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心理

弱勢心理是指社會上一般將“弱勢群體”的範圍定義為“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等特定人群。然而，在這個社會中，不但開私家車的人說自己“弱勢”，其他的很多中等收入甚至更高收入的人也稱自己是弱勢。與其說這些人是弱勢群體，不如說是存在著弱勢心理或弱勢感更為確切。在我們這個社會中，也許真的“弱勢群體”在減少，但是也不得不承認，存在弱勢心理或弱勢感的人恐怕並沒有相應地減少，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在蔓延。解決尊嚴感貧困和權利貧困，除了社會主體的自立、自尊、自強，最主要的就是加強民主進程，應當尊重和保障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特別是要加強民主制度建設，保障群體的參與權、知情權和表決權，尤其是保障其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與自身權益有關的各項決策的權利，使其能夠依據法律程式維護合法權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弱勢心理
• 外文名：Weak psychology
• 簡介：農村貧困人口和下崗職工
• 概念由來：2002年3月

概念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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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群體”不是新辭彙。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勢群體”一詞。之後，社會上一般將“弱勢群體”的範圍定義為“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連開私家車的人都說自己“弱勢”，是不是太過矯情？

章德旺不這么認為。他從黑龍江農村老家出來，幫老鄉管理一家小建築公司，年收入十來萬。“別看有點錢，我仍然屬於弱勢群體。”老章說：“每到一個地方，你得先請有關部門的人吃飯。一個村委會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夠嗆！不送紅包，村里就設路障堵車。更別說為了拿項目蓋章、貸款啥的，老難了！”他抱怨“掙點錢，低聲下氣”。

“弱勢群體”主要有三個標準

“弱勢群體”主要有三個標準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李實指出，界定“弱勢群體”主要有三個標準：

按經濟學標準，弱勢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徘徊在貧困線邊緣；就業不穩定，容易失業；工作條件惡劣；缺乏社會保障，等等。按社會學標準，則包括社會地位、社會融合度等特徵，比如一些職業雖然收入高，但缺乏社會尊重或者“難登大雅之堂”，從業者覺得被社會邊緣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溝通，語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獨感。按照政治標準，則涉及個人的權利權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會的歧視等等。

如今那么多並不符合上述標準的人認為自己“弱勢”，原因何在？

“隨著經濟社會加快轉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都給人們心理帶來巨大的衝擊。”李實說，近幾年，雖然人民民眾整體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財富在地區之間、群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斷加大，面對一擲千金的高收入階層，普通百姓包括白領階層普遍感覺經濟上受擠壓，社會地位快速下滑。

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

超3597萬名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超3597萬名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廣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這些奢侈品商標，計程車司機李雲強一個都拼不出來。他目不轉睛地盯著面前走過的時尚男女，只為有人招呼他“拉活兒”。

老李一個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撐著全家的開支。“在北京，這點錢真不夠花。老婆從不去超市買菜，總是趕在大市場收攤時買人家挑剩下的‘堆兒菜’。”開了16年出租，他的頸椎、腰椎都不好，但還顧不上看病。“家裡存款不多，怕不夠孩子上大學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勢群體誰是？”

“我國的弱勢群體，主要是農民中的絕大部分人、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人口。”李實說。

相關數據顯示，按照年人均純收入1196元人民幣的貧困線標準，中國仍有3597萬名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戶2340萬人，月人均補助160元。儘管近年來政府千方百計提高救助標準，降低救助門檻，但許多城市困難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戶，生活困頓不堪。“很多中國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窮人有多窮。”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目前中國城市人口的貧困仍被嚴重低估，實際的貧困人口數，約占總人口8%以上。

不僅是經濟上的“弱勢”。近年來，征地強拆、黑磚窯、工資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權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農民、農民工以及城市貧困居民等人群。

誰在聽他們說，誰能為他們說

誰在聽他們說，誰能為他們說

“媒體話題一般追求新聞效應，甚至在篩選事實。在一個社會中，傳媒對平衡各方利益訴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社會公眾對弱勢群體的認識，乃至影響公共政策的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給弱勢群體表達利益的機會，媒體的責任重大。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必須建立利益訴求凝聚和表達的組織依託，即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積極穩妥地發展民間組織，充分發揮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機構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領導下的協商對話制度、利益表達和博弈制度。

