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國際學界在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的定性問題上存在爭議，主要分歧在於對拜占庭是否存在神聖戰爭觀念的看法不同。與中古阿拉伯帝國擴張和十字軍東征時期宣傳話語中的神聖戰爭觀念相比，拜占庭歷史文獻中所體現的戰爭觀念的核心主張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傳統的世俗性和政治性，包括認為防衛和恢復羅馬帝國的疆土是對外戰爭唯一正義的出發點，有權實施對外戰爭的是羅馬皇帝而非教會領袖，軍人與教士之間存在嚴格的分野，對外敵的描述主要呈現其族群特徵而非宗教差異等方面。基於此，拜占庭中後期官方的史學和神學作品對阿拉伯帝國擴張和十字軍東征背後的宗教宣傳及其教士參戰的行為有所記述，並對此進行了分析和批評。在拜占庭時期教、俗高層的文本書寫和皇帝的軍事實踐中，基督教的影響表現為相信信仰在對外戰爭中發揮著規訓武力與有限庇護的雙重作用，認為拜占庭軍隊能否獲得超自然力量的“援助”既取決於戰爭的正義出發點，又有賴於虔誠宗教儀式的助力。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
- 別名：拜占庭式“神聖戰爭”
- 所屬學科：歷史
- 時間範圍：1095年 至 1118年
歷史背景
拜占庭帝國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對外戰爭觀念
內容提要：長期以來，國際學界在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的定性問題上存在爭議，主要分歧在於對拜占庭是否存在神聖戰爭觀念的看法不同。與中古阿拉伯帝國擴張和十字軍東征時期宣傳話語中的神聖戰爭觀念相比，拜占庭歷史文獻中所體現的戰爭觀念的核心主張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傳統的世俗性和政治性，包括認為防衛和恢復羅馬帝國的疆土是對外戰爭唯一正義的出發點，有權實施對外戰爭的是羅馬皇帝而非教會領袖，軍人與教士之間存在嚴格的分野，對外敵的描述主要呈現其族群特徵而非宗教差異等方面。基於此，拜占庭中後期官方的史學和神學作品對阿拉伯帝國擴張和十字軍東征背後的宗教宣傳及其教士參戰的行為有所記述，並對此進行了分析和批評。在拜占庭時期教、俗高層的文本書寫和皇帝的軍事實踐中，基督教的影響表現為相信信仰在對外戰爭中發揮著規訓武力與有限庇護的雙重作用，認為拜占庭軍隊能否獲得超自然力量的“援助”既取決於戰爭的正義出發點，又有賴於虔誠宗教儀式的助力。
關鍵字：拜占庭帝國 對外戰爭 戰爭觀 基督教 宗教儀式
在中古時期，宗教信仰與對外戰爭之間關係密切。在一些情況下，對外戰爭的發動和推進藉以宗教信仰的名義，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7—8世紀阿拉伯帝國的擴張，以及11—13世紀的西歐十字軍運動。鑒於這兩大系列戰爭背後蘊含的深刻宗教思想，現當代學界從20世紀初開始便習慣將它們稱為“神聖戰爭”(Holy War)。與之相比，千年帝國拜占庭雖然被稱為普世基督教帝國，但拜占庭官方文獻中關於宗教與戰爭之間關係的認識卻相對模糊。拜占庭帝國發動的對外戰爭是否屬於神聖戰爭的範疇？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對於對外戰爭中宗教作用的理解，又是否與阿拉伯帝國擴張、十字軍東征運動中的宗教宣傳話語存在本質上的差異？
圍繞上述問題，國際學術界自20世紀90年代起展開了激烈的爭論，至今仍未能達成共識。1991年，希臘雅典大學教授高莉婭(Athena Kolia-Dermitzaki)將其博士學位論文《拜占庭的“神聖戰爭”：宗教戰爭的理念與宣揚》付梓出版，提出拜占庭式“神聖戰爭”(bellumsacrum)的概念。她在這部書中將拜占庭的戰爭理念與阿拉伯的“吉哈德(jihād)”和西方的十字軍東征作比較，指出拜占庭帝國內也存在著一種“神聖戰爭”的理念，為了打擊不同信仰的敵人，有時會強調與敵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差異，可以稱為拜占庭式的“神聖戰爭”。
高莉婭以“神聖戰爭”來概括拜占庭對外戰爭性質的提法，在國際拜占庭學界掀起激烈討論。她的觀點得到一部分學者的支持，例如英國著名拜占庭學家馬格達林諾(P. Magdalino)將12世紀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對塞爾柱突厥人發動的遠征視為拜占庭“神聖戰爭的開始”，稱之為“拜占庭人的十字軍東征”；科爾巴巴(T. Kolbaba)、瑞根(G. Regan)等學者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拜占庭軍事史專家哈爾登(J. Haldon)則認為，拜占庭帝國的國教是基督教，拜占庭人自視為天選之民，因此拜占庭帝國發動和參與的一切對外戰爭都是神聖戰爭。
