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驄

戴驄

戴驄(1933年1月-2020年2月7日),原名戴際安,生於蘇州,1950年畢業於華東軍區外語大學俄語專業,1949年參加解放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1956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俄羅斯政府“高爾基獎”獲得者。

2020年2月7日7時,戴驄在上海去世,享年87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戴際安
  • 別名:戴驄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江蘇蘇州
  • 出生日期:1933年1月
  • 逝世日期:2020年2月7日
  • 職業:外國文學編輯、翻譯家
  • 畢業院校:華東軍區外語大學
  • 主要成就:蒲寧作品的翻譯
  • 代表作品:譯著《金薔薇》、《紅色騎兵軍》
  • 性別:男
人物經歷,翻譯作品,獲獎記錄,媒體專訪,自述:敬重“左琴科”,專訪,記者手記,

人物經歷

1933年,戴驄出生於蘇州。
1950年,戴驄畢業於華東軍區外語大學俄語專業。
1949年,戴驄參加解放軍,歷任 解放軍華東防空司令部俄語譯員,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蘇聯語文學及亞非拉文學編輯,上海譯文出版社《外國文藝》雜誌編輯、編審。
1956年,戴驄開始發表作品。
1988年,戴驄加入中國作協。
2020年2月7日7時,戴驄在上海去世,享年87歲。

翻譯作品

譯著《論文學的人民性》([蘇]奧澤洛夫著)、《靈感與技巧》([蘇]英貝爾著)、《新的潮流》([拉脫維亞]烏比特著)、《美納漢·曼德爾》([猶太]肖洛姆·阿萊漢姆著)、《阿赫瑪托娃詩選》[俄]、《蒲寧散文集》[俄]、《十月革命》([俄]諸詩人合著)、《世界觀與創作》([俄]赫拉普欽柯著)、《普加喬夫》([俄]希什科夫著)、《哈扎爾辭典》([塞爾維亞]米洛拉德·帕維奇著)、《金玫瑰》([蘇]帕烏斯托夫斯基著)、《日出之前》([蘇]左琴科著)、《克萊采奏鳴曲》([俄]列夫·托爾斯泰著)、《蒲寧文集》(5卷本,譯4卷)、《貴族之家》、《羅亭》([俄]屠格涅夫著)、《蒲寧散文精選》、《布爾加科夫文集》(主編4卷本)《紅色騎兵軍》([蘇滲戰疊察]伊薩克·巴別爾)《敖德薩故事》等。
戴驄譯作戴驄譯作

獲獎記錄

曾獲得俄羅斯政府“高爾基獎”。
1987年,新聞出版總署因其為出版事業作出貢獻授予榮譽證書。
2005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資深翻譯家榮譽證書。

媒體專訪

譯著《敖德薩故事》面市舊作《日出之前》將再版———
“人家都說您譯的蒲寧是最好的。”
“謬讚!謬讚!”
“有人說,僅憑您翻譯的‘巴別爾’,您就可躋身大翻譯家之列。”
戴驄
“巴別爾?他的書,我都是在廚房間翻譯出來的。”
———這位曾把帕烏斯托夫斯基、蒲寧、阿赫瑪托娃、左琴科、巴別爾等重量級俄羅斯作家帶給中國讀者的人,就是年過七旬的翻譯家戴驄。

自述:敬重“左琴科”

我帶著敬重翻譯的,是左琴科。敬重,主要源自他的身世。
他青年時代曾患過精神憂鬱症,希望從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來尋找精神憂鬱症的根源。為此,他寫了《日出之前》,從童年時期開始回憶,從這裡面去尋找精神憂鬱症的根源,或者說探討。但心理問題的探討,總歸要牽扯到人生之大遇。他毫無掩飾地把心理活動也寫出來,儘管這些心理活動很正常也很純潔,但後來成為了他獲罪的理由之一。
這部小說遭批判以後,他的夫人說,他被嚇破了膽。一些好朋友一下子就成為敵人。前蘇聯那個時候吃飯要用糧票。他被前蘇聯作家協會開除後,就沒有飯吃了。妻子是他的女秘書,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也沒了。靠侄子一個人的“定量”過日子。
約到上世紀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復他作協會員的身份。重新入會以後,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些。有個英國大學生代表團訪蘇,提出要見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阿赫瑪托娃來了,左琴科在前蘇聯作協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後也來了。
英國的代表團問及早先蘇政府關於他們批判的決議是否正確,阿赫瑪托娃說是正確的,便相安無事。左琴科說不,說不能同意這個決議,還說如果同意這個決議就不是蘇維埃人。一陣批鬥過後,他自己主動脫離了作家協會。
又過了些日子,一個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幹著皮匠活兒,在那裡修元霉棗鞋子。找他的人說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說,什麼文集啊?誰寫過文集?然後就繼續做他的皮匠活。
我翻譯他的作品時,熱淚盈眶。為一個率真的人這樣的遭遇,更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專訪

