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之所以有權威和影響，是因為道德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是因為它的謙卑而不是傲慢無禮；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願意為別人服務而不是控制別人。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很快就會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響。——吉米·卡特 “911”之後，美國的內政外交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引起了美國民眾和國際社會的不安、爭議和質疑。卡特總統結合自己終生矢志不渝的信仰，對美國的政策變化及其影響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卡特認為，布希政府的內政外交雙雙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基於宗教原教旨主義意識之上的新保守主義對政府和國會的鉗制。同時，這一意識形態的崛起也使美國基本的價值觀瀕臨危險，對美國在全球的形象構成威脅。 卡特對許多存在爭議的問題，包括墮胎、同性戀、死刑、女權、科學與宗教、核擴散、槍枝泛濫、貧富懸殊、環境保護、原教旨主義、政教融合、“先發制人”的戰爭等，從宗教、道德和政治角度進行了分析和評判。 這本書不僅是一位前任總統對現任總統的政策和價值觀做出的真誠、坦率、富有勇氣的批評，更重要的是，它敦促讀者從宗教的普世原則出發，審視美國政府目前的政策失誤及其惡劣的後果，反思自己的道德構架。
基本介紹
- 書名：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
- 譯者：湯玉明
- 出版日期：2007年4月1日
- 開本：16開
- 作者：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 出版社：西北大學出版社
- 頁數：171頁
- ISBN：9787560421704
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譯者：湯玉明
詹姆斯·厄爾·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又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4年10月1日生於喬治亞州普蘭斯。1977年任美國第39任總統。1980年競選連任時輸給隆納·雷根。1982年起在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任名譽教授。
卡特在任期間推行能源保護政策。外交方面，卡特積極調停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戰爭，在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並簽署戴維營協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積極改善與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1978年，卡特總統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宣布與台灣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78年他簽署決議恢復傑斐遜·戴維斯的公民權。1980年，伊朗霍梅尼政權綁架美國大使館人質，卡特派“藍光突擊隊”救援但失敗，因此他同年在競選第二任時，輸給了里根。
卸任後的卡特主要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因而獲得了良好的國內國際聲譽。卡特一直有“模範卸任總統”之稱，美國人一直流行的一個笑話：“卡特總統不當總統時，比當總統時更稱職；柯林頓當總統時，比他不做總統時更稱職。”
1990年獲費城自由勳章。1995年獲得1994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1997年，印度英·甘地紀念基金會授予他1997年度英·甘地獎，以獎勵他為全球和平、裁軍和發展所作的貢獻。1998年，獲1998年度聯合國人權獎。200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近年來，卡特反對美國小布希政府攻打伊拉克，2004年支持克里（John Forbes Kerry）競選總統。
吉米·卡特不是一位傑出的總統，但他是美國最傑出的前總統。這位前海軍軍官，商人和政治家在美國民眾面前樹立了一個有自我反省能力的道德家的形象。儘管共和黨人曾經把他的“理想主義”稱作美國20年來最大的政治騙局，卡特在民眾中還是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反感布希政府的人尤其喜歡他。對美國民眾來說，他沒有柯林頓聰明，但他堅持了幾十年的道德立場讓他顯得更加值得信任。
