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悟空兄弟合葬墓

齊天大聖和通天大聖合葬墓，位於福建省順昌縣縣城西北部的寶山主峰上。 孫悟空兄弟合葬墓位於海拔1305米的寶山主峰南天門後。

雙聖廟始建於元末明初，建築面積大約18平方米，廟內是一座並立著兩塊石碑的古代合葬墓，墓寬2.9米，深1.3米，如果是真的，墓形呈八字形外撇。兩塊墓碑並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碑高均為0.8米。左碑上方橫刻“寶峰”兩個楷書小字，中間豎刻“齊天大聖”4個楷書大字，大字下端橫刻“神位”兩個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裝飾；右碑豎刻“通天大聖”4個楷書大字，大字下端橫刻“神位”兩個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紋裝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孫悟空兄弟合葬墓
• 地理位置：福建省順昌縣縣城西北部的寶山主峰
• 占地面積：18平方米
• 著名景點：雙聖廟
• 墓的位置：寶山主峰南天門後的雙聖廟內
• 修建時間：元末時期
• 所屬國家：中國
• 所屬城市：福建省順昌縣

通天大聖

“齊天大聖”孫悟空是海內外華人熟悉的神話人物，而“通天大聖”孫悟空卻沒有在明代小說家吳承恩的《西遊記》里出現過，幾乎無人知曉。經過研究考證，在元末明初蒙古族戲劇家楊景賢撰寫的《西遊記》雜劇里尋找到了“通天大聖”這一形象。

楊景賢撰寫的《西遊記》雜劇里有一段孫悟空的自白：“小聖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驪山老母、二姊巫枝祗、大兄齊天大聖、小弟通天大聖、三弟耍耍三郎”。

另外，“齊天大聖”墓碑上方刻有“寶峰”二字，而“通天大聖”墓碑上則略去此二字，弟從兄意非常明顯；再者，“齊天大聖”墓碑上的裝飾圖案較之“通天大聖”的墓碑更加豐富講究。由此可以斷定，雙聖廟內的兩塊墓碑表明這是孫悟空兄弟的合葬墓。

明代小說家吳承恩在撰寫小說《西遊記》的過程中，為刻畫突出人物個性的需要將齊天大聖的名號用到了通天大聖的頭上，並將傳說中的通天大聖兄弟姊妹所擁有的高超本領全部集中到了齊天大聖一個人物身上，從而塑造了一個廣為後人傳誦的神話英雄人物。

孫悟空兄弟合葬墓的發現意義重大，這是歷史遺存的有關文字資料之外不可多得的重要實物佐證，是研究西遊故事主人翁轉換和成型的重要實物資料。

閩北、閩東乃至福建各地至今保存下來許多祀奉齊天大聖的廟宇、神位，但以其原型“通天大聖”為膜拜對象並以墓的形式保存下來的古代遺存僅發現這一處。

孫悟空原型

西域胡僧

“猢猻”為“胡僧”的訛稱。當時，西域普遍信仰佛教，唐僧在西域碰到幾個胡僧是不稀奇的。中國老百姓向來有把一些名字喊轉的習慣，比如，當年“韓國人”硬是給喊成“寒苦人”；照此推理，把“胡僧”喊成“猢猻”，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原人眼裡，胡人體毛髮達，把他們看成猴子，即為“猢猻”。而且，胡人性格直爽，跟“悟空”也很象。綜上所述，孫悟空原型為胡僧。研究學術，有時候不能鑽書本，《西遊記》作為市民話本小說，本身就是個通俗的文學作品。

唐代高僧

孫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車奉朝，公元751年隨張光韜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羅國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師。釋悟空較玄奘晚了40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點也始自西安，回來時在西域從事翻譯和傳教活動多年，留下了許多事跡和傳說。有學者認為，在“取經”故事漫長的流變過程中，人們逐漸將釋悟空的名字與傳說中陪同唐僧取經的“猴行者”的名字聯繫並捏合在一起，逐漸形成了“孫悟空”的藝術形象。

石磐陀

哈爾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錦池在研究取經故事流變過程後得出結論，認為孫悟空的現實原型為《三藏法師傳》所載玄奘西行最困難時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

理由是：孫悟空之於唐僧和石磐陀之於玄奘，

(1)嚮導作用相類；

(2)解決危難作用相若；

(3)行者身份相同；

(4)師徒間微妙關係相似；

(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與“猢猻”音近。

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經，胡僧幫忙”易傳為“唐僧取經，猢猻幫忙”，從而為玄奘取經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機。

2003年10月29日，在山西稷山縣青龍寺內發現的“玄奘取經圖”，其繪製時間比《西遊記》成書時間早近百年。 大名鼎鼎的齊天大聖孫悟空“誕生”於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山頂一塊仙石之中。關於它的身世原本在《西遊記》中“歷歷可考”。

