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正月丙申“太宗為置六府七州，府置都督，州置刺史，府州皆置長史、司馬已下官主之。以回紇部為瀚海府……以多濫為燕然府，仆骨為金微府，拔野古為幽陵府，同羅為龜林府，思結為盧山府，渾部為臯蘭州，斛薩[薛]為高闕州，阿跌為雞田州，契苾為榆溪州，跌結為雞鹿州，阿布思為蹛林州，白霫為寘顏州。”（《舊唐書》一九五《回紇傳》，5196頁）唐太宗在公元647年以鐵勒拔野古部為幽陵府。拔bá並黠、並末，越南語bạt；也yě喻馬，越南語giã，支讖譯ya為夜（喻禡）、曇果譯為耶（喻麻）；古gǔ見姥，越南語cổ；拔也古báyěgǔ/bạt-giã-cổ，可還原為*Balagur、*Bayaka、*Bayaku。拔野古在突厥碑銘中作Bayïrku。拔野古Bayïrku的尾綴ku交替為ki即是拔也稽。漢語野與也音同，唐時的“拔野古”在《隋書》中作“拔也古”。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幽陵都督府
- 時間：貞觀二十一年
- 特點：置六府七州
- 府置：都督
幽陵府
《隋書》卷84《北狄列傳·鐵勒》中“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隋時的袁紇、仆骨、拔野古、同羅尚在獨洛河之北。獨洛河即蒙古土拉（Tuul、Tola）河。同俄特勤，突厥語作Toηa tegin；同羅可還原為*Toηla，第一個音節的尾音脫落後即是土拉河Tola（Michael Kohn《蒙古》標記為Tuul Gol）。土拉河的舊名為土兀剌（Tughula，Tuqula，Tu'ula）。在八世紀初的突厥鄂爾渾碑文裡面，其形式為Tughla，Toghla；這些稱呼中的-la當即弓盧（閭）水之盧（閭），相當於契丹語之龍‘水’。土拉河在兩漢時期稱之為余吾水，《隋書》稱為獨洛河，《資治通鑑》、《通典》等稱為獨樂河。余yú喻魚，越南語dư；攝摩騰、竺法蘭譯nya為如（日魚、日御）、牟融譯（c）cha為車（穿麻、見魚）、支謙譯（v）dha為屠（定模、澄魚），漢語存在a>魚韻音轉；喻母在後漢三國時期對譯梵語y-、j-，在越南語中為d-；余可還原為*da。吾wú疑模、yú《集韻》疑魚，越南語ngô，王力《同源字典》nga；將疑母ng寫作g，支謙譯gal為迦（見麻）；余吾可還原為*Daga（l），其中的吾*ga(l)應即漢語之河、蒙古語之gol‘河’。余吾*Dagal可解釋為大河或大於或大鞨（濊）。獨dú定屋，越南語độc，王力《同源字典》duk；洛luò來鐸，越南語lạc；樂yuè疑覺、lè來鐸，越南語nhạc、lạc，英語glad，上古漢語*glak。獨、洛、樂都是以-k尾收音的入聲字，獨洛/獨樂可還原為*duk-lak。獨洛/獨樂*duk-lak中的duk可解釋為墨毒（冒頓）之毒即古法語duc‘duke公爵，leader領袖’、lak可釋為勒‘王’（康孟祥、竺大力譯lak為勒（來德））。余吾*Dagal綴加突厥語名詞後綴-αq之*Dagalαq音轉為*Duglak即是獨洛/獨樂。余吾*Dagal綴加陰性後綴-a後發展為突厥語Tughla，Toghla、蒙古語Tughula，Tuqula，Tu'ula。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Ulaanbaatar）位於土拉河之北。在烏蘭巴托北70英里、色楞格河（Seleng Gol）上源之諾顏山有匈奴大型墓葬群。蒙古國發現的所謂北匈奴墓葬和內蒙古發現的所謂匈奴墓葬在葬式上存在較大差異。所謂的北匈奴大型墓葬的形狀非但不同於非匈奴的墓葬，而且不同於匈奴的普通墓葬。這在19世紀末葉已經引起學者的注意，但那時只是因為它的形狀特殊而發生興趣，卻不知是匈奴的墓葬（《匈奴史論文選集》P393）。蒙古國境內的所謂北匈奴墓葬又被稱為石板墓文化。林斡《匈奴墓葬簡介》第一部分是根據蒙古考古學家策·道爾吉蘇榮》的考古文章《北匈奴的墳墓》而作。