詹姆斯·厄爾·卡特（James Earl Carter, Jr），又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1924年10月1日生於喬治亞州普蘭斯。1977年任美國第39任總統。1980年競選連任時輸給隆納·雷根。1982年起在亞特蘭大的埃默里大學任名譽教授。
卡特在任期間推行能源保護政策。外交方面，卡特積極調停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戰爭，在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並簽署戴維營協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積極改善與共產主義國家的關係，1978年，卡特總統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宣布與台灣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與我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1978年他簽署決議恢復傑斐遜·戴維斯的公民權。1980年，伊朗霍梅尼政權綁架美國大使館人質，卡特派“藍光突擊隊”救援但失敗，因此他同年在競選第二任時，輸給了里根。
卸任後的卡特主要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因而獲得了良好的國內國際聲譽。卡特一直有“模範卸任總統”之稱，美國人一直流行的一個笑話：“卡特總統不當總統時，比當總統時更稱職；柯林頓當總統時，比他不做總統時更稱職。”
1990年獲費城自由勳章。1995年獲得1994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1997年，印度英·甘地紀念基金會授予他1997年度英·甘地獎，以獎勵他為全球和平、裁軍和發展所作的貢獻。1998年，獲1998年度聯合國人權獎。2002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近年來，卡特反對美國小布希政府攻打伊拉克，2004年支持克里（John Forbes Kerry）競選總統。
吉米·卡特不是一位傑出的總統，但他是美國最傑出的前總統。這位前海軍軍官，商人和政治家在美國民眾面前樹立了一個有自我反省能力的道德家的形象。儘管共和黨人曾經把他的“理想主義”稱作美國20年來最大的政治騙局，卡特在民眾中還是擁有很強的號召力，反感布希政府的人尤其喜歡他。對美國民眾來說，他沒有柯林頓聰明，但他堅持了幾十年的道德立場讓他顯得更加值得信任。
圖書目錄
導言
1 美國人的共識和分歧
2 我的傳統基督教信仰
3 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4 宗教團體之間與日俱增的衝突
5 科學與宗教之爭
6 教會與政府的融合
7 離婚與同性戀之“最”
8 耶穌贊同墮胎和死刑嗎？
9 女性的地位
10 政府的原教旨主義趨勢
11 美國外交政策的扭曲
12 反恐不要人權嗎？
13 核武器庫與核擴散問題
14 崇拜和平之君還是先發制人的戰爭？
15 環境面臨的重大威脅
16 新千禧年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17 結語：什麼是超級大國
致謝
1 美國人的共識和分歧
2 我的傳統基督教信仰
3 宗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4 宗教團體之間與日俱增的衝突
5 科學與宗教之爭
6 教會與政府的融合
7 離婚與同性戀之“最”
8 耶穌贊同墮胎和死刑嗎？
9 女性的地位
10 政府的原教旨主義趨勢
11 美國外交政策的扭曲
12 反恐不要人權嗎？
13 核武器庫與核擴散問題
14 崇拜和平之君還是先發制人的戰爭？
15 環境面臨的重大威脅
16 新千禧年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
17 結語：什麼是超級大國
致謝
文摘
導言
美國人熱愛自己偉大的祖國，但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目前我們國家基本的道德價值觀、公眾言論和政治哲學發生著極其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我們的人民理應感到自豪，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發揮自己的實力和影響，維護自己和他人的和平，促進經濟與社會公正，捍衛自由和人權，保護環境質量，減輕人類痛苦，加強法制建設，並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合作，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作為世界上種族最具多樣性、人民最富有創新精神的國家，我們認識到，為公民提供準確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見和信仰、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容許自由而公開的辯論，是十分可貴的價值準則。我們的大多數政治領導人也贊同各州和地方自治，努力控制財政赤字，避免海外冒險，減少長期性的維和義務，堅持政教分離，保護公民自由和個人隱私。
