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起，維索茨基開始在塔甘卡劇院飾演哈姆雷特,成為“70年代世界上最優秀的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員之一”,並因在電影中的出色表演榮獲過國際電影節大獎和蘇聯國家獎。同時，他還是六七十年代盛行的行吟詩歌的主要代表，因得不到公開出版，其行吟詩歌只能通過普通錄音機相互轉錄的形式在數以千萬計的聽眾中間傳播。大量事實和持續至今的爭論說明，他既有“光彩照人”的一面，亦有為民請命的一面。儘管爭論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其觀照生活的獨特視角，他的詩歌創作成為那個時代生活的真實縮影和百科全書。維索茨基的悲劇命運、詩人情懷與演員的面具特徵反映在演藝生涯的多個方面和詩歌創作之中，揭開這層面紗，可以發現，面具與真實在他的生活和創作中有機結合，相輔相成，這構成了六七十年代蘇聯文化的一道特殊風景。
基本介紹
生平簡介,個人影響,人物評價,
生平簡介
從1958年第一次演唱算起,到1980年去世前的二十二年中,維索茨基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九次演唱活動。起初,人們私下用錄音機轉錄維索茨基演唱的錄音。後來,官方默許他舉辦個人音樂會,他的足跡遍及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更多的人可以當面聆聽他的演唱。此外,他還借出國拍電影、劇團巡演的機會在匈牙利、波蘭、英國、法國、保加利亞、墨西哥、德國、美國、義大利、加拿大等國演唱過他的行吟詩歌。儘管詩人近六百首詩歌中生前僅有一首得以發表,且大多數演唱會沒有海報宣傳,但這並沒有影響維索茨基演唱的歌曲在蘇聯的每一個角落傳唱,人們像熟記19世紀的經典詩歌那樣熟悉他的作品。作為演員,維索茨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贏得官方的遷就；作為詩人,他在承受不時的打壓的同時,能夠唱出人民的心聲,揭露時代的陰暗面,呼喚民主、健全的生活和人們的良知。
俄羅斯歷史上,行吟詩人的地位十分特殊,克雷摩娃曾對此進行過分析:社會需要而又輕視之,行吟詩人既能得到慷慨的施捨,又要遭受任意打罵。維索茨基正是這樣一名行吟詩人:長期活躍在蘇聯的戲劇舞台和電影螢幕上,備受人民的歡迎,卻又要經受經常性的打壓和批判；官方默許他在蘇聯境內和國外舉辦個人演唱會,卻禁止張貼海報和公開出版其詩歌作品。可見,行吟詩人的身份特徵在維索茨基身上有著鮮明的印記。維索茨基將演員與詩人兩種身份合二為一,這本身詮釋著他作為行吟詩人的人格屬性,而且他自覺認同自己的身份,並意識到身上兩個自我的存在和矛盾。所以,我們在維索茨基的詩歌中經常可以發現潛台詞的出現以及詩人對“中立地帶”概念的珍視。
維索茨基的詩歌創作與其演藝生涯緊密關聯。1964年他獲得時任劇院總導演的柳比莫夫賞識,加盟塔甘卡劇院。該劇院繼承著梅耶霍德和布萊希特留下的傳統,以鮮明的個性和與眾不同的精神價值取向著稱,加之西蒙諾夫、阿勃拉莫夫、特里豐諾夫、索爾仁尼琴、奧庫扎瓦、阿赫瑪杜琳娜、沃茲涅先斯基、蕭士塔高維奇等人的關注和參與,在劇院內外營造出一種開明、思辨、勇於開創的氛圍。作為總導演的柳比莫夫就擅長從尋常事物和現象中發掘新意,主張以新的視角審視現實。在其領導下,排演過革命題材的《震驚世界的十天》和其他很具挑戰性的劇作《哈姆雷特》、《馬雅可夫斯基》等。
1971年維索茨基演繹哈姆雷特獲得成功,這成為他演藝生涯和詩歌創作的里程碑。在哈姆雷特主題的影響下,維索茨基充分發揮爐火純青的詩歌技巧,在作品中展開對生與死、個人與社會、戰爭與和平、責任感和全人類命運等重大命題的思考,寫出了富有哲理的詩篇如《走馬比賽》、《天堂蘋果》、《地平線》、《任性之馬》、《講小人物的詩》、《奔赴天堂》、《中斷的飛行》等。