但是，更多的學者否認拜占庭帝國存在所謂的神聖戰爭觀念。美國芝加哥大學學者凱基(W.E. Kaegi)在為高莉婭的專著所撰寫的書評中，提出質疑其“神聖戰爭”用法的兩點理由：第一，拜占庭國家發動和組織戰爭的主體是帝國政府而非教會；第二，拜占庭教會不會向提供軍事服務、在戰爭中犧牲的將士許諾宗教報償。P.亞諾普魯斯(P. Yannopoulos)評論道：“拜占庭人從未開展過擴張基督教的軍事行動，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尼基弗魯斯二世和約翰一世的對外征戰被(高莉婭)認為具有神聖戰爭屬性，然而它們均不具備西方十字軍運動的要素。”以伊柯諾米底斯(N. Oikonomides)、拉伊烏(A. Laiou)和斯圖萊提斯(I. Stouraitis)為代表的一類反對意見則認為，在拜占庭帝國內盛行的戰爭倫理是正義戰爭( ，bellumjustum)理念，這是由拜占庭的政治思想以及皇帝在帝國中扮演的角色所決定的，在正義戰爭理念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神聖戰爭的理念未能在拜占庭帝國中發展起來。還有一類反對意見從教會文本出發，指出拜占庭教會文獻宣揚和平、反對戰爭，認為和平的思緒和心態是連線人與上帝的紐帶，因此拜占庭教會不具備將宗教教義作為戰爭宣傳的基礎。
上述西方學者之所以在“神聖戰爭”是否適用於拜占庭歷史語境這一問題上產生爭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雙方無法就“神聖戰爭”的界定標準達成共識。例如拉伊烏強調在神聖戰爭的語境中，戰爭的發動必須由宗教權威來宣告，也只有宗教權威才有權赦免參戰將士的罪惡或是給予其“殉道者”的稱號。斯圖萊提斯明確指出，神聖戰爭應具備兩大核心要素，一是發動戰爭的合法性來源是神的意願(deus vult)，二是戰爭被宣傳為使異教或異端信仰者皈依或毀滅的一種手段，在此基礎上，參戰的信徒將滌除罪惡、得以贖罪(remissio peccatorum)。他認為如果以上述標準來判斷，拜占庭的對外戰爭並不具備神聖戰爭的特質。而在著述出版21年後回應反對意見的文章中，高莉婭本人強調，當她將“神聖戰爭”這一辭彙運用到拜占庭帝國的語境中時，刻意為之加上了引號，意在說明拜占庭的戰爭理念還是有別於阿拉伯人和西歐十字軍的，只是許多學者忽視了這一引號的內涵。
這場爭論的焦點，是作為一種學術概念來使用的“神聖戰爭”。它是誕生於現代的學術概念，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德語學界。1901年至1916年間，德國的閃米特語言專家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使用德語的“神聖戰爭”(der heiliger Krieg)一詞來描述聖經舊約中的戰爭和“吉哈德”，這一提法後來逐漸被研究中古阿拉伯帝國擴張史和西歐十字軍運動史的學者廣泛接納、使用。
但“神聖戰爭”作為一種由後世學者構建的概念，它能否用來闡釋拜占庭帝國的戰爭觀？一方面，回歸拜占庭時期的歷史文獻進行考察，會發現其中的確存在著“神聖戰爭”的表述。但這些中古文本中的“神聖戰爭”或指國家和教會之間的對抗，或言教會內部的鬥爭，再或是精神領域的克制和禁慾，其中沒有一種是與現當代學界所討論的、對外戰爭中所涉及的神聖戰爭理念相關。另一方面，在近30年的學術討論中，“高莉婭命題”的反對者和支持者在闡釋能否用“神聖戰爭”描述拜占庭帝國的對外戰爭時，對這一概念本身的確存在著不同的理解，由此給出了不同的評定標準，進而導致在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大多數學者認為應該從狹義的角度出發，將“神聖戰爭”視作一個特定的術語，以7-8世紀阿拉伯帝國擴張和11-13世紀十字軍東征過程中的戰爭動員和作戰實踐為典型，其特點是賦予暴力、血腥的戰爭以聖潔的屬性，將戰爭的緣起解釋為上帝對抗異教徒的意願，並將戰爭理解為能夠為參戰者提供精神獎勵的宗教實踐。但也有少數學者仍然堅持對“神聖戰爭”的語義進行拓展，給予這一早先約定俗成的學術概念以更廣泛的內涵，在一定程度上類似於宗教戰爭這一更具包容性的術語。
除了“神聖戰爭”概念使用的分歧以及對定性討論的執念，兩派之間的矛盾似乎並非不可調和。“高莉婭命題”的擁護者看到了拜占庭對外戰爭觀念中的基督教元素，而其反對者則強調了拜占庭戰爭觀念中的世俗性和政治性。兩派學者的探討均為我們更為全面地認識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的理念提供了紮實的基礎。我們認為，政治核心與世俗基礎，以及宗教信仰的元素，同時構成了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理念的一般特徵。
對拜占庭歷史文獻中政治、戰爭和宗教關係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意義：從歷史的維度來看，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古時期地中海世界的分裂、明確基督教東西部教會在中古歷史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分歧；從現實的層面而言，或可為我們理解宗教與戰爭的辯證關係，分析當今世界宗教衝突是否具有必然性提供一份歷史的參鑒。
