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恆芳（1882—1950），字蕃侯。安徽省壽縣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者之一，安徽辛亥革命的領導中堅，為國家和民族做出貢獻的政治家和革命家。
基本介紹
- 本名：常恆芳
- 字號：蕃侯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壽縣保義
- 出生時間：1882
- 去世時間：1950
- 身份：革命志士，民主人士
人物簡介,人物年譜,生平著作,
人物簡介
常恆芳，1904年與陳獨秀、柏文蔚創建岳王會，後加入中國同盟會，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多次策劃武裝起義。辛亥革命成功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參議員。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職務，憤而在南京主辦《民生報》。積極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1913年任安徽支部長，國會議員。因反袁世凱稱帝被捕。史稱“八議員事件”。1916年，袁世凱帝制夢破滅，黎元洪任總統，孫中山先生回國，獲釋、出獄，至1925年期間，參加廣州非常國會，國民黨一大、二大會議。忠於孫中山先生制定革命政策。從事反軍閥、反獨裁、救民主、強民生的革命鬥爭。
北伐戰爭時期，常恆芳先生作出卓越貢獻。他先是擔任安徽宣慰使。組織太湖，吳山廟起義。後與柏文蔚領導的部隊合組國民革命軍33軍。並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這支部隊在六安、正陽關、合肥等多處打擊軍閥部隊，立下戰功。
抗日戰爭出任第五戰區安徽民眾動員委員會後勤部長和組織部長。抗戰勝利後任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兼任安徽文獻委員主任委員，並致力發展教育事業。籌辦淮南煤礦專科學校（今合肥工業大學前身）親自選聘校長畢仲翰。解放後，董必武、李濟深邀請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因病重未能前往。於1950年3月23日病逝。享年68歲。
人物年譜
常恆芳先生年譜（1882——1950年）
1882年（光緒八年 壬午）
常恆芳，號蕃侯、字爾價。1882年9月30日生於安徽壽縣南鄉保義集一農民家庭，兄弟三人，行三，幼年隨其長兄爾儉在其合肥親戚張厚甫家伴讀。
1990年（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
18歲，入泮。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
考入安慶武備練軍學堂，並參加進步組織“同學會”從事反清運動。
是年 與柏文蔚、余亞農、郭廷康、張樹侯、卞炎武等人，在安慶、青陽、望江、懷寧等地發展會眾數萬人，準備起義，事泄未成。
1904年（光緒三十年 甲辰）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 乙巳）
23歲，出任鄧鐩侯在安慶創辦的尚志堂訓導主任，同時任“岳王會”安慶分會會長（即分部長），分會機關人員約30餘人，後組織“岳王會”的外圍組織“維新會”和“同心會”等進步團體。
是年，吳暘谷（壽陽）在合肥組織“武毅會”，與陳獨秀、柏文蔚、常恆芳的“岳王會”互通聲氣，聯繫密切。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