文章稱：“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種封丘、方形的石墓（簡稱方墓）。現時被發掘的方墓已有幾十處。最早的方墓是屬於公元前7-3世紀的。公元前3世紀以後，這種形式的墓葬依然存在。在公元前7-3世紀的方墓中，常常發現許多馬、牛、羊等牲畜的骨骼，在方墓分布地區還發現了許多鹿石（有時把這些鹿石立在方墓的一角），這說明在公元前7-3世紀這個時期中，方墓的主人主要是經營畜牧業和狩獵業的。但從方墓分布的地區還常常發現屬於公元前7-3世紀的石臼來看，方墓的主人也從事農業。在蒙古、蘇聯南部西伯利亞以及我國（中國）北部，都曾有相同的石臼出土，而這些出土物的年代也是互相一致的。”（《匈奴史論文選集》P375-376）這種帶有封丘的方形石墓和內蒙古的豎穴土坑墓迥然不同。它和《史記·匈奴列傳》所記“無封樹”的匈奴墓葬也不同。這種從公元前7世紀就已出現的有封丘方形石墓的最初主人當不是中原人眼中的匈奴。希羅多德《歷史》稱斯奇提亞“只要是國王死去的時候，斯奇提亞人便在那裡的地上挖掘一個方形的大穴”（卷四71）北匈奴的方墓可能和斯奇提亞人的方墓存在關聯。“方墓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頭向東、北或東北。在屍體兩側放著許多隨葬品，其中有銅製頸飾、琉璃珠、銅鏃等。這些隨葬品和阿爾泰、南部西伯利亞、鄂爾多斯的墓葬出土的完全相同。……蒙古的方墓和南部西伯利亞的方墓一樣，也隨葬有銅、鐵鏃和斧，柄上有獸形裝飾的銅刀，獸紋銅鏡，銅馬銜等。”（《匈奴史論文選集》P376）從公元前3-2世紀的方墓中發現了很多鐵器。從公元前7世紀就已出現的帶有封丘的方形石墓（即蒙古國的北匈奴墓葬）似乎表明匈奴的主體是北匈奴，他們在公元前7世紀就已出現在蒙古國，後來（公元前3世紀）在頭曼單于的帶領下從蒙古國南下進入內蒙古，從而和秦國接壤。當然匈奴更可能是在冒頓時期進入蒙古,他們在進入蒙古後可能沿用了當地的墓葬形式或者說並未改變當地居民的墓葬形式。公元前3-2世紀蒙古國北匈奴普通墓葬的地上封丘形狀，大體上可以分為下列三種類型：一是用大塊長方形厚石建築起來的小方墓，墓頂突出在地面上（但這種形式的墓葬多屬於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二是在地面上的外圍石塊中間有方形小院牆的方墓，墓頂不突出在地面上；三是“制錢背面花紋形”的方墓，墓頂也不突出在地面上（以上兩類墓葬多屬於公元前3-2世紀的）（《匈奴史論文選集》P377）。從公元前3-2世紀開始，除方墓以外，還出現了許多大小不同的突出地表上面很高的丘形和鄂博形（鄂博，即用石頭堆積成的丘狀物）的圓形石墓。這些墓葬的墓壙內有雙重圍牆。棺的做法，有的用木板做成，有的用原木刳制而成。葬式是仰身直肢葬，頭向北。出土物有陶器和銅、鐵器等（《匈奴史論文選集》P378）。規模較大的匈奴墓葬是在諾彥山的蘇珠克圖、珠魯木圖和郝珠魯木圖三個谷口。這裡除分布有上述的普通墓葬外，還有許多大型墓葬。諾顏山南麓的蘇珠克圖、珠魯木圖和郝珠魯木圖三個谷口中已發掘的大型墓葬有：“巴洛勒德墓葬”、第1號墓、第6號墓（第6號墓葬在諾顏山蘇珠克圖谷口外東部墓葬群中。其中出土的漆耳杯很重要，因為它是確定第6號墓葬年代的主要依據。漆耳杯杯底有“上林”及“建平五年”等漢字。“上林”即漢朝長安的上林苑，建平五年為西漢哀帝的年號。因此道爾吉蘇榮推斷第6號墓葬是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後1世紀期間的墓葬。）、第23號墓、第24號墓、第25號墓、康德拉梯也夫墓葬、安德列夫墓葬、西姆克夫墓葬以及1954年道爾吉蘇榮在諾顏山蘇珠克圖谷口外中部墓葬群的東南角發掘的一座大型墓葬。這些大型墓葬都有一個凸出的部分——墓道。歷史考古文獻上認為這些大型墓葬大多是匈奴單于及其貴族的墓葬。大型墓葬的墓室長6米，寬3米，高6-9米。內有木棺，屍體仰臥，頭向北，手足直伸（《匈奴史論文選集》P379）。