廚房是我的工作室
2005年歲末,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蒲寧文集》,蒲寧重要的詩歌、遊記及短篇小說一併收入,還有他一生所寫的四部中篇和唯一的長篇。“長篇《阿爾謝尼耶夫的青春年華》,也是在家裡的廚房間翻燥踏厚譯出來的。”戴驄告訴記者。這個老頭,緣何有在廚房翻譯的“癖好”呢?
“出版社分了我兩套房子,兩個外孫女占領了我的臥室;老伴身體不好,兩度重病,死裡逃生,來了點打麻將的小愛好,把我另一個房間給占了。”那套空著的房子,也來了“闖入者”。“她反捆騙牛雄客為主,占了房子,還要遙控整個家庭怎么運轉。”———“闖入者凳慨”是他的女兒,出國後回上海任外企駐華代表。
最後,戴驄“選擇了廚房間,就在廚房間的桌子上搞神聖的、我自以為神聖的文學翻譯事業”。他對記者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狀宙海乘態:“一邊是孩子的吵鬧聲,一邊是我太太的麻將聲,在吵鬧聲和麻將聲的交響之下,我開始翻《敖德薩故事》。”
戴驄
在他看來,“廚房間很親府茅捉切的,這是我戰鬥過無數次的地方。廚房間很溫暖,有熱水器、有煤氣灶。灶頭是很重要的。在俄文裡面,灶頭代表著家庭、代表著生活、代表著生產、代表著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對面就是飲水機。一平米見方,這逼得我儘可能少地去找參考資料,也是發揮我潛力的辦法。我真擔心,別哪天把我從廚房間拉出去,我一本書也翻不出來。”
被忽視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裡找一找
1933年,戴驄生於蘇州。其祖父早年曾留學日本,外祖父是蘇州最早的自由黨派創始人,他倆都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轉戰南北,中學時代的戴驄就接觸到俄羅斯文學。他原名戴際安,戴驄是筆名,取字“青驄馬”。“一種很普通、很平凡的馬,但它能吃苦耐勞。希望我在文學翻譯的路上也是這樣。”上世紀50年代,“讓我們搞文學翻譯,是領導對我們的賞識。他給你一個選題,你回家去翻吧,翻出來後拿一筆稿費。對於翻譯什麼,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除非你是已經非常有名的翻譯家。”
接著,“文革”的浩劫來了。此前,出版社的資料室是不對普通員工開放的。但在“文革”後期,資料室根本沒人管。整天閒雲野鶴、無所事事的戴驄,經常進去轉轉。“裡面有許多內部讀物、歐美報紙雜誌,乃至原版的當代外國文學書籍。”就在那兒,他“邂逅”了蒲寧。“我渾身為之一震。原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除了卓婭、舒拉、保爾、奧列格之外,還有我所未曾見到過的世界,還有我所未曾讀到過的把人作為人來描寫、細膩地觸及人性因而令人迴腸盪氣的小說。”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戴驄說,自己的文學翻譯事業,這時候才真正開始。“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編輯,他可以把他的知識和見解化為選題、化為出版物。”戴驄翻譯了蒲寧的短篇小說《中暑》和《從舊金山來的先生》,同時又譯介了長期被前蘇聯批判的愛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詩歌。
戴驄說,他只“翻譯自己願意翻譯的作品”,只翻譯他“引為同類作家的作品”,並且盡力譯好。走過那一特殊歷史階段,他所認為的教訓就是,要研究和同情被人家損害的人。“翻譯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蒲寧的東西,是反思的結果,試圖探討真正的人性是什麼。國人和前蘇聯人遺忘的角落、忽視的角落,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裡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覓得值得被介紹的東西。”