24歲，安慶督練公所成立炮、馬、步、工、輜五個訓練所。入炮兵訓練所當學兵，以便領導革命活動。吳暘谷、袁子金也參加了訓練所。不久，常恆芳擔任了馬營哨官（排長）。
是年，加入同盟會，和袁子金等人在新軍中積極發展會員，策劃活動。後又和孫少侯（毓筠）、方植之、陳英士、吳瑛等人一起密謀暴動，未成。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 丁末）
25歲，在安慶參加徐錫麟刺恩銘的起義，失敗後，化裝逃到懷遠粹華堂當教員，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
26歲，秋，與駢錦芳、廖傳祺、管鵬、楊憲珍、黃甲諸等人在懷遠粹華學堂向學生灌輸新思潮。
是時，結識“暗殺黨”領袖王亞樵。
是年，與熊成基等人在故鄉壽縣一帶。聯絡百姓，發展組織。同年又與熊成基一同赴日本留學，攻讀日本大學法科。
1909年（宣統元年 己酉）
27歲，在日本留學時，參加了吳玉章的各省同盟會負責人聯席會議，積極從事革命工作，同時專心向學，認為“革命不僅在於破壞，同時也應注意建設”。
1911年（宣統三年 辛亥）
29歲，從日本回國，準備參加黃花崗起義，未趕上。後武昌起義爆發，常恆芳參加占領南京起義。後任滬軍參謀，記者。
1912年（民國元年 壬子）
30歲，出任南京臨時參議院參議員。
是年年底，在安徽眾議院複選名單中，常恆芳作為國民黨代表被列為第三區第一名。
是年，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國都遷至北京。常恆芳憤而辦<<民生報>>，積極宣傳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期間還常到安慶秘密發展國民黨新黨員。
1913年（民國二年 癸丑）
31歲，從南京返回安慶，擔任國民黨安徽支部長和國會議員。
1913年8月27日，袁世凱以串通亂黨為辭，復逮捕國民黨議員朱念祖、張我華、丁象謙、高蔭藻、常恆芳、褚輔成、劉恩格七人，並政友會議員趙世鈺一人；史稱“八議員事件”。兩院議員提案質疑，袁皆不理。
1916年（民國五年 丙辰）
34歲，黎元洪任總統，孫中山先生回國，電請釋放政治犯，常恆芳等被釋放出獄。
1917年（民國六年 丁巳）
35歲，孫中山在廣州任護法大元帥，成立護法軍政府，常恆芳被邀出席廣州非常國會。
1918年（民國七年 戊午）
36歲，2月，與柏文蔚、陸建章、孫毓筠等人在上海商議對付北洋軍閥倪嗣沖辦法，打算利用馮玉祥部隊南下之機一舉消滅倪嗣沖。他們與3月初發出了安徽討倪軍的電文，並在電文中列舉了各人擔任的職務：陸建章為總司令，袁家聲（子金）為中路司令，岳相如為西路司令，王建芳為東路司令，薛宜民、畢靖波、程華亭、廖傳銘、李厚生、姚鐵民、陳亞東為團長。
1921年（民國十年 辛酉）
是年，參加省議會，反對鹽斤加價，拒絕和抵制安徽都督張文生和省長許世英對省議會的拉攏收買，極力支持，參加學生爭取教育經費獨立和增加教育經費的鬥爭。因常恆芳等人的努力，終於設立了教育經費管理委員費。
1922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40歲。春，與柏文蔚、王樂平、王亞樵、關芸農、楊虎等人，在關芸農家裡聚會交談聯俄、聯共問題。楊虎持異議，遭王亞樵痛打。是時，常恆芳作為旅滬同鄉會代表赴蕪湖參加財政審查會議，與會代表一致主張裁軍廢督，經過鬥爭，終於通過廢除張文生的議書。
夏，與柏文蔚、王樂平、王亞樵等人一起在上海環龍路晉謁孫中山先生，請示討曹（錕）、吳（佩孚）直系問題。
是年，段祺瑞倒台，黎元洪復任，南北統一，國會恢復，常恆芳赴京參加國會反對曹錕賄選。
1924年（民國十三年 甲子）
42歲，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一大”，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常恆芳參加了這次會議。