作為演員的維索茨基為自己贏得演藝成就的同時,更重要的在於贏得了向人民吐露心聲的機會,即展現其作為行吟詩人為民請命的一面:“我站到麥克風前,就像走向聖像,不!不!今天,這完全是去堵槍眼。”這些歌曲好似吶喊,是心靈的呻吟和心臟的破碎聲。亞歷山大·戈拉特尼茨基認為,維索茨基反映了殘酷的英雄時代。他利用這些短小的歌曲,巧妙地反映了整個時代:從悲慘而充滿英雄氣概的戰爭歲月(《懲戒營》、《群星》、《在野戰醫院》)一直到當今的現實生活(《病歷》、《施弗曼小熊》、《電視前的閒話》)。
按照俄羅斯歷史上行吟詩人的社會定位和心理特徵,“中立”應是維索茨基的最高選擇,他對死亡的預感和輕視均源於對行吟詩人傳統命運的認識。在其詩歌代表作之一《快來拯救我們的靈魂》中,維索茨基以“在中立的水域,我們潛入水底……可在這兒,我們自由自在,這可是我們自己的世界!”開始,最終以全體成員的滅亡結束該詩;在另一首講述中立地帶的詩歌中,開篇時的美好(“在中立地帶盛開著鮮花,那真是異常美麗的奇葩!”)同樣以兩對年輕男女的不幸告終。在兩首關於“中立”地帶的詩歌中,故事都以滅亡為最後的結局,這絕非巧合。“中立”地帶的不存在對維索茨基形成了一種暗示,使他對自己的結局有了清晰的認識。由於多種壓力同時襲來,1980年7月25日維索茨基因心臟病突發而離開人世,年僅四十二歲。 維索茨基在奧運會比賽高潮期間去世。官方雖然不想允許為詩人舉辦追悼會,但又擔心因此會出現騷亂。於是,勃列日涅夫接受了身邊人士和女兒的勸說,同意為其舉辦告別儀式。曾組織批評維索茨基的俄羅斯文化部也為之敬獻花圈,正說明官方在處理維索茨基問題上處於一種尷尬境地。
個人影響
1980年7月28日正值莫斯科奧運會高潮。在沒有公開通知的情況下,成千上萬的民眾自發地從蘇聯各地趕往莫斯科塔甘
卡劇院,在炎炎烈日下排成綿延五公里長的送行隊伍,與維索茨基告別。在維索茨基的追悼會大廳里,既擺放著俄羅斯文化部、蘇聯電影藝術家協會和首都其他劇院敬獻的花圈,也有業餘歌曲創作者俱樂部和其他文化組織敬獻的花圈。1985年10月12日在維索茨基墓地立起紀念碑；1989年莫斯科建成維索茨基國家文化博物館；1995年7月25日,莫斯科斯特拉斯特內街心公園舉行維索茨基紀念碑落成典禮。截止1998年詩人誕辰60周年,在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等國已有12條街道以維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俄羅斯境內建有8座維索茨基紀念碑；1974年俄羅斯天文學家發現的一顆小行星也以維索茨基的名字命名。作為人民心中的偶像,維索茨基生前和身後一直深受歡迎。同時,來自官方的獎勵和“支持”也使擁戴他的人們有一種困惑。儘管存在著大量的事實,說明維索茨基曾向官方“求和”,但人們寧可相信那是流言。實際上,官方對大膽揭露和嘲諷社會醜陋現象的詩人不斷壓制,同時對他持一種遷就與默許的態度。
人物評價
維索茨基擁有演員、戲劇演員、詩人等多重身份,這體現著歷史上行吟詩人的傳統特徵,並直接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和個人命運。維索茨基個人身份的多重性豐富了其觀察生活的視角,使他的詩歌既不同於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又不同於蘇聯的反烏托邦文學。維索茨基及其行吟詩歌作為六七十年代俄羅斯文學的特有現象,真實地再現了蘇聯在短暫“解凍”之後轉入停滯時期的社會現實。誠如扎拉圖欣所講,維索茨基是整個時代的履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