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鏞

張鳴鏞

張鳴鏞(1926--1986),教授。浙江溫州人。1948年畢業於浙江大學數學系。建國後,歷任廈門大學講師、教授、數學系副主任,福建省數學會副理事長。撰有論文《芬斯勒流空間的子空間的平均曲率》、《黎曼曲面》《凸區域的一個遮蓋定理》,著有《現代分析基礎》。為陳景潤的老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鳴鏞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溫州
  • 出生日期:1926
  • 逝世日期:1986
  • 職業:數學家
  • 畢業院校浙江大學
  • 主要成就福建省數學會副理事長
  • 代表作品:《現代分析基礎》
簡介,經歷,成果,中國古代數學史研究,培養年輕人,

簡介

張鳴鏞(1926-1986),溫州人。少年時代,他就自寫一副對聯:“知數理共天文一色,待天才與奈端齊飛”(奈端是當時牛頓的譯名)。1942年,考入浙大數學系(當時有“東方劍橋”之稱)他是能同時上中國著名數學家蘇步青、陳建功研習班的少數幾個學生。1948年,大學畢業後,即被母校選拔為助教。他在數學領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博得國內外科學界一致讚譽和欽佩。建國後,歷任廈門大學講師、教授、數學系副主任。1986年5月12日,在福建省廈門市逝世。
廈門大學教授、中國數學會理事、福建省數學會副理事長、《數學年刊》編委、《數學研究與評論》副主編。
主要從事函式論、勢位論的研究。撰有論文《芬斯勒流空間的子空間的平均曲率》、《黎曼曲面》、《凸區域的一個遮蓋定理》,著有《現代分析基礎》。

經歷

張鳴鏞1937年考入溫州中學。1942年,考入浙大數學系,才華橫溢,數學成績尤為出眾,深為浙大教授蘇步青、陳建功所賞識。1948年,大學畢業後,即被母校——浙江大學數學系選拔為助教。
張鳴鏞擔任浙江大學數學系助教期間,在蘇、陳兩位教授的指導下,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1950年,他闡述芬氏空間子空間平均曲率的幾何定義的論文問世,成為當時這方面問題的唯一文獻。1955年,他在函式學論方面的一項研究成果,被命名為“張鳴鏞常數”,並列入教育部審定的函式論教學大綱。他研究多函式解析,研究成果受到國際數學界的重視。他在多重調和勢位,多重調和張量等理論方面的系列成果,受到在羅馬尼亞召開的世界數學會議高度評價。他的論文《凸區域一個遮蓋定理》一文用德文發表後,美國《數學評論》立即摘要轉刊。他還寫出了函式勢位論方面的第一本講義。德國著名GMN叢書第101卷引用的中國數學家的六篇論文中,有兩篇是張鳴鏞的。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廈大數學系的輝煌與他緊密相關。
張鳴鏞張鳴鏞
1948年,張鳴鏞大學畢業,當時浙大數學系留了兩名助教:他和谷超豪。解放後,他被派參加接管浙江金華的英士大學。在院系調整中,浙大數學系被解散,他被分配到廈門大學。張鳴鏞到廈門的頭五年中,發表了10篇論文,這期間他對多重調和函式、多重調和勢位及多重調和張量場做出了重要的成果。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張鳴鏞在1955年發表了論文,該文所得到的一個凸象的Bloch型常數Tρ,後來曾被稱為“張鳴鏞常數”,並在1980年教育部審定的函式論專門化教學大綱中列為一個條目。這是列入該大綱的唯一的以中國數學家命名的條目。
在這期間,他還把平面區域內映照的莫爾斯(Morse)拓撲方法推廣到Riemann曲面,並對阿爾弗斯(Ahlfors)把Schwarz引理推廣到Riemann曲面上去的優越成果,作了進一步的改進。從1952年到1957年,廈大數學系的確培養了一批高水平的畢業生,例如陳景潤、賴萬才、林群等。陳畢業後曾是張鳴鏞的助教,作為一個新建的系,這樣的成績是珍貴和值得讚揚的。1955年到1957年,廈大數學系多次受到教育部的表揚。國際數學家大會曾來函邀請他們參加 1958年的愛丁堡大會(由於“反右”,未能參加)。1980年,《數學年刊》創刊,張鳴鏞擔任編委。1981年,《數學研究與評論》創刊,張鳴鏞擔任副主編。1983年,他參加了全國數學會大會,並當選為理事。他在會上報告論文《實質極大的Riemann曲面》,給出了Riemann曲面是實質極大的充分必要條件。張鳴鏞在1956年曾參加中國數學會在北京召開的論文報告會。後來1960年的全國數學會大會,已不準他參加了。後來他才再一次參加了全國性的數學大會。但27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不料兩年之後,當中國數學會在上海召開大會及理事會時,他又不能參加了,當時他正躺在上海的醫院裡,癌症已到了晚期。1986年5月12日凌晨,張鳴鏞在廈大醫院與世長辭。