一、拜占庭對外戰爭觀
的政治核心和世俗基礎
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觀念的首要特徵，在於強調帝國啟動對外戰爭的合法基礎須是“正義”，這一表達本身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一方面，在古希臘羅馬哲學和古羅馬帝國政治傳統的影響下，捍衛和恢復羅馬帝國的疆土是拜占庭時期軍事手冊、官方史書中衡量發動對外戰爭是否具有正當理由，即是否為“正義之戰”( ) 的根本標準。與之相對，敵人侵犯羅馬帝國原有疆土的軍事行為被拜占庭人視為“不義”之舉。
馬其頓王朝皇帝利奧六世(Leo VI the Wise，886-912年在位)所撰寫的軍事手冊《戰術》是具體闡釋何種戰爭具有正義屬性的拜占庭官方文獻。根據他自己的說法，這部作品的形成參考了“古時的作品、近世的策略與戰術”，其中不乏對古典時期軍事典籍的直接徵引。這部為軍隊指揮官撰寫的簡要指南，其主體是實戰操作層面的內容，涉及戰爭倫理的篇幅較為有限。但在序言、第二章、第二十章和結語中，利奧六世多次明確提到“正義”的概念，用它來解釋拜占庭官方參加、發動戰爭的合理性：“戰爭的起源必須是正義的”，“正義必須是一切行動的出發點。相比於其他行動，戰爭尤其需要一個正義的出發點”。第二章中的一段論述相對完整地闡述了參戰正義的判定標準：“最重要的是，準備戰爭時必須保證戰爭的理由正當，不要進行不義的戰爭，除非敵方以慣常的褻瀆挑起戰火，入侵我方的領土。我們應當永遠為我們的國民爭取和平，也同樣要儘可能讓蠻族保持和平……如果鄰國也同意這一觀點，在自己的領土上安居，並許諾不會對我們不義，您就不應該主動攻擊他們……但如果我們的對手背信棄義，愚蠢地挑起戰爭，入侵我們的領土，那么您就擁有了正義，與背信棄義、挑起戰爭的敵人開戰。”
以保衛羅馬帝國之名、為恢復羅馬帝國領土而戰的正義理念貫穿了拜占庭歷史的整個過程。在拜占庭帝國早期，面對日耳曼部族遷徙的衝擊以及波斯人、阿瓦爾人的入侵，帝國政府組織了一系列軍事行動。查士丁尼一世皇帝(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統治時期，拜占庭帝國開展了大規模、長時間的對外軍事活動。查士丁尼的夢想，是將他統治下的疆土恢復至公元1-2世紀時的古羅馬帝國疆界範圍，他頒布的《新律》中寫道，羅馬帝國“原來曾延伸到兩個大洋的沿岸，羅馬人因不慎而失去了它”。生活在11世紀末至12世紀早期的拜占庭公主安娜·科穆寧娜(Anna Comnena)在她撰寫的《阿萊克修斯傳》中，闡釋了其父阿萊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Comnenos，1081-1118年在位)收復羅馬帝國疆土的壯志宏圖。她認為拜占庭帝國的傳統統治疆界可追溯至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在歷史上，羅馬政權的疆域曾一度企及東西兩面石柱，即西面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和東面的、靠近印度邊境的狄奧尼索斯之柱。羅馬帝國疆域之廣闊昭示其無限榮光，涵蓋埃及、麥羅埃、穴居人(Troglodytes)的一切土地和熱帶附近的各個國家；在另一端，囊括那著名的極北之地，以及地處北境、極星輝映下的所有族群。”1175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 C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從突厥人手中奪回多利賴翁(Dorylaion)要塞，當時的新帕特拉斯城都主教埃夫希米烏斯·馬拉克斯(Euthymios Malakes)在布道詞中對皇帝的這一事跡讚頌有加：“奪回敵人搶走的城市，歸還給羅馬人，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14世紀，末代王朝皇帝約翰六世(John VI Kantakouzenos，1347-1354年在位)在致塞爾維亞國王的信件中，指出拜占庭帝國遭受了“不義之舉的侵犯，因為塞爾維亞人奪走了羅馬人的領土；他們背信棄義，顯露敵意。因此，拜占庭人被迫同塞爾維亞人作戰，以此來推翻不義之舉，奪回他們世代相傳的領土”。此類例證還有許多，這些史料證明拜占庭對外戰爭的合法基礎在於恢復“一個羅馬帝國”的夢想。
此外，拜占庭帝國的對外戰爭觀念還具有明顯的世俗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在拜占庭帝國的對外戰爭語境中，戰爭的發起者和實施者始終是世俗統治者，即拜占庭皇帝。在拜占庭帝國的千餘年歷史中，皇位的更迭逐漸形成了健全的制度，較為成熟的血親繼承制使其政權的延續相對穩定。在13世紀以前，作為地中海地區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的典型國家，在多數時間裡拜占庭皇權強大，皇帝具備組織調配軍隊力量鎮壓內亂、抵抗外敵的號召力和制度支持。即便是在1204-1261年拜占庭流亡政權的歷史情境中，皇帝仍牢牢把控著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權。與此相比，東部教會及其領袖君士坦丁堡牧首卻不具有發動戰爭的權力。
