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丕介

張丕介(1905~1970)，字聖和，山東省館陶縣人，土地經濟學家、教育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1926年，張丕介任國民黨中央黨部聯絡員、山東省黨部改組委員兼宣傳部長。後在德國福萊堡大學留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抗日戰爭爆發後，歷任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西北農學院院務委員、貴州大學農學院院長等職。1949年赴香港定居，與錢穆、唐君毅等人創辦新亞書院。歷任新亞書院總務長、經濟學系主任、新聞學系主任、商學及社會學院院長，併兼任歷屆校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合計在香港任教達二十年之久。1970年病逝於香港，享年66歲。

主要著作計有：《墾殖政策》、《土地經濟學導論》、《經濟學講座》、《中國之土地問題》、《中國人口問題》、《中國經濟社會背景》；譯有：《國民經濟學原理》、《農業經營學》、《人口學》、《論國民經濟學》。

基本介紹

• 本名：張丕介
• 字號：字聖和
• 出生地：山東省館陶縣
• 出生時間：1905年
• 去世時間：1970年
• 主要作品：《墾殖政策》《土地經濟學導論》
• 主要成就：創辦新亞書院 

人物經歷

張丕介(1905~1970)，字聖和，山東省館陶縣人。幼年入武訓義學就讀。一九二〇年高等國小畢業。畢業後考進山東省第三師範學校，在校時即參加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四月，歷任山東省黨部重要職位。一九二八年冬季，前往德國留學，進福來堡大學深造。一九三五年，獲德國經濟學博士學位。次年應南通學院之聘，講授經濟學及農業經濟學，並與同好合作創辦“濠上半月刊”。

抗日戰事起，隨教育部遷至四川，任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專任委員。教育部在陝西省創設西北農學院時，奉派參與籌設工作，擔任院務委員。國立西北農學院正式成立後，留任教授兼訓導長及經濟學系主任。一九三八年，該院改組，即返四川重慶。次年夏季，張氏與蕭錚、湯惠蓀等組織「華西墾殖公司」。從一九四〇年至抗戰勝利之期間，一直任教於中央政治學校，並曾於一九四一年，擔任農林廳墾務局西北調查團團長，到河西走廊一帶，調查可墾荒地；一九四三年由國立貴州大學借聘，任農學院院長，併兼農業經濟系主任及農場場長。

一九四九年，大陸局勢逆轉，輾轉赴香港定居，與徐復觀創辦《民主評論》。同年的秋天，與錢穆、唐君毅等創辦“亞洲文商專科夜間學校”。次年春天，改組為“新亞書院”，錢穆任院長，張氏任總務長兼經濟學系主任。一九五九年，新亞書院改為專上書院。一九六三年，香港政府合併新亞、聯合、崇基三所書院，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張氏歷任新亞書院總務長、經濟學系主任、新聞學系主任、商學及社會學院院長，併兼任歷屆校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合計在香港任教達二十年之久。一九七〇年病逝於香港，享年六十六歲。

創辦新亞書院

新亞研究所1979屆校友、台灣東吳大學教授黃兆強說，新亞草創時靠的是三根支柱，前兩根是錢穆和唐君毅，第三根就是張丕介先生。用徐復觀的話來說，新亞是靠錢穆先生的名望、唐君毅先生的理想和張丕介先生的頑強精神而支撐的。

新亞書院

1935年，31歲的張丕介獲德國福萊堡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任南通學院農業經濟系教授、中央政治學校地政系主任等職。回國任教後，張丕介注重土地改革問題研究，並多方試驗。1940年代初，國內一班地政研究者成立了中國地政學會和中國地政研究所，張丕介任秘書長。

後來的台灣土地改革即由中國地政學會和中國地政研究所策劃及主持，而土地改革方案，則是張丕介等人積十年之努力研究所得，並獲廣泛採納。張丕介逝世後，徐復觀為其撰寫的墓志銘中寫道：“後十餘年，台灣有土地改革之舉，其基實奠自君。”香港樹仁大學經濟系榮休教授宋敘五總結，張丕介等人提出的土改政策核心在於“耕者有其田”政策。政府首先曉諭民眾，今後唯有耕者有其田，政府不再允許佃農和地主存在，由政府徵購地主土地。佃農可分期償還土地購買價，如願意也可提早償還成為自耕農。後來的實踐證明，台灣的土地改革非常成功。

1949年初，張丕介來到香港。當年6月，徐復觀籌得一批錢，在香港創辦了一個雜誌，張丕介做主編，靠著雜誌稿費，新亞一班人的生活才得以勉強維持。以錢穆和唐君毅為例，當時他們初到香港，幾乎每期都有寫稿，有稿必登。且在無稿之時，可以預支稿費。預支稿費的數目是：錢穆每月1000港元，唐君毅每月800港元，當時一個刊物的校對，每月薪水只有80港元。除了錢、唐二人，初來香港的不少學術界中人，也可以借著給雜誌寫稿，以維持生計，再慢慢找出路。早期創辦新亞書院的一班學者中，只有錢穆一人是專門為了辦學校赴港。但到港不久，早先商量好一起辦學的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去台灣做官，錢只好另邀當時在港的唐君毅和在廣州新認識的張丕介等人共同創辦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社員大會合照（1957年）

新亞草創時，除了出任經濟系主任，張丕介還身兼新亞的大管家——總務長一職。用宋敘五的話說，錢、唐都是理想家，張丕介則是實行家。張丕介後來在《粉筆生涯二十年》一書中回憶：“新亞書院的誕生，可以說是少數書生的冒險，教育理想和社會需要，是她的先天基礎。但是她自始就缺乏應有的物質條件。於是她的窮成了她的最大特點，也成了她生存與發展的最大危險。最初四年的情形特別壞，有時壞到使人幾乎絕望的地步。”

當時，新亞的學生都剛到香港，生活毫無著落，課外工作機會又很少，免費入學之外，連自身的生活也要學校幫忙解決。張丕介稱，看他們那種精神沮喪與體力衰退的情況，鑽石人也要為之辛酸。最困難的時候，張只好把妻子的首飾等物拿出來典當。1956年暑假後，新亞最困難的時期已過，學校從桂林街搬到了農圃道的新校舍。在桂林街時期，新亞以“存活”為最高目標，一切口號都沒有實際意義，到了農圃道時期，學校的經費已相對寬裕，錢穆即時提出了三個口號：行政制度化、學術研究化和生活藝術化。

有了口號，要付諸實行，這一次將這三個口號變為現實的也是張丕介先生。當時，張先生已卸下總務長的兼職，出任章則委員會主席，為學校制訂各類章則，作為一切行政措施的依據，將錢穆的“行政制度化”要求落到實處。為了達成錢穆“學術研究化的要求”，張丕介創辦了《新亞書院學術年刊》。張丕介還是1958年5月創刊的《新亞生活雙周刊》的創辦人和首任主編。該刊物名為《新亞生活》，就是為了回響錢穆“生活藝術化”的號召。至今，該刊還由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

臨終遺言

張丕介臨終遺言，託付其學生孫南等五位先生，願將其畢生心血之積蓄奉獻祖國，捐助家鄉的教育事業，造福於子孫後代。1992年孫南等五位先生遵循先師遺訓，聞悉祖國大陸開展希望工程活動，便主動與艾寨村有關人士聯繫，將張丕介先生遺產50萬元港幣捐助艾寨學校。丕介先生之遺願，逝世20餘年後終於實現。張丕介夫婦葬於九龍苓灣之墓地，有徐復觀先生所作墓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