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崔景岳
- 別名：原名廷儒，化名崔皓、劍仁、卓文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陝西省旬邑
- 出生日期：1911年11月
- 逝世日期：1941年4月17日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旬邑起義,重建組織,被捕入獄,英勇就義,
人物簡介
旬邑縣長龐天賴鎮壓革命，逮捕了共產黨員王日省、王廷璧、王子健等人，有人勸崔景岳暫避風頭，但他毫不畏懼，繼續堅持鬥爭，與寶塔高小的中共黨員、共青團員一起，聯絡社會進步人士，向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部控告龐天賴斂財殃民等罪行，後龐天賴被撤銷縣長職務。同年冬，崔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1928年5月上旬， 共產黨員呂佑乾、許才升等在旬邑發動農民起義。崔奉命潛入縣城，打開城門，迎接起義隊伍，並參加開倉放糧、救濟貧民、站崗放哨等活動。起義被敵人鎮壓以後，崔於同年秋回到縣城，以在東關初小教書為名，與其叔父、共產黨員崔維峻一起，積極恢復中共旬邑地方組織。1929年起，關中連年大旱，霍亂流行。崔受命在渭北一帶領導饑民吃大戶、分糧食，建立農民自救軍。
1930年冬，崔按照中共組織指示，與蒙定軍、辛俊賢等人到隴東涇川駐軍楊葆誠部學生隊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混成旅執法隊任司書。他利用職務之便，聯絡了幾十名官兵進行革命活動。隨後，中共組織又調他返鄉，與蒲玉階等人組織中共旬邑縣委，縣委機關就設在崔家的窯洞內，日常工作由他處理。
1931年，上級讓崔景岳負責彬(縣)長(武)旬(邑)地區黨的工作。他組織進步青年到甘肅十七路軍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部開展兵運工作。
1932年春，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西北反帝同盟軍開至甘肅正寧的三嘉塬，準備改編為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他召集旬邑地區的游擊隊和附近各村中共組織負責人呂振邦、程百印、程雙印、程子英、第五伯昌、宋一山等數十人在連家河開會，動員黨團員和進步青年參軍。陝甘游擊隊正式成立時，崔派第五伯昌、潘遠志等人代表中共旬邑組織到三嘉原參加成立典禮，並贈送紅旗一面，以示祝賀。
1933年春，正當青黃不接之時，旬邑縣政府卻增派糧款。崔與中共旬邑縣委及各區委研究，發動1000多農民以“交農”形式開展鬥爭。國民黨縣長無奈，只好答應減免所增糧款。不久，當局調來軍隊鎮壓，逮捕了中共土橋區區委書記梁永傑。崔景岳奉命進入山區， 到游擊隊中工作。同年7月底中共陝西省委被國民黨反革命派破壞，省委書記袁岳棟和省委委員杜衡等被捕叛變，給敵人提供了各地區的黨員名單，致使數百名共產黨員和革命民眾被捕或被殺。 省委委員劉映勝於8月底主持組建的臨時省委， 又於9月19日遭到破壞，全省形勢十分險惡。崔不顧個人安危，從陝甘邊區前往西安，與外地到西安的孫作賓、胡振家、余海豐等聯繫，10月初再次組建起臨時省委，崔任省委委員兼秘書長。不久，共青團中央派韓學亞來西安，於11月19日成立了陝西黨、 團共同恢復委員會。
1934年3月，由於黨、團共同恢復委員會處於癱瘓狀態，由孫作賓、魏光波主持在西安召開黨、團活動分子會議，成立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職權。崔任中心市委委員，分管軍事工作。10月，中共西安中心市委書記魏光波被捕；崔也多次被敵追捕釘梢，處境危險。同年冬，中共組織決定將他調往駐陝南勉縣的楊虎城部警衛團工作。
1935年8月，高克林通過王超北、張性初等人與崔景岳、孫作賓等取得聯繫，又一次組成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崔仍任省委委員兼秘書長，分管西路工作。同年冬，他和中共渭北工委一起，組織力量，護送劉少奇過關中赴華北，領導華北的抗日救亡運動。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楊虎城通過杜斌丞表示，願與中共和紅軍建立互不侵犯關係。臨時省委決定由崔去陝北，向中共中央匯報楊的建議和陝西地下黨的工作情況，聽取中共中央的指示。途經甘肅正寧縣悟空洞時，遇到由魯賁、賈拓夫、張德生組成的中央南下工作團，得到指示後返回西安。1936年12月，崔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的代表，到淳耀縣桃渠河向習仲勛通報西安事變情況。