其二，在拜占庭帝國的對外戰爭中，參戰將士在理論上須是世俗人士，教士和修士不得為兵。在拜占庭帝國的不同朝代，軍隊的人員構成經歷了一定的調整和變化，從早期的職業軍團，到中期實行軍區制度時的農兵和地方民兵，再至後期僱傭兵在軍隊中的比重不斷增加，拜占庭的教士和修士在理論上始終被排斥在武裝力量之外。
其三，拜占庭軍事手冊和歷史文獻中對敵人身份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官方戰爭理念的世俗性。在正義之戰的理念中，拜占庭文獻較少強調敵人的宗教信仰，而是著重呈現敵人的族群歸屬或是政治身份，這與阿拉伯帝國擴張和十字軍運動強調打擊異教徒的神聖戰爭理論存在著本質的不同。在馬其頓王朝時期，拜占庭帝國與東面的阿拉伯人頻繁爆發軍事衝突，但是帝國的官方文獻在提及阿拉伯人時並不將宗教信仰差異作為敵視的理由或藉口。10世紀初君士坦丁堡牧首尼基弗魯斯·米斯提克斯(Nicephorus Mysticus)在寫給埃米爾的信中寫到：“薩拉森人和羅馬人作為整個世界的兩大帝國，與日月一般永恆共存，同放光輝。單憑這一點，即便我們擁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迥異的宗教信仰，也應該像兄弟般相處。”安娜·科穆寧娜在闡述十字軍運動爆發的原因時，也沒有將十字軍的敵人塞爾柱突厥人刻意稱為異教徒，而是用“突厥人”、“薩拉森人”、“阿加里尼人”等族群身份來表示。14世紀拜占庭皇帝約翰六世在描述拜占庭帝國的敵人突厥人時，也只是稱他們為“蠻族人”。
概而言之，政治層面的“正義”表達是拜占庭帝國對外戰爭理念的核心內容，也是拜占庭帝國沿襲的古羅馬傳統政治理念在戰爭層面的具體表現。有關對外戰爭合理性的政治闡釋以及對外戰爭實踐中的世俗基礎，決定了拜占庭的對外戰爭不以宗教擴張為目的，不以異教徒和異端者的毀滅或皈依為任務，這與十字軍布道者的論述形成鮮明對比。但與此同時，拜占庭人在與穆斯林和十字軍的衝突和交流過程中，受到後者的衝擊和影響，也愈發開始深入思考宗教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二、拜占庭文獻
對“神聖戰爭”觀念的反對
宗教與戰爭之間存在著辯證的二元關係。在中古時期的神聖戰爭思想中，兩者相互促進、緊密相關，宗教信仰不僅成為戰爭發動者宣傳話語中的原因和藉口，還被視為驅動戰爭的有效工具。然而，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涇渭分明、嚴重對立的情況，早期和中期的拜占庭思想中表現出對宗教信仰與戰爭行為之間對立關係的理解，集中體現在8-12世紀拜占庭歷史文獻對阿拉伯擴張和十字軍東征過程中以打擊異教徒為發動戰爭原因這一做法的批判上。
地跨歐亞非的千年帝國拜占庭居於西歐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中間地帶，在中古阿拉伯帝國西進和十字軍東征的擴張過程中難以避免地遭到嚴重衝擊。在拜占庭的伊拉克略王朝、伊蘇利亞王朝和科穆寧-安苴利王朝統治時期，周邊政權以宗教信仰之名義、之動力發動的兩次軍事擴張都對拜占庭帝國造成沉重打擊。被迫應戰的拜占庭人在歷史文獻中書寫下對於此類神聖戰爭的批駁態度。7-8世紀，拜占庭帝國在阿拉伯軍隊的打擊下喪失大片東部領土，它在埃及和北非地區的統治也宣告終結。阿拉伯軍隊甚至在674-678年、717-718年間兩次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對拜占庭皇帝的統治造成直接威脅。當時的拜占庭文獻將入侵的阿拉伯人視為“野蠻而未開化的野獸”、“嗜血的”敵人。在保存至今的拜占庭歷史文獻中，《雅各比教諭》(Doctrina Jacobi)最早談及阿拉伯征服過程中的宗教宣傳。這部小冊子由一位不知姓名的東部基督徒撰寫，約形成於634年至640年間，其中提到一位阿拉伯先知利用信仰鼓勵戰爭：“薩拉森人之中出現了一名行騙的先知”，“據我所知，這位所謂先知的言論並無真實可信之處，他不斷提到戰爭，還宣稱掌管天堂的鑰匙，這真是無稽之談。”作者認為這種說法非常荒謬，與拜占庭的戰爭理念格格不入。而除了《雅各比教諭》模糊的了解外，在7、8世紀，絕大多數的拜占庭文獻似乎還未記載阿拉伯軍事擴張中的宗教宣傳，對阿拉伯入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羅馬帝國受到蠻族入侵的傳統政治觀念上。
