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寬城子事件
- 發生時間：1919年7月19日
- 發生地點：吉林長春
- 涉事各方：日本關東軍、奉軍、吉軍
- 歷史意義：為張作霖奪取吉林創造了有利條件
事件背景,事件起因,事件經過,事件結果,事件影響,
事件背景
1918年7月，張作霖被任命為東三省巡閱使，實際上成為統領奉吉黑三省軍隊的首領，其地位相當於晚清時期的東三省總督。但讓張作霖耿耿於懷的是，他自己坐鎮奉天，其親信鮑貴卿以督軍的身份坐鎮黑龍江，唯獨吉林省不是他的勢力範圍。當時的吉林督軍是孟恩遠資格比張作霖要老，加之其在吉林軍界經營多年，並不是張作霖出生入死的兄弟。
事件起因
本來張孟二人各轄一方，嚴守邊界，互不相干，但成為東三省巡閱使的張作霖實際上已經擁有了統治吉林、黑龍江的實力，孟恩遠表面上不好反對，因此，雙方暗地裡矛盾不斷，逐漸的，兩省在金融、邊界等問題的矛盾逐漸顯現出來。
1919年3月，奉天因為擴充軍力，造成金融混亂，貨幣貶值。但這一切，“皆由吉黑長春各銀行發行紙幣之所致”，於是奉天省長暨財政廳下發訓令，要求從3月31日以前，“將中交兩行之印有吉黑長春字樣紙幣一律收清，嚴禁人民使用”。這種蓋有“黑吉”“長春”字樣的貨幣，是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吉林省行發的貨幣，但因為奉吉兩省交惡，就無法在奉天省使用了，並且要求人們趕緊兌換，造成商戶軍民的極大恐慌。彼時，因每天兌換數量有限制，而且“如有票六元，該廳署即付票一張，計省大洋五元。”實際上，兌換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掠奪。同樣，奉天省的貨幣也不能在吉林流通了。
金融貨幣之外，兩省在其它方面的矛盾也很尖銳。奉省臨江縣巡防營哨官帶隊到吉林省界內剿匪，而吉林駐樺甸縣匪婆己潤的吉林陸軍竟指為越境行劫，將某哨官捆去；而吉林陸軍某營軍官私運煙土，行至伊通、懷德交界，被駐懷奉軍捉住，後吉林陸軍又“帶隊奪回”。諸如此類事件酷刪轎嫌，屢屢發生。
雙方矛盾最明顯的，要數張作霖準備在長春建立巡閱使行署了，張作霖的行為明顯是一種試探，他想把勢力深入到吉林，因為行署要受奉軍保護，這就能實現奉軍合法進入吉林省的目的。但建行署的建議，不僅沒有受到長春地官長的支持，還要求奉天“從緩組織”。據當時的報紙報導，張孟兩人最根本的矛盾，是孟恩遠與馮國璋為一派，而張作霖得到段祺瑞的支持，所以孟恩遠曾極力反對設立東三省巡閱使，但並沒有成功，因此，二人之間的惡感日深。
事件經過
雙方矛盾日深，張作霖開始了倒孟運動，他向希糠辯奉吉邊界調動軍隊，在兩省邊界大量屯兵，而孟恩遠也不會坐以待斃，他從6月20日開始，也把原來駐在哈爾濱和東清沿線的軍隊陸續向奉吉交界的伊通州方面調遣，又從哈爾濱調求歸軍駐守長春，一方面準備決戰，另一方面固守吉林省門戶長春。
在軍事準備之外，張作霖還拉攏吉林本土人士反對孟恩遠，羅列出孟恩遠八大罪狀，上告北京政府，並派代表進京要求罷黜孟恩遠，舉薦自己親信孫烈臣出任吉林督軍。當時的北京政府不敢拒絕張作霖的要求，於是在7月6日，給孟恩遠惠威將軍銜，調任他到北京述職，同時調任鮑貴卿接任吉林督軍，孫烈臣到黑龍江任督軍。
孟恩遠知道這是調虎離山，當然不會妥協，拒不卸任。他的外甥高士儐，時任吉林督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更以強硬的態度，復電北京政府，請其收回命令，並限其48小時內答覆，否則就宣布獨立。孟恩遠則局協蒸以“吉林六十營軍隊”不允離任來要挾北京政府。