現在，所有這些我們曾矢志不移的承諾都受到挑戰。
我們目前面臨的大多數有爭議的重大問題，在我當總統之前就已經辯論很久了。這些爭論是自然的，絕大多數是不可避免的。爭論涉及墮胎、死刑、科學與宗教之爭、女權、政教分離、同性戀、美國的對外政策及其全球形象、公民自由、恐怖主義威脅、核擴散、槍枝泛濫、和平與戰爭的選擇、環境質量以及對窮人的公正等問題。
近年來，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在我們國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藉助媒體廣告相互攻擊，以贏得選舉；國會的議事活動帶有日趨明顯的黨派敵對特徵。全國民眾習慣於用“紅色”和“藍色”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中，人們用“紅色”和“藍色”在地圖上分別標註兩黨在各州或地區的支持率，“紅色”代表共和黨，“藍色”代表民主黨。2004年，“紅色(州)”和“藍色（州）”被美國一家專業語言網站評為年度最熱短語，因為它精闢地概括了美國大選中的分裂現狀。——譯註(本書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注)兩個詞來表示各州內部及各州之間對立的陣營。
是什麼因素引發如此尖銳的爭論，並造成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嚴重背離？一個因素是， 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的極端性、長期性和全球性，我們的國家隨之做出了一系列反應，以打擊恐怖主義。另一個因素是，在特殊利益集團前所未有的影響下，大筆經費被注入到政治程式之中，政府內部決策過程日趨保密。
最重要的因素是，原教旨主義者在宗教和政府中越來越有勢力，他們把具有歷史傳統的辯論變成了僵硬的黑白站隊，抹殺對細節和微妙差異的探討，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進行人身詆毀。同時，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同流合污，極力削弱曾經備受尊重的政教分離體制，促進兩者的融合。這一切助長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新保守派”勢力，使他們能夠在內政和外交上實施他們長期受挫的政治主張。
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宗教領域，這些趨勢造成的影響對於我們國家的歷史性習俗和道德承諾都構成威脅。
狹隘界定的神學信仰變成了政黨僵化的行動綱領。政府內外，頗有勢力的遊說者搖唇鼓舌，竭力歪曲令人讚賞的美國自由經濟信仰，主張保護極端富裕的公民斂財的權利，使他們聚斂、保留越來越多的財富，並傳給他們的後代。股票交易的利潤和股息收入享受特殊稅率，而教師和消防員的工資卻不能享受優惠的稅率。用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的話說，華盛頓政府新的經濟哲學是“水漲船高”。然而，美國經濟仍在增長，卻只有少數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墮胎、同性戀和其它敏感的社會問題上，由於強硬派固執己見，竭力將他們少數人的意見強加在較為溫和的大多數人頭上，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日益激化。
我們的國家已聲明不接受國際組織的約束，不承認許多存在已久的全球公約，如司法裁定、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控制、環境保護、國際公正體系、戰俘人道主義待遇等方面的國際協定。甚至在我們的軍隊捲入戰爭、國家面臨新一輪恐怖攻擊威脅的時候，我們忽視了與大多數國家的聯合，而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長期戰鬥中，我們需要這些國家與我們站在一起。所有這些政治行為都是一些人蓄意策劃的。這些人認為，我國實力雄厚，影響力巨大，我們無論怎樣發揮都不應該受外國人的束縛。一些領導人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明目張胆地企圖建立一個在全世界占統治地位的美利堅帝國。
