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銘樞

尹銘樞， 男，著名造林育果實業家和進步士紳。河北遵化縣蘆各寨村人，生於1895年舊曆六月初三，卒於1983年11月18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尹銘樞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北遵化縣蘆各寨村
• 出生日期：1895年舊曆六月初三
• 逝世日期：1983年11月18日
• 職業：實業家和進步士紳

生平

尹銘樞， 男，著名造林育果實業家和進步士紳。河北遵化縣蘆各寨村人，生於1895年舊曆六月初三，卒於1983年11月18日。他從小在父親的影響下，熱愛林果實業，深切同情廣大貧苦民眾，大力支持我黨開展的革命工作。尹銘樞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除尹銘樞高小畢業後被父親尹福清留在家中經管家業外，其它三個弟弟均以優異成績考入大學。二弟尹銘勛考入了天津工學院，三弟尹銘倫考入了北京交通大學，四弟尹銘丹考入了天津大學。對此，尹銘柢並感到遺憾，因為他有自己的抱負。尹銘樞輟學回家替父經管“長樂山莊”以後，僅憑父輩的產業，就足以夠自己盡情享用終生了。但是，尹銘樞並沒有坐享其成，也沒有抱殘守缺，而是繼承了父親的家業和傳統，在老一輩原有事業的基礎上，開創了新的功業。

他不但自己刻苦學習、鑽研各種果樹的科學管理方法，與長工們一起親身參加各種勞動，而且破除了社會上那種“傳藥不傳方”的世俗觀念，對先進技術不自滿、不壟斷，大力提倡向外人傳播、學習果樹管理技術。他規定，凡是到他家做長工的人，沒有文化的，要利用晚上學習文化；有文化的，要積極向老長工學習管理果樹的各種基本要領，使其成為技術嫻熟的園藝工人。

林果革新

尹銘樞為了擴大農業、林果生產規模，提高林果的產量和質量，大力引進和選用了優良品種。1924年，民國河北省政府提倡種植美國穩產的“脫立絲”棉花，尹銘樞在自家地上種了60畝，經過科學管理，得到了畝產80斤皮棉的好收成，省政府獎給300元大洋，以示鼓勵。30年代末（約在1936年至1937年間），從日本引進了朝日、國光、紅元帥等高產穩產、質地優良的蘋果新品種，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洋蘋果”。1941年至1942年間，尹銘樞又從日本引進了新品種白薯（直接進的秧子），被人們稱為“洋白薯”。這種白薯產量高，含澱粉多，深受農戶歡迎。通過更新品種，大大提高了水果、糧食產量，增加了經濟收入。時間不長，許多外村、外縣的人也紛紛前來購買、兌換種苗。

上世紀30年代以來，尹銘樞在父親的輔導下，栽種了大量高產、穩產、優質的果樹。其中蘋果有黃元帥、紅元帥、國光、朝日、柳玉、倭錦、窩魯賽、旭、印度、沙果、萘子、梨有牙梨、麻梨、雪花梨、佛見喜、香色梨、平頂梨、煙臺梨、香蕉梨、葫蘆梨、紅霄梨、瓷梨、棗糖梨、鵝梨、白滾子梨。李子秋白李、紫李、黃李。此外，還有各種桃、杏、紅果、棗、柿、檳子、栗子、核桃和200多架葡萄。“長樂山莊”真可謂集水果之大成了。整個蘆各寨南山濃萌匝地，樹木滿山。

尹銘樞徹底改變了這種樹勢和株行布局，栽樹時使樹距空隙呈三角形，主幹留枝成基部三主枝鄰近形，使樹冠半圓狀，這種栽培方法可使果樹通風透光，有利於果樹茁壯成長，提高果品產量。為了擴大影響，使自己親手培育的優良品種得以廣泛傳播，尹銘樞還專門用四十多畝好地養育各種優良品種的果苗，本著對用戶認真負責的態度，親自和長工們一起，精心耕耘，認真嫁接，保持保量。1920年，安徽省一個苗木商到他那裡購買果樹苗，當時，直皖戰爭爆發，交通中斷，為了提高樹苗的成活率，尹銘樞獨出心裁，從河裡打撈青苔，包裹樹苗根須，外面再培些泥土裝入麻袋，結果，雖然途經幾千里，歷時81天，到安徽目地以後，成活率仍達20%，受到了用戶的讚揚。