可是卻有媒體報導，專家通過對陝西榆林石窟中的壁畫《唐僧取經圖》進行研究後發現，壁畫中一位緊隨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正是孫悟空的原型。 此文提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段文杰先生曾撰文指出，圖中的猴形人即孫悟空原型，名叫石磐陀，其家鄉在今甘肅省安西縣鎖陽城一帶，所以孫悟空應該是甘肅人。

無支祁

中國神話中的水怪。他的形狀像猿猴，塌鼻子，凸額頭，白頭青身，火眼金睛。他的頭頸長達百尺，力氣超過九頭大象。

《太平廣記》卷四六七引《戎幕閒談》中有詳細的無支祁的傳說。無支祁的故事，至少流傳了五百多年以後，才出現了唐僧取經的故事，其中最早寫唐僧取經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戲曲作家楊訥（字景賢，號汝齋），所作雜劇今知有十八種，現存《劉行首》和《西遊記》兩種。楊訥的雜劇《西遊記》，寫民間傳說唐僧取經的故事。元代戲曲作家吳昌齡的雜劇《唐三藏西天取經》中，出現了孫悟空的形象，且有“無支祁是他姊妹”語。可見孫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經借鑑了無支祁的形象。

無支祁的故事，廣泛流傳八百年以後，吳承恩才加工整理《西遊記》，象《太平廣記》這樣的大書，喜采民間傳說的吳承恩，不可能不讀，正象魯迅先生說的，“明吳承恩演《西遊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於孫悟空。”宋元以來，禹伏無支祁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家喻戶曉，吳承恩的《西遊記》問世以後，無支祁的形象，逐漸為孫悟空替代。

如果說，元雜劇中的孫悟空形象是受無支祁影響，吳承恩筆下的孫悟空則是無支祁的化身。無支祁被大禹鎖在龜山足下，孫悟空被如來佛壓在五行山下；無支祁形若猿猴，孫悟空本來就是猴像，其“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之狀亦無異。

外來輪（中華文明西來論運動中誕生的）

魯迅認為孫悟空源自淮渦水神無支祁，胡適卻認為其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

胡研究員介紹，《西遊記》成書後，雖流傳數百年，但普通讀者對於其中人物故事的來源演變一直不甚了了，活像它本來就是“石頭縫裡蹦出來個孫猴子”一樣。直到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開一代先河，“孫悟空”究竟是何方神聖，才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擺在桌面上。

魯迅認為，魏晉以來，佛教典籍的翻譯漸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間廣泛流傳，文人們喜歡其新穎奇異，於是有意或無意中使用，於是這些故事慢慢變得中國化。具體到孫悟空的人物形象，魯迅則認為應當來自中國民間傳說，他舉唐朝人李公佐小說中的怪獸———淮渦水神無支祁為證，認為孫悟空是由此演變而來的，從而認定孫悟空的原型來自中國本土。

胡適對此看法不同，他說：“我總疑心這個神通廣大的猴子不是國貨，乃是一件從印度進口的。也許連無支祁的神話也是受了印度影響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詩《羅摩衍那》中找到一個神猴哈奴曼，認為這才是孫悟空最早的原型。 陳寅恪論證孫悟空原型確係哈奴曼，甘肅壁畫中的圖案卻表明《西遊記》故事在唐代已有流傳。

上世紀初敦煌學的建立，為《西遊記》人物故事的流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畫，既有單人徒步，身背背架的圖像，又有類似“猴行者”的胡人牽馬隨行的圖像，可見人物故事是經過歷代增益的。 近幾年日本有些學者又提出孫悟空形象源於佛典的說法。他們在一些佛教典籍中找出有關獼猴、猿猴或猴屬護法神將的記述，認為它們才是孫悟空的原型。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段文杰發表《新發現玄奘取經圖探討》，重點對甘肅現存的六組西夏時期的《玄奘取經圖》進行了探討，並介紹說類似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間流傳。五代後周時期，揚州壽寧寺藏經院內還保存著一壁畫《玄奘取經圖》，當時人們嘆為“絕筆”。這幅壁畫最晚是後周作品，惜寺院已毀，壁畫無存。

但是隨著學術界探究，以及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盤西化風潮的反思，學術界已經不支持哈奴曼說。

孫悟空他追求自由，而哈奴曼講究的是服從他人的命令，光是性格哈奴曼就跟孫悟空不一樣，怎么能說他們相似。

民國時期至今的民族虛無主義十分嚴重。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這些文學家的言論，大肆宣傳民族虛無主義，這是十分不可取的。

出自於對民國大師身份的尊敬，很多人至今仍然不加考證地隨意斷言孫悟空源自哈奴曼，事實上大部分人卻連佛教跟婆羅門教，印度教的基本關係都沒搞清楚。在中國傳播的眾多佛教故事中，雖然有選擇性的引入了一部分婆羅門教中的人物，卻沒有任何關於猴神哈魯曼的痕跡。

目前來看，學術界是支持本土說和混血說，孫悟空無疑是只來路有序並雜有各種思想的中國本土猴子。起源於中國本土，老家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