攻城槌的前部（修昔底德，2. 76. 4）。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雖然兩個文本有不少細節上的差異，但普里斯庫斯模仿修昔底德用語的痕跡是明顯的，“普拉提亞之圍”很可能是他寫作時參考的範本。普羅柯比與阿伽希亞斯也都通過模仿和改寫“普拉提亞之圍”來分別描述公元536年的那不勒斯圍城戰和公元555年的奧諾古瑞斯（位於今喬治亞西部）圍城戰。此外，羅馬帝國時期的約瑟夫斯、阿里安、卡西烏斯·狄奧、德克西波等史學家都受到過“普拉提亞之圍”的影響，這一“圍城戰文本改寫”具有長久的傳統。
另一個頗受拜占庭帝國史學家關注的是瘟疫場景，世俗史學家和教會史學家都表現出了強烈的書寫欲望。公元542年，從埃及傳入的瘟疫在君士坦丁堡和帝國境內大範圍流行，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普羅柯比在記載這次瘟疫時明顯模仿了修昔底德對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的敘述。其中，最典型的莫過於他在描述瘟疫前介紹自己立場與目的的語句，讀者可以清楚地發現他對修昔底德文本的化用：
就請每一位了解這種疾病的智者和星象家都表達他們的看法吧，而我將說明這種疾病從何處開始，並以何種方式致人死亡。
就請每一位了解這種疾病的醫生和非專業人員都表達他們的看法吧……而我作為一名患者和親眼目睹他人經受此病折磨的人，將在這裡敘述這種疾病的發展過程並說明它的症狀……
在這裡，普羅柯比將修昔底德的語句略作修改，用進了自己的文本內。值得注意的是，他將修昔底德筆下的“醫生和非專業人員”改成了“智者和星象家”。原來，普羅柯比敘述瘟疫的目的與修昔底德畢竟不同：修昔底德認為當時的醫療及各種手段都無力解決這種疾病，他的記載是為了讓後世的人們對其不至於無知；而普羅柯比雖然不是教會史學家，但他在中世紀基督教的文化氛圍下宣稱這種巨大的災難無法解釋，只能歸因於神意。所以，他通過改編修昔底德的現成語句，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其他用各種理論解釋瘟疫的“智者與星象家”區分開來。此外，普羅柯比還在描述瘟疫症狀時多次借用了修昔底德的辭彙。不過，他未提及修昔底德的名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埃瓦格里烏斯在他的《教會史》中也記載了公元6世紀肆虐許久的瘟疫，直接提及修昔底德，並明確將此時的瘟疫與修昔底德敘述的雅典瘟疫相比較（“有些方面相似，另一些則很不相同”）。他甚至和修昔底德一樣認為瘟疫起源於衣索比亞（而非埃及）。但他並沒有模仿修昔底德的寫作。從中可以看出，普羅柯比與埃瓦格里烏斯都熟悉修昔底德的作品，也都受到基督教災難觀念的影響，但他們各自選擇的歷史寫作形式（軍事政治史和教會史）不同，於是模仿或不模仿“雅典瘟疫敘事”成了他們的顯著差別。筆者認為，在拜占庭帝國的歷史書寫體系中是存在一種內部“學科壁壘”的，是否直接模仿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學家可以反映出兩大史學寫作群體的身份認同與價值取向。
除了模仿“普拉提亞之圍”與“雅典瘟疫敘事”等紀事片段外，拜占庭帝國軍事政治史學家也模仿和改寫修昔底德筆下的演說詞與對話錄。例如，普羅柯比模仿和改寫過“米洛斯對話”、“伯里克利最後的演講”和“尼西阿斯的信”（可以算是尼西阿斯對雅典人的一次講話）等。阿伽希亞斯也借用過“伯里克利的國葬演說”、“密提林辯論”、“忒拜人對斯巴達人的講話”、“克基拉人對雅典人的講話”。護衛米南德很可能也模仿過修昔底德的演說詞。而埃瓦格里烏斯在《教會史》中肯定了修昔底德的修辭技藝，還引用過“伯里克利的國葬演說”中的一句話（“逝者受到的是無可比擬的敬意”），但他就像對待“雅典瘟疫敘事”一樣，並沒有模仿修昔底德的演說詞。這再次證明拜占庭帝國的世俗與教會史學家各自歷史書寫的背後存在著一種知識背景相通但學術傳承相異的話語系統。
二、 拜占庭帝國中後期修昔底德傳統影響力的下降
在拜占庭帝國中後期，修昔底德的文本仍在被傳播和學習，《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傳抄可能有過停歇，但所幸並未真正中斷。現存最早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獸皮紙手抄全本C本與E本都出自這一時期的拜占庭抄寫家之手。受教育階層大多對修昔底德傳統仍有所了解。例如，公元12世紀的雅典主教米哈伊爾·侯尼亞迪斯（Michael Choniates） 在寫給高官德米特里奧斯·托尼基奧斯（Demetrios Tornikios）的信中，認定對方是熟悉修昔底德傳統和他筆下的雅典瘟疫的。但是，模仿修昔底德進行史學寫作的現象中止了。而且，拜占庭帝國學者對修昔底德的態度也有所變化。究其原因，這既與拜占庭帝國的社會轉型有關，又涉及拜占庭人教育和文化的變遷。
