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家族,
人物生平
1860年他自開了一家錢莊，1866年當上了英商滙豐銀行的跑街。1874年,席正甫代表滙豐銀行買辦王槐山與清政府商談福建台灣海防借款事宜，最後，滙豐銀行以比當時高得多的利息，借給清政府200萬兩10年期借款。這筆貸款的成功，開創了滙豐銀行政治貸款的先例，將該行從財務窘境中解脫了出來，也使席正甫從此得勢，既當上了滙豐銀行買辦，又受到清朝大臣李鴻章和左宗棠等的賞識。為了獲得巨額貸款，他們爭相拉攏席正甫，李鴻章還特意上書朝廷，替他保薦官職，席正甫接受了二品銜紅頂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職。但他做官僅僅是為了抬高身價，並未赴京就任實職，他借與清廷的關係和滙豐銀行買辦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從1874~1890年，清政府向滙豐銀行借款17筆，絕大多數是由席正甫一手經辦，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滙豐銀行通過席正甫的上下溝通，業務也蒸蒸日上，為此對他優渥有加。
19世紀80年代，滙豐銀行某大班在買辦擔保一事上與席正甫發生衝突，席正甫一氣之下辭職，滙豐銀行總行堅決不允，不僅專門來信挽留，還撤換了該名大班，使席正甫穩坐買辦交椅長達30年之久。
席正甫在長達數十年的買辦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財產，除投資經營金融業外，還在浦東、南京路、鳳陽路一帶購置了眾多的房產。當時上海錢莊為了獲得流動資金，常常向外商銀行借款，再用這部分錢放高利貸，貸給大大小小的商號以獲取利潤，由於席正甫掌管了滙豐銀行借款的簽字蓋章權，成為當時銀錢業炙手可熱的大紅人，幾乎所有的錢莊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紹的人當助手。同時，席正甫廣泛投資和銀行業務有聯繫的錢業、銀樓、典當、金號。
1887年，席正甫與嚴蘭卿合資開設了協升錢莊，他還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介紹親友、熟人進入眾多的外商銀行，他的一些親屬還擔任了洋行買辦，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上海灘成為風雲一時的買辦世家。當時外商在上海開設的大小銀行34家，其中17家由席氏家族擔任買辦，占據了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位置，這在近代中國獨一無二。由此，洞庭東山人在上海金融業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各地商人資金短缺，非請洞庭山幫忙不可，因此19世紀末流傳著這樣一首口諺：“徽幫人（主要經商）再狠，見了山上幫，還得忍一忍。”
1904年，席正甫壽終正寢，祭奠之日，從外灘到鳳陽路席家，沿途各個路口都搭了白布帳篷，中外商家及一些外國銀行的門口，都設定了壇台路祭，公共租界巡捕還武裝護送上祭隊伍從南京路上通過，死後在上海灘上能夠享受這種待遇的買辦，也僅席正甫一人而已。
家族
而這個家族最為人矚目的還不只是在滙豐銀行舉足輕重的地位，還有他們所構建的龐大買辦網路。洞庭席氏家族除長期擔任滙豐銀行買辦外，還有其他成員出任買辦職務，在上海擔任外商銀行和洋行買辦的，祖孫三代（包括女婿）共有23人。外商銀行有6家英商銀行、兩家美商銀行、兩家日商銀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銀行的買辦。
除了父子相繼的關係之外，由通婚所構成的龐大商業網路及其對買辦職業的影響，在洞庭席氏買辦家族中表現最為明顯。
席家第一代買辦席正甫的父親席元樂娶沈二園的妹妹為繼室，並將沈氏所生的小兒子席素恆過繼給沈二園，改名瀋吉成，沈氏父子從新沙遜洋行成立後即長期任該行買辦。
席正甫的第二個兒子席裕昆娶王漢槎的女兒即王憲臣的姊姊為妻，王憲臣是瀋吉成的女婿，因為王漢槎與瀋吉成在上海合資開設天成綢緞局。王憲臣因此得以任新沙遜洋行的收賬員，接任中華匯理銀行買辦，至1897年再進新沙遜洋行任副買辦，1907年瀋吉成又通過各種關係讓王憲臣接替席錫藩任麥加利銀行買辦，長達30年之久。
另一買辦家族胡寄梅家族亦與席家有姻親關係，席錫藩的女兒嫁給胡寄梅次子胡筠秋為妻，胡寄梅的堂兄胡笛欄與席錫藩系連襟，其姑母又嫁給沈二園為妻，胡寄梅曾在錢莊做事，後在中華匯理銀行和麥加利銀行任職，又任華俄道勝銀行和華比銀行買辦，都與席家的勢力有關係。胡筠秋與宋子安還是姻親。
席正甫的第三個兒子席裕光，曾任寶信銀行買辦和大清銀行上海分行協理，娶許春榮三女為妻，許春榮是著名的錢莊主，曾任泰和洋行和德華銀行買辦職務，與席正甫一家交往甚深。席裕光還因繼室沈文蘭的關係，與陳果夫、陳立夫及葉琢堂都成了姻親。席裕光的長子席德懋的女兒又嫁給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宋兩家的關係更加密切。
席正甫的幼弟席素恆（瀋吉成）的大女婿黃振之，在席縉華任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時任副買辦，他在上海做絲綢生意，自己是錢莊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