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張壽臣
- 國籍：中國
- 星座：水瓶座
- 出生地：北京市西交民巷
- 出生日期：1899年1月29日
- 逝世日期：1970年7月9日
- 職業：相聲、評書藝術家
- 代表作品：《揣骨相》、《哏政部》、《洋錢傷寒》、《五百出戲名》
- 主要成就：相聲藝術第五代掌門人
相聲界權威 祖師爺
演藝經歷,個人生活,厄運之中,生病住院,離世遺願,兒子徒弟,主要作品,
演藝經歷
1899年，張壽臣出生在西交民巷小四眼井，五歲隨父在隆福寺、護國寺等地說相聲。八歲上學。十一歲時由於喪父，中途輟學，正式以說相聲為業。十二歲拜焦德海為師，張的拜師為相聲又延續了一代新人。學藝期間，張壽臣學會了大量節目，出演即紅，時人謂之“娃娃紅”。十五歲滿藝出師，演出於西安市場、護國寺等明地。隨年齡的增長，聲音、形體發生變化，行話謂之“倒人緣兒”，同行不願搭伴，於是開始自己單幹。十七歲的他，第一次離開北京。與師弟聶小鎖步行經通州、三河縣、玉田縣至唐山，沿途演出。這也是相聲第一次來到唐山、三河縣和玉田縣。在歸途中，曾到天津北開市場、三不管等地演出，與李瑞峰等短期合作。這也是張壽臣首次來津演出，由於幾年的闖練和積累，不僅掌握了傳統的相聲段子，表演亦日漸成熟，並開創了年輕演員單口相聲的先例。
張壽臣
張壽臣一九三一年，收常寶堃(小蘑菇)為徒。“七七事變”，京津淪陷後，多次拒絕日方提出到東京(實際是釜山)錄製唱片的要求，遭到特務的跟蹤，乃與侯一塵到南京、鎮江等地作短期演出。而後多年與周德山搭伴演出於天津各曲藝場，並與白雲鵬同台演出於新中央戲院表演滑稽小戲。後因思想苦悶，有心退出舞台；但又為生活所迫改行說評書。一九五三年，參加天津市曲藝工作團，專事單口相聲的演出。一九五六年，為繼承北方評書傳統節目，由市文化局安排在南市通海茶社，演述評書《水滸》。由何遲整理的《小神仙》、《吃西瓜》兩本單口相聲選集出版。其代表節目《三近視》被譯為外文在國外發表。年底，所在單位天津市曲藝工作團併入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曲藝團。在天津各曲藝場隨天津人民廣播電台曲藝團演出單口相聲。一九五八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張壽臣單口相聲選》，共收集代表性單口相聲十五段。同年開始在天津戲校少年訓練隊任教。並不斷為全市專業相聲演員輔導，扶持民眾性的業餘曲藝活動。並曾拍攝了單口相聲《賊說話》，收入電影記錄短片《曲藝集錦》中。一九六O年去北京參加第三屆全國文代會,與全體代表一起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接見，當選為中國曲協理事。三年後，當選為第三屆天津政協委員。此間陸續發表了《談單口相聲的表演》、《我對傳統相聲的看法》、《借勁使勁》等論文。在退休後仍堅持傳藝和提供史料等活動。而後並再次當選為第四屆天津政協委員。
張壽臣在他60多年的藝術生涯中，博採眾長，匠心獨運，大膽創新，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我國相聲藝術界重要的代表人物。
個人生活
張壽臣在相聲界不僅威望高，和同行的關係也很好。
在天津，他常去各區的相聲場子串門，到北京了，當然也要去相聲場子看看大家。
北京市曲藝團相聲演員中，有和他一起長大的師兄弟湯金城、譚伯如；有曾一起同過台的王長友、羅榮壽；有他喜愛的青年演員趙振鐸、趙世忠，還有他的盟侄陳湧泉、義子高鳳山……張壽臣很想念他們，這一天下午大會沒有安排，雖然天氣很熱，他執意要去北京曲藝團。
北京曲藝團的團址坐落在前門外大柵欄裡面的迎秋劇場。劇場的後台沒有門，演員及其他人員出入都經前台。張壽臣到劇場時，演員都在後台開會。
前台門前有一負責保全和傳達工作的看門老大爺，坐在門前的椅子上衝盹。張壽臣徑直往後台走時，看門大爺被驚醒，攔住張壽臣說：“想聽相聲，晚上來。”
張壽臣心中暗想：“我想聽相聲什麼相聲我沒聽過啊。”口中卻說：“我不聽相聲，我找人。”
看門大爺問：“您找誰呀”
