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蓀

張怡蓀，原名張煦，著名藏學家、語言文字學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怡蓀
• 出生日期：1893
• 逝世日期：1983
• 職業：著名藏學家、語言文字學家

個人簡介

189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9月1日生於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金溪鎮一個經濟富裕的家庭，1983年9月1日逝世於成都。按生前遺囑，骨灰送回蓬安安葬在他的出生地，金溪鎮俞家壩。逝世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政協委員，《藏漢大辭典》(以下簡稱《大辭典》)主編，四川省民族研究所顧問。

1958年大辭典編寫組合影（前左三張怡蓀）

張怡蓀幼時，就讀於家中私塾，學習四書五經。他的祖父舊學基礎好，十分重視孫輩讀書，每日除講堂由老師授課外，晚上還親自講解一篇文章。張啟蒙時，年紀很小，晚上讀書常由姐姐幫助點燈。稍長即進入縣城、省城讀書。1915年(民國4年)，於四川省高等學堂畢業後，張渴求到北京深造，但父親惜財，不願繼續供給學費，經人介紹，到保寧聯合中學校當英文教員。靠著自己積蓄的錢，1917年一天，趁天沒亮時，背著父親悄悄給辛勤教育自己的祖父磕了頭，離開了家庭，隻身到北京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學生時，就有《公孫龍子序》等文章發表。從1921年到1935年，先後擔任了北京大學、民國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講師、教授，山東大學教授、中文系主任、校務委員，講授《國文》、《楚辭》、《韓昌黎文》、《文學專家研究》，開過《文學史》、《古代漢語》、《文字學》、《梵藏修辭學》和《佛典翻譯文學》等課程。由於他中國文學功底深厚，思維活躍，又富有幽默感，講課很受學生歡迎。著名詩人臧克家青年時聽過他的課，稱讚他《楚辭》講得好。

研究方向

研究中國語言學和典籍

張怡蓀在研究中國語言學和典籍方面很早就顯露了才華。在語言文學方面，他寫過《<玉篇>原帙卷數部第敘說》的專著(由山東大學出版)。研究《老子》，他和梁啓超還有一段為學術界廣為傳揚的佳話。1922年3月4日，梁啓超到北大禮堂作了一次關於《老子》成書年代問題的學術講演，禮堂座無虛席，連窗台上都擠滿了聽眾，張當時也坐在窗台上。梁啓超在演說中認為，《老子》一書有戰國時期作品之嫌，並詼諧地對聽眾說：“我今對《老子》提出訴訟，請各位審判。”張聽了不以為然，他憑著在窗台上匆匆寫在幾張臨時找來的煙盒紙上的筆記，連夜用文藝形式寫成了一篇學術論文，文中稱梁先生為“原告”，稱“老子”為“被告”，自稱是“梁任公自身認定的審判官並自兼書記官”，以在座“各位中的一位”的身份“受理”梁先生提出的訴訟，進行“判決”。其“判決”全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節，實在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的嫌疑，原訴駁回，此判。”全文旁徵博引，條分縷析，對梁的論點逐一批駁，批評名滿天下的梁啓超“或者不明舊制，或則不察故書，或則不知訓詁，或則不通史例，皆由於立言過勇急切雜抄，以致紕謬橫生，勢同流產。”洋洋灑灑，達數萬言，寄給了梁啓超。作為大學者的梁啓超收到文章後，並不介意作者的尖刻用語，而是十分讚許作者的才華，儘管並不同意作者的觀點，仍然親自為該文寫了如下題識：“張君寄示此稿，考證精核，極見學者態度。其標題及組織，採用文學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對於此案雖未撤回原訴，然深喜《老子》得此辯才無礙之律師也。”張的學術論文連伺梁啓超的題識，在《晨報》全文發表，張怡蓀也因此而負才名。