首先，公元7—8世紀帝國的動盪局勢導致教育和文化的衰落。查士丁尼逝世後，拜占庭帝國陷入危機之中，內部發生多次血腥政變，外部則不斷遭受異族的入侵。其中，對文化影響重大的事件之一是埃及先後落入薩珊波斯人（公元619—628年）和阿拉伯人（公元642年之後）之手。此後，拜占庭人不僅失去了亞歷山大里亞這一重要的教育、學術中心，而且很難再獲得埃及出產的紙莎草——這對古典著作的傳承有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教會一度壟斷了學校教育，世俗教育只能在家庭私塾中進行，而“毀壞聖像運動”又使教會與世俗兩大統治集團陷入長期的紛爭。其間，教俗兩界許多知識分子被迫流亡，對包括修昔底德的作品在內的古典文化的傳習造成了不小的衝擊。但所幸拜占庭帝國的教育體系沒有被完全破壞，而大多數古典著作也都保存了下來，使拜占庭帝國文化在公元9世紀時得以復興。
其次，雖然巴爾達斯和弗條斯在公元9世紀中期重振了拜占庭帝國的教育，古典學問仍受到重視，但此時學者們的學術興趣較拜占庭帝國早期已發生較大的變化。學識淵博、代表當時最高學術鑑賞能力的弗條斯在他編著的《群書輯要》（ Bibliotheca ）中，為希羅多德撰寫的詞條只有寥寥數行，而修昔底德和色諾芬居然都沒有單獨的詞條。 而且，弗條斯並不欣賞修昔底德的文風，他認為卡西烏斯·狄奧模仿修昔底德，但比修昔底德“更清晰”。他很可能與羅馬帝國初期的修辭學家哈利卡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一樣認為修昔底德的作品晦澀難解。另一位拜占庭大學者、公元11世紀的普塞洛斯也持相似的觀點。12世紀的修辭學者約翰·澤齊斯在研讀《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大皇宮本時更是對修昔底德的文風有過嚴厲的批判。號稱慕古、喜用古阿提卡文體寫作的安娜·科穆寧（公元12世紀）雖然了解修昔底德傳統，但連她都將鐵米斯托克利與亞西比德的事跡搞混，可見其未必真正精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昔底德的文字多有艱深之處，以希臘語為母語的拜占庭學者若未經較多的訓練，也會有閱讀上的障礙。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選段在當時修辭教育中的減少（雖然並未消失）直接導致學者們對其產生了一種相對的疏離感。在拜占庭帝國中期，最受推崇的修辭大師是公元4世紀的著名神學家納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他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修昔底德在修辭學上的地位。在古代的修辭大師中，德摩斯蒂尼的受關注度也要高於修昔底德。
再次，由於文化和學術風氣的變化，帝國中期的拜占庭史學家模仿的對象也從修昔底德轉向了其他前輩史學家。這一時期的拜占庭人為了進一步將自我身份構建為“信仰基督教的羅馬人”，因此普遍重視古羅馬和基督教的歷史，而對古希臘歷史的興趣並不濃厚。公元7世紀以後，他們逐漸不能直接閱讀拉丁文著作了，只能憑藉羅馬治下（希臘化時期、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史學家來回顧羅馬史。波利比阿、西西里的狄奧多洛斯、哈利卡納索斯的狄奧尼修斯、阿庇安、普魯塔克、卡西烏斯·狄奧、赫羅狄安等人關於羅馬史的著作滿足了他們的需求。相比修昔底德作品時常艱深的文字，這些史學家使用的通俗希臘語（Koine）也更容易為這一時期的學者們接受。隨著皇室傳記的流行，原本在拜占庭帝國教育中就占一席之地的普魯塔克更受到關注，影響了約翰·佐納拉斯（12世紀）、尼基塔斯·侯尼亞迪斯（十二三世紀）等史學家。此外，這一時期的史學家也更願意學習拜占庭帝國早期的史學家，比如普羅柯比（如公元八九世紀的“懺悔者”塞奧法尼斯和尼基弗魯斯）和阿伽希亞斯（如公元10世紀的“執事官”利奧）。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的拜占庭人仍知曉並大體上尊敬修昔底德，但修昔底德傳統在他們學術體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三、 修昔底德傳統在拜占庭帝國末期的復興