時至9世紀，隨著《古蘭經》被翻譯成希臘語，拜占庭精英階層開始明確意識到阿拉伯軍隊強大戰鬥力背後的教義因素，並且開始結合伊斯蘭教教義進行針對性的批駁，這集中反映在教會史家塞奧法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約760-817年)的《編年史》和9世紀中葉神學家、哲學家尼基塔斯(Niketas Byzantios)的《辯駁書》(Refutatio)中。塞奧法尼斯認為在穆罕默德的教義中，他不能理解的地方是許諾在戰爭中殺敵或犧牲能夠獲得精神上的獎勵和報償：“穆罕默德……是薩拉森人的領袖，……他這樣告訴他的追隨者：‘殺死敵人，或是被敵人所殺，都能進入天堂’。……(他還許諾了)其他荒謬和愚蠢的事情。”而尼基塔斯則是與一位如今已不知姓名的穆斯林通過信件往來的方式進行教理論辯，《辯駁書》便是這些信件的整理集錄，他在書中直接引用《古蘭經》中有關與異教徒作戰的經文，對其逐一進行反駁，否認戰爭行為來自神的授意，認為“戰爭無論如何都不會是宗教的任務”。他還強調在基督徒的宗教倫理中，戰爭與殺戮直接相關，因此認為戰爭無論發生在何種情境下，都是一種惡行。這種反對通過戰爭實現贖罪的看法在日後拜占庭官方文獻中多次出現，例如10世紀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Constantine VII，919-959年在位)在其政論著作《論帝國治理》(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便用兩段文字駁斥了穆斯林通過參加戰爭而獲得救贖的理論依據。他將“穆罕默德的宗教”稱為“不道德的、欺騙性的異教”，認為“此人……向他的信眾妄稱在戰場上殺敵者或犧牲者將步入天堂”。
如果說拜占庭帝國對阿拉伯人以宗教信仰之名發動戰爭的做法持批判和駁斥態度，是出於對異教或異端教義的不認同，那么當以羅馬城為中心的基督教西部教會將宗教與戰爭緊密結合，以基督教信仰為旗號發動十字軍東征時，拜占庭人對十字軍的認識和批駁則反映出基督教東西部世界在不同社會環境和政治背景中發展出的戰爭理念的差異。
11世紀末，以收復聖城耶路撒冷為旗號的一系列西歐十字軍運動(1096-1291年)拉開序幕。在1071年塞爾柱突厥人占領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後，一些逃回的基督徒四處遊說，宣揚伊斯蘭教徒對聖城和基督徒的摧殘，號召基督徒拿起武器與異教徒作戰。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II，1088-1099年在任)在克萊蒙宗教會議上明確提出，十字軍東征是“為全能的上帝和耶穌的榮光而戰”，如果在“與異教徒的戰鬥中喪生，將立即被赦免所有罪孽”。
11-13世紀十字軍東征時代是拜占庭帝國與西歐世界交流與聯繫密切的一段歷史時期。在此期間，一些拜占庭高層的教俗人士有機會直接接觸到十字軍將士，後者宣傳話語中的基督教神聖戰爭思想逐漸為拜占庭人所了解。不過，拜占庭精英階層無法接納十字軍運動背後的神學理論，他們的批評直指十字軍運動由上帝授意這一戰爭緣由。公主安娜·科穆寧娜的記載是拜占庭視角下關於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她在追溯十字軍東征的起源時，認為始作俑者是“一位叫作彼得的法蘭克人”。根據安娜的記載，此人“非常狡猾”，“他運用‘神的意志’鼓動法蘭克人”，“宣稱上帝的聲音命令他來召集軍隊，前往聖墓，打擊薩拉森人，解放聖城耶路撒冷”，於是法蘭克人集結起來，開始準備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安娜公主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拜占庭皇室對十字軍用“上帝的聲音”作為發起戰爭的緣由表現出強烈的鄙夷態度。
第四次十字軍時期的拜占庭高級教士君士坦丁·斯提俄庇斯(Constantine Stilbes，約12世紀中葉至13世紀上半葉)對十字軍所宣揚的“贖罪觀念”批判得更為直接，也更加徹底。在第四次十字軍到來時，他是君士坦丁堡一所教會學校的助祭和教師，是十字軍攻陷拜占庭帝國首都的歷史見證者。他在《拉丁教會的謬誤》一文中表現出對十字軍的新型戰爭觀念的不認同：“那些允許基督徒進行殺戮行為，並許諾此行可以獲得救贖的拉丁教士應該遭到譴責；拉丁人在戰場上被殺卻妄想獲得聖潔、進入天堂，這多么荒謬，因為他們喪生的真正原因是貪婪、殺戮等邪惡思想和行為。”從君士坦丁的這些指控可以看出，拜占庭教會反對西部羅馬教會對參與十字軍的將士所做出的贖罪承諾，堅持認為殺人的行為是一種罪惡，不應得到報償和嘉獎。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拜占庭精英從教義層面對阿拉伯西征和十字軍東征做出的駁斥，它們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否認戰爭的發起是神的意願，是傳播宗教信仰、征服異教和異端派別的需要；第二，批判向參與戰爭的信眾許諾精神報償的做法，否認對抗異教徒的戰爭是赦免罪惡、直達天堂的通途。由此可以判斷，拜占庭帝國對宗教與戰爭關係的看法與西征時期的阿拉伯帝國和十字軍時期的羅馬教宗國存在著明顯的不同。
三、拜占庭
對外戰爭觀的基督教特徵
