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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加速城市化考驗著中國,這不僅因為它決定了未來中國的走向,而且決定了中國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未來。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將這個過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
2006年,中國城市化率逼近44%,全世界都在矚目這一場有史以來規模空前的大遷徙。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里茨說,中國的城市化是21世紀之初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之一,言外之意這巨大的影響是不是積極的還看不準。
繁榮和強大並不等於持久,並不等於會造福人類。喬爾·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響警鐘:“對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們,一個沒有道義約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會蕭條和衰落”。科特金指出了城市的價值不僅在於它能為人們提供安全與繁榮,更在於它為人們提供心靈的神聖之地。為什麼地理大發現之後,是西方城市而不是東方城市開創了人類文明的新航道,他的解釋恰恰在於東方城市缺少這種神聖性:“為什麼中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城市與這個機會失之交臂?部分的原因就在於給那些到東方的歐洲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高度繁榮。東方都市的輝煌進一步加深了長期存在的自傲感。專制集權的強大進一步減緩了亞洲和伊斯蘭城市的發展進程。每一個朝代發展初期,都表現出相當的尚武精神和強有力的統治能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政權日益軟弱和腐敗。專制政權到處任意徵稅、沒收財產,以宮廷喜好行事,破壞了對企業家的激勵機制”。
中國的歷史到了乾隆末年以來,按梁啓超先生的說法,既非秦以前的“中國之中國”,亦非自秦至清的“亞洲之中國”,已是“世界之中國”。鴉片戰爭第一次動搖了千百年來中國城市對待周邊番邦小國的“自傲感”,中國人從自來水、郵政局到電燈、煤氣,從規劃建築到市政管理,一步一步地發現了古代形態城市的不足,並起而行之,發奮自強。在20世紀儘管經受了內憂外患與戰亂阻遏,但是中華民族畢竟從反侵略戰爭中凝聚了強大的道義力量,並在世紀末最後的二十年中主動對外開放,自主地推進城市的現代化,中國的城市化進入了加速的快車道。人民求富、國家求強、城市求變,中華民族又一次站在人類文明的前台。
人類文明的每一輪更新換代,都是領跑城市的興衰更替。芒福德說,一代新文明必然有其自己的城市。規模和增速並不等於新的文明。
當中國城市化率接近44%的時候,山西黑磚窯事件正在拷問道義的底線。如果面對這種底線我們的回答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敷衍塞責,我們就無法確定城市化能否為中國帶來持續繁榮?無法回答城市中國能否為人類文明開闢光明的未來?各種各樣的假冒偽劣充斥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道德的危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失地農民與進城農民的待遇,在政府公司化的囚徒博弈中成為犧牲品。傳統的社會治理前所未有地遭遇挑戰。城市時代里,公共問題常常以突發、極端、系統、大規模的方式表現出來,建立在信息公開基礎上的城市治理勢在必行。在北京SARS、松花江污染、無錫太湖水污染中,危機來臨時完全是由政府主導,依靠行政動員、發動民眾,社會卻無法啟動自組織系統。隨著城市越來越大、系統越來越複雜,這種大政府小社會的治理是否可持續?政府的本能是將自身越做越大,帕金森定律和黃宗羲定律是鐵律,稅收的增速超過GDP的增速,年復一年的審計風暴背後的無奈正印證著科特金的警鐘。作為城市經營中的領導者,為數不少的書記、市長在腐敗中落馬。他們既不缺少聰明才智,也不缺少施政的魄力。但是恰恰是這樣的政界強者們,內心缺少安全感、缺少可以為之奮鬥一生的目標,獨孤寂寞,脆弱到了向封建迷信尋求精神支柱,向金錢尋求安寧的地步。