文計不成，張作霖撕破臉面，訴諸武力。雙方布署兵力，調兵行動密集，吉奉兩軍決一死戰的決心暴露無遺，大戰一觸即發。當時的長春是吉林的軍事指揮中心，加上奉軍北上訊息不斷傳來，全城商民十分驚恐，“商賈歇業，農夫輟耕”，很多商家和有錢人都紛紛把錢存進日本銀行，附屬地內的客棧都住滿了避難的人。還有許多附屬地內巨紳大賈家中避難，甚至人人還跑到奉天去避難。日本附屬地也加強了戒備，除了派人巡邏，還準備從公主嶺調日本獨立守備隊到長春進行保護。從7月10日到7月19日這10天中，全長春城是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張作霖的目的沒有達到，非常惱怒，他向北京政府提出，請中央宣布孟恩勸糠邀遠的罪狀，頒發討逆命令，這樣他就出師有名了。但總統徐世昌並沒有聽從張作霖。北京方面不希望看到內戰爆發，於是，派曾任過吉林巡按使的孟憲彝來奉天和長春進行調停。孟憲彝啟行之前，先是拜訪了在北京的少帥張學良，張學良曾反覆強調要和道凝臭平解決衝突。其後，他又去見了代國務總理龔心湛，商討了能給孟恩遠和高士儐什麼樣的條件之後，終於在7月20日晚上啟行前往奉天。而在此前一天，長春已經爆發了中日衝突，即寬城子事件。
1919年7月，吉林陸軍第三旅步兵二團從哈爾濱開到長春，暫住長春北郊中東鐵路二道溝站界內，但由長春城內到二道溝的駐地，附屬地是必經之路，日軍不允許其通行，顯然是有意刁難。駐在二道溝吉軍第三混成旅二團的駐地營帳周圍劃有警戒線，禁止非本部隊人員任意通行。但19日中午剛過，“滿鐵”長春車站職員日本人船津藤太郎無視規定，即從該團幕營警戒線內通過。在遭到士兵阻攔時，雙方發生口角鬥毆，隨後士兵參與其中，造成群毆事件。
這一情況被日本人報告給日本寬城子守備隊後，隊長調人前往救護和調查，全副武裝的日軍傲慢異常，在與吉軍爭論間雙方交火，戰鬥一直持續到午後3時左右，雙方互有傷亡。隨後，吉長道尹陶彬、第四混成旅旅長高俊峰、日本駐長春領事館人員等聞訊同到現場，制止了武裝衝突。
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城的不安，唯恐中日之間再起戰事，長春城內的百姓富商紛紛尋找避難場所。一貫在中國國土上耀武揚威的日本人當然不會善罷甘休，在他們的眼中，擅闖軍事警戒線的行為，只是“一件小事”，他們調來部隊，給吉軍造成大軍壓境的眼中威脅，與吉軍交涉寬城子事件的解決辦法。事發後，高士儐在20日來到長春。他也怕影響大局，向日方表示了自己對事件的遺憾，並答應日本人的要求。
從日本人提出的多項要求中可以看到，日本與張作霖目的一致，要擠走孟恩遠，支持張作霖。他們提出的要求在於迫使孟恩遠快速離職。7月21日，將所有從吉林、哈爾濱及各處集中到長春的軍隊開拔出城，吉軍退離長春30里以外，給高士儐的軍隊失去了長春這個重要的軍事中心，對抗奉軍的軍事體系隨之土崩瓦解。
事實上，張作霖在寬城子事件當天就得到訊息，他採取袖手旁觀的策略，令奉軍戒備而不介入。之後他又與鮑貴卿上書中央，報告了長春的衝突，對吉軍大加指責。當時的《東三省公報》認為，此次事件是日本故意挑起，吉軍正當防衛。但日本人辦的《盛京時報》卻將責任推給了吉林軍隊。
日本人調查此事還花了10多天的時間，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在壓力之下，並沒有對此次事件進行真實的調查。在衝突後的第四天，大總統徐世昌就發布命令，指責高士儐“擅將軍隊調集長春附近，致釀重案，尤屬謬妄，著開去師長職務，一併交巡閱使張作霖暨新任督軍鮑貴卿切實查辦”。