記者手記

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譯散文集,別人說這集子意義不大,他覺得在理,便放棄。
譯諷刺小說,完成一半,逢前蘇聯解體,意義不再如初,他就此罷筆。
出版社邀他翻普希金長詩,被拒絕。“要翻普希金,那我青年時代起就要好好學,品味他的精髓,再去找漢語詩的表現方式。可前面的工作我沒有做。拿本字典,就別人三種譯本,取長補短,就變戴驄的了?”
翻譯之餘,也寫寫雜文。別人勸他寫下去,再加上“譯後記”弄本集子。他沒幹。“兜售自己的作品?不好意思。”
戴驄
出版社給他的稿費,他視作是給孩子們的冰棍錢。總有緣由,讓他放棄“冰棍錢”。但他無憾:“好不容易有了自己選擇的自由,一定要選擇自己喜歡的。”
改革開放前,工人一月工資30元,他幾個月譯一部書便可稿費上千。那個年代,他不懷念。“寧可不要經濟上的優越,也要翻譯上的自由。”
如今,雖被尊為翻譯大家,稿費最高也不過千字八十。“稿費標準,受多方面制約,恐怕不是我們單相思可以解決的。”他打趣說,“文學翻譯者是弱勢群體,但能作為群體存在就很好。怕就怕,前面那個‘弱’字還在,但‘勢’沒了。樂隊里,吹嗩吶的人,誰不知道自己是跑龍套的,但他喜歡啊。”只要出版社肯出他翻譯的書,只要讀者願意看,他就滿足。
除了文學,戴驄也不知道自己還喜歡什麼。“我喜歡機械,但只會破壞,不會創造。”鐘不走了,只要他拆,忙活半天,零件準還是散的。
文學作品中,“幾十年如一日”的喜好,是《聊齋》。“每天睡覺前,都要和美麗的狐狸精見個面。”他戲言,妻子肯讓他每晚看《聊齋》,是因為自己給了妻子打麻將的空間。“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人總是失去一些,得到一些。”戴驄說。
約到上世紀40年代,其他作家才提出恢復他作協會員的身份。重新入會以後,他的生活稍微安定了一些。有個英國大學生代表團訪蘇,提出要見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阿赫瑪托娃來了,左琴科在前蘇聯作協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後也來了。
英國的代表團問及早先蘇政府關於他們批判的決議是否正確,阿赫瑪托娃說是正確的,便相安無事。左琴科說不,說不能同意這個決議,還說如果同意這個決議就不是蘇維埃人。一陣批鬥過後,他自己主動脫離了作家協會。
又過了些日子,一個出版人找到他,左琴科正幹著皮匠活兒,在那裡修鞋子。找他的人說要出版他的文集,左琴科說,什麼文集啊?誰寫過文集?然後就繼續做他的皮匠活。
我翻譯他的作品時,熱淚盈眶。為一個率真的人這樣的遭遇,更為他那份自己保存的完整的人格。