抗日戰爭爆發後，省委調整領導成員，崔任省委常委，仍兼秘書長。1938年春，作為省委特派員到西路巡視工作，接任中共西路特委書記。
1939年冬，為加強黨在寧夏的工作，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決定調整中共寧夏工委領導成員，派崔任工委書記。1940年3月初，崔在寧朔縣(今寧夏青銅峽市) 小壩國小主持召開中共寧夏工作委員會全委會議，研究討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等問題。
4月13日，他去寧夏城(1944年改稱銀川市) 與一中共地下黨員接頭，被20多名憲兵圍捕，關押於寧夏省軍警聯合稽查處。
1941年4月17日深夜，崔景岳被國民黨軍警殺害在寧夏城自新門外。
人物生平
崔景岳（1911～1941），原名崔廷儒，曾用名崔皓、健仁，陝西省旬邑縣東澗村人。1911年11月出生在一個貧苦農民家庭。青少年時代，在進步教師、共產黨員許才升等人的影響下，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薰陶，立下了為革命奮鬥終生的雄心壯志。
旬邑起義
1926年，在許才升的帶領下，積極參加了旬邑縣地下黨領導的向旬邑縣政府請願的遊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釗等遇難烈士紀念大會等活動。期間，加入共青團，1927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旬邑縣地下黨組織在寶塔國小召開會議，分析研究了旬邑的形勢，部署了舉行農民起義的具體事項。5月6日，黨組織決定組織起義，派崔景岳、侯天佑、崔維俊等人提前潛入縣城，與城內黨組織取得聯繫，在起義隊伍攻城時做內應。7日，天剛麻麻亮，起義隊伍到達坡頭塬畔，崔景岳看見塬畔上火光升起，便和崔維俊幾人互相掩護，手持斧頭，衝到東城門下，砸開鐵鎖，打開了城門，起義的隊伍湧進了縣城。天近正午，起義隊伍就控制了縣城。當即成立了臨時蘇維埃工農政府，建立了勞動人民的武裝——紅軍渭北游擊隊。旬邑縣農民起義的勝利，引起了彬乾行署統治者的恐慌與不安。他們一面派兵前來鎮壓，一面用重金收買了起義隊伍內部的敗類劉興漢等人。這些叛徒用造謠惑眾、挑撥離間、威脅恐嚇等伎倆，在起義隊伍內部製造分裂，準備叛亂。
6月6日，天剛拂曉，叛亂分子逮捕了呂佑乾等起義領導人。8日，敵人將呂佑乾、許才升、呂鳳歧、王浪波、陳永勝、王廷璧、程國柱7人槍殺於張洪鎮，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民暴動失敗了。面對失敗，崔景岳毫不氣餒。不久，與縣蘇維埃政府分配委員會委員長程百印、紅軍渭北支隊第二連連長程雙印、偵察隊侯天佑等人一起，帶領部分起義民眾，轉入山區，分散隱蔽，堅持鬥爭。
1930年冬，隴東駐軍楊保城部在涇川辦了一所軍事學校，招收學員。崔景岳懷著爭取力量，建立革命武裝的願望，經黨組織批准到該校學習。畢業後，被分到混成旅執法隊擔任司書。不久，黨組織又調他離隊返鄉，與蒲玉階等人組織了中共旬邑縣委，使旬邑很快成為陝甘游擊隊活動的重要區域之一。
重建組織
1933年夏，中共陝西省委遭破壞，國民黨特務捕殺了100餘名中共黨員和進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中，崔景岳毅然冒著生命危險，從陝甘邊區回到西安，與從外地到西安的孫作賓、胡振家、余海峰等人建立聯繫，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由余海峰任書記，崔景岳任秘書長。
1934年春，中共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來西安與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接頭，並帶來了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臨時省委改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職權，魏光波任書記，崔景岳任軍委書記，負責兵運、軍事工作。10月，魏光波遭敵逮捕，繼而敵人又把崔景岳作為主要目標，進行追捕。入冬後，黨組織考慮到崔景岳的安全，調他到陝南勉縣楊虎城部警衛團工作，任連司書。
1935年春天，紅二十五軍轉戰陝南，崔景岳和張漢民等人一起，反覆研究迎接、掩護紅二十五軍的辦法。當時，國民黨當局命令張漢民部尾追紅二十五軍。部隊即以“尾追”為名，實施掩護行軍。在行軍過程中，崔景岳因腳被刺傷，難以行走，掉隊在後。誰料，就在這時，因聯絡不暢，兩軍誤會，在柞水縣九間房發生衝突，張漢民遇難，許多共產黨員犧牲了。陝西黨組織在困難時期，又受到了一次嚴重損失。後來，少數逃出來的同志見了崔景岳放聲大哭，悲痛欲絕。同年夏，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陝西臨時省委，高克林任書記，崔景岳任秘書長。