解決果品儲藏問題

尹銘樞不僅在果對管理上嘔心瀝血，而且在果品貯運、經銷等方面也不斷總結、探索經驗。尹銘樞通過果品收入有了一的經濟根基以後，就與父親尹福清商議，如何解決果品的貯藏問題。他們父子商定，先用冰窖貯藏作試驗。尹銘樞派人在果園裡蓋十幾間房子，做為暗室，在尹家台村北河岸上，挖了一個30米長、20米寬、5米深、能貯藏5萬多斤水果的長溝，做為冰窖。到嚴冬“三九”時，雇一些人在河裡鑿冰，打成厚30公分、80公分見方的方塊，垛在冰窖里，垛至2米高，上面覆蓋一尺厚的乾稻草，窖的兩端各挖一個井，以便接存冰塊融化的漬水，冰窖的兩端各挖一個井，以便接存冰塊融化的漬水，冰窖上面再蓋上草房，用來遮蔭降溫。第一年因為窖壁與窖底是垂直角，第二年春天開化，窖壁土層大塊剝落，造成坍塌。尹銘樞和父親仔細分析，找到了失敗的原因，決定改變挖窖方法，把窖壁兩旁挖成梯形，防止窖壁塌陷，果子下樹後，就一層冰塊一層果筐地碼在窖里。可是，冬天一出窖，果子全爛了尹銘樞和父親並沒有灰心喪氣，虛心向別人請教遇到熟人就打聽終於了解到，果子在樹上時本身積蓄了很多熱量，如果立即放入窖內，果體內的熱量不能向外散發，勢必造成果品腐爛。果子下窖後能否保存完好，取決於果品內部的熱量如何散失。於是，在果子下樹後，先在地面存放兩天，進行“散熱”，然後，再裝筐與冰塊一起碼在窖里。到小雪後，地下溫度升高，就全部取出放入南山果園中的暖室里。為了搞好室內管理，尹福清特地由天津請來一個經管果品的內行人，掌握室內的溫度，使果品闖過了室內管理這一關。可是，到了來年冬天，這個人自恃技術高明，以為別人無法掌握，就要挾尹家父子給其高額工資。尹銘樞為了識破其中奧秘，就答應了他的條件。從此，尹銘樞每天以察看果品為由去暖室觀察，時間不長，尹銘樞終於看清了其中的奧秘，他發現那人在屋旮旯兒里放一碗水，碗裡銷有冰碴時，說明室內已達到最佳溫度。尹銘樞掌握了這一關鍵性技術以後，就將這個人辭退了。每當京、津、唐等地市場上水果開始緊張時，尹福清就及時通知尹銘樞，立即把果品裝入船內、車內運至天津、唐山、豐潤、玉田等地，顧客爭相搶購。天長日久，尹銘樞和父親一起，摸到了果品的生產、貯藏、運銷一整套規律，成了華北地區果品方面產銷一體的實業家。

養蜂業發展

尹銘樞在加強林果管理的同時，還發展了父親尹福清的果園養蜂事業。三十年代末，他學習美國的養蜂新技術，把蜂群遷到箱子裡，變半天然半人工的飼養方法為全人工的飼養方法。他讓木工製作木箱子，裡面放十個小木框，從外地收買了蠟制巢儲，放在木框上，又從美國進口了優種蜂王，在北京阜城門外的興農園養蜂場購進一百蜂群，同時，還改變了過去那種固定放蜂的方法，春夏兩季，哪裡花多，就讓人把蜂箱運到哪裡，以利用和挖掘蜂群的內在潛力。在百花盛開的春夏兩季，幾天后就能裝滿蜜蜂采釀的蜜漿，採用了新的飼養技術以後，每看都可以收蜜一萬多斤。使養蜂增加了經濟收入，也支持了林果發展。

