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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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左傳》與有周官學

古今中外，無論是一個思想文化學派，還是一部學術著作，都有其思想資料和學術淵源。因此，研究該思想學派或著作，探討其思想資料的來源和學術淵源是極其重要和必做的功課。研究《左傳》也不能例外。事實上，前賢對此已經作了許多探討。早在唐代，啖助對《左傳》所采材料之廣博就有精闢的論述：“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集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並卜書、夢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其大略皆是左氏舊意，故比餘傳，其功最高。博採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以下，頗見本末。”及至上世紀中葉以後，一些學者又先後提出了“史官文化”的概念和課題，已經得到學界的普遍認同和重視。史官文化是我國先秦時代以史官為主體創造出來的一種文化形態，是在史官職守之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是華夏民族前軸心時期特有的一種文化形態，是夏商周三代官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左傳》作者的學術淵源就是源遠流長的史官文化，但是《左傳》的思想資料卻遠遠超出了史官文化的範圍，這不奇怪，因為史官本是三代官學的職業的集成者和傳承者。《左傳》的重要價值之一，就在於它是夏商周三代官學精華的薈萃，是華夏民族上古文明燦爛輝煌的結晶，而這也恰恰是《左傳》的作者非史官不能勝任之佐證。這就是本編所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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