專訪

廚房是我的工作室
2005年歲末,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5卷本《蒲寧文集》,蒲寧重要的詩歌、遊記及短篇小說一併收入,還有他一生所寫的四部中篇和唯一的長篇。“長篇《阿爾謝尼耶夫的青春年華》,也是在家裡的廚房間翻譯出來的。”戴驄告訴記者。這個老頭,緣何有在廚房翻譯的“癖好”呢?
“出版社分了我兩套房子,兩個外孫女占領了我的臥室;老伴身體不好,兩度重病,死裡逃生,來了點打麻將的小愛好,把我另一個房間給占了。”那套空著的房子,也來了“闖入者”。“她反客為主,占了房子,還要遙控整個家庭怎么運轉。”———“闖入者”是他的女兒,出國後回上海任外企駐華代表。
最後,戴驄“選擇了廚房間,就在廚房間的桌子上搞神聖的、我自以為神聖的文學翻譯事業”。他對記者如此描述自己的工作狀態:“一邊是孩子的吵鬧聲,一邊是我太太的麻將聲,在吵鬧聲和麻將聲的交響之下,我開始翻《敖德薩故事》。”
戴驄
在他看來,“廚房間很親切的,這是我戰鬥過無數次的地方。廚房間很溫暖,有熱水器、有煤氣灶。灶頭是很重要的。在俄文裡面,灶頭代表著家庭、代表著生活、代表著生產、代表著生命。要洗手很方便,喝茶,斜對面就是飲水機。一平米見方,這逼得我儘可能少地去找參考資料,也是發揮我潛力的辦法。我真擔心,別哪天把我從廚房間拉出去,我一本書也翻不出來。”
被忽視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裡找一找
1933年,戴驄生於蘇州。其祖父早年曾留學日本,外祖父是蘇州最早的自由黨派創始人,他倆都是當地有名的書法家。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因工作需要常轉戰南北,中學時代的戴驄就接觸到俄羅斯文學。他原名戴際安,戴驄是筆名,取字“青驄馬”。“一種很普通、很平凡的馬,但它能吃苦耐勞。希望我在文學翻譯的路上也是這樣。”上世紀50年代,“讓我們搞文學翻譯,是領導對我們的賞識。他給你一個選題,你回家去翻吧,翻出來後拿一筆稿費。對於翻譯什麼,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除非你是已經非常有名的翻譯家。”
接著,“文革”的浩劫來了。此前,出版社的資料室是不對普通員工開放的。但在“文革”後期,資料室根本沒人管。整天閒雲野鶴、無所事事的戴驄,經常進去轉轉。“裡面有許多內部讀物、歐美報紙雜誌,乃至原版的當代外國文學書籍。”就在那兒,他“邂逅”了蒲寧。“我渾身為之一震。原來俄羅斯現代文學中,除了卓婭、舒拉、保爾、奧列格之外,還有我所未曾見到過的世界,還有我所未曾讀到過的把人作為人來描寫、細膩地觸及人性因而令人迴腸盪氣的小說。”
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戴驄說,自己的文學翻譯事業,這時候才真正開始。“作為一個外國文學編輯,他可以把他的知識和見解化為選題、化為出版物。”戴驄翻譯了蒲寧的短篇小說《中暑》和《從舊金山來的先生》,同時又譯介了長期被前蘇聯批判的愛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詩歌。
戴驄說,他只“翻譯自己願意翻譯的作品”,只翻譯他“引為同類作家的作品”,並且盡力譯好。走過那一特殊歷史階段,他所認為的教訓就是,要研究和同情被人家損害的人。“翻譯左琴科、阿赫瑪托娃、蒲寧的東西,是反思的結果,試圖探討真正的人性是什麼。國人和前蘇聯人遺忘的角落、忽視的角落,甚至被蔑視的角落,我會去那裡看一看、找一找,看能否覓得值得被介紹的東西。”

記者手記

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譯散文集,別人說這集子意義不大,他覺得在理,便放棄。
譯諷刺小說,完成一半,逢前蘇聯解體,意義不再如初,他就此罷筆。
出版社邀他翻普希金長詩,被拒絕。“要翻普希金,那我青年時代起就要好好學,品味他的精髓,再去找漢語詩的表現方式。可前面的工作我沒有做。拿本字典,就別人三種譯本,取長補短,就變戴驄的了?”
翻譯之餘,也寫寫雜文。別人勸他寫下去,再加上“譯後記”弄本集子。他沒幹。“兜售自己的作品?不好意思。”
戴驄
出版社給他的稿費,他視作是給孩子們的冰棍錢。總有緣由,讓他放棄“冰棍錢”。但他無憾:“好不容易有了自己選擇的自由,一定要選擇自己喜歡的。”
改革開放前,工人一月工資30元,他幾個月譯一部書便可稿費上千。那個年代,他不懷念。“寧可不要經濟上的優越,也要翻譯上的自由。”
如今,雖被尊為翻譯大家,稿費最高也不過千字八十。“稿費標準,受多方面制約,恐怕不是我們單相思可以解決的。”他打趣說,“文學翻譯者是弱勢群體,但能作為群體存在就很好。怕就怕,前面那個‘弱’字還在,但‘勢’沒了。樂隊里,吹嗩吶的人,誰不知道自己是跑龍套的,但他喜歡啊。”只要出版社肯出他翻譯的書,只要讀者願意看,他就滿足。
除了文學,戴驄也不知道自己還喜歡什麼。“我喜歡機械,但只會破壞,不會創造。”鐘不走了,只要他拆,忙活半天,零件準還是散的。
文學作品中,“幾十年如一日”的喜好,是《聊齋》。“每天睡覺前,都要和美麗的狐狸精見個面。”他戲言,妻子肯讓他每晚看《聊齋》,是因為自己給了妻子打麻將的空間。“天下大歸大,每人一隅,夠了。”
“人總是失去一些,得到一些。”戴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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