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信（1900～1963.7），男，麻陽錦和鎮旋風寨人。中學畢業，家境所限，孫家信無法繼續求學深造，遂返鄉，開始從事教育工作。他的學生遍布湘黔山區，而且他的子孫後代也有不少人工作在教育界。1924年2月在長沙兌澤中學讀書時，經陳佑魁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7月，又由陳佑魁、夏曦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孫家信經中共湖南區委派遣，回到麻陽縣城錦和，以縣立第一高等國小教員的身份做掩護，從事黨的地下活動。為麻陽黨組織的創始人。11月，孫家信在縣立第一高等國小發展了學生黨員龔本清、聶志漢。12月，經中共湘區委員會批准，正式成立“中共麻陽特別支部”（所在地設錦和鎮孫家弄孫家信屋內）化名“馬西弼”（即“麻CP”的諧音），後改為“林太治”（“麻”去“廣”為“林”，“太治”即“特支”的諧音），為了通訊聯絡上的方便曾使用過“龍采芹”（孫愛人之名）“龍彩琴”、“田興順”等代號。孫擔任特別支部書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家信
- 出生地：麻陽錦和鎮旋風寨人
- 出生日期：1900
- 逝世日期：1963.7
生平簡介,在土地革命時期,
生平簡介
1925年初，特支活動由學校轉向社會，結交了楊長治、田其斌、范詩傑、陳友益、黃海梵等一批進步青年，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同時孫還以省農運特派員的身份深入到旋風寨、泥溪壠、兩背、大路坳等鄉村開展農民運動，發展了一批積極分子。孫家信從進步青年和積極分子中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3月孫與龍宏傑、龍緒基、田進忠、陳友益等多人，奉令加入國民黨並召開“中國國民黨麻陽縣第一次會議”，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麻陽縣直屬區黨部。是夏，孫主持對特支進行第一次改選，補充了趙盛林、趙盛宣、李祖翼、龍緒基、田世忠、陳友益等特支委員。在孫家信領導下，先後組建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婦女解放協會；開展減租減息、廢除屯田、辦農民夜校等運動。到1926年，麻陽農民運動掀起了高潮。
1926年10月，孫家信趁楊長治遇害一周年之機，領導農會發動萬餘農民進城舉行追悼大會，會後遊行隊伍衝進縣政府砸了大堂設施，繳了縣警隊40來支步槍。其時駐麻滇軍陳鎮岳團又贈送農會30多支舊步槍以示籠絡，特支、農會以此為基礎成立了“麻陽縣農民自衛軍”（簡稱農軍）是以孫家信為首的中共麻陽特支直接領導的麻陽第一支農民革命武裝。
1927年5月，“馬日事變”前，中共湖南區委根據日益複雜的鬥爭形勢將孫家信調往長沙工作，途經沅陵恰逢“馬日事變”，遭軍警追捕，孫家信在船老闆和水手的幫助下，逃到常德以賣水為生。後輾轉與陳佑魁聯繫來到長沙，省委安排孫家信任湘南特委組織部長。不久又調常德任湘西特委組織部長。1928年4月，孫家信受省委、湘西特委的派遣回麻陽組織“討竿暴動”，孫任討竿軍政委。7月，討竿暴動失敗，遭到竿軍的殘酷鎮壓，特支、討竿指揮部領導人及黨團員和革命骨幹先後被通緝，或被抓，或被殺，或逃匿。1929年1月，孫家信與劉百川、張季斌、龍緒基、廖冬求（女）、張自成等部分負責人離開麻陽前往貴州錦屏。劉百川等人到達貴州台拱時遭地方武裝襲擊而犧牲。孫家信與黨組織失去聯繫，帶著家眷在錦屏謀生，給福音堂一個德國女牧師教漢語。後經朋友介紹先後到錦屏國小、貴陽國小、天柱中學、黎平中學等學校教書。1937年抗戰爆發後，孫家信來到芷江、洪江幾所中學教書，1945年下半年在洪江省立十中教書時，因地下黨活動時的身份暴露乃登報自首脫離共產黨。解放後在黔陽縣中、黔陽二中、黔陽一中任教。1963年7月於黔陽一中病故。
在土地革命時期
“馬日事變”前，武漢正準備召開國民會議，湖南省正籌備召開省民會議。我父親孫家信奉命調長沙，同時他在麻陽縣當選為第一次國民大會代表，也要赴省參加省民會議。