公元十一二世紀，西歐人對拜占庭帝國進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擴張，其中尤以十字軍東侵為甚。12世紀時，雙方的齟齬已深，屢屢交惡。他們雖然都是基督徒，但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諸多矛盾。拜占庭帝國皇帝和教會難以服從羅馬教皇，教皇也不願聽命於君士坦丁堡。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與拜占庭帝國皇帝曼努埃爾一世又展開對“羅馬人皇帝”稱號的競爭。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咄咄逼人的西歐拉丁人，一些拜占庭帝國知識分子開始自稱“希臘人”，以嘗試構建新的自我身份認同。而對於之前的拜占庭人，“希臘人”往往意味著異教徒（pagan），雖有值得學習和尊敬之處，但被認為與基督教的信仰和理念不一致，不宜成為自我定位的稱呼。公元1204年，拉丁人在第4次十字軍東征中轉向進攻君士坦丁堡，將其洗劫並在之後對拜占庭帝國領土進行殖民統治，給拜占庭人帶來了災難。此後，拜占庭人不僅更加仇恨拉丁人，而且強烈地激發起一種“復興”希臘人身份的民族意識，以與入侵者相區別。在尼西亞流亡政府時期（1204—1261年），“羅馬人”的稱呼雖保留，“希臘人”的身份卻日益成為統治者和學者們的普遍共識。他們繼承和發揚古希臘文化，發展教育，加強了國家的凝聚力，後來君士坦丁堡得以收復也有賴於此。
到了帕列奧列格王朝時期（1261—1453年），拜占庭帝國又湧現出一批知識精英。他們自覺延續了尼西亞時期的文化構建工作，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日趨衰敗的形勢下繼續加強對希臘古典文化的研究和討論，進行了一場文化救亡運動。而對修昔底德軍事政治史寫作傳統的復興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也應當放入其中來加以考察與評估。
14世紀，拜占庭皇帝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被廢黜後，進入修道院認真寫作歷史，敘述他所處時代的一系列事件。他模仿修昔底德詳細記載了公元1347年肆虐於拜占庭帝國的黑死病。據米勒研究，約翰六世9次借用了“雅典瘟疫敘事”中的用詞或敘事手法，其中4次用來描述瘟疫的症狀（患者難聞的呼吸、口渴難耐、痊癒後的免疫力及疾病的傳染性）。從中可以看出他在寫作時精心參考了修昔底德文本。而且，他對鼠疫的敘述與現代醫學的看法基本上吻合。他留下的確實是那場黑死病的歷史，並沒有因模仿修昔底德文本而使記載失實。
到了15世紀，親身經歷並記錄下拜占庭帝國覆滅和奧斯曼土耳其崛起的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利斯和米哈伊爾·克利托布羅斯都愛模仿修昔底德筆下的演說詞。克利托布羅斯甚至利用“伯里克利的國葬演說”和“伯里克利最後的演說”中的話為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編寫了演說詞：
我們的先輩通過許多鬥爭和巨大的艱險才建立了我們所擁有的帝國，他們獲得了它並通過父子相承的方式保存了它，如今傳到了我（指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
首先，我（指伯里克利）將從我們的祖先開始談起。……相同的族群通過世代承襲始終占據著這片土地，並由於勇敢而使它將自由傳至今日。……父輩們……在經過艱辛之後……不僅獲得了這個帝國並且保存了它，還將其傳給了你們。
他改寫修昔底德演說詞不止這一處。賴因施指出，克利托布羅斯還選取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雅典將領福爾米翁和斯巴達將領伯拉西達的演說詞以及阿里安筆下亞歷山大在高伽美拉進行的戰前動員，將三者的句子改寫，都用進了穆罕默德二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演講。
此外，克利托布羅斯在記載土耳其軍隊圍攻君士坦丁堡城牆時，還像拜占庭帝國早期史學家那樣靈活運用了“普拉提亞之圍”中的文字。而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利斯學習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的作品，關注國家經濟，詳細記錄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財政稅收情況。約翰六世、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羅斯三人代表了拜占庭帝國末期模仿修昔底德的作品的最高水平。