是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各地黨部籌備委員會，孫中山指定安徽省黨部由常恆芳、朱蘊山、光明甫、高語罕等七人負責籌備。
1926年（民國十五年 丙寅）
44歲。1月，國民黨“二大”後，國民黨中央發表：光明甫、周松囿、朱蘊山、沈子修、常恆芳、史恕卿、黃夢飛、薛卓漢、周範文九人為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執行委員。
2月，擔任國民黨安徽臨時黨部婦女部長。
春末，任安徽宣慰使，王亞樵任副宣慰使，並在上海設有宣慰使駐滬辦事處。之後與李少南。鄭青士到太湖宣慰起兵，宣慰使署設於太湖縣城。常恆芳受命後即通電討伐孫、吳軍閥和北洋政府，並分電安徽各縣人民國體，要求一致奮起，回響北伐。江淮流域，立時為之震動。
是年，派沈子修為國民黨軍皖中路司令，潛回六安、霍山兩縣，聯絡地方武裝相機起義。
10月，陳調元派其旅長倪朝榮，由安慶率兵兩團，向太湖進攻。常恆芳以太湖形勢不利，率部移駐宿松，占領宿松東門外鮎魚山據點，居高臨下，與來犯之敵展開戰鬥，激戰一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常恆芳率部隊轉移到湖北黃梅縣。此時，安徽各方面同志來到黃梅縣，計有薛卓漢、裴繼華、童漢章、李宜春、黃夢飛等人。
秋末，許習庸、董伯榮、沈子美等人研究決定，在合肥外圍發動武裝起義，以配合北伐進攻合肥，並派董伯榮向常恆芳宣慰使匯報有關起義事宜。常恆芳即表示贊同，並指令蔡曉舟、董伯榮、許習庸為此次的領導人，迅速按原計畫組織武裝，集中於合肥與壽縣處吳山廟舉行起義。
是年，興師北伐。與柏文蔚、袁家聲等商議合組軍隊，以淮上軍、陳雷部為主體，擴編國民革命軍第33軍，柏文蔚任軍長，常恆芳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是年，在開封，常恆芳得到靳雲鄂將隴海線集中部隊發動攻勢的密報，即星夜趕往隴海線馬牧集33軍袁家聲旅部，指示袁部即刻採取對策。
1927年（民國十六年 丁卯）
45歲。3月23日，蔣介石在安慶製造反革命“3·23事件”，鎮壓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常恆芳在漢口率33軍全體政工人員通電反蔣。
是月，國民黨左派常恆芳、光明甫、朱蘊山、沈子修等人在安慶城郊外集賢外舉行緊急會議，商議反蔣事宜，柯慶施、周範文、胡浩川等人起草通電，揭穿國民黨右派搗毀省黨部暴行。
4月18日，安慶國民黨右派省黨部成立“清黨委員會”，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士，通緝光明甫、周新民、沈子修、朱蘊山、常恆芳、朱子凡等一百餘人。
是年，寧漢分裂。常恆芳通電擁護武漢國民政府，並將第33軍漢口開往皖西，經過六安時與軍閥孫傳芳部接火，後撤至舒城，取道霍山，岳西，黃梅，最後屯兵廣濟。此時。武漢成立政治分會，常恆芳當選為委員。不久，蔣汪合流，國共分裂，遭蔣通緝，隱居上海。
1928年（民國十七年 戊辰）
1929年（民國十八年 己巳）
47歲。與石友三、方振威、王亞樵等方面聯合反蔣，原定計畫：石從浦口進兵，直取南京；方由安徽發動策應後援；常、王負責發動京、滬一帶地方軍警武裝起義，破壞交通。
是年，與王樂平、王亞樵、劉蘆隱等人在上海組織反蔣集團，準備以軍事推倒蔣介石。
1930年（民國十九年 庚午）
48年，2月8日晚，趙鐵橋在上海霞飛路霞飛坊王樂平寓所，將王樂平刺殺。常恆芳對趙鐵橋恨之入骨，囑咐王亞樵嗣機殺趙。
1931年（民國二十年 辛未）
49歲，2月，與柏文蔚、許世英、高一涵、李次山、王亞樵、關芸農、李少川、王德林、洪耀斗等數百人，於上海四馬路大西洋餐廳召開安徽在滬人員反“米捐”大會，決議推五路代表向國民黨各級政府請願，呼籲立即撤消米照捐，不達目的不罷休。