作為中古時期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帝國，拜占庭並未在理論和實踐上發展出十字軍式的宗教戰爭觀。但難以否認的是，通過宗教信仰指導戰爭實踐的做法在拜占庭帝國的官方話語中的確存在，但其與十字軍理論存在的本質不同在於，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對宗教信仰在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存在著相對“保守”的理解。
一方面，早期基督教傳統中“殺戮者不潔”的觀念在拜占庭帝國內發揮著長久的影響力。公元4世紀東部教父聖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約330-379年)在寫給同僚的一封信件中指出：“既然他們(士兵)的雙手已被玷污，或許應該建議他們在三年之內戒領聖餐。”4世紀的另一部教會法《希波利圖斯教諭》(Canons of Hippolytus，約形成於336-340年之間的埃及)也對此做出更為詳細的說明：“基督徒不得為兵，除非受到首領的刀劍脅迫。他雖不犯下殺戮之罪，卻的確殺了人，因此不得參加彌撒，唯有經受責罰、痛苦呻吟，方能洗滌罪惡。”
出於這一原因，拜占庭教會難以理解拉丁教士拿起武器、參與戰鬥的做法，因為戰爭中的殺人行為已經使他們變得不潔，從而玷污了宗教儀式。早在十字軍運動興起之前，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米哈伊爾·奇魯拉里烏斯(Michael I Cerularius，1043-1059年在任)就對西部教會在教義上的轉變提出過批評。他在列舉西部教會的種種謬誤並進行批判時，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斥責拉丁教士參與戰爭、進行殺戮的行為。君士坦丁·斯提俄庇斯在《拉丁教會的謬誤》中對此也有譴責：“耶穌基督反對暴力，但這些供奉聖體的教士卻參與戰爭，用同一雙手進行殺戮。”不僅是教會人士，拜占庭的世俗精英也無法認同教士參與戰爭的行為。安娜·科穆寧娜對此明確提出質疑：“拉丁人的教士守則與我們的並不相同；教會法和福音書的教誨告誡我們‘不要碰，不要嘗，不要占有！因為你們擔當聖職’。然而，這些拉丁野蠻人左臂舉起護盾，右手握著矛槍，同時還想觸摸聖器、接領聖餐；他們殺氣騰騰，像是大衛聖歌中所言的‘嗜血之人’。這個野蠻的族群對戰爭的熱情超越了對神聖事務的熱愛。( )”
換言之，拜占庭的戰爭理念禁止教士參與戰鬥，因為他們堅信“殺戮者不潔”的宗教傳統。即便在拜占庭東疆，有一部分將領受到阿拉伯式神聖戰爭理念的影響，發出效仿和改革的聲音，也會立即遭到帝國內教會保守勢力的堅決反對。拜占庭歷史上著名的10世紀“伯利埃烏克特斯(Polyeuktos)決議”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基督教東部教會對傳統教義的堅守。在9、10世紀，拜占庭帝國東疆阿納托利亞地區的軍事貴族在長期與阿拉伯人的邊境戰爭中積累下豐富的經驗，對當時阿拉伯士兵參戰前的宗教動員話語有著更為直觀的認識。他們開始意識到戰爭與教義的結合在增加阿拉伯軍隊兵源和戰鬥力上的有效作用，由此萌生效仿的想法。將軍出身、長期在帝國東部戰線上衝鋒陷陣的尼基弗魯斯二世(Nicephoros II Phocas，963-969年在位)在登基之後，將東部的戰爭視為拜占庭帝國的首要軍事任務。由於東部戰線的局勢亟需戰力充沛的兵源補充，他正式向教會提議，給予與穆斯林作戰的軍士精神獎勵：“教會應授予在對抗異教徒的戰爭中犧牲的士兵以‘殉道士’的稱號，以及與此相符的讚頌和報償。”但這一主張立刻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伯利埃烏克特斯、高級教士和元老院成員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理由是：“那些在戰爭中殺人或被殺的人們啊，他們怎能被視作殉道士，神聖的教諭早已做出指示，這些人在三年內應禁領聖餐，以此贖罪。”礙於傳統觀念的強大阻力，尼基弗魯斯·福卡斯的提議最終未能落實。
由此可見，拜占庭教會從早期便形成了“殺人者三年內禁領聖餐”的教諭並一直沿用下來。以拜占庭轄區為信仰中心的東部基督教會非常重視傳統的力量，甚至在拜占庭晚期，這一教諭仍然在教會中根深蒂固。根據史料記載，在皇帝曼努埃爾一世統治時期，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會議曾就一項問詢進行決議。當時，一隊士兵來到聖索菲亞大教堂，他們剛剛追捕並擊殺了一夥盜匪，由此向牧首會議問詢，是否需要經受責罰。牧首會議雖理解他們奉命行事，但為了不違反教會法，還是做出決議，禁止他們在三年內領聖餐。在東部教會傳統觀念的影響下，拜占庭人很難將戰爭與神聖的屬性相關聯，也難以將上帝視作對外戰爭的發動者，更不容易將基督教信仰作為發動戰爭的理由。
但另一方面，拜占庭人並不否認基督教信仰在對外戰爭過程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拜占庭人自視為天選之民，認為在一定的條件下，上帝可能會在戰爭中施以援手，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庇護性、輔助性的存在，在某些情況下能夠幫助帝國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在中古希臘語中，“神佑”( ， )一詞可以準確概括拜占庭人的這種理念。