研究西藏文化

但是，後來張怡蓀放棄了對中國文學和典籍的繼續深入研究，而把重心轉到了研究西藏文化上。1928年，他在清華大學執教期間，就在陳寅恪先生那裡接觸到藏文資料。後來又閱讀過不少藏學著作。他發現藏學著作大都來自國外的研究者，特別是工具書，當時僅有一本薄薄的《藏英字典》，和兩本詞條不多的《藏英辭典》，亦均是外國學者所編。他認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藏族是中華民族中的一個民族，藏學是中國的學問，中國首先應該研究它。他決心要改變藏學研究的現狀。於是一方面拜喇嘛為師，學習藏文；一方面收集藏學研究方面的資料。同時，根據研究藏學方面的需要，又和一些佛學研究團體的成員一道，共同研究佛教哲學。在實踐中，他感到要打開藏學研究的局面，“要揭開藏族文化的寶庫，就必須有一部完善的工具書，即便於自己使用，也可以為後來者搭下一座橋樑”，“遂萌下編纂《藏漢大辭典》的念頭。”②他時已三十多歲，他的夫人和一些朋友都不贊成，認為他研究中國文學會有很大的成就。有人說他已經是名牌大學中文系的教授了，又來改行，另闢蹊徑，“這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不可取也。”③更有人譏諷他，說他是“丟了現成的鐵不打而去挖礦。”他認為中國的事就是要由中國人乾，堅持走自己的路，而且還邀集北大、清華的一批願意從事西藏文化研究的同事共同研究。後來日寇的侵略，越逼越緊，國內的大學不願做這個難見成效的科研工作，他又不願去教會大學按外國文化侵略的口味辦事。1935年以後，他從青島返北京，在園恩寺用自己的積蓄租了房屋，成立西陲文化院，自任院長，購買書籍、資料，翻譯了《宗輪晶鑒》(即土觀政教史)等藏文典籍。他當時，“要獲得一份資料，談何容易，最初為這部辭典尋找藏文條目”，“就曾托人兩上五台山，借閱藏文本的《集論》……，為了收集國外藏學研究的資料，就多方面托人購置，個人財力有限，有時得竭錙銖而求之。”④1937年之秋，“月慘蘆溝，風哀南苑，機群震空，炮聲撼地”之時，他編成了《藏漢集論辭彙》和《漢藏語對勘》兩書，由於“平津甚嚴文字之禁”，只好“潛移南行，入滬求印。”但一至上海，能鑄藏字之南市已經淪陷，“迫去香港”，⑤方得以印刷。這兩本書的序言都寫於旅途中，其中《藏漢語對勘》序言，還寫在1938年1月15日長沙二次空襲警報剛解除之後。

編纂辭典

繼後，張怡蓀回到成都，放棄去大學任教，扔下即將成書的其他著作，在成都正式掛出了西陲文化院的牌子，全力以赴，投入辭典編纂工作。1938年8月，他刊印了他編著的《藏文書牘軌範》、《漢藏語彙》。1939年，編成《漢藏譯名大辭彙》。他還專門請了藏族著名佛學大師、愛國老人喜饒嘉措到西陲文化院主講佛經。1941年，藏漢詞條注釋基本完成後，國民政府想讓西陲文化院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為他們培養所謂的“邊務人員”。由於張怡蓀進行了抵制，他們一方面讓四川省教育廳停發補助費，一方面又以教育部的名義叫送預算，軟硬兼施。張為避免麻煩，也為了更好地收集資料。於是遠去康定，接受了《西康通志》的總纂任務。在康定，他遭到“調統”特務指使的散兵的毒打。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在編寫志稿的同時，繼續從《雜集論》、《瑜珈師地論》、《俱舍論》等藏漢文本佛書里廣泛收集辭彙、短語，不停辭書的編纂工作。1945年，他既完成了志稿編寫任務，還編寫了國內第一本《西康省分縣地圖集》，也完成了分裝十大冊的《大辭典資料本》。這是建國前全國藏漢辭書中資料最豐富的一個稿本。1948年，張怡蓀到四川大學中文系任教，他千方百計培養藏學、藏語研究人才，他義務性地開設藏語和藏學的課程。他曾鼓勵學生說；“研究西藏吧J這裡好比一塊肥得流油的土地，撒下種子就要開花結果。西藏文化是一座寶庫，只要鑽進去，就可以獲得很多寶貝。”他曾採用各種方式培養《藏漢大辭典》的編寫人才，《大辭典》編寫人員中的金鵬、王沂暖等著名人士，都是他培養的學生。

西陲文化院牌匾

解放後，張怡蓀出任四川大學教授兼文科研究所所長，繼續主編《大辭典》。1958年，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成立後，《大辭典》劃歸分院領導，他調分院。在分院黨委支持下，張率領《大辭典》編纂組，前往拉薩，深入民眾，採集口語資料。張時已65歲，途經西安時，西藏一位負責同志擔心他年齡大，體力不支，難以適應高寒地區的氣候，執意勸他返回成都。張卻說；“感謝黨對我的關懷，但編成《大辭典》是我多年的夙願。此次受分院之命，一定要去拉薩完成《大辭典》的編纂任務”。⑥幾經磋商，拗不過他的執著，這位領導同意他去了。在西藏，各方面給編纂《大辭典》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藏族著名的詩人江金·索朗傑布和著名的老學者洛桑圖旺、洛桑多吉熱情贊助，積極參加工作。張十分興奮，在與編纂組副主編祝維翰商量後，決定改弦易轍，打破原稿規模，擴大收詞範圍，走綜合雙解的道路。由於工程浩大，他在拉薩一直住到1962年才回成都。拉薩氣候惡劣，飲食不便，他並不在意。1959年12月22日，他有一首詩寫道，“朝捧稀糜晚酪漿，強因文字付平章，千山寒雪侵虛室，一片晴雲走大荒。樓閣羅香擎易舉，日星懸照傍偏長，史倉不見通彌(西藏蒼頡)去，覓取邗溝愧對忙。”⑦工作中他仔細審閱每一個詞條，一絲不苟。他常說：“辭典就是老師”，編纂者“要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工作”。