張壽臣隨口搭音，說：“我找說相聲的。”這句話是句實話，他到曲藝團不是找某個人，確實是要找說相聲的。沒想到，看門大爺誤會了，以為來人和他開玩笑，臉一沉，反唇相譏，說：“您說的對，我們這兒沒外賣，後台全是說相聲的。對不起您哪，後台正開會哪，開會時間一律不會客。”
張壽臣只好請求說：“我從天津來，您受點累，給通報一下。”
20世紀30年代的張壽臣
20世紀30年代的張壽臣看門大爺的口氣也緩和了，說：“您說您大老遠的從天津來，240里地，天又這么熱，我不給您找吧，顯得我這么大的歲數不懂嘛。您別和我開玩笑啊，您找誰”
張壽臣見看門大爺答應給找人，忙說：“謝謝您了，給您添麻煩，找誰都成。”這句話本是善意，“找誰都成”，說相聲的哪有不認識張壽臣的呢。
看門大爺又誤會了，動了真氣，說：“您越說越不像話，找誰都成，嘿嘿，沒法兒給您找去！”
張壽臣無奈，只好說：“那就找高鳳山吧。”
看門大爺點點頭說：“哎，這還像話。”隨後站起身來向後台走去，走到劇場門口，又轉身追問了一句：“高鳳山是您什麼人”
張壽臣有些不耐煩了：“是我兒子！”
看門大爺聽了此話，又走了回來，重新坐到椅子上：“您哪，純粹拿我開涮！‘找說相聲的’，‘找誰都成’，這不全是廢話嘛！高鳳山又是您的兒子了，高鳳山家裡的事兒我都清楚，他怎么成了您的兒子了！您趕快走，別在我這開攪。”
迎秋劇場距前門飯店雖然不遠，但正值酷暑，天氣悶熱，張壽臣步行到目的地，已是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了，本想快些見到相聲演員，也好歇歇腳喝口茶涼快涼快，沒料到竟和看門的大爺糾纏不休，他的火氣也被勾上來了：“我哪句話把您得罪了我哪句話和您開攪了。凡是說相聲的，給我找哪個都成，他們停止開會，也得讓我進去！高鳳山是我兒子您又不信了，後台還有我好幾個兒子哪！大熱的天兒，這不存心找彆扭嘛！”
後台開會的人聽見前面吵架，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紛紛走出來看個究竟，走在前面的高鳳山見是張壽臣來到劇場，又驚又喜，忙趨步上前，請安問好，“哎喲，我的親爹，大熱的天，您怎么上這兒來了，我們正準備抽空兒瞧您去哪，快，快快，您快後台歇會兒吧。”張壽臣沒有回答高鳳山及幾位相聲演員的問候，而是反問高鳳山說：“你是我兒子不是”高鳳山被問愣了，忙答道：“是啊，是啊，這還有錯嘛！”張壽臣聽後微微一笑，隨後又用眼斜瞟了看門大爺一眼，得意的神情似乎在說：“怎么樣我說的話沒錯吧，我找我兒子，這回你信了吧。”
看門大爺站在一旁，看愣了。他如果想鬧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轉天去問高鳳山了。
1960年以後，張壽臣的工作進入了一個非常緊張、繁忙的階段。在黨的“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挖掘、整理傳統劇目、曲目無疑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在相聲界，這項工作責無旁貸地由名望最高、資歷最深、輩分最長、年齡最大的張壽臣承擔下來了。張壽臣沒有辜負黨和各級領導對他的期望和重託，以對黨和國家感恩報德的心情及對相聲藝術執著負責的態度，出色地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光榮使命。張壽臣的工作量不能算小，而他對於工作的態度卻是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只要領導有令，他二話不說，即刻領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那時，交通不似如今這樣方便，他腿腳又不好，出行必須雇用人力車，而車費是要自己掏腰包的。他在家接待採訪者比之外出的任務也不輕鬆，往往是他還沒有起床，來訪者已經到了，這一撥兒剛走，那一撥兒接踵而至，有時要連續工作到夜間一兩點鐘才得休息。別的不談，僅就茶水而言，一天要換沏幾壺茶水。領導曾多次關切地問過他：“張老，有什麼困難可以向組織提出來。”張壽臣總是笑著搖頭說：“沒有，沒有，國家重視相聲，拿我當寶貝，只要把東西留下來別帶走了，我心裡就高興。”