第3號墓的封丘不是方型、而是圓形的，直徑21米，前部高50厘米，後部高15厘米，中部有直徑5米、深50厘米的陷坑，從裡面挖出不少大石塊。這是把墓坑用土填滿以後，在周圍21米麵積上擺上大石塊，然後在用土蓋好的（《匈奴史論文選集》P379-380）。第8號墓在蘇珠克圖谷口的東南方，其封丘也是圓形的，直徑13米。北部不突出地表，相反的南部卻高出地表0.3米，中部仍有9厘米陷坑。第9號墓是在第8號墓的東北，相隔10米。封丘是一個直徑16米長的圓丘，中部有直徑5米、深50厘米的陷坑。墓的北部高出土表0.3米，南部高出0.5米（《匈奴史論文選集》P381）。“安德列夫墓”的頂端高出地面，看來好似土丘。發掘至8米深處發現了墓穴的蓋，但蓋下面未發現墓穴的壁，以後才發現在棚蓋的南北兩端是用大石塊壓著的。葬式皆為仰身直肢，頭向北。
烏揭是一個在前漢時期就已被著錄於史書的古代國家（或族群）。據《前漢書·匈奴傳》說，郅支破烏孫後，北擊烏揭，烏揭降；又西破堅昆，北降丁零。可見烏揭正在烏孫之北，而堅昆則在烏揭之西。《前漢書》中的烏揭在《史記》中作呼揭。《史記·匈奴列傳》稱：“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史記》雖然連呼揭的粗略方位都未提及，但從司馬遷的用詞來看，樓蘭、烏孫、呼揭是由近及遠的三個地區，樓蘭與烏孫相鄰、烏孫又與呼揭相鄰。從地望上看，呼揭應即烏揭。呼揭在北魏時譯作護骨，隋唐時譯作韋紇、袁紇、回紇。隋時和唐初的鐵勒韋紇/袁紇尚在土拉河之北。諾顏山的所謂匈奴大型墓葬群很可能是呼揭的墓葬群。諾顏山的大型墓葬群在唐時已變成不明主人的“幽陵”，這應是“幽陵府”一詞的來源。幽陵府因諾顏烏拉的匈奴（或烏揭）的“幽陵”而得名，其中心當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之北70英里的諾顏烏拉一帶。
開元四年（716年）六月，突厥可汗默啜北擊九姓鐵勒中的拔曳固（即拔野古）部落，在獨樂水（今蒙古國土拉河）畔之戰中大獲全勝。此時的拔野古仍在土拉河之北。凱旋途中，默啜恃勝不設防備，被逃散的拔曳固戰士頡質略刺殺。頡質略與出使突厥的唐大武軍（治所在今山西朔縣馬邑）子將郝靈荃一起，將默啜的首級送至長安。九姓鐵勒的拔曳固、回紇、同羅、霫、仆固五部歸附唐朝，置於大武軍北。（《通鑑》二一一，6719頁）此時的拔野古已經南下並和回紇、同羅、霫、仆固一併在唐大武軍之北。開元六年（718年）“二月，戊子，移蔚州橫野軍于山北，屯兵三萬，為九姓之援；以拔曳固都督頡質略、同羅都督毗伽末啜、霫都督比言、回紇都督夷健頡利發、仆固都督曳勒歌等各出騎兵為前、後、左、右軍討擊大使，皆受天兵軍節度。”（《通鑑》二一一，6732頁）胡註：“杜佑曰：橫野軍在蔚州東北百四十里，去太原九百里。此蓋指言開元所移軍之地。”“天兵軍在并州城中。”《冊府元龜》稱：“頡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毗伽末啜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前軍討擊大使；霫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後軍討擊大使”（九九二，11651-11652頁）括弧中所脫之文據《全唐文》而補。霫都督出任橫野後軍討擊大使，表明其當時所處位置離橫野軍最近。
在烏蘭巴托西北有Boroo Gol。Bayangol、Bayantsogt、Bayanchandmani，這些河名、地名可能是拔野古留下的。拔野*Baya綴加無厘頭詞尾-n即是巴顏Bayan（蒙文баян‘①富裕的，富饒的，豐富的，殷實的；②富人，有錢人，牧主，財主，富翁，闊佬’）。蒙古為Mongol之對音，古對譯gol。在拔野*Baya之後綴加無厘頭詞尾-n，將古還原為gol,拔野古即是Bayang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