如果從人與自然的和諧放眼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又是人類五分之一的成員在還生態的欠賬。經濟學可以解釋人們奔向城市的理由,是追求更高的效率、更多的機會,是市場這個看不見的“亞當·斯密之手”在推動著城市化。但是如果從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來研究城市化,我們就會發現城市化的大潮還來自生態的壓力。生態壓力是推動城市化的另一隻手。我們可以稱之為“馬爾薩斯之手”。人類的數量從1927年的20億到1999年的60億,正以倍增的速度迅速地挑戰極限,但是20世紀中新增人口中的多數進入了城市。占陸地面積2%的城市中,居住了地球一半的人口,耗用全球生活用水量的65%,工業木材總用量的76%,排放全球二氧化碳總量的78%(《21世紀世界城市發展報告》),說明當下的城市化生存僅僅省地、並不節能。中國人如果心中滿是“美國夢”,地球的未來會怎樣?因為人道主義貢獻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一書中說:“一個國家之所以有權威和影響,是因為道德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是因為它的謙卑而不是傲慢無禮;是因為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願意為別人服務而不是控制別人。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很快就會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響”。
21世紀對人類來說彌足珍貴,對中國則更是任重道遠。中國能否認清自己在加速城市化中的使命,將自己在前城市化的千百年中形成的和諧共生的智慧,與全球化時代的精神走向融合起來,能否從劇烈的動盪中使精神重獲解放和救贖,能否令我們的國民獲得精神的安寧和持久的幸福,能否開闢一條和諧城市化的道路,使人與人和諧、城與鄉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這是世界範圍內引人注目的事,直接關係到人類的未來。
可以想見,一個造福世界的城市中國,決不僅僅因為它的強盛和迅速的增長,而是因為它找到了道義的出路,將文明引向可持續的未來。果能如此,中國的城市化將是世界的福音。
目錄
前言
上篇和諧城市化的巨大挑戰
第一章千年等一回的起飛
一、中國城市化的外部動力
1.全球化推動的中國城市化
2.不可逆轉的加速城市化
3.中國城市加入了全球城市競爭
二、大城市與大城市群時代
1.大城市驅動的經濟成長
2.大城市群浮出水面
3.“移山填海”緩解人與自然矛盾
第二章經濟城市化與社會城市化
一、中國城市化的“弓弦模型”
1.迅猛的經濟城市化
2.滯後的社會城市化
3.拉滿的弓弦:兩種城市化的張力
二、中國城市化的國情特點
1.遠多於歐美的人口
2.遠少於歐美的人均資源
3.脆弱的生態環境
三、斷裂中的起飛
1.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
2.城市化打開潘多拉盒子
3.亟待修復的社會斷裂
第三章加速城市化的社會風險
一、加速城市化的前車之鑑
1.《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與《共產黨宣言》
2.巴黎改造與巴黎公社起義
3.工人逾時工作與“五一”大罷工
4.空想社會主義者營建和諧社會的試驗
5.城市“拉美化”的危險
二、“國際化大都市”的隨形之影
1.京津冀:大規模貧困帶世所罕見
2.長三角:大建設、大拆遷
3.珠三角的“巴黎郊區”在哪裡?
三、貴族城市化的不歸路
1.城市掉入形式主義的陷阱
2.“中國可能成為最大建築浪費國”
3.中國已經成為最大的拆遷浪費國
4.過度消耗資源,危及經濟安全
5.貴族城市化的理論綱領
第四章“國家城市化”與“民間城市化”
一、兩種視角、兩種主體
1.國家工業化、民間工業化
2.警惕城市化的大躍進
3.城鄉差別如何才能縮小?
4.“大河有水小河滿”么?
二、民間城市化的大潮湧動
1.進城使億萬農民改變命運
2.務工是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3.建設是參與城市化的有效手段
4.農民參與的城市社區管理
三、“國家城市化”摧枯拉朽
1.強化了國家工業化下的城鄉二元結構
2.政府壟斷土地發展權,城鄉居民被剝奪城市化的主體地位
3.流動人口的政治權益缺失,上億公民無人代表
4.超越現實的城市發展目標,簡單的行政命令
四、國家城市化與民間城市化的互動
1.兩種城市化的特點
2.有效互動:托起城市化的起飛
3.擠壓排斥:加劇社會斷裂的危險
下篇城市經營的可貴實踐
第一章城市經營的時代背景
一、全球城市競爭中的政府再造
1.全球消費者消費全球城市
2.已開發國家政府再造的四種模式
3.以企業家精神改革政府
4.從私有化到PPP(公共與民營間的夥伴關係)
5.超越“新公共管理”的“新公共服務”
二、中國城市經營的內在需求
1.基礎設施欠賬嚴重
2.城市政府財政拮据
3.公共經濟效率低下
三、中國城市經營的客觀條件
1.國情條件:農民能對城市“用腳投票”么?
2.巨觀契機:為什麼都是19987
3.體制背景:“諸侯”與“王爺”的博弈
4.個體突破:大連做了什麼?
四、城市經營中傳播的理念
1.“城市是市場中的競爭主體,城市需要經營”
2.“盤活城市的資產,變存量為流量”
3.“城市本身是最大的國有資產,其重要體現是城市土地”
4.“城市不是免費午餐,公共產品要儘量成為城市商品”
5.城市的發展,需要統籌當代人和後代人之間的負擔
第二章政府資產經營:城市經營的起步
一、公共產品、公共經濟
1.從搖籃到墓地
2.公共產品
3.從公共經濟看城市經營
二、公共經濟需要改革
1.民間造市風風火火,政府營城冷冷清清
2.公共產品也需要經營
3.經營的目的是公共利益
4.四種物品在空間中的組合
三、城市經營,經營什麼?
1.第一象限:國企退出競爭領域
2.第二象限:公共事業市場化
3.第三象限:顯化公共資源的價值
4.第四象限:城市公共服務的改善
第三章資產經營功不可沒
一、支持了地方寶貴的發展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