9月下旬，與沈鈞儒、柏文蔚、李次山、王亞樵等千餘人在滬集會，聲援馬占山抗日，並募款支援東北義勇軍。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 壬申）
50歲，“國聯”派英國李頓勳爵率領國際調查團來華，到我國東北調查，發表瀋陽原是滿洲國，不一定屬於中國版圖，激起國人義憤。常恆芳與沈鈞儒、柏文蔚、許世英、吳邁、李次山、朱慶瀾、許翼公、張君勱、王亞樵激於愛國熱情，遂假上海四馬路大中華飯店召開秘密會議，籌商對策。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 癸酉）
51歲，4月中旬，安徽在上海的寓公們，對安徽省主席吳忠信開徵捐一事提出反對。胡宗南從江西派人見你王亞樵，要王與胡合作，改組安徽省政府，胡任主席，民政、財政兩廳廳長和委員人選請王推薦。王亞樵乃與常恆芳、許世英、李少川、關芸農等人商討應付辦法。許、李極力主張與胡合作；常、關則認為事實上不可能，但不妨略與周旋。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 丁丑）
55歲。王亞樵之弟王述樵攜妻看望常恆芳，常先生對他們表述了亞樵被殺的原因，“亞樵之死固戴笠殺害，但與李（宗仁）、白（崇禧）有關。白事反共的，亞樵密謀投共，被白髮覺，豈能容之。當時，李與白正謀與蔣介石合作，戴笠獲悉亞樵在梧州，即與白秘密交涉，以逮捕王亞樵作條件。白不同意在廣西境內逮捕王亞樵，以免各方輿論，暗殺可以。廣西管理極嚴，二十幾個特務乘汽艇開進梧州，白豈有不知之理。亞樵之死，乃白崇禧開門揖盜，假戴笠之手殺之。毋忘此仇。”
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 戊寅）
56歲。抗日戰爭爆發後，第五戰區安徽省動委會於2月23日成立，李宗仁參加了大會，在第一次動委會委員會上，公推章乃器等十人為常務委員，代省主席張義純為主任委員。章乃器為常委兼秘書，常恆芳先後出任後勤部長和組織部長，張勁夫（中共黨員）為動委會內地地下黨負責人，周新民（中共黨員）為組織部副部長，狄超白（中共黨員）為宣傳部副部長。“省動委會由章乃器及本省先進光明甫、常恆芳、沈子修、朱蘊山諸先生參與支持其事，一時人心振興，青年向首，可謂自北伐以後在安徽省政治史上第一次得到全皖民眾熱烈的擁戴和企望。”（張勁夫話）
是年，經常為《大別山日報》、《中原》報刊撰寫文章，宣傳國共合作，抗日人人有責。還常發表演說：“參加共產黨合法，言講馬列主義無罪。”後到壽鳳一帶組織抗日武裝力量，任總司令（原為李宗仁兼任），不久，被蔣介石削職。
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 丙戌）
64歲。10月20日，在《安徽文獻》第四期刊首發表“中央對於文獻事業的決策”一文。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 丁亥）
65歲。3月31日，在《安徽文獻》上發表“維護地方文獻事業”一文。
是年，由常恆芳口述，金白描、許大鈞整理出“常主任委員談辛亥革命”萬餘言，原件現存安徽省博物館。
是年，為石德寬烈士作傳文，該文約1200字，後又寫“人生、歷史、文獻”和“安徽革命始末”等文，前兩篇刊於《安徽文獻》。
抗戰勝利後，任國民黨政府監察委員兼任安徽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支持侄兒常持青和長孫常傳綍從事地下活動。
1949年（己丑年）
67歲。回祖籍壽縣城關鎮休養。黨和人民政府每月撥給四百斤大米，聊補生活之炊。
1950（庚寅年）
68歲。3月23日晚，因腦溢血突發，謝辭長世。葬於壽縣南谷貝鄉常氏墓地。
生平著作
人生·歷史·文獻
——為《安徽文獻》發刊而作
常恆芳
