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張根生1923年3月出生於河北安平,1938年1月參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國中文化。
抗日戰爭中,1938年為冀中軍政幹部學校學員,後歷任冀中獨立2支隊指導員,冀中安平縣青救會主任、縣大隊政委兼縣委軍事部部長,安平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兼縣參議會議長。
解放戰爭中,歷任安平縣、永清縣委書記,冀中十分區支前司令部副政委等。1949年任中共中央中財局土改委員會調研處處長。
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任中共廣東省韶關地委副書記、書記,粵北區黨委副書記。1954年8月-1956年4月任粵北行署副主任。1954年10月任粵北區黨委第2書記。1955年1月-7月任粵北區黨委第1書記、粵北行署主任。1956年4月任廣東省委秘書長。1958年4月任廣東省委常委。1961年12月-1967年3月任廣東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審查,被監護,下放廣東梅田煤礦幫助工作,任梅田礦務局黨委副書記。1972年任廣東省廣州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12月任廣東省委常委。1975年6月-1977年9月任廣東省委書記。1972年12月-1977年8月任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7月任國家計委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成員。1978年1月任農林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9年2月任農業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79年10月-1980年4月任吉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9年11月-1983年3月任吉林省委書記。1982年1月-1983年4月任吉林省代省長、省長。1983年3月任吉林省委常務書記。1985年3月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10月兼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1986年5月-1989年12月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張根生是第5屆全國人大代表,第7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共第12屆中央候補委員、第13大代表。2008年1月17日11時30分在廣州逝世,享年85歲。
人物概述
2003年張根生步入耄耋之年。老人以1957年為界,將自己的一生一分為二:前半生,他參加8年抗戰,3年解放戰爭以及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我一個十四五歲的農村少年在共產黨的哺育下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的革命者,回想起來是十分高興的”;後半生,他親歷了建國後的數次政治運動,也見證了改革開放後國民生活的巨大變化。他說,“我們黨成了執政黨,我們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也幹了很多傻事,犯了許多錯誤”。
滹沱河邊
與日寇作戰100多次
1937年“七七事變”的炮火燒到了河北安平縣滹沱河邊的小山村里。唯讀了一年國中的張根生從此無書可讀,只好回家種地。
不久,他被村公所派去參加15天的自衛隊訓練,準備組織民間武裝和日軍打仗。但是還沒有看到日軍的影子,當地的縣長、區長攜款南逃了。1938年1月,15歲的張根生參加八路軍,隨後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2年“五一”反掃蕩以後,日寇碉堡林立,溝路如網,鬥爭環境極端殘酷。張根生始終堅持在冀中平原參加游擊戰。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之際,張根生回憶道:我們這支二三百人的隊伍參加戰鬥100多次,消滅敵偽軍四百多人,繳獲槍枝400餘條。
在花甲之年,張根生還以抗戰期間寫下的300多篇日記為基礎,寫下了《滹沱河風雲》回憶錄。
親歷土改
呼籲“土地經營市場化”
1946年到1953年春,張根生親歷過毛澤東領導的三次大規模全國土地改革。這期間,他的足跡從遼闊的冀中平原到秀美的粵北山區。
在晚年回顧土改工作時,張根生說,土改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民的命運,滿足了廣大農民世代對土地的夢想和渴望。但這場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產生了一些缺點、錯誤和偏差。我們犯過“右”的錯誤,特別在形勢和任務發生根本轉折時,如貫徹“五四指示”,一度發生不敢放手發動民眾的右傾思想;也曾出現過“左”的違反政策的嚴重錯誤,如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初期。
這位土改運動親歷者深知土地於農民的重要意義。面對近幾年很多地方政府大量侵占農民土地,或招商引資搞政績工程,或壟斷經營牟取暴利,農民的土地經營權遭到嚴重損害,失地農民被迫上訪,引發尖銳社會矛盾。張根生大聲疾呼:“改革中國土地經營制度”。2005年初,他上書中央,建議打破土地管理部門對土地的壟斷,發展土地中介機構,真正實行市場化原則,讓被占土地的農民坐到談判桌上,有權討價還價,修改原來的補償辦法,提高地價,讓失地農民得大頭,改變政府以地謀財的做法,同時允許失地農民以土地換戶口、換就業、換社保。
執掌南粵
反思“犯了很多錯誤”
在張根生60多年革命生涯中,“1959年到1961年是工作最困難的時期”,當時他在廣東省委任職,主要分管農村政策工作。
