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上下)》是一部研究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專著。在中華學術史上，宋明理學無疑有著獨特的地位。自南宋後期始，理學被奉為官方哲學，成為宋以後中國近古時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結構與內涵的一大轉折與新變，理學對總體社會思潮及具體意識形態的演進嬗變皆有重要的影響乃至支配作用。這種影響，在文學藝術領域表現得尤為複雜，各種文學藝術體類對理學或由感契而承受，或由撞擊而交織，雖程度不同，方式各異。
基本介紹
- 書名：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
- 出版社：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 頁數：422頁
- 開本：16
- 品牌：辰麥通太
- 作者：許總
- 出版日期：2010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6470459, 780647045X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上下)》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序 論近古文化史上的哲學與文學
第一章 理學的特徵與意義
第一節 理學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節 理學的性質與演變
第三節 理學的必然性及其歷史地位
第二章 理學與文學的聯結基礎
第一節 宋代的崇文風氣
第二節 宋人的心理結構
第三節 宋文化的理性精神
第四節 儒學的傳統表現方式
第三章 理學與宋代古文
第一節 宋代古文復興的儒學背景
第二節 理學家的古文創作
第三節 理學與唐宋古文統系的確立
第四章 理學演進與宋詩史程
第一節 理學先驅與宋調發軔
第二節 理學奠建與隆宋詩壇
第三節 理學集成與宋詩中興
第四節 理學趨交與宋調式微
第五章 理學詩派
第一節 理學詩派概況及理學詩特點
第二節 邵雍：理學詩派之創始
第三節 周敦頤、程顥與張載：學說自立與詩風同調
第四節 朱熹：理學宗師與詩壇大家
第六章 理學詞派
第一節 理學家的詞學觀
第二節 理學詞派及其創作特點
第三節 理學對詞學的影響
第七章 理學與宋代文學觀念
第一節 統合儒、道、釋的文化觀念
第二節 理學與禪悟
第三節 情理衝突的文學思想
第八章 理學分化與宋金元文學的變遷
第一節 傳統與非傳統意識
第二節 主情觀念的高揚
第三節 理學弛張與文學盛衰
第一章 理學的特徵與意義
第一節 理學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節 理學的性質與演變
第三節 理學的必然性及其歷史地位
第二章 理學與文學的聯結基礎
第一節 宋代的崇文風氣
第二節 宋人的心理結構
第三節 宋文化的理性精神
第四節 儒學的傳統表現方式
第三章 理學與宋代古文
第一節 宋代古文復興的儒學背景
第二節 理學家的古文創作
第三節 理學與唐宋古文統系的確立
第四章 理學演進與宋詩史程
第一節 理學先驅與宋調發軔
第二節 理學奠建與隆宋詩壇
第三節 理學集成與宋詩中興
第四節 理學趨交與宋調式微
第五章 理學詩派
第一節 理學詩派概況及理學詩特點
第二節 邵雍：理學詩派之創始
第三節 周敦頤、程顥與張載：學說自立與詩風同調
第四節 朱熹：理學宗師與詩壇大家
第六章 理學詞派
第一節 理學家的詞學觀
第二節 理學詞派及其創作特點
第三節 理學對詞學的影響
第七章 理學與宋代文學觀念
第一節 統合儒、道、釋的文化觀念
第二節 理學與禪悟
第三節 情理衝突的文學思想
第八章 理學分化與宋金元文學的變遷
第一節 傳統與非傳統意識
第二節 主情觀念的高揚
第三節 理學弛張與文學盛衰
文摘
考察宋代文人觀察事物的獨特角度，也可以看出宋人心理結構的一個重要表現方式。宋代文人不僅政治社會意識強烈，而且善於從多方面觀察事物、分析問題，大則社稷存亡，小則細
事瑣物，無不處於其觀察視野之內。隨著哲學與文學關係的日趨密切，創作構思中滲透哲理思辨精神更成為文學創作中的普遍現象。這樣的理性思辨，也就不僅促使宋人對事物的觀察和分析不斷趨於客觀全面，而且以通達的精神形成一種對於人生的新看法，那就是不被普通的喜怒哀樂所左右的冷靜的人生態度。