成果

中國古代數學史研究

張鳴鏞對中國古代數學史的有些精闢見解。他認為中國古代數學的特點是計算數學,關鍵是十進制。因此,有9個數就夠了,“九,數之極也”。在這個基礎上求高次代數方程的近似解時,對每位數頂多試(中國古代叫“議”)10次就夠了。中國古代有很發達的代數,與古希臘形成鮮明的對比。至於中國古代的幾何學,他認為主要貢獻不是墨子書中一些希臘式的幾何定義,而是“”。他認為矩就是直角坐標架。直角坐標法和“商高定理”形成了中國獨特風格的解析幾何學。這就是《周髀算經》中“夫矩之於數,其制裁萬物,唯所為耳”那段話的意思。這同古希臘的幾何學又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觀點發表在為慶祝方德植教授教學50周年的論文中。
張鳴鏞很注意中國數學史的問題。他在1962年的一次談話中說:“從微積分發展以來的近世數學的主要部分中,古希臘的幾何和數論並沒有留下不可缺少的重大遺產。比較起來,古代中國,或更廣泛一些,古代東方,所發展的代數知識倒是近世數學分析更重要得多的源泉。古希臘沒有像中國那樣發達的代數。缺乏像十進制那樣的計數法。他們不是把數分成個、十、百、千、萬來寫,然後計算,卻是想法把大數儘量化成較小的數的乘積,然後計算。這使他們重視素數,發展了數論。”(見“文革”中的交代材料)

培養年輕人

“文革”後,他花很多精力培養年輕人,先是辦助教進修班。60年代初及1978年,他兩次主辦過這種進修班。1979年,教育部委託廈大代辦3個高校師資培訓班,其中數學方面的培訓班是張鳴鏞主持的。此後,他大力培養研究生。他經常說,對於一個數學工作者來說,要堅持做到兩條:一條是打好基礎;另一條是一定要學習寫論文。他時常對學生們講:在學習中要積極思考、大膽探索,決不要迷信名家,名家也免不了有錯誤的結果。如果能找到反例把前人的結論推翻,也是一大成果,避免後人錯上加錯。他本人也是這樣做的,例如論文。
經過幾年的努力,一些學生開始成長。1981年,以後的幾年內他們已發表了20多篇論文。例如一篇碩士論文《零容緻密集上的橢圓馬丁邊界》(發表在1983年《數學年刊》第4卷),徐利治教授認為較之美國的博士論文並無遜色。日本中井教授也來信說這篇論文很好,嚮導師張鳴鏞教授致意。關於張鳴鏞及其學生的部分工作可參閱美國數學會出版的ContemporaryMathematics,Vol.48(1985)中Riemann曲面一章,這一章是張鳴鏞寫的。
紀念張鳴鏞的圖書紀念張鳴鏞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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