一彈指頃去來今（東坡句）
人類活動的意義和鵠的，在於配合社會的向上性運動，利用祖先遺留的經驗教訓，以聯合的努力，就個別的崗位，從現實的阻力踏過去，以迎接共同的理想世界的新生。但怎樣才能確知社會的本質及其歸趨？怎樣才能從積累的生活知識內辨別出真正積極的東西？怎樣才能具體地把握新理想的現實條件？這就有賴於一種深刻的系統學問，把我們對於客觀事實的基本條件——人生觀與宇宙觀，健康起來，堅定起來，一切著眼於未來，而不局限於現狀的尊重和陳跡的悼念；一切著眼於泛愛，而不局限於狹隘的利害圈子裡。否則，被愚昧扼死了視覺，必認識不清，方位不明，善惡難分，是非莫辨，不是惘迷徘徊，便是公然倒退——直倒退到可悲的覆滅，這樣，不僅誤己，而且害眾，人世間最大的罪惡災難，豈非根源於此嗎？
上面所說的這一種學問，它比如一架最高倍望遠鏡，有了它，我們就可以窮目縱觀這滔滔滾滾的人事巨流，瞭然於源流全貌。這一種學問，它利用科學方法，把如許悠長，廣泛而繁賾的人類社會演進跡象，小而個別人物的事業表現，大而民族、階層、意義、製造的生克盛衰，從其相互激盪和不斷嬗變上，作一全盤觀察，發現其中基本的動因，不同的特徵，以及普通的理法，從而認清人類生活的必然方向，簡而言之，這一種學問，它使我們真確而透徹地了解過去、了解現實、了解未來，這該給我們人生多大的樂觀與活力！
這一種學問就是歷史新史學。
歷史是人類全部活動過程的實錄和判決書，也就是人類活動過程本身。人生活在歷史裡面，人類的活動要受歷史所規定，同時也起反撥作用於歷史，兩者之間是有這樣的血肉關係。因此，我們在生活實踐里，不僅要虛心向歷史學習，來創造歷史，而歷史的保存工作也同樣成為我們的切要的課題。
科學旨在求真，歷史尤其是著重憑實據的科學，歷史的根據是什麼？當然是史料或文獻。歷史作品的撰著過程，一般地說，是根據足征的文獻。完成主題的發現，而主題展開時，又須處處以加工後的文獻為佐證。以指尖與天花板為靈感的唯一源泉，且為真正文藝家所力戒：假如有這樣的冒牌史家，不願意重視史實，只觀察天上浮雲，而玩弄點文彩的肥皂泡兒，那不過徒顯其無聊與庸劣。歷史的著作是絕對不許擅托空言，妄加虛構的。所以說：無文獻即無歷史。更進一步，一個民族，果無歷史，還有什麼文化？還有什麼民族？所以，地球上凡是自強不息的國家，沒有一個不珍視歷史，寶愛其文獻的。
保存文獻，無疑是一切歷史工作的起點和基礎。
我國在悠遠的古代，政府即選派史官，職司直言行記錄，其後，亦幾乎歷代照例設專管機構與專門人員，從事歷史文獻工作。至於個人方面，也確乎出些傑出史才，其傳真巨筆，固已驚人：而求真熱情，尤足折服。象司馬遷遍覽名山大川，章實齊的親詢鄉婦委曲，便是顯著例子。所以，假如我們一定要承認，?>中國文化遺產上真有所謂“國粹”這種東西，那我們只有提出一種謹嚴勤奮的治史精神，這是值得師法而發揚的。
可是，文獻的徵集，業務至為繁巨，範疇至為廣泛，一方面，古代資料自然不容漠視，甚至關於洪荒宇宙的最後論定，還得不斷就教鋤頭先生，以資發明；而另一方面，現實的見聞尤其屬珍視之列。歷史過程是整個的，以歷史眼光看，過去千百萬年的史跡，何嘗不恍然如在目前；今天的事實，又何嘗不是 明天的史料？而且，當前的時代，更賦於我們史料工作者以空前的任務，其艱巨程度是千倍於疇昔的。
這世界正面臨著轉折點。原子能工業套用，開始嘗試時期，所以，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以及社會基礎的全部搖盪，可能是最近將來的事。再就國際政治的形勢看，人類反法西斯戰爭，雖然暫得到了勝利結束，但民主國家人民的智慧意志和力量，仍在最嚴格的考驗中。一方面，速度和效率無限制地把空間減量，把時間增質；一方面，光明與黑暗各傾其最後的實力展開尖銳的生死線。
當前的世界是這樣的一個世界！
這世界裡的中國，確已臨到動盪的高潮；人事的關係日趨複雜，社會的矛盾日益加劇，現象紛呈、瞬息萬變，真是所謂“一彈指頃去來今！”將來史家能否有適切業績，全視目前準備工作能否積極把握時政效以為斷。歷史奮翅欲飛。在這一剎那間，她的姿能及光彩，呼吸及脈搏無一樣沒有攝取記錄的必要，無一樣沒有稍縱即逝的危險，可見今天的文獻工作，任務時何等急迫與繁劇，而意義又何等重大與崇高！