基於這樣的前提，美國就無所顧忌了。假如情治單位斷言，某些國家的軍事或政治政策最終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就可以憑著這些常常不夠準確的情報，不顧國際約束，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當一個國家被貼上“邪惡軸心國”2002年初，美國總統布希出人意料地將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稱為“邪惡軸心國”，令全世界愕然。提起“軸心”，不禁讓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結成的軍事聯盟。“邪惡軸心國”一詞已被列入全球最具權威性的工具書之一、2004年發行的新版《牛津引用語詞典》中。的標籤時，其人民就是賤民，不再是談判的對象了，他們的生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幸運的是，美國的這些政策和不和諧局面尚未發展到一成不變、不可逆轉的地步。許多民眾、立法者、聯邦法官、基督教徒及其他信仰者仍然在尋求調解大多數宗教和政治爭議性問題的答案。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是互相理解，儘可能尋找共同點。
我終生致力於宗教和公職事業，我能理解那些極力促使政府近來的政策發生轉變的人的真切心情。我當海軍軍官時體驗過強烈的愛國感，後來也體驗了充滿競爭意識的商人的勃勃雄心，經歷過激烈的政治辯論。我也曾渴望對外國人實施軍事打擊。為了達成共識而不是斷然採取單邊行動，我不得不與盟國，甚至與從前的敵國談判，這時我也曾感到沮喪。
作為州參議員、州長和總統，我在政治決策中承受著來自我所愛戴的選民的壓力。對我來說，這是痛苦的奮爭。儘管我認為政教分離的原則符合憲法和《聖經》的要求，但我必須承認，我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我秉持的政治原則仍有某種關聯。
作為平民，我在這本書中特意將宗教和政治融為一體。在部分章節中，我將從宗教角度分析道德價值，然後針對近來的政治決策對這些道德價值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我的評價。作為一名“再生”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和前政府領導人，我將儘量坦率地表達我的觀點。在宗教方面，我依據由耶穌的言行所詮釋的《聖經》探討問題。在政治問題上，我的論述基於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
我意識到許多讀者，甚至包括與我有相似的宗教和政治背景的人，將會發現我的一些觀點與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很有可能沒有認識到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提到的問題可能會引發更多的辯論，這或許是大有裨益的。
美國人熱愛自己偉大的祖國，但許多人並沒有意識到，目前我們國家基本的道德價值觀、公眾言論和政治哲學發生著極其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我們的人民理應感到自豪，因為我們看到，美國發揮自己的實力和影響，維護自己和他人的和平，促進經濟與社會公正，捍衛自由和人權，保護環境質量，減輕人類痛苦，加強法制建設，並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合作，為實現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作為世界上種族最具多樣性、人民最富有創新精神的國家，我們認識到，為公民提供準確信息、尊重不同的意見和信仰、在有爭議的問題上容許自由而公開的辯論，是十分可貴的價值準則。我們的大多數政治領導人也贊同各州和地方自治，努力控制財政赤字，避免海外冒險，減少長期性的維和義務，堅持政教分離，保護公民自由和個人隱私。
現在，所有這些我們曾矢志不移的承諾都受到挑戰。
我們目前面臨的大多數有爭議的重大問題，在我當總統之前就已經辯論很久了。這些爭論是自然的，絕大多數是不可避免的。爭論涉及墮胎、死刑、科學與宗教之爭、女權、政教分離、同性戀、美國的對外政策及其全球形象、公民自由、恐怖主義威脅、核擴散、槍枝泛濫、和平與戰爭的選擇、環境質量以及對窮人的公正等問題。
近年來，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在我們國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分裂。民主黨和共和黨都藉助媒體廣告相互攻擊，以贏得選舉；國會的議事活動帶有日趨明顯的黨派敵對特徵。全國民眾習慣於用“紅色”和“藍色”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中，人們用“紅色”和“藍色”在地圖上分別標註兩黨在各州或地區的支持率，“紅色”代表共和黨，“藍色”代表民主黨。2004年，“紅色(州)”和“藍色（州）”被美國一家專業語言網站評為年度最熱短語，因為它精闢地概括了美國大選中的分裂現狀。——譯註(本書所有注釋均為譯者注)兩個詞來表示各州內部及各州之間對立的陣營。
是什麼因素引發如此尖銳的爭論，並造成對美國傳統價值觀的嚴重背離？一個因素是， 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我們認識到恐怖主義的極端性、長期性和全球性，我們的國家隨之做出了一系列反應，以打擊恐怖主義。另一個因素是，在特殊利益集團前所未有的影響下，大筆經費被注入到政治程式之中，政府內部決策過程日趨保密。