解決中國目前“弱勢群體”的問題，同樣需要從公共政策入手。讓弱勢群體富起來。居民收入要提速，重點應放在“提低”上，窮人漲工資得“快上加快”，這才能縮小收入差距。而這涉及到收入增長計畫、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調整，是個系統工程。比如用公共財政給保障房、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擴大補貼範圍、提高低保金髮放標準、實現低保金與物價聯動等等。此外政府還應加大醫療、教育、交通等公共事業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加公共產品供應種類與數量，讓低收入民眾享受均等公共服務與及時社會救助。（據《人民日報》）

定義弱勢群體

“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等特定人群。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困人口，構成我國弱勢群體的主要部分。

收入中等以上的“有車族”、“白領”紛紛說自己“弱勢”，而農村貧困人口和城鎮失業、下崗職工則缺少表達的渠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讓“弱勢心理”蔓延。

社會問題

“你覺得自己屬於弱勢群體嗎？”記者問。“是的，我屬於。”扛著編織袋的農民工這樣回答，大學生、小商販這樣回答，甚至在國企、外企有著固定工作、月收入上萬的“白領”、“金領”們也這樣回答。在各種論壇里，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常常應者雲集。

“弱勢群體”的確存在，但是幾乎人人都自稱“弱勢群體”，並且顯得理直氣壯的時候，卻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

當下，“弱勢群體”幾成任何行業、個體表達不滿的代名詞，成了維護自身利益所擁有的“籌碼”。導演馮小剛說，“現在明星是弱勢群體”，北京市工商聯住宅地產業商會常務副主席吳傑說，開發商們是“有錢的弱勢群體”，太平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嚴介和說：“民營企業家是弱勢群體”，全國政協委員劉功臣說，“公務員是弱勢群體”……放眼全國，似乎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弱勢群體的代表。但真正的弱勢群體是不是就這樣被遮蔽了呢？

弱勢心理的蔓延，是社會比較的結果，反映了人們要求改變目前狀況的願望，更說明了社會整合的乏力和階層分化中離心力量的滋長。正如新聞所說：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讓“弱勢心理”蔓延。

弱勢心理蔓延是社會情緒的一種表達。這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的表現。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正常現象，因為那種普遍受益而沒有人受損的改革時期已經過去，我們已經進入了有人受益有人受損的改革時期。弱勢心理的蔓延容易造成對真正弱勢群體的遮蔽。弱勢群體是在市場競爭中、在社會財富和權力分配過程中遭遇不公平排斥而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在我國，農民、農民工、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而非其他群體。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弱勢心理蔓延的本質是相對剝奪感的擴大化。社會學理論告訴我們，利益被相對剝奪的群體可能對剝奪他們的群體懷有敵視或仇恨心理。當不如意者將自己的境遇歸結為獲益群體的剝奪時，社會中就潛伏著衝突的危險，甚至他們的敵視和仇恨指向也可能擴散。

所以，要釐清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意義，更要謹防“強勢群體自稱弱勢”心態的蔓延。

弱勢心理蔓延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主要是： 一是社會收入差距在擴大。很多人感覺到自己的收入和一些人的差距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自己在這些高收入面前就是“弱勢”。 二是社會競爭不公。很多人可以通過權勢就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可是自己卻無論怎樣努力，也難以得到。 三是社會保障不健全。很多人雖然是中等收入者，但是只要來一次變故，就可以使自己變成窮人。 四是法制還不健全。很多人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但是他們感覺到大於法的權力的壓力。 五是社會還存在著權力腐敗現象。有的人通過權力尋租來積累財富，踏實工作很難和他們縮小收入差距。

現在很多人，如教師、醫生、基層公務員把自己稱為“弱勢”，這恐怕不能不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一個有希望、和諧的社會，不但要減少弱勢群體，還要減少這個社會中的弱勢心理，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讓人不至於失去靠個人努力前進的信心。