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人秦邦憲在謝華家召集幹部會議，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陝西省委，賈拓夫任書記，張德生任組織部長，李一氓任宣傳部長，汪鋒任統戰部長，歐陽欽任軍事部長，崔景岳任秘書長。當時，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黨內部分同志對於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不理解，對鬥爭策略、政策的變化想不通。崔景岳經過詳細周密的調查，寫出了《談談鬥爭方式的轉變問題》《農村支部如何工作》等文章。文章指出，國共合作以後，黨在民眾鬥爭中應該始終起到核心領導作用。
1939年冬，為了開闢寧夏地區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派正在延安學習的崔景岳擔任中共寧夏工委書記。1939年12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樣，來到了寧夏。按照事先約定的聯繫地點，崔景岳與原中共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接交了關係。之後，崔景岳又到寧夏省城、葉盛堡、宋澄堡、黃渠橋、石嘴山等地了解情況，研究開展工作的具體辦法。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確定中共寧夏工委機關分別設在寧朔縣的宋澄堡國小和小壩國小。宋澄堡國小的校長是中共黨員馬雲澤。崔景岳住在這個學校，公開身份是商人，併兼任該校教師。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工作，在銀南、銀北十幾個點上建立和健全了黨的組織，特別是在教育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工作。
被捕入獄
1940年3月初的一個晚上，崔景岳在小壩國小主持召開了中共寧夏工委會議。會議認真分析了寧夏的形勢與任務，研究了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的問題。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損失，會上確定了一批由於身份暴露，需要迅速調回邊區的黨員名單，使地下黨的組織儘快由半公開活動轉入秘密活動。會後，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頭到各地傳達這次會議精神，按照會上的決定布置部分同志撤離寧夏。他到中寧縣三道溝國小找江生玉談了話，通知他抓緊做好撤退準備工作，還密寫了一份給邊區黨委的報告，交他帶到延安。
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飯，馬雲澤推門進來，從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給崔景岳。信中簡要地寫著：讓老崔星期六到省城來一趟，有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後，打扮成商人，帶著馬雲澤開的證明，騎著腳踏車上了路。
省城按照預約與杜琳接頭。一會兒，只見杜琳匆匆地從學校趕回來，向崔景岳報告了準備發展黨員的情況。崔景岳和杜琳接觸過幾次，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誰料，就在當夜12時左右，他倆剛剛睡下，寧夏省黨部調統室主任馬孝賢、中統特務李郁華和軍警聯合督察處中校科長徐寶璋帶領20餘名憲兵沖入杜宅，將崔景岳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綁，押往了寧夏省軍警聯合督察處。
當敵人從崔景岳身上搜出馬雲澤寫的採購教具的證明後，厲聲問道：“你是幹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國小的義務教員。”
高中第根本不信，接著又問：“那你和姓馬的是什麼關係？”
“我們是同學。”
敵人反覆審問，崔景岳機智應答。馬孝賢氣急敗壞，暴跳如雷，命令給崔景岳上刑，壓槓子的人由原來的2人增加到4人，又由4人增加到6人。劇烈的疼痛，使崔景岳昏了過去。匪徒們用冷水把他噴醒。馬孝賢繼續逼供，崔景岳仍拒絕回答。敵人見得不到任何供詞，又令打手把崔景岳吊在審訊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使勁抽打。崔景岳緊閉著雙眼，忍受著敵人的殘酷折磨。不一會，崔景岳什麼也不知道了……