我們，安徽省文獻委員會，它的活動經過：是從民國27年至28年的本省戰時文化事業委員會採集組起，直到去年一月間開始了本會正式的成立。在這一工作崗位上我們不斷地熬持了八年。它的任務範圍：是從本省抗戰史料的專門征輯，擴展為一般文獻的普通收羅，它的實際成績：總計搜存的各種資料數萬件，其中經過初步整理的約三分之一。對於這點收穫，我們當然不敢自滿，卻也不能不異樣珍惜，這珍惜是有點理由的：因為它們將我們不時憶起政府和社會，從戰時到戰後，一直是怎樣支持我們的工作，特別是過去和現在的一些熱心人士，他們所有的投贈，更可以作為我們之間同志愛的永恆紀念；同時因為，它們曾經傲視過立煌“轉進”的剿火，而巋然獨存，這一應變事實的本身，也就是一件極有意義的文獻，多少反映出會一貫的艱苦認真的工作作風，尤其因為，伴隨著它們同時存在的，是江淮的抗敵兒女們鮮明的求生血跡，和戰時安徽全面的動態，時間的急流並沒有衝掉這一些留痕的事實。所以，就安徽整個戰時文化事業發展來考察，文獻這一部門表現得未能盡如人意，卻是最具韌性的。那末我們更應該怎樣就這初步的基礎，而益自奮進於來茲！
配合著今後工作的需要，本會決定繼過去“採集”、“史料”、“文獻”等刊之後，發行會報性質的“安徽文獻”。它所肩負的，是如下的三點使命：
第一， 依據本省本年度行計畫的規定，各縣正普遍成立文獻委員會，從事採集地方性
公私資料，以供異日編修志書取材，這可以說是國內文化建設上一件大事，本會更引為無上的興奮。不錯，在這以前，我們在事業途程上並沒有過深的孤寂感，而現在，我們既有了這些實在的基本組織，那就必須保持密切的精神聯繫。所以，此後關於工作訊息的溝通，學識經驗的交換，理論技術的商榷，當然是我們共同的要求；而本刊即是我們共同的園地。
第二， 史料，正因為為它是史料，所以就時間性說，並不因為其內容有關古代或現實
而異其價值；而就來源說，無論其出身官方與民間，也都同樣有的必要。我們古代史家，於蒐集素材之際，對於典章制度簿書圖籍，固然不肯放鬆；就是稗官野史退卒老兵，也都是採訪對象。因為，欲謀史作之精淳，必先求史料之量的廣博，惟具資源廣博，故能有效利用互相參證的方法，達成嚴格鑑定的目的：這才有了真實史料。惟具史料真實，故不能產生真實的史作。亦即古人所說的“信史”。但怎樣能夠達成這種要求，這絕非少數幾個史學家只憑一己的見聞所能包辦。史學工作應該是而且早已是分工合作的，集體方式原是一切精神勞動的效率的保證，現一代的人，從我們祖先在歷史文獻上辛勞業績，取得最佳的實生活指導。有所取應有所予，為著繼往開來，致力文獻事業，實成為每個人應盡的人生責任。劉知幾說：“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撰定，歸於後來之筆。”可見文獻工作者，不一定同時必須具有非凡的史筆。同時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說，一般的人也都有資料方面幫助我們的機會。況且，事實擺在這裡，僅以省縣等專管機構這點單弱人力，而無普遍之支援，那么，這空間諾大，時間無限的安徽全省文獻搜存工作，如何能完善成績可言？則異日事過境遷，沉泊者無由勾索，殘缺者無由補充，訛繆者無由辨證，其增加未來地方志書修纂困難、影響未來國史徵信價值，以及對於民族文化發展商的實際損失，都不難想見。可是，我們就本會現有的全部文獻來看，實在不夠普遍，這顯然是一大缺點，無可諱言。為著針對這一缺點，擴大史料來源，我們要藉本刊向外界發出懇摯的心聲，報導經常的工作狀況，提出迫切的工作要求，以促使社會對於這一工作的親切認識，俾能人人引為己責，做即時即地的搜求，所見所聞相供給，這是我們非常企盼的。
第三， 我們要謀予本刊以另外一個當前急務，就是和國內史學互通聲氣。因為，我們