1963年《大辭典》歸省民委領導，他隨之調入四川民族研究所。1964年《大辭典》初稿終於編成，張怡蓀和祝維翰兩人親自送中央領導和同行專家審查，各有關方面給了充分肯定。國家民委在《關於〈藏漢大辭典〉出版問題座談紀要》中對大辭典評價指出，《藏漢大辭典》收詞相當豐富，解釋比較詳細，它已經超過了現有藏文辭典水平，有出版價值。當即撥款5萬元，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試印試用本。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大辭典》變成了“大毒草”受批判，張也被冠以“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衝擊。但他沒有動搖，多次寫信給有關單位和領導。1977年，他給鄧小平，方毅寫信，提出恢復《大辭典》編纂工作的要求，鄧小平、方毅和烏蘭夫親自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家出版局，根據批示召開了恢復《大辭典》編纂工作的會議，正式下達了檔案。烏蘭夫在接見四川省民委主任扎西澤仁時說：感謝張怡蓀先生為藏漢人民做了一件大事。國家民委和國家出版局的薩空了、許力以，在成都召開的座談會上，也向張怡蓀表示感謝和祝賀。《大辭典》編纂工作恢復以後，急需專家，但長期同他合作的副主編祝維翰因“文革”被安上的莫須有的罪名，仍在農村勞動。經多方聯繫方借到成都工作，可是因問題沒落實，一家生活十分困難，張不僅給房居住，而且用自己的工資每月給祝補助20元。1978年編纂工作上馬，他親自抓編務。1979年《大辭典》終於出版了徵求意見稿。1981年，張把自己珍藏的兩部《甘珠爾》和一部《丹珠爾》、幾百包藏文書籍捐給了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並要家屬在他身後，把他積累的藏文書籍全部捐贈四川民族研究所，供後繼者使用，希望後繼者全面打開西藏文化的寶庫。這年他在接見記者時風趣地說，自己是“二八佳人”。“二八是指自己年齡已經88歲，佳人是指自己鍥而不捨，始終傲這項工作。”他在回顧了《大辭典》五十年的編纂歷史說：“只有在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使自己為實現溝通漢藏文化作出一點微薄的貢獻，也只有在粉碎“四人幫”後，才能實現自己的夙願。”⑧

《藏漢大辭典》

1985年，《大辭典》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它是我國第一部供閱讀藏文典籍、研究藏學課題以及解決實際問題使用的大型綜合工具書。全書收詞53000餘條，以詞語為主，兼收百科。這部辭書無論就藏族文化的開拓面，收集系統和編寫內容的深度以至體例的建立等方面較之國內外同類辭書，均有較大的提高，“對藏語文化的發展和藏漢文化的交流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⑨1987年，《大辭典》參加了香港舉辦的國際書展。

張怡蓀為《大辭典》奔波一生，探索一生。隆蓮將他比作集《爾雅》學大成的大學者郭璞，稱他編纂的《大辭典》是“鴻篇高映雪山曛”。在省民委舉行的追悼會上，“張怡蓀治喪委員會”指出：他是“一位勤勤懇懇的愛國學者，解放前不滿國民黨統治，不受國民黨利誘，不為勢屈”，“他歷來重視民族團結，對共事的藏族學者十分尊重。”他的逝世是“民族文化工作的一個損失”。對張怡蓀作了確切的評價。

【注】：①見《百科知識》1983年12期16～17頁，②④⑧見《文匯報》1981年5月3日《社會主義使他有了閃光的晚年——訪<藏漢大辭典>主編張怡蓀》，③⑥見《西藏研究》1984年二期《鴻篇高映雪山曛》一文，⑤見張怡蓀《漢藏集論辭彙》和《漢藏語對勘》兩書的自序，⑦見張怡蓀詩《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藏漢字典工作組同志在拉薩工作宜外留影以賦》，⑨見張怡蓀治喪委員會為張怡蓀寫的《悼詞》，⑩見隆蓮1983年得知張怡蓀逝世時寫的詩，全詩為；“婆娑遠續會明文，艷說搜奇郭景純。惆悵曲終人不見，鴻篇高映雪山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