敵人根據杜琳的招供，派徐寶璋帶領憲兵先後去宋澄堡、董府、中寧、同心等地抓人，形勢急劇惡化，寧夏地下黨的同志又有一些被捕。在敵人的酷刑威逼下，崔景岳派去延安送信的江生玉叛變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寧夏工委書記，而且還供出了崔景岳讓他給延安送的密信。
敵人拿到密信，如獲至寶。但捧著一張白紙，卻不知道上面寫的是什麼，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問用什麼方法顯字。看著這份極其重要的報告落到敵人手中，崔景岳心急如焚。他知道這封密信上寫著整個寧夏黨的組織情況，一旦被敵人掌握，就會立即給黨造成極其嚴重的破壞，後果不堪構想。他沉吟片刻，鎮定地說：“我給你顯字！”狡詐的敵人不肯給，接連問：“用什麼顯字？”“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敵人將密信泡進五倍子水裡，檔案就立即毀了。狡猾的敵人拿來五倍子水，先將信的一角試了一下，紙角立即變成了黑色。敵人勃然大怒。後經叛徒招供，敵人將碘酒塗在密信上，字跡顯現了出來。
案情迅速擴大，特務按密信中提到的地點，四處抓捕中共黨員和進步青年。一天，敵人又拿了一份名單，要崔景岳辨認哪些是中共黨員。崔景岳機智地拿起毛筆，把敵人四大廳八大處的頭面人物，用筆圈了不少。特務們接過名單一看，氣急敗壞，立刻把崔景岳吊起來打，壓槓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種酷刑輪番上。可是，有關寧夏黨組織的情況卻無法從他嘴裡掏出一個字。
敵人還在瘋狂抓人，牢房一天天擁擠起來。一天，牢房裡關進來幾個從邊區來的老鄉。通過交談，崔景岳知道他們都是定邊的商人。於是，問他們能不能幫助捎信到邊區，這幾個商人答應了。
5月14日下午，在難友的掩護下，崔景岳給中共邊區黨委和中共三邊分區負責人寫了一份簡短的報告，匯報了寧夏地下黨組織被破壞的經過和獄中鬥爭的情況。信中還寫到：“現在在生死關頭和各種卑劣的威脅中，我當然抱定最後犧牲的決心。請將此事告知中央……”崔景岳在敵人淫威面前，表現了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同志們的關懷之情。5月22日，敵軍法處把崔景岳轉押到寧夏第一模範監獄，與崔景岳一起被轉押的有孟長有、馬雲澤、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陰暗、潮濕、狹小，長年不見太陽，臭蟲、虱子隨手一摸就是一把，屋子空氣污濁，臭氣熏人。這些崔景岳都能忍受，他日夜思考的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教育和組織同志們堅持長期的獄中鬥爭。他們幾經商量，決定成立獄中黨支部，崔景岳擔任黨支部書記。大家明確了黨支部今後工作的三項任務：一是進一步與敵人鬥爭；二是設法與上級組織取得聯繫；三是保護好身體，以利再戰。
獄中黨支部建立後，首先組織開展了團結難友，爭取自首分子，拒絕在“反共宣言”上籤名的政治鬥爭。在獄中黨支部的領導下，許多同志團結一致同敵人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有的動搖自首分子也逐步堅強起來，拒絕在敵人寫的“反共宣言”上籤字。如杜琳，開始經不起敵人的拷打，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並暴露了寧夏地下黨領導人，有嚴重的自首叛變行為，後來在崔景岳的爭取、幫助和其他同志的影響下，也有很大的轉變，拒絕在“反共宣言”上籤名，敵人無計可施，只好給杜琳鎖上腳鐐帶下去，並把崔景岳單獨押起來，不準與其他難友見面。
崔景岳從一些在艱苦環境中脫黨叛黨的行為中，看到了黨的工作中的薄弱環節，以及對黨員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他除了重視和加強對黨員的思想教育，從思想上、生活上關心每一個難友外，還注意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影響和帶動他人。為了保存體力，堅持到鬥爭勝利，他帶頭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糞和沙粒的飯食。為了改善大家的一伙食，促使同志們儘快恢復體力，他托人變賣了自己的腳踏車，用這筆錢在外面買些饃饃、餅子，讓大夥充飢。