覺得，在今天，我們學術界是太需要加緊協作作共肩重任的了，固然，誰都承認，我們老早就是重視歷史的國家，我們以往的史書，確有可觀的數量。不幸的是，作為一種科學看的史學，新的史學，真正的史學，在中國還年輕的很。新史學，它同意識觀念上其他新興科類一樣，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同受德賽兩先生的哺養，它需要立於一個堅實的高度，把這社會的變遷能勢，重新考察，重新記載，使一切忠實從神權、王權及特權的姦污下，御用史家的騙人妙筆下，——還諸本來面目，予以重新評價。（這樣說，當然並不是全部否定中國億部著作的存在價值，它是具體有足資利用的史料用過，這也承認。）歷史學已經換了主人——平民。歷史學必須為平民服役；章實齊那時提出“史德”的意義，是應該在這一新的解釋下被豐富起來的。時代在要求著新的正確的良史。但是，我們自己檢討一下，我們史學界在這一期間的成就怎樣？那顯然不能令人滿意；我們可以看到，真正詰實的著作是寥寥可數的。而且，有許多基本的問題還沒有結論，有許多重要的事業甚至還是空白。舉例說，至今連一部像樣的中國通史未見到呢。而隨著整個社會思潮的逆轉，史學界也攪起多樣的沉渣：一般抱殘守舊之輩，仍在像煞有介事的瞑目潛心，來乾他們的名山事業，自以為確能數往窺來，其實“守舊派實在沒有懂得過去是什麼？”（引魯濱遜語）哪能顧得預見未來！然而，他們究竟還不失為老實的傢伙；最醜惡的卻是奴才學者，他們打著各式各樣的時髦幌子，為各式各樣的罪惡威勢幫腔造證。妄想以腥臭的毒涎來湮滅歷史的光彩。學術界這種烏煙瘴氣的怪象，真是所有上進學人的奇羞！再來到這多難的世界吧，戰神才趕跑不遠，又聽到了它迴轉的震人的步聲。黎明在陰天，卻引起更深沉的黑夜感。這裡，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具體的因果律，它具有著深刻的諷示性：學術界本身的鬆散和萎縮，即是落後學派力量的加強；現實阻力的不斷抬頭，我們要勇敢承認，這正是我們主觀作用低落的殘酷結果，“愚昧”永遠是緊壓在人類頭上的黑雲，但是，真理的光，可以，而且一定要照它的。這當然是今天史學界同志一致的努力方向，建立相互間的真誠協作，加強踏實艱苦的再教育，這樣，新史學的基腳必將有滿意的工程，是可以斷言的。在這無比嚴肅的共同的時代任務下，我們熱切地向國內學術界，伸出這隻待握的手來！
最後，總括的說，我們必須認識，歷史學術與人類生活革新，有其血肉關聯，人類需要繼續和創造歷史，當然也需要研究和保存歷史。因此作為歷史著作根本憑藉的文獻，無論其時間屬於過去或現在，來源出自官家或民間，性質視為重要和平凡，都在搜采範圍。本會任務即在以安徽為其空間限制的徵集工作。但為著繼續八年的艱苦事業，提高今後的工作效率與意義。其勝利的保證條件，乃是對縣文獻工作聯繫的加強，社會普遍認識的促起，以及史學界學術協作的建立；這三點，正是本刊今後的服務目標。
今天，歲月在怒流，社會在急變，歷史不容中斷，文獻亟待搜存，“時乎，孟晉！”這一句節奏急促，激情跳躍的名詩，這是“克呢俄”（史之神）的力量的號召呢！
《淮上先賢常恆芳》一書摘要
淮上先賢常恆芳先生，是我國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之一。為紀念這位德高望重的民國老人誕辰105周年，淮南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出版《淮上先賢常恆芳》一書，籍以緬懷常先生對民族做出的貢獻，發揚常先生赤誠的愛國熱忱和科學的求實精神，表達我們的深切懷念，這對鞏固、擴大愛國統一戰線，推動祖國統一大業和社會主義四化建設，都有著重要意義。專輯中收錄的幾篇常先生親友、舊部回憶文章，從不同側面追憶和再現了常先生矢志革命、秉性耿介、清廉儉樸的高風亮節，對教育青年，啟迪後人，無疑將起到很好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