弱勢心理蔓延是社會情緒的一種表達，是社會進入矛盾多發期的表現。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社會結構轉型與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重疊時期，產生了許多從未遇到過而又繞不開的矛盾。一部分人收入不菲，但安全感、尊嚴感、幸福感卻在降低，不時面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合理訴求表達不暢的問題。也有人感到收入差距越來越大，自己雖然是中等收入者，但只要來一次變故，就可能變成窮人，還受到法制不健全、權大於法的困擾……這需要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規範權力運行，才能減少弱勢群體，也緩解弱勢心理的蔓延。

不過，弱勢心理蔓延也容易造成對真正弱勢群體的遮蔽。弱勢群體是在市場競爭中、在社會財富和權力的分配過程中被不公平地受到排斥而處於邊緣地位的群體。在我國，農民、農民工、以下崗失業者為主體的貧困階層才是真正的弱勢群體。由於經濟條件和文化程度等原因，這些群體在表達利益訴求方面有一定的困難，往往需要通過媒體和他人才能得到關注，但他們的聲音不該淹沒在一片“弱勢群體”的呼聲中，他們的需求更不該被弱化、忽視。

如何破解

在網際網路的各種論壇里，有關弱勢群體的帖子也常常應者雲集。收入差距加大導致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

誰不想成為優勢群體呢？收入豐厚，富有尊嚴，生活安全無憂，個人權利能得到及時保障。就像國家領導人談到的“我們應該堅持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人人平等獲得發展機會，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不斷消除人民參與經濟發展、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方面的障礙。”

公民社會的理念漸成趨勢，讓公民平等參與公共事務、了解各種政府公共信息，已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行政許可法》等的基本法律精神。可在實際社會中，公民的合法權益落實得仍不夠體面。最典型的就是“被時代”詞語的流行，平均工資不知不覺“被提高”了，參與的聽證會多是“被代表”，一些被官方定性為自殺但疑點重重的死亡案件成為“被自殺”，社會就業率多是“被就業”。正常理性的信息互動渠道和知情權的落實成為空白，民眾就難免會有失落和被遺棄的邊緣化感覺。 而與之相反的則是權力的撒野和癲狂，一句“我爸是李剛”，雖然只有簡單的五個字，卻在全國人民心中掀起了大地震，更將權力在權利和生命面前的癲狂醜態做了淋漓盡致的記載，足以將任何對正義、公正抱有期待的人都打倒。還有那句“沒有強拆就沒有中國的城市化，沒有城市化就沒有一個嶄新的中國”的拆遷名言，地方政府在民權、私權面前的那種“我說了算”的老大氣派進行了形象而醜陋的定格。雖然只是極個別，卻會對社會生態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教授作為社會大眾的成員，自然也會有缺乏保障的感覺，進而將自己劃入弱勢群體的範疇。

“弱勢群體”一詞出現時，其範圍指那些經濟上、社會地位處於社會邊緣的人群，以下崗工人、農民工為代表。之後，“弱勢群體”逐漸超出了經濟界定範疇。隨著貧富差距的增加、不公平現象的肆虐以及權力尋租的不斷升級，很多人收入不菲，但安全感和幸福感以及對社會的期望值卻在不斷降低。因此，個體尊嚴和權利的提升，與經濟成長兩者兼而有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

解決尊嚴感貧困和權利貧困，除了社會主體的自立、自尊、自強，最主要的就是加強民主進程，應當尊重和保障社會各階層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特別是要加強民主制度建設，保障群體的參與權、知情權和表決權，尤其是保障其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和與自身權益有關的各項決策的權利，使其能夠依據法律程式維護合法權益。懷揣法律和正義，“官二代”和“司法腐敗”也奈何和侵犯不了自己，公民以守法、獨立、自由的面孔出現在公共視野，自認為“弱勢群體”的現象就會大大降低。

相關評論

有車族、大學教授等紛紛自稱“弱勢群體”。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剝奪感，社會競爭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對權力尋租的無助感，交織成全社會的“弱勢心理”。與其說弱勢群體在擴大，不如說“弱勢感”正在蔓延。多數農民、農民工和城市貧困人口，構成我國弱勢群體的主要部分。在中國仍有超359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城市底層居民生活困難。