1962年的一天，張壽臣下班回來，興奮地對妻子說：“組織上決定，有我、有他瞎叔(王殿玉)、曾大爺(曾振庭)、王佩臣我們4個人永遠不退休。”從此，他“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勁頭兒更足了。到了1964年，也即那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的前夕，文藝形勢也發生了變化。此時，似乎一切的文藝作品或多或少的存有問題，當然相聲藝術也不會例外。傳統的相聲段子大多能冠上一頂“小帽子”而被禁演，而新段子因題材狹窄創新有限，所以各演出團體只能反覆演出幾段允許上演的節目。這樣的形勢必然影響到張壽臣的工作，正當他兢兢業業、廢寢忘食地為挖掘、整理傳統相聲而工作時，突然被告知退休了。
侯一塵、張壽臣、常連安合影當張壽臣接到退休的通知後，他的心情既有知足也有擔憂。張壽臣參加工作不足十五年，按規定只能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雖然每月少拿近一半的工資，他知足無怨。他擔憂的是，他是相聲的代表，他的退休將意味著傳統相聲被拋棄了。退休那一天，張壽臣手持退休證，胸戴大紅花，告別組織回到家中的時候，他說：“退休了，沒用了。沒用了國家還養活著，無功受祿，心中有愧呀。不是新社會，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舊社會誰還管哪。”其實，張壽臣並沒有實際意義上的退休。退休後，他仍然擔任著天津政協委員、天津曲協副主席的職務，仍然熱心地為求教者講藝。此時，他只有一個願望，即肚子裡的東西不要帶走。然而，事情往往不朝主觀想像的方向發展，終於有一天，沒有人再敢登他的門了——“文革”開始了。
厄運之中
“文革”初起的時候，張壽臣退休已近兩年，外面發生的一切，他知之甚少。一是他腿腳不靈便，很少出門；二是來看望他的人愈來愈少，唯一和外面溝通的是報紙和廣播，可是批鬥、遊街、大字報等現實情況，報紙和廣播是不會反映出來的。因此，“文革”的實質對於張壽臣來說，感受只有簡單的3個字：不理解。
一天，張壽臣看到報紙上登載的有關“破四舊、立新風”的文章，周圍鄰居家如何“破四舊”的風聞也傳進了他的耳中，他手拿報紙不解地自問道：“四舊怎么算是四舊呢破四舊又怎么個破法呢”既而他又說：“既然報紙上發表了文章，就應當回響黨的號召，堅決地破四舊。”於是，在沒有壓力，沒有指令，也沒有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情況下，一場主動破四舊的“革命”行動，在張家小院裡認真且又稀里糊塗地開始實施了。張壽臣認為，建國以前的東西就屬於四舊，凡是形勢反對的、現時不需要的即應毀掉，首先是舊式服裝，如長衫、馬褂、皮襖及演出時的緞子桌圍等都沒有用了，把這些服裝都拆成了單片。再有就是字畫和書籍了，畫有壽星老、麻姑獻壽的幾張字畫被撕毀了，大批的書籍被撕毀了，上至《史記》、《資治通鑑》，下至《聊齋志異》、《水滸》、《三國演義》，還有一套16開本24冊的《聖教史略》，最無辜的是一套12冊的《象棋棋譜大全》……通通被撕成單頁、碎片。然而，問題又出現了，四麻袋碎紙片怎樣處理呢扔進垃圾堆如果被人發現無異於自引其咎，沒有辦法，只好用火燒掉。為防火災的發生，在小院當中放置一個洋爐子，在爐子裡燒紙片。當洋火爐上的水壺裡的水開了4次又有一鍋肉被燒熟之後，火爐旁仍有一麻袋書籍碎片在等候著“貢獻”最後的餘熱。張壽臣雖退休在家，但論其地位和名望，是很難擺脫這場厄運的。一次，在原單位的批判會上，張壽臣被缺席批判。與會者歷數了他的宗教信仰、權威地位、過生日的排場、拜師時的舊禮節等作為批判內容。其中，張壽臣的一位弟子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說：“張壽臣是封建的祖師爺，是封建社會的餘毒，我們要和他徹底劃清界線，從今以後，我不再承認他是我的師父！今後我要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緊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毛主席才是我的師父！”