“馬日事變”發生時（1927年5月），國共分家，國民黨叛變革命，捕殺共產黨員。我父親和同志龍漢魁（龍宏傑）、戰友黃九圭正乘一艘下常德的麻陽大船，船老闆是張逢保。陳友益、范詩傑、黃海梵在另一艘船上，船老闆是舒代有、許洪順。他們同是去長沙參加省民會議，對正在發生的危險毫無知曉。就在沅陵，晚上船泊下關碼頭，反動派（駐防竿軍陳渠珍部）舉起燈火逐船搜捕他們。危急中，龍漢魁抹一把鍋墨煙子在臉面，鑽進船工的被窩睡在一起。他黑臉大麻子不像鬧革命的知識分子，敵人誤認他是船工，沒被抓走。孫家信並不會泅水，但情急之下，也只有往水裡逃。麻陽船工孫河清與孫家信是同宗，又是農民協會的，冒死援救。他放下一匹棹，讓孫家信抱住，自己也跳下水。天黑暗得很，岸上放槍，不許船動。父親伏在大棹上，欠一點就被水沖走。他箍緊大棹不敢鬆手，隨浪滾翻，幸得水手孫河清幫助照應著。兩人在沅江中抱棹漂流數十里，竟逃脫警戒線，努力上了岸，脫離險境。早春深夜，天氣還很冷，江水更是寒徹，上岸脫下泡濕的衣褲，找根棍棒挑著，裸走夜路，這些水中經驗他一生都不曾忘了。後兩人挨著餓，步行走到常德。黃九圭也是往水裡跳，未抱緊木棹，水力很大，一衝就脫了手，很快被湍流沖走，一個鮮活的年輕的生命就在瞬間消失了。後來，黃九圭的屍體被發現在河礁上。
我父親在常德，極為困窘，一片白色恐怖，一時找不到組織關係。他和同伴挑水賣，找口飯吃，落個腳。因為個頭高，他一次不小心頂翻茅棚，上面有老婆婆曬的一缽乾飯摔得滿地，惹來一場不依不饒的臭罵，不知賠多少好話。對方平息下來，他們才沒被攆走，還是又讓住下去。他修汽車路也在那時，因為常德公路正在加修，挑一方土可得一元，工頭吃兩角，實得八角。這樣過了差不多一月，總算好，找到辦法寫信，跟陳佑魁通了訊息。陳佑魁叫夫人龍淑拿出20塊銀元，托滕代遠把錢送到孫家信手裡，讓他到了長沙。
陳佑魁赴衡陽任中共湘南特委書記，孫家信跟他去，化名曹達任湘南特委組織部長。父親說他在衡陽，跑山頭，送武器經費，自己也是隨身帶槍的人。解放後，父親經常閱讀《紅旗飄飄》、《星火燎原》等書籍，一次異常高興對我說：“這書中記的，賀龍部隊，湘南特委派來兩人，加強黨的領導。就是我派去的兩個共產黨員，他們確實到了。這事，書也給寫出來了。”聽我兄長們說，關向應就是父親派去賀龍軍隊的人。
1927年春上，麻陽駐紮的竿軍不算多。《馬日事變》未能使黨組織遭到很大損失。當時，為保存革命力量，我姨夫，共產黨員郭榮章夜裡過河，進孫家弄我們家裡，在炭盆燒農民協會的會員名冊，名冊很多，屋裡燒得火紅火紅。“定定（郭榮章小名），你快點，特務來包圍了！”門外兩人放哨，小聲而急切地催促。郭榮章用火鉗撥弄火堆，燃燒充分，才從後園爬上樹，抓住樹條墜落，放手就跑，過河奔西晃山而去。
父親不在麻陽期間，麻陽革命有很大發展。黨領導的農民自衛軍攻打縣城，總隊長張祖恆當縣長，還成立“麻陽縣人民委員會”，設立“特別法庭”。鎮竿軍反攻麻陽，特支書記趙盛林和龍憲、龍緒基等麻陽特支成員帶領農軍上了西晃山，武裝割據。西晃山方圓百五十餘里，金頂直插雲霄，為錦江與舞水的分水嶺，北麻陽南芷江，兩縣犬齒交錯，山峰險峻地形複雜，易守難攻。我麻陽老家的姐姐們說，向西晃山轉移的時候，聲勢浩大，男女老少，打著“喔嚯——”“上西晃山囉！”“上楊柳坡喔！”“上高山寨呀！”人們用籮筐裝著碗，一擔擔往西晃山上挑。人多勢眾，槍桿在握，山上山下打土豪分了田地，建立根據地。隆冬，陸顯海叛變，洞塘溪反水，農民自衛軍負責人張祖恆、龍憲、趙盛宣被打死，特支書記趙盛林被打成重傷。陸顯海裹挾農軍大部分武裝，投靠芷江軍閥陳漢章，農民自衛軍受到重創。但特別支部的黨員，在鄉村仍很活躍，上三區農會以及20多個鄉農會，都有黨員組織管理。老家孫家友等一些地主出租的許多畝稻田，就由農民協會作主分給農民。西晃山楊柳坡，把三戶土豪1100多畝田土分給無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農村政權在黨的掌握中。
1927年秋冬，中共湘西特委組建，父親調到常德化名曹達任特委組織部長，曾代理特委書記。當時住在金歷絲灣，住過劉百川、張自成等人家裡，後來得陳錦霞掩護組成家庭駐高山巷。他派共產黨員、刻字工人劉百川、劉巨川兄弟（在常德入黨麻陽人）去麻陽加強領導力量，按照“八七”會議精神，搞槍桿子搞政權，武裝割據，分田分地。
1928年初春，父親到長沙，參加嶽麓山會議後，根據省委派遣，回麻陽，準備創建上湘西特委，打算在湘黔鄂川桂邊境山區一帶伺