至此，孟恩運和高士儐失去了原來有與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本來孟憲彝已經取得中央政府和張作霖同意，談好了三個條件，其一，將高士儐及其部屬調住直隸，歸曹經略使節制，由曹使派遣部屬一師來吉駐紮，以安商民；其二，孟恩遠即行入京就將軍職，不再逗留，而督軍印信仍歸郭省長暫行接收，以待鮑督到任交接；其三，吉省文武僚屬除更調者外，一律不動，以安人心。此次中央免職令一下，孟憲彝等調停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孟憲彝回到奉天，向張作霖提出這一要求，就遭到其拒絕。
高士儐面對如此安排，當然不肯服從，聲稱：“不惜以生命相賭，討伐奉天軍，如其失敗，即歸綠林，擾亂東三省”，然後在28日這天，以吉林軍各旅團營長的名義，發表了《護法討逆義軍宣言書》。而張作霖有中央命令為藉口，指責高士儐抗違命令，開始出兵討伐，分為南、東、北三路大兵，做好進攻的準備。當時吉省紳商農工學各界，對於吉奉之戰，極為恐懼，“呼號奔走，亟思挽救”，給高士儐、鮑貴卿、孫烈臣等發去明電，哀求不要動武。
在吉軍方面，吉長鎮守使裴堯田因為張作霖許以事成之後可以替代高士儐做第一師師長，早就消極懈怠，投靠了奉系；另一位旅長誠明也暗中歸順了張作霖；駐在磐石的誠明旅長之軍隊有四個營繳械投奉；駐哈埠的高鳳城旅長十營軍隊都歸順鮑貴卿。至此，吉軍士氣完成喪失。意氣沮喪的孟恩遠見大勢已去，轉而規勸高士儐等人停止反抗。
事件結果
7月28日，孟恩遠請裴其勛代表他與張作霖通電話求和。張作霖半點餘地不留，表示孟恩遠不退是不行的，但會保證孟恩遠和高士儐的生命財產安全。由此，孟恩遠表示下台。當孟恩遠路過奉天時，張作霖為了收買人心，特意為其“設宴壓驚”。從此孟恩遠一直寓居天津。而高士儐則在8月12日，乘坐南滿火車，作為一個鬥爭的失敗者，黯然離開長春前往大連。
事件影響
寬城子事件為張作霖奪取吉林創造了有利條件，它的結局成為張作霖稱霸東北的最後關鍵一步。
文計不成，張作霖撕破臉面，訴諸武力。雙方布署兵力，調兵行動密集，吉奉兩軍決一死戰的決心暴露無遺，大戰一觸即發。當時的長春是吉林的軍事指揮中心，加上奉軍北上訊息不斷傳來，全城商民十分驚恐，“商賈歇業，農夫輟耕”，很多商家和有錢人都紛紛把錢存進日本銀行，附屬地內的客棧都住滿了避難的人。還有許多附屬地內巨紳大賈家中避難，甚至人人還跑到奉天去避難。日本附屬地也加強了戒備，除了派人巡邏，還準備從公主嶺調日本獨立守備隊到長春進行保護。從7月10日到7月19日這10天中，全長春城是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張作霖的目的沒有達到，非常惱怒，他向北京政府提出，請中央宣布孟恩遠的罪狀，頒發討逆命令，這樣他就出師有名了。但總統徐世昌並沒有聽從張作霖。北京方面不希望看到內戰爆發，於是，派曾任過吉林巡按使的孟憲彝來奉天和長春進行調停。孟憲彝啟行之前，先是拜訪了在北京的少帥張學良，張學良曾反覆強調要和平解決衝突。其後，他又去見了代國務總理龔心湛，商討了能給孟恩遠和高士儐什麼樣的條件之後，終於在7月20日晚上啟行前往奉天。而在此前一天，長春已經爆發了中日衝突，即寬城子事件。
1919年7月，吉林陸軍第三旅步兵二團從哈爾濱開到長春，暫住長春北郊中東鐵路二道溝站界內，但由長春城內到二道溝的駐地，附屬地是必經之路，日軍不允許其通行，顯然是有意刁難。駐在二道溝吉軍第三混成旅二團的駐地營帳周圍劃有警戒線，禁止非本部隊人員任意通行。但19日中午剛過，“滿鐵”長春車站職員日本人船津藤太郎無視規定，即從該團幕營警戒線內通過。在遭到士兵阻攔時，雙方發生口角鬥毆，隨後士兵參與其中，造成群毆事件。