不久，張壽臣就聽到了這一訊息，當他得知心愛的弟子竟然說出如此不近情理的話，他茫然了。張壽臣和這個弟子的關係甚好，付出的辛勞也很大。在以往過生日時，這個弟子多次主動為老師組織壽日的活動，師父家中有事，他也是積極主動地幫忙，為什麼突然之間竟成水火張壽臣遇有不順心的事，愛罵街、愛著急，但是這一次他卻非常冷靜。不久，張壽臣的名字出現在造反派創辦的各種小報上，名字倒著寫上面打個×。家人和他的朋友們都很擔心，因為“批”和“斗”是連在一起的，“某人被揪出”、“某人被批鬥、遊街”的訊息不絕於耳，經常找張壽臣聊天的果仁張張惠山，即在這一時期被斗死在群英戲院台上，而張惠山只是賣果仁的小販，他遵紀守法、為人忠厚，沒有任何理由被批鬥的。有一天，一位張壽臣的老友來找他，把手中的一張小報遞給張壽臣後說：“你看看吧，上麵點了你的名字。”隨後又說，“本來不想給你看這份小報，唯恐你看了以後擔驚受怕，可是不讓你知道不行啊，外面的形勢你不了解，萬一紅衛兵真的來了，你更受不了。看看吧，有個思想準備。”
張壽臣、康立本、常寶堃、朱相臣、蘇文茂
張壽臣、康立本、常寶堃、朱相臣、蘇文茂生病住院
這是一張由天津文藝界造反組織印製的名為《山鷹》的小報，上面赫然印有“打倒反動的藝術權威、相聲的祖師爺張壽臣”的標題，令人心驚肉跳。
然而，張壽臣看過小報後卻若無其事地笑了，他說：“說我是‘藝術權威’，這我承認，凡是相聲里的事兒，我說了算；說我是‘祖師爺’，我也承認，如今說相聲的，沒有比我輩分大的；說我‘反動’，我不承認，舊社會，我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新社會，我沒做過對不起黨和毛主席的事情。為人不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不怕，我不怕。”
張壽臣在“文革”期間沒有受到衝擊，且有每月的退休金，可謂經濟穩定，生活無虞。可是，難熬的寂寞對他的精神造成了極大的壓抑。且不說青年時出入娛樂場所的繁喧，以及同行對他的崇敬而形成的眾星捧月式的場面，即使退休後，拜訪者、學藝者也是絡繹不絕。然而，1966年“文革”以後，寂寞來到了他的身邊。
來看望他的人越來越少，用“門可羅雀”來形容當時的情景，一點兒也不誇張，因為任何人也不敢沾惹和“權威”有聯繫的麻煩，除去在津的幾位弟子如田立禾、穆祥林等，及幾位老友如張起榮大爺、姜大爺、劉叔叔隔一段時間來看望他以外，只有一位不怕引火燒身的常客經常來找張壽臣聊天兒，這就是乾兒子趙佩茹，他為張壽臣帶來了快樂和慰藉。然而好景不長，1969年趙佩茹無端被隔離審查，也不能來看他了。張壽臣打開收音機，想在收音機中聽到同行的聲音，而傳出的除樣板戲以外，一段相聲也聽不到。
張壽臣唯一可去的地方——到浴池洗澡，因為“文革”的不斷深入也使他裹足難行，浴池的許多服務設施被取消，如，洗浴後不準休息、拖鞋自取、喝水自斟等，他很難適應，而用以代步的三輪車也適應形勢的需要，一律拆掉頂篷改為光板的貨運車，不再拉座了。
寂寞無奈的張壽臣，只好經常地將椅子搬到胡同口外的便道上，眼望過往的行人，希冀遇見一位相知和他說一說話以解心中的鬱悶。
1970年春節過後，張壽臣病倒了，醫家有謂“百病生於憂鬱”，他的生病和幾年來的寂寞鬱悶不無關係。開始，只見一些感冒的症狀，發燒咳嗽，胸悶氣短，請來附近衛生院的醫生，初步診斷為感冒轉肺炎，可是吃藥打針後並不見效，於是，央求鄰居借來副食店的小推車，將他送到了總醫院。1958年張壽臣膽囊切除手術時曾去過一次總醫院，那一次，多方領導關照，主任醫師主刀，張壽臣的病雖然很重，但未受痛苦，這一次不同了，張壽臣備受冷落，在門診室，醫生拿過病曆本看了看封皮上張壽臣3個字，又抬起頭來看了看病人，淡淡地說：“去照張大片吧。”這位醫生約五十來歲，他應該知道張壽臣的，可是，他一句安慰的話、多餘的話也沒有。在照相室，已經站立不起來的張壽臣必須站在照相機前，他幾次急躁地說：“不照了，不照了！”家人勸他並手攙左臂強撐住父親的軀體，張壽臣才半蹲半立雙腿顫抖勉強地照了一張像。最悽慘的情景是在觀察室，張壽臣被診斷為肺癌以後，醫生並沒有安排他住院，而是被送到觀察室觀察。
張壽臣、常連安與志願軍戰鬥英雄合影
張壽臣、常連安與志願軍戰鬥英雄合影離世遺願
所謂的觀察室即是醫院的門診大廳，所謂的病床即是兩把候診用的木條長椅。妻子和兩個兒子守護在病床前。護士負責輸氧、輸液，醫生不請不來，只有病人出現病變時，醫生才會派護士送來保守療法的藥物安咯血和氨茶鹼。