2006年,張根生接受本報《1976廣州口述史》採訪時回憶道,因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於是出現了嚴重的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廣東的農田減少了幾百萬畝,耕牛死了五分之一,糧食畝產降到了1952年的水平。有些農村每人每月只有20斤口糧。談到自己當年到龍川縣龍母公社搞試點,親眼看到公社的醫院、學校都住滿了水腫病人,全省的水腫病人更是高達上百萬時,張老的痛心之情溢於言表。
回首1957年到1977年在廣東工作這段經歷,張根生生前在撰寫回憶錄中說,“這些年,我們辦了很多傻事,晚晚加班、開會,很辛苦。困難時期我們下鄉蹲點,和民眾一樣忍飢挨餓,苦啊。就這樣,我們仍然沒有帶領廣大農民走上致富的道路,過上好日子,慚愧啊。方向路線錯了,個人再積極都沒用,甚至越積極罪過越大,這點我感受很深。”
他進一步指出,最根本的是生產關係不能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犯了“左”的錯誤,不顧條件去搞集體經濟。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一大二公的方向不對。
主政吉林
積極推動包產到戶
1978年初,張根生調任農林部,任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在這一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隊訪問西歐五國。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一次實地考察。在這個30多人的考察團中,張根生是其中一員。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張根生工作了二十餘年的廣東先行一步,創辦經濟特區如火如荼地展開,此時的張根生來到吉林,在吉林積極推動農村改革。
1979年至1983年,張根生主政吉林五年,先後擔任吉林省省長、省委書記等職務。他說,“雖然經受了不少困難,但終究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局面。這是我工作最順利的時期。”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張根生就在廣東清遠縣洲心公社推行超產獎勵責任制,這一嘗試一度想成為經驗推行到全國,省委領導到中央開會匯報。但是由於當時提出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搞包產到戶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嘗試終究無疾而終。
張根生初到吉林,當時省里一些領導堅持“三不搞”(不搞包產到戶,不搞分小生產隊,不搞口糧田),認為發展農業生產就要靠實現機械化,而且必須堅持統一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令主張包產到戶的張根生一度感到處境為難。1980年,他了解到吉林洮安縣農民搞包產到戶,沒有批評,而是幫助他們克服困難,實際上是給予了支持。
1981年5月,帶著自己在吉林工作的一些情況和看法,張根生拜訪了胡耀邦。胡對他說,“你思想比較活躍,工作積極是好的,但要注意有事情多商量。”2003年,張根生在回顧《吉林農村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怎么解決的》一文中提及了這次談話,他說,“對我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幫助。”
在張根生的主持下,1981年,吉林省允許在落後生產隊推廣聯產到勞責任制,1982年農村改革步伐加快,1983年93%的生產隊實行了大包乾責任制。吉林省的糧食生產在三年內增加了80%,成為國內提供商品糧最多的一個省。
退而不休
調研建言糧改市場化
作為農業戰線上的老領導,張根生在離休後也始終關注著農業問題。他曾說:一輩子沒有離開過農業,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的生活提高了不少,但中國農業現代化和農民奔小康的路還很長,農民的許多事總還是讓人放心不下。
張根生秘書李雙設第一次隨張老出差,是1999年到吉林省糧食主產區調研。當時,張根生正在為1998年“三項政策、一項改革”(指保護價敞開收購、實行順價銷售、收購資金封閉運行三項政策和加快國有糧食企業的改革)出台後糧食部門出現巨額虧損、地方財政背上大包袱、農民增產不增收而憂心忡忡。李雙設還記得,在吉林農村,張老盤腿往炕上一坐,就和農民拉開了家常,扳著指頭與農民算種糧收支賬,一談就是半天,有時中午就在農民家吃飯,遇到貧困戶,啃兩個玉米就算一頓飯。
這位70多歲的老人深知糧食問題關係國計民生,他不僅多次到江、浙、粵等糧食主銷區調查,還深入到東北、河南等糧食主產區調查,每到一地,不僅找糧食、農業部門座談,還走市場、下農田、看倉庫,與農民一起算種糧收入賬,與糧食部門算經營盈虧賬。在調研的基礎上,張根生寫下一份份報告,多次向國家領導人、中央媒體寫信反映“三項政策”對“三農”工作的嚴重影響。他提出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應循市場化方向發展,不要退回到統購統銷的老路上去。1999年1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邀請幾個省的老農村工作者在京召開座談會,利用這個機會,張根生向溫家寶直言糧食流通領域的問題和整改意見。
有人曾經勸他:既然已退下來了,沒有權了,管那么多事幹啥,說得輕了引不起重視,說得多了會惹人煩。張根生則認為,雖然職務退了,但還要對人民負責,為農民呼籲。沒有權了,就靠調查研究,提建議,用事實說話,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
在各個方面的共同努力下,2001年開始糧食流通體制最終有了重大突破,糧食生產形勢也開始好轉。這令老人寬慰了許多。
晚年生活
小院開墾三分農田