由此，拜占庭官方的對外戰爭理念便將基督教信仰與傳統的正義戰爭理念進行關聯，即認為如果參戰的緣由是正義的，那么就很有可能得到上帝的諒解乃至幫助。皇帝利奧六世在《戰術》中寫道：“如果你以虔誠的、令上帝愉悅的方式行事，那你將獲得抵禦不義之敵進犯的武器”；“在正義之戰中，上帝會變得仁慈，會與我們的軍隊一同作戰”；“伴隨著正義，上帝會與我們一起遠征敵人，並使正義的一方獲勝”；“在戰時，我們要向上帝禱告，祈禱他能夠成為我們的盟友”；“如果一個人是捍衛自己免受他人不義之舉的傷害，那么他的行為就是正義的，他就會得到正義的支持，神會作為盟友，相助他在戰役中與不義之人作戰。誰先挑起不義之戰，誰終將喪失勝利。”換言之，利奧六世認為，能否獲得上帝的援助取決於進行的戰爭實踐是否正義，這就回應了拜占庭對外戰爭是捍衛和恢復古羅馬帝國疆域的正義屬性。
基於這種理念，拜占庭帝國的對外戰爭往往會伴隨著基督教宗教儀式的舉行。相關記載經常出現在教會史家的作品和皇帝撰寫的軍事手冊中。拜占庭的軍事宗教儀式主要有兩方面意圖：一是整頓軍心、鼓舞軍隊士氣的需要，二是為了取悅上帝、聖母和聖徒，以祈求超自然力量在戰場上給予支持、庇護和援助。
從4、5世紀時起，拜占庭帝國已經形成了正規的基督教宗教儀式。拜占庭早期的教會史家對軍事行動中與基督教信仰相關的部分格外關注，君士坦丁堡的教會史家蘇格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在《教會史》中記載，君士坦丁大帝東征時期命人隨軍攜帶形似教堂的帳篷，此類帳篷主要用於沙漠地區，為皇帝提供戰前禱告的場所。據另一位同時代的教會史家索佐門(Sozomene)補充，這種臨時搭建的帳篷中有主持聖事的教士，引領將士們唱誦讚美詩、進行禱告、開展彌撒。5世紀拜占庭帝國東部塞勒斯城的主教塞奧多雷(Theodoret of Cyrus)還提及，駐紮在軍事要塞和堡壘中的連隊士兵也配有施行基督教聖事的神職人員。從那時起，隨軍教士和移動的禮拜堂就成了這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東羅馬帝國軍隊的常規配置。
在莫里斯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和利奧六世皇帝分別撰寫的軍事手冊中都提到，在戰鬥開始前的一兩天裡，教士要為軍旗賜福，再將賜福後的軍旗交給軍隊的旗手。利奧六世還提倡在海軍出航之前，由教士舉行禮拜儀式，吟誦禱文，祈禱上帝的庇佑，以期順利抗敵。瓦西里二世皇帝(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統治時期的大將軍尼基弗魯斯·烏拉諾斯(Nikephoros Ouranos)在其撰寫的《戰術》中點明祈禱在戰爭中的重要性，“當敵人逼近時，我方軍隊中的每名成員都須念誦堅不可摧的基督教禱文，‘我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上帝，請賜予我們慈悲，阿門’”；當戰鬥的號角吹響後，將士們還要重複念誦上述禱文，“請來幫助我們這些基督徒，讓我們值得為了信仰、為了兄弟赴湯蹈火，請堅定我們的靈魂，強化我們的體魄，強大的戰爭之王，純淨無瑕的聖母，諸位聖徒，阿門”。
十字架、聖髑、聖像等神聖器物也被拜占庭人視為能在戰場上給予持有方庇護和援助的超自然力量。十字架從拜占庭帝國早期開始就被用於庇護遭到圍困的城市，如626年君士坦丁堡遭到阿瓦爾人圍攻，隨時有傾覆的危險，編年史家塞奧法尼斯認為是在聖母瑪利亞聖像的庇護下，拜占庭人得以擊退敵人，取得了保衛戰的勝利。至少從10世紀時開始，十字架圖案被繪製在拜占庭帝國的軍旗上，或是被將士作為護身符隨身佩帶。
除此之外，拜占庭文人還會從宗教角度來解釋戰爭的勝負歸屬。如10世紀拜占庭編年史家助祭利奧(Leo the Deacon)曾記載，971年皇帝約翰一世(John I Tzimiskes，969-976年在位)率領拜占庭軍隊與基輔羅斯軍隊進行了一場關鍵戰鬥。在這場戰鬥中，由於皇帝經常向武聖徒塞奧多利(Theodore Stratelates)祈求幫助，促使後者出現在戰場衝鋒陷陣、擊潰敵軍，幫助原本處於劣勢的拜占庭軍隊獲取勝利。此外，戰爭準備階段的問神儀式也往往被視為決定戰爭走向的重要環節。根據安娜·科穆寧娜記載，在1116年拜占庭帝國與羅姆蘇丹國(Sultanate of R ûm)的戰鬥前夕，阿萊克修斯一世曾對下一步的用兵方向猶豫不決，對進攻敵人首都伊科尼烏姆(Iconium)還是菲洛梅隆(Philomelion)地區舉棋不定。通過問神儀式，皇帝明確了進攻方向，為未來的戰鬥勝利奠定基礎：“阿萊克修斯一世做出了一個明智、大膽的決定，那便是詢問上帝。他將問題寫在兩張紙上，將紙放在聖壇上。整整一夜，他向上帝吟誦讚美詩和祈禱文。黎明時分，牧首來取下其中的一張紙，當眾打開，紙上寫著皇帝需取道菲洛梅隆。”在隨後的菲洛梅隆戰役中，拜占庭軍隊在阿萊克修斯的率領下擊潰羅姆蘇丹國的軍隊，致使蘇丹求和。