張壽臣在醫院只住了兩天，第三天天剛亮，他趁人不備突然拔掉輸氧管和輸液管，語氣堅定地說：“回家！”家人見此狀況，趕忙勸說：“回家還怎么治療啊”張壽臣慘然一笑說：“別蒙我了，我這病沒有治，我死到家裡去，不在這活受罪。”拗不過張壽臣，家人只好找醫生開了一些藥，回家了。
回到家以後，好在肺癌只有憋悶感沒有疼痛感，張壽臣靠對症藥物及簡單的醫療器械治療，痛苦比在醫院反而少了些。飲食越來越少，身體逐漸消瘦，可是張壽臣的精神卻很好，思維清晰、談吐依舊，心態平和從容，沒有絲毫的恐懼感。他仍然堅持每日讀報的習慣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天。開始，他戴花鏡手拿放大鏡自己閱讀，後來他連拿放大鏡的力氣都沒有了，就讓家人為他讀報，先將報紙的所有標題念上一遍，然後由他選題再逐段念給他聽。
彌留之際的張壽臣呼吸急促、聲音嘶啞，可是只要他有精力、有親朋在他身旁，他就會不間歇地說話，好似說了一輩子的話還沒有說夠，又好似話的慣性迫使他不停地往下說，他談的最多的是這樣幾項內容：以親身經歷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正確性。他對家人說：“我經歷了清朝專制、軍閥混戰、日本侵華，國民黨和新中國，新舊社會兩重天哪。共產黨、毛主席是中國的大救星，要聽毛主席的話，跟著毛主席、共產黨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你們這樣做，就是對我最大的孝順。”
張壽臣期盼祖國的統一，他還對子女們說：“你們別忘了，台灣解放時(當時的提法)到我的墳前大喊3聲，告訴我台灣解放了！”面對相聲的凋零，他對相聲的前景感到憂慮和茫然，他說：“難道相聲這行兒就真的完了嗎”……
張壽臣表演單口相聲
張壽臣表演單口相聲1970年7月9日早晨張壽臣從睡夢中突然驚醒，出了一身的涼汗，大口喘著粗氣，似乎感覺到今日和往日的不同，示意坐在床前的兒子將他扶起來，張壽臣身倚枕頭在床上，要過牆上的鏡子又令兒子撕下“7月9日”的日曆，然後，他端詳著鏡中的面容，用嘶啞、微弱的聲音斷斷續續地說：“你們看，我頭上流的不是汗，是油。你們要是不信拿張白紙試試，紙黯了，是汗，紙不黯，是油。‘汗如油、喘如牛’啊，絕象。完了，一切都結束了，人活七十古來稀呀，我今年73(歲)，不算短壽了，托毛主席、共產黨的福，不是解放，我早就完了，舊社會說相聲的，很少活這么大歲數的，我欺祖了，我知足啊……記住今天這個日子，7月9日，告訴你(在)新疆的兄弟，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哭吧，呆會兒再哭我就聽不見了……”張壽臣說話吃力，但他仍然在說。中午，兒子勸父親休息一會兒，他點了點頭並示意扶他躺下，隨即他又說：“我喝口水。”當老伴將小瓷壺嘴放在他嘴邊的瞬間，忽然張壽臣的雙眸定住、臉色變得慘白、喘動驟停、心臟停止了跳動，此刻是11點10分。
2002年11月5日，一代相聲大師張壽臣墓碑揭幕儀式在永安公墓舉行。隨後，舉辦了紀念張壽臣誕辰104年學術研討活動。
兒子徒弟
提起相聲前輩張壽臣，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且受到業內外人士的折服，他的相聲儒雅中帶著幽默，睿智中透著機敏，無論是單口相聲、對口相聲、群口相聲以及太平歌詞等等，都非常擅長，而且是個非常有氣節的藝人。
且不說張壽老的藝術多么的精湛，他對自己的徒弟要求也是非常的嚴格，正因為對自己徒弟要求的非常嚴格，所以，他的弟子都很出名。
那么張壽老是怎么給他的弟子起藝名的呢？張壽老按照家裡的排序，弟子一律按照“立”字排。因為張老先生早年比較迷信，有位算命先生給他算過卦，說他五行缺木，於是呢，張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兒子、徒弟的名字里全部加上了木字兒，咱們可以對照一下：兒子張立林、張立椿，徒弟：常立桐（常寶堃）。
張壽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