從總體上看，公元十四五世紀拜占庭帝國學者對古希臘文化的復興有著顯著的積極意義。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傳承了古希臘人的學問，並直接影響到義大利的文藝復興。對修昔底德傳統的再次推崇和模仿的復興也是其中的一個具體表現。然而，此時的拜占庭帝國已是日薄西山，國勢岌岌可危。帕列奧列格王朝的統治者與知識分子最終未能挽救國家，這與他們本身的局限性也密切相關。作為重新構建國家意識的手段，他們對古典作家的研習和模仿不僅缺乏民眾基礎，而且往往拘泥於文字，未能從中真正領會歷史經驗，處理好國家的外交和內政。這一時期拜占庭人的歷史書寫中還透露出明顯的消極情緒。例如，約翰六世比普羅柯比更加相信瘟疫來自神意。他甚至認為，上帝降下瘟疫是為了“改良人類”！這位失勢的拜占庭帝國皇帝有著一種近乎迷信的命定論。末代的拜占庭人更是被信仰危機所困擾。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利斯和克利托布羅斯作為古典文化修養很高的學者，已無法從東正教的視角來解釋拜占庭帝國的覆滅，而是從古典史學家（主要是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宗教觀念中去尋求拜占庭敗亡的解釋。在君士坦丁堡易主後，克利托布羅斯選擇與土耳其人合作，將家鄉印布羅斯等三座島嶼和平移交給奧斯曼帝國，並為穆罕默德二世寫作歷史。這雖然是形勢所迫，但不得不說，他對修昔底德作品的模仿在很大程度上已偏離了拜占庭帝國學者原先文化救亡運動的軌道。在這之後，希臘本土的古典教育瀕臨消亡，對修昔底德作品的研習要到18世紀才恢復，而且更多是受到當時西歐的影響。
結語
“修昔底德傳統”在拜占庭帝國史學中得以延續，究其原因，與拜占庭人普遍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推崇心理密不可分，並有相應的教育體制予以保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帝國的抄寫間內被謄抄，在修辭學校里被教授，在知識階層中被引用和評論。修昔底德筆下常有冗長難解的語句，較之古代大多數的歷史作家更不易於閱讀，而拜占庭帝國學者在教育與學術中長期堅持為其留有一席之地，這不僅確保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在古代之後又歷經千餘年而得以保存，還使拜占庭帝國孕育出不少學習和模仿修昔底德的史學家。粗略舉之，普里斯庫斯、普羅柯比、阿伽希亞斯、護衛米南德、塞奧非拉克特·西蒙卡塔、約翰六世·坎塔庫澤努斯、勞尼庫斯·查爾克康迪利斯和米哈伊爾·克利托布羅斯都直接模仿和改寫過修昔底德，還可能有馬爾庫斯和埃皮法尼亞的約翰等人，而受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影響者就更多了。
若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修昔底德傳統對拜占庭帝國史學的影響透露出比文本傳承更為豐富的歷史內涵。我們在分析和討論拜占庭教俗兩大統治集團的學術和文化時，能夠充分體會到他們之間所共同擁有的教育背景。東正教神學與古典文化不僅是皇室、軍政貴族和高級教士所普遍學習的知識內容，而且也普及到平民階層的知識分子。它們共同組成了拜占庭帝國文化的核心內容。教俗兩界的學者們都了解修昔底德這一古典史學家的代表，正體現了這一點。不過，教會和世俗統治者又存在著諸多的差異。是否直接模仿修昔底德作品可以反映出教俗兩大史學寫作群體的身份認同與價值取向。這在拜占庭帝國早期基督教化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帶有希臘城邦時期軍政貴族寫作的精英化特徵，對他的研習需要較為深厚的古典修養。隨著公元七八世紀的社會動盪及之後拜占庭教育、文化的改變，對修昔底德的模仿中止了，推崇程度也有所下降。公元1204年拉丁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後，拜占庭帝國統治者和學者們發起了文化救亡運動，希望通過復興希臘古典文化來重新構建國家意識。在這一新的時代氛圍下，帕列奧列格王朝的少數史學家又復興了對修昔底德作品的研習和模仿。這種復興對《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傳承具有積極意義。但是，由於缺乏民眾基礎，拜占庭末期軍政和知識精英們對修昔底德和古典史學的推崇並未能真正挽救國家，為後世如何合理、有效地接受古典文化留下了教訓。
因此，考察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如何影響拜占庭人的歷史書寫，既是一項史學史研究，同時又能藉此剖析拜占庭帝國的學術、教育和文化變遷，並感受到拜占庭帝國早、中、晚不同時期的社會轉型，應是一項有益的史學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