與此相對，拜占庭史家在解釋帝國對外戰爭的失敗原因時，也經常將其歸咎於不夠虔誠的精神狀態或是犯下的瀆神行為。例如，拜占庭宮廷史家、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目擊者尼基塔斯·侯尼亞迪斯(Niketas Choniates)在講述是年2月“悶悶不樂”的阿萊克修斯五世(Alexios V Doukas Mourtzouphlos，1204年在位)出城迎戰拉丁人的潰敗事件時，將拜占庭軍隊在戰場上的失利歸結於己方教士不慎讓拉丁人奪去了珍貴的聖母瑪利亞聖像，他認為這意味著聖母瑪利亞已經離開了戰場，拜占庭軍隊失去了庇佑的力量。他似乎還認為，這幅聖像的遺失並非偶然，而是與阿萊克修斯五世平日的一系列瀆神行為有關。
在上述事例中，基督教符號和圖像在拜占庭戰場上的出現，代表了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祈禱神助、獲取勝利的願望，但這與阿拉伯征服戰爭和十字軍東進過程中以神之名、為神而戰，以此滌除罪惡、獲得救贖的宗教觀和戰爭觀存在著一定的區別。拜占庭人的核心戰爭理念是政治層面的正義之戰，但同時他們也承認神意可以影響戰爭的結果，或可將其概括為“神佑的正義戰爭”觀念。
結論
綜上所述，拜占庭帝國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對外戰爭觀念具有鮮明的“二重性”，既表現出拜占庭帝國對古希臘哲學思想和古羅馬帝國政治傳統的承襲，又反映出基督教信仰對這箇中古帝國的影響和塑造。其一，在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的政治話語中，宣揚啟動對外戰爭的合法基礎是“正義”，而正義的判定標準則是抵禦外敵入侵，以及恢復古羅馬帝國鼎盛時期的疆土。這一核心觀念的現實基礎是拜占庭皇權凌駕於教權之上，皇帝獨享對外戰爭的發起權，而拜占庭帝國武裝力量排斥教士與修士作為戰士直接參與戰鬥、對外敵的描繪強調族群和政治屬性則是其官方戰爭觀念世俗性特徵的具體表現。其二，基督教信仰亦對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有關對外戰爭問題的認識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一方面，早期基督教教諭中“殺戮者不潔”的規訓在重視傳統的基督教東部教會中得到長期的堅持，限制了拜占庭帝國統治階層發展出將戰爭行為“聖潔化”、將宗教擴張視為發動對外戰爭的原因、將異教徒的皈依或毀滅視為對外戰爭任務的極端宗教戰爭思想。另一方面，以基督教為國教的拜占庭帝國，其統治集團認為超自然力量能夠影響戰爭的勝負歸屬，如果想要在戰爭中獲得上帝、聖母和聖徒的“助力”，其先決條件是參戰行為具備正義的出發點，此外還要通過舉行虔誠的宗教儀式來實現。概而言之，羅馬帝國政治傳統的延續和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共同塑造了拜占庭政教視域下的對外戰爭觀，從而在中古地中海世界中發展出獨特的“神佑的正義戰爭”理念。
就此而言，在西方學界現有的定性方式中，無論是“正義”，抑或是“神聖”，似乎都不足以對拜占庭帝國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對外戰爭觀念做出準確的表述。強調政治性的“正義戰爭”概括雖然點明了拜占庭統治階層對外戰爭觀的世俗基礎，卻似乎未能涵蓋其中蘊含的基督教思想。而側重宗教信仰驅動作用的“神聖戰爭”概念則會造成歧義，容易使讀者將拜占庭的對外戰爭觀念等同於十字軍式的宗教戰爭表述，從而忽視二者的根本差異。
在狹義的、中古阿拉伯與十字軍式的“神聖戰爭”宣傳話語中，戰爭的發動是神的意願，這一解釋體系的核心偏重神秘性。此種對戰爭起源的神秘主義詮釋，與西歐和北非的拉丁教父(以安布羅斯和奧古斯丁為代表)的解釋，以及東方宗教的神秘屬性有一定的聯繫。而在拜占庭帝國的軍事手冊與歷史書寫中，正義戰爭的出發點和核心仍是偏重理性的，似乎並沒有超脫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西塞羅的論述。與狹義的“神聖戰爭”理念相比，拜占庭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對外戰爭理念似乎理性成分更濃，即認為對外戰爭首先須是正義的，才能稱得上是虔誠的敬神行為，進而才有可能得到上帝的庇護。拜占庭文獻關於對外戰爭起源偏重理性的解釋，或許是與拜占庭疆域的中心區域位於希臘化文化圈，深受古希臘羅馬哲學傳統影響有關，也可能是其在認識宗教與戰爭關係上有別於中古拉丁文化圈和伊斯蘭文化圈孕育出的戰爭觀的重要原因。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概念界定的問題，對拜占庭帝國戰爭理念的更細緻探討，還有待考慮時代性和地域性。在拜占庭對外戰爭理念的一般特徵之外，具體時期、特殊地域出現的個性化表現和趨勢，仍有待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分析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