最重要的因素是，原教旨主義者在宗教和政府中越來越有勢力，他們把具有歷史傳統的辯論變成了僵硬的黑白站隊，抹殺對細節和微妙差異的探討，對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人進行人身詆毀。同時，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同流合污，極力削弱曾經備受尊重的政教分離體制，促進兩者的融合。這一切助長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新保守派”勢力，使他們能夠在內政和外交上實施他們長期受挫的政治主張。
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在宗教領域，這些趨勢造成的影響對於我們國家的歷史性習俗和道德承諾都構成威脅。
狹隘界定的神學信仰變成了政黨僵化的行動綱領。政府內外，頗有勢力的遊說者搖唇鼓舌，竭力歪曲令人讚賞的美國自由經濟信仰，主張保護極端富裕的公民斂財的權利，使他們聚斂、保留越來越多的財富，並傳給他們的後代。股票交易的利潤和股息收入享受特殊稅率，而教師和消防員的工資卻不能享受優惠的稅率。用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的話說，華盛頓政府新的經濟哲學是“水漲船高”。然而，美國經濟仍在增長，卻只有少數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在墮胎、同性戀和其它敏感的社會問題上，由於強硬派固執己見，竭力將他們少數人的意見強加在較為溫和的大多數人頭上，不可調和的意見分歧日益激化。
我們的國家已聲明不接受國際組織的約束，不承認許多存在已久的全球公約，如司法裁定、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控制、環境保護、國際公正體系、戰俘人道主義待遇等方面的國際協定。甚至在我們的軍隊捲入戰爭、國家面臨新一輪恐怖攻擊威脅的時候，我們忽視了與大多數國家的聯合，而在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的長期戰鬥中，我們需要這些國家與我們站在一起。所有這些政治行為都是一些人蓄意策劃的。這些人認為，我國實力雄厚，影響力巨大，我們無論怎樣發揮都不應該受外國人的束縛。一些領導人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明目張胆地企圖建立一個在全世界占統治地位的美利堅帝國。
基於這樣的前提，美國就無所顧忌了。假如情治單位斷言，某些國家的軍事或政治政策最終會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就可以憑著這些常常不夠準確的情報，不顧國際約束，對其實施軍事打擊。當一個國家被貼上“邪惡軸心國”2002年初，美國總統布希出人意料地將伊朗、伊拉克和朝鮮稱為“邪惡軸心國”，令全世界愕然。提起“軸心”，不禁讓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法西斯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結成的軍事聯盟。“邪惡軸心國”一詞已被列入全球最具權威性的工具書之一、2004年發行的新版《牛津引用語詞典》中。的標籤時，其人民就是賤民，不再是談判的對象了，他們的生命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幸運的是，美國的這些政策和不和諧局面尚未發展到一成不變、不可逆轉的地步。許多民眾、立法者、聯邦法官、基督教徒及其他信仰者仍然在尋求調解大多數宗教和政治爭議性問題的答案。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是互相理解，儘可能尋找共同點。
我終生致力於宗教和公職事業，我能理解那些極力促使政府近來的政策發生轉變的人的真切心情。我當海軍軍官時體驗過強烈的愛國感，後來也體驗了充滿競爭意識的商人的勃勃雄心，經歷過激烈的政治辯論。我也曾渴望對外國人實施軍事打擊。為了達成共識而不是斷然採取單邊行動，我不得不與盟國，甚至與從前的敵國談判，這時我也曾感到沮喪。
作為州參議員、州長和總統，我在政治決策中承受著來自我所愛戴的選民的壓力。對我來說，這是痛苦的奮爭。儘管我認為政教分離的原則符合憲法和《聖經》的要求，但我必須承認，我自己的宗教信仰與我秉持的政治原則仍有某種關聯。
作為平民，我在這本書中特意將宗教和政治融為一體。在部分章節中，我將從宗教角度分析道德價值，然後針對近來的政治決策對這些道德價值產生的負面影響提出我的評價。作為一名“再生”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和前政府領導人，我將儘量坦率地表達我的觀點。在宗教方面，我依據由耶穌的言行所詮釋的《聖經》探討問題。在政治問題上，我的論述基於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
我意識到許多讀者，甚至包括與我有相似的宗教和政治背景的人，將會發現我的一些觀點與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中的許多人很有可能沒有認識到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我提到的問題可能會引發更多的辯論，這或許是大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