這一情況被日本人報告給日本寬城子守備隊後，隊長調人前往救護和調查，全副武裝的日軍傲慢異常，在與吉軍爭論間雙方交火，戰鬥一直持續到午後3時左右，雙方互有傷亡。隨後，吉長道尹陶彬、第四混成旅旅長高俊峰、日本駐長春領事館人員等聞訊同到現場，制止了武裝衝突。
這一事件引起了全城的不安，唯恐中日之間再起戰事，長春城內的百姓富商紛紛尋找避難場所。一貫在中國國土上耀武揚威的日本人當然不會善罷甘休，在他們的眼中，擅闖軍事警戒線的行為，只是“一件小事”，他們調來部隊，給吉軍造成大軍壓境的眼中威脅，與吉軍交涉寬城子事件的解決辦法。事發後，高士儐在20日來到長春。他也怕影響大局，向日方表示了自己對事件的遺憾，並答應日本人的要求。
從日本人提出的多項要求中可以看到，日本與張作霖目的一致，要擠走孟恩遠，支持張作霖。他們提出的要求在於迫使孟恩遠快速離職。7月21日，將所有從吉林、哈爾濱及各處集中到長春的軍隊開拔出城，吉軍退離長春30里以外，給高士儐的軍隊失去了長春這個重要的軍事中心，對抗奉軍的軍事體系隨之土崩瓦解。
事實上，張作霖在寬城子事件當天就得到訊息，他採取袖手旁觀的策略，令奉軍戒備而不介入。之後他又與鮑貴卿上書中央，報告了長春的衝突，對吉軍大加指責。當時的《東三省公報》認為，此次事件是日本故意挑起，吉軍正當防衛。但日本人辦的《盛京時報》卻將責任推給了吉林軍隊。
日本人調查此事還花了10多天的時間，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在壓力之下，並沒有對此次事件進行真實的調查。在衝突後的第四天，大總統徐世昌就發布命令，指責高士儐“擅將軍隊調集長春附近，致釀重案，尤屬謬妄，著開去師長職務，一併交巡閱使張作霖暨新任督軍鮑貴卿切實查辦”。
至此，孟恩運和高士儐失去了原來有與北京政府討價還價的資本。本來孟憲彝已經取得中央政府和張作霖同意，談好了三個條件，其一，將高士儐及其部屬調住直隸，歸曹經略使節制，由曹使派遣部屬一師來吉駐紮，以安商民；其二，孟恩遠即行入京就將軍職，不再逗留，而督軍印信仍歸郭省長暫行接收，以待鮑督到任交接；其三，吉省文武僚屬除更調者外，一律不動，以安人心。此次中央免職令一下，孟憲彝等調停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孟憲彝回到奉天，向張作霖提出這一要求，就遭到其拒絕。
高士儐面對如此安排，當然不肯服從，聲稱：“不惜以生命相賭，討伐奉天軍，如其失敗，即歸綠林，擾亂東三省”，然後在28日這天，以吉林軍各旅團營長的名義，發表了《護法討逆義軍宣言書》。而張作霖有中央命令為藉口，指責高士儐抗違命令，開始出兵討伐，分為南、東、北三路大兵，做好進攻的準備。當時吉省紳商農工學各界，對於吉奉之戰，極為恐懼，“呼號奔走，亟思挽救”，給高士儐、鮑貴卿、孫烈臣等發去明電，哀求不要動武。
在吉軍方面，吉長鎮守使裴堯田因為張作霖許以事成之後可以替代高士儐做第一師師長，早就消極懈怠，投靠了奉系；另一位旅長誠明也暗中歸順了張作霖；駐在磐石的誠明旅長之軍隊有四個營繳械投奉；駐哈埠的高鳳城旅長十營軍隊都歸順鮑貴卿。至此，吉軍士氣完成喪失。意氣沮喪的孟恩遠見大勢已去，轉而規勸高士儐等人停止反抗。
事件結果
7月28日，孟恩遠請裴其勛代表他與張作霖通電話求和。張作霖半點餘地不留，表示孟恩遠不退是不行的，但會保證孟恩遠和高士儐的生命財產安全。由此，孟恩遠表示下台。當孟恩遠路過奉天時，張作霖為了收買人心，特意為其“設宴壓驚”。從此孟恩遠一直寓居天津。而高士儐則在8月12日，乘坐南滿火車，作為一個鬥爭的失敗者，黯然離開長春前往大連。
事件影響
寬城子事件為張作霖奪取吉林創造了有利條件，它的結局成為張作霖稱霸東北的最後關鍵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