支持解放事業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尹銘框積極支持我黨領導的民族解放事業，他多次掩護我冀東區黨組織的革命同志，李運昌、李楚離、徐志等領導同志曾多次在“長樂山莊”里活動，召開會議，研究如何開展革命鬥爭，尹銘樞不講任何代價，大力提供其所需的經濟、環境等便利條件，囑咐全家及傭人嚴格保密。

我黨領導的冀東《救國報》創刊後，該社社長李山、崔琳及其全家人均在他家吃住，報社編輯柳眉同志（又名豐原）於1940年下半年來到蘆各寨村，以尹銘樞的妻妹住姐姐家的名義，在他家編審稿件。尹銘樞就不顧一切，掩護柳眉等革命同志。有一次，柳眉同志正在他家後院寫稿，敵人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包圍了村子，繼而闖進各戶挨家搜查，尹銘樞剛邁出大門，就見一群敵人氣勢洶洶地衝過來，尹銘樞急忙返身回家，直奔後院，迅速把柳眉同志手中的紙筆奪過來，裝進自己的衣袋裡，並鎮定地說：“敵人來了，不要慌，先迎上去！”柳眉同志立刻明白了，平苦無事地走進屋裡，幾個敵人指著她問尹銘樞：“她是什麼人？”尹銘樞從容不迫地回：“我妹妹，正住媽家。”敵人信以為真，走出門外。尹銘樞的堂弟尹銘遵、尹銘玉和家裡的長工馮國璽，以及在他家謀生的表弟嚴德成，在常來常往的幾位革命幹部的教育影響下，也都很快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們以經營果園、管理蜂群作掩護，參與了《救國報》報社的收發、印刷，為激發冀東人民抗日救國對敵鬥爭到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春，由於漢奸告密，敵人多次圍剿蘆各寨村，從他家搜出了報社的收音機，並把他抓走，敵人對他進行威逼利誘，要他承認，他始終一口咬定，收音機是在北京上學的弟弟留在家中的，與旁人無任何牽連，敵人懾於他的社會威望，只好把他釋放，他回到家中，並沒有被敵人的囂張氣焰所嚇倒，而是繼續支持和資助報社的工作，掩護我方同志。

全國解放後，更使他深刻認識到，有共產黨的英明領導，有優越的社會義義制度，發展農業林果各種實業才有更加光輝的前程。他沒有辜負時代的期望，在家鄉的廣闊天地里發揮了自己的一技之長，受到了村中民眾的敬抑。1949年10月份以後，他先後當選為第一、二屆遵化縣各界人民代表會的常務委員，在第一、二屆遵化縣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遵化縣人民政府委員，並多次當選為遵化縣人民政府委員，並多次當選為出席縣和省的勞動模範。

1960年5月份，唐山市果園在遵化、薊縣、昌黎等地招收了一部分有果樹管理特長的人去唐山市果園經營果樹，年逾花甲的尹銘樞接到通知後，不顧離家路遠，年事已高，欣然前往，擔任了技術員。當時，國家十分困難，這些人員的特遇非常低薄，許多人時間不長就辭職回家了。而尹銘樞既不嫌工資少，也不向別人講家中生活如何困難，毫無怨言地留下了，勤勤懇懇地為國家發展林果生產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去時，有的果樹已六、七年沒有見花掛果，由於他經心管理，他到那裡第二年就碩果纍纍了，尹銘樞眼見用自己的汗水澆灌結出的豐碩果實，內心感到無限欣慰。可是，正當他滿懷信心地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自己的餘光餘熱的時候，史無前例的十年內亂開始了。陰霾肆虐，人妖顛倒，尹銘樞於1966年9月被唐山果園造反派戴上“大地主分子”的帽子，遣返回原籍蘆各寨村，身心遭受了極大摧殘，十年內亂結束後，黨和政府於1978年8月為他平反，落實政策，恢復了他的工資待遇，並補發了部分工資。1980年10月，因年老體弱，和老伴一起到兒子尹崇慶（在煤炭工業部煤炭科學研究所工作）家安度晚年。1983年11月18日，因身患重感冒醫治無效，不幸與世長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