就是這個數千萬的處於貧困線下的真正弱勢群體，仍是有水份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目前中國城市人口的貧困仍被嚴重低估，實際貧困人口數，約占總人口8%以上。坦率的說，現在除了月月有旱澇保收且金額不菲的財政飯可吃的大小官員，以及少數占有非天然公共自然的的壟斷國企職工外，我國大多數中低收入的國人，都在心裡產生一種“弱勢心理”。甚至普遍有一種被大山壓著的感覺。但是加大國民弱勢群體的主要因素不是收入分配問題，根本原因是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而權利差異導致的收入差異才是弱勢群體心理加劇的根本原因。

這種弱弱的感覺，在CPI連續27個月單邊上行地推助下，在吃、住、行、醫、教成本不斷上升的語境之下，還在一路加劇。不僅是水、電、汽等公民日日要用的必需品物價“說漲就漲、要漲得漂亮”，而且“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苹什麼”、“油不得”等飽蘸著百姓無奈與酸辛元素的民間俚語頻頻出現。20年前，10元錢可到市場買一隻剛剝了皮的全羊，甚至店老闆還要為你找補，而今捏著10元錢只能買回200克羊肉，這豈不“杯具”……顯然，這些物價上漲的實際風險幾乎都轉嫁給普通百姓。

顯然，大多數百姓胸中堵著這塊“弱感”，於社會和諧肌體構成傷害，並且很可怕。直接惡果至少有二：一是潛移默化的造成國民的一種奴性心理，因為“民生高成本、收入低回籠”的痼疾未治，便會挫傷國民民族自尊心、創業和創新意識決堤。這種挫敗感淤塞於胸，得不到體制性疏導，難免會惡化；其二，在這種局部質變的惡性影響下，還可能引起國民與政府的對立情緒，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從最近的諸如“我爸是李剛”事件的“網路悲意狂歡”，以及南方一稅務局職工赴台遇難，網友“冷血”慶賀，便可窺一斑。

近期，收入分配改革已被推上前台，如箭在弦，回首無岸。但收入分配如何改、重點在哪，都是出台方案必須慮及之處。我們在進一步保障公民話語權、保護國人私有財產、完善社保體系的情形下，須首先找到儘快“減弱”的有效途徑。當前我們需要制度性減縮兩大差距：其一，立法扭轉壟斷企業職工工資過高的問題，減縮企業職工與高管間的巨幅落差，增加農民工和一線工人的收入水平等，應在分配方案中明示；另外，須縮小企業職工與公務員間的收入和養老金差距。

但跡象表明，收入分配改革的程式往往是悶在“部里煮”。近日有訊息稱，國民分配方案正由人保部擬訂。之前還悶在另一口“鍋”里煮過五年。2006年國家發改委就擬制分配改革意見，訊息早就傳出，但初案一直未公開接受各方意見。正確的做法應是，收入分配問題不僅不能由官員說了算，而且應由第三方機構手持“削權刀”予以制約監督。並應通過聽證廣納民諫，讓各階層利益充分博弈，拋棄“誰管錢、誰定奪”思維，並最終依法將收入分配決定權交給全國人大。如此，才能儘快消減國人“弱感”。 肖華說，“為什麼一個並不是“弱勢群體”的人感覺到自己是“弱勢”？原因可能有很多，我推測幾點。一是社會收入差距在擴大。很多人感覺到自己的收入和一些人的差距正在變得越來越大，自己在這些高收入面前就是“弱勢”。二是社會競爭不公。很多人可以通過權勢就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可是自己卻無論怎樣努力，也難以得到。三是社會保障不健全。很多人雖然是中等收入者，但是只要來一次變故，就可以使自己變成窮人。四是法制還不健全。很多人雖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但是他們感覺到大於法的權力的壓力。五是社會還存在著權力腐敗現象。有的人通過權力尋租來積累財富，踏實工作很難和他們縮小收入差距。

現在很多人，如教師、醫生、基層公務員把自己稱為“弱勢”，這應當引起社會的高度重視。一個有希望、和諧的社會，不但要減少弱勢群體，還要減少這個社會中的弱勢心理，讓社會充滿公平正義，讓人不至於失去靠個人努力前進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