冬季，陰濕的牢房寒氣逼人，崔景岳主持召開獄中黨支部會議，研究如何幫助衣著單薄的難友過冬。會議確定捻毛線織毛衣，自己又東拼西湊，共湊了20幾塊錢，托人從外面買回了10餘斤羊毛。難友們齊心動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襪。隨後，衣服單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褲。多餘出來的毛衣，他們還托人捎出去變賣。這樣，生活也開始有了改善。
“監獄熱”開始流行，有些同志先後染上了這種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馬雲澤日夜輪流守護，精心照料病友，並與大夥合計，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戰友。
為了鍛鍊身體，崔景岳在刑傷嚴重、步履艱難的情況下，帶領難友們做“獄中早操”。早操完畢，組織大家學習獄中僅有的書刊。崔景岳自覺文化程度低，還主動請孟長有給自己教數學。儘管獄中不止一次地傳出崔景岳將被判處死刑的訊息，他卻漠然置之，仍然團結全體難友與敵人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同志們都親切地讚譽他為“獄中的陽光”。
馬鴻逵為了爭取寧夏地下黨負責人自首叛變，授意特務高中第、馬孝賢，最後一次找崔景岳“談話”。特務頭子馬孝賢，對崔景岳說：“我們馬主席給你最後一次機會，勸你不要那么死心眼，在哪裡不是做官呢？你只要認錯，馬主席讓你當大官！”“我要當人民的幹部，你們國民黨的官再大，我也不想當。死可以，我們共產黨人不怕死！”崔景岳用鏗鏘有力的話語回答對方。“這是給你最後一次認錯的機會，現在認錯還不晚。崔景岳，你心裡要放明白些！”兩個特務自以為這句話一定能唬住崔景岳。“我沒錯，向你們認什麼錯？！”崔景岳大義凜然，堅定地說。
特務馬孝賢、高中第將談話情況向馬鴻逵作了匯報。馬鴻逵立即密令：“將崔景岳活埋！”
英勇就義
1941年4月17日深夜，突然監獄門上的鐵鎖被打開了，特務頭子高中第走進關押崔景岳的號子，尾隨進牢房的獄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長有！”難友們預感到將要發生的事情。他們不約而同緊緊地圍住將要遇難的戰友，急切地問：“還有什麼話要說！”崔景岳知道生命的最後時刻來到了，從容鎮定，一字一板地說：“話我都說過了。以後就剩你們了，要按我們過去說的堅持下去。”
剛出牢門，崔景岳停下來，解開棉袍扣子，脫下了棉袍。高中第走上前來，假惺惺地說：“天氣冷，穿上吧！”“我只冷這一回，他們更需要！”崔景岳轉回身，抱著棉袍走向牢房。獄中的同志們伸出雙手接過棉袍，含淚目送親愛的戰友。
崔景岳身上僅穿著一件單褂，一陣寒風撲來，襲擊著他單薄的身體。然而，他挺著胸，昂著頭，和孟長有一起大踏步地向門外走去。剛走不遠，敵人又從另一間牢房押來一個人。
崔景岳看出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動介紹了自己和孟長有的姓名、身份。那人看出崔景岳是一個面對死亡毫不畏縮的鋼鐵漢子，也自我介紹說他叫馬文良，中共黨員，任三邊回民工作團團長，在鹽池開展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時被捕。於是，三位戰友，肩並肩地迎著悽厲的寒風，踏著沉睡的大地，昂首闊步走向刑場。
那天晚上，省城全城戒備森嚴，敵人在自新門外（原城隍廟後面）布置了刑場。當崔景岳、孟長有、馬文良走到離土坑四五米的地方時，高中第殺氣騰騰地又問：“崔景岳，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崔景岳沉思片刻，從容自若地說：“我本沒有什麼話要說，既然你們問，我就說上幾句。”停了一下，他接著說道：“人活百歲，總有一死。我今天的死，雖不得其時、其地、其所，但卻死得其值。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這一輩子感到無上光榮。我今天所遺憾的是，祖國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之下，你們不為民族著想，不為抗日著想，卻要積極反共，屠殺共產黨人。你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捫心自問……”
“住口！”敵人惱羞成怒地吼叫著。
“你們殺不完共產黨人！也殺不完中國的老百姓！他們總有一天會給我們報仇的！”崔景岳的聲音氣壯山河。
兇惡的敵人揮起大棒，使勁朝崔景岳猛擊過去……
“把他推進坑！”高中第氣急敗壞地厲聲吼道。
“中國共產黨萬歲！”
“同志們堅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在一陣慷慨激昂的怒吼聲中，黨的優秀兒子崔景岳英勇犧牲，時年30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