張根生說,“我的一生都是做實際工作的,沒有專門學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沒進過中央黨校專門學習,所以談不上什麼理論水平。但是我是喜歡學習的……只有學習好,才能搞好工作。”老人晚年筆耕不輟,寫下了《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實》、《中國農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顧》、《中國農村小康標準解讀》、《中國農業專家談“三農”》、《和諧與小康》等多部著作。
1998年,原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致信給張根生,“您每次送給我看的文章,我都拜讀了,受益多多。”任老還讚賞道,“看來您的腦子和思維還在旺盛時期,實在令人羨慕。希望常常讀到您的大作。”
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趙南起這樣評價張老的著作《中國農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顧》,“以其獨特的視角,從巨觀到微觀、從政策制定到工作實踐、從經濟發展到制度變革,多層次地展現出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變遷史,為讀者展示出一條中國農民的解放之路……”
老人一生足跡幾乎遍及中國農村,晚年他在廣州自家小院裡也開墾了三分農田,種上玉米、水稻、果樹。每當與孫輩們一起澆水、施肥,忙得不亦樂乎時,他總笑著說,“我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
言猶在耳。根生大地,如今,老人亦身歸大地,而他留下畢生對農業、農村、農民的一片赤子情懷。
著作
先後出版有《滹沱河風雲--回憶安平“五·一”反掃蕩鬥爭》(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實》(珠海出版社),《大潮奮進―張根生在吉林五年》(中共黨史出版社),《農村全面小康社會解讀》(海天出版社),《中國農村改革六十年的回顧》(1--4)(海天出版社),《五十年耕耘集》(上、下),《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實》 (英文版)(海天出版社)等書籍。
逝世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第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共廣東省委原書記,中共吉林省委原書記、吉林省原省長張根生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1月17日11時30分在廣州逝世,享年85歲。
張根生同志遺體於2008年1月25日下午在廣州火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汪洋,全國政協原副主席
葉選平,廣東省領導同志黃華華、歐廣源、劉玉浦、黃龍雲、胡澤君、肖志恆、林雄、周天鴻,全國人大華僑委領導同志張幗英,吉林省領導同志王祖繼,老同志吳南生、寇慶延、王寧、朱森林、李灝、宋維栻、鄭國雄、王宗春、張巨惠、方苞、梁廣大、張漢青、游寧豐、鄭群、肖耀堂、李金培、康樂書、呂伯濤、黎子流、周鼎、李廣鎮、秦文俊、陳開枝,張根生同志生前友好等前往廣州殯儀館向張根生同志告別,並向張根生同志夫人沈鴻光及家屬表示親切慰問。
張根生同志逝世後,
胡錦濤、
江澤民、
溫家寶、
李長春、
習近平、
李克強、
周永康、
王剛、
王兆國、
王岐山、
回良玉、
李源潮、
張高麗、
張德江、
李鵬、
朱鎔基、
宋平、
尉健行、
肖揚、
王忠禹、谷牧、
呂正操、
田紀雲、
趙南起、
華國鋒;廣東省領導同志陳紹基、朱明國、朱小丹、辛榮國、梁偉發、周鎮宏、鐘陽勝、謝強華、王寧生、鄧維龍、陳用志、陳小川、李容根、雷於藍、宋海、佟星、林木聲、萬慶良、蔡東士、梁國聚、湯炳權、王珣章、姚志彬、陳蔚文、溫蘭子、溫思美,省法院、省檢察院主要負責同志鄭鄂、鄭紅;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有關專委會領導同志盧瑞華、郭榮昌;廣州市領導同志張廣寧;廣州軍區空軍領導同志高守維、王玉發;中央和國家機關、兄弟省、區、市領導同志杜青林、于幼軍、于明濤、王珉、王金山、蘇榮、徐有芳、張岳琦、韓長賦、林樹森、李鴻忠、郭志、王國發、陳錫文、杜鷹、趙永吉、尹成傑、段應碧、林毅夫、王華元、唐國忠、王守初、徐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領導同志高祀仁、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領導同志白志健;民進中央領導同志羅富和,廣東省老同志梁威林、盧鐘鶴、黃麗滿、王全國、楊應彬、杜瑞芝、黃浩、范希賢、曾昭科、程里、王駿、佀志廣、鐘啟權、李蘭芳、李近維、湯維英、黃偉鴻、陳堅、匡吉、許德立、張泊泉、林興勝、昝雲龍、韓大建、柯小剛、李統書、張學軍、張雲、惠平、湯光禮、歐初、繆恩祿、雷宇;張根生同志生前友好杜潤生、向康、劉傑、高德占、鄒瑜、杜導正、楊澤江、李炳良、白棟材、岳岐峰、高狄、何竹康、劉雲沼、張鳳岐、沈祖倫、齊心、王郁昭、朱厚澤、劉堪、吳象、翁永曦、孟憲德、劉勘、李寶光、陸子修、韓立成、高文、宋任遠、谷長春、李德明、馮錫銘、任俊傑、張李明、楊慶祥、關相生,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人大財經委、農業部,廣東省委、省人大常委會、省政府、省政協和省法院、省檢察院,廣州軍區空軍,吉林省委、省政府,河北省委、省政府,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中央政府駐澳門聯絡辦,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廣州、深圳及其他各地級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省直單位和中央駐粵有關單位,張根生同志家鄉河北省安平縣委等,分別以不同方式對張根生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慰問。
張根生同志病重和住院期間,中央和廣東省有關領導同志汪洋、張德江、趙南起、黃華華等前往醫院探望,並指示醫務人員全力做好救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