冷靜的人生態度和理性的心理結構，最明顯地表現於宋代詩歌創作之中。宋詩的最重要特點，其實並不主要在於對傳統詩歌外在風格的改變，而是在於對內在的創作心理和觀念的深層變異。這主要表現為在詩歌抒情性趨於淡化的同時，詩的情緒衝突時空大為延展。在中國傳統抒情詩中，最重要的主題莫過於人生短促之感，因此中國詩人對季節的變化和時序的推移尤為敏感，大量的“惜春”、“傷春”作品不僅最集中地體現了這種“象徵人類生命推移變化的時間意識”①，而且總是在“惜”、“傷”情感衝突的高峰凝聚、加強、擴展詩的抒情功能。早自《詩經》就有“春日遲遲，我心傷悲”。《楚辭》亦有“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之句。唐代詩人的這類作品，更明顯體現出情感衝突的高峰，如司空圖《早春》“傷心仍客處，病起卻花朝”、“風光知可愛，客鬢不相饒”，一見春花，立即聯想到衰老之身，由傷春到自傷在情感衝突的瞬間完成；又如自居易《送春》“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面對即將逝去的春光，聯想到“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因而送春猶如自送生命之旅，一瞬間在情感的激烈衝突中凝就無從排解的悲哀。
這種心理狀態，在宋詩中則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宋人看來，事物有其客觀規律，人生也自應遵循這一規律，所以面對人生的遇合，都能經過哲理分析和思考，平靜地對待喜怒哀樂，情感處於一種平靜的客觀的狀態。如歐陽修《暮春有感》寫道：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舞低昂。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篁。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如春，久病臥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這裡同是惜春光、傷老病，但詩人心態及表現方式卻與唐代人大不相同。詩中雖然以幽憂難銷始，以久病自傷終，明顯表現了以時序推移與生命短暫相聯。
事瑣物，無不處於其觀察視野之內。隨著哲學與文學關係的日趨密切，創作構思中滲透哲理思辨精神更成為文學創作中的普遍現象。這樣的理性思辨，也就不僅促使宋人對事物的觀察和分析不斷趨於客觀全面，而且以通達的精神形成一種對於人生的新看法，那就是不被普通的喜怒哀樂所左右的冷靜的人生態度。
冷靜的人生態度和理性的心理結構，最明顯地表現於宋代詩歌創作之中。宋詩的最重要特點，其實並不主要在於對傳統詩歌外在風格的改變，而是在於對內在的創作心理和觀念的深層變異。這主要表現為在詩歌抒情性趨於淡化的同時，詩的情緒衝突時空大為延展。在中國傳統抒情詩中，最重要的主題莫過於人生短促之感，因此中國詩人對季節的變化和時序的推移尤為敏感，大量的“惜春”、“傷春”作品不僅最集中地體現了這種“象徵人類生命推移變化的時間意識”①，而且總是在“惜”、“傷”情感衝突的高峰凝聚、加強、擴展詩的抒情功能。早自《詩經》就有“春日遲遲，我心傷悲”。《楚辭》亦有“目極千里兮傷春心”之句。唐代詩人的這類作品，更明顯體現出情感衝突的高峰，如司空圖《早春》“傷心仍客處，病起卻花朝”、“風光知可愛，客鬢不相饒”，一見春花，立即聯想到衰老之身，由傷春到自傷在情感衝突的瞬間完成；又如自居易《送春》“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面對即將逝去的春光，聯想到“人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因而送春猶如自送生命之旅，一瞬間在情感的激烈衝突中凝就無從排解的悲哀。
這種心理狀態，在宋詩中則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宋人看來，事物有其客觀規律，人生也自應遵循這一規律，所以面對人生的遇合，都能經過哲理分析和思考，平靜地對待喜怒哀樂，情感處於一種平靜的客觀的狀態。如歐陽修《暮春有感》寫道：
幽憂無以銷，春日靜愈長。薰風入花骨，花枝舞低昂。往來採花蜂，清蜜未滿房。春事已爛漫，落英漸飄揚。蛺蝶無所為，飛飛助其忙。啼鳥亦屢變，新音巧調篁。遊絲最無事，百尺拖晴光。天工施造化，萬物感春陽。我獨不如春，久病臥空堂。時節去莫挽，浩歌自成傷。
這裡同是惜春光、傷老病，但詩人心態及表現方式卻與唐代人大不相同。詩中雖然以幽憂難銷始，以久病自傷終，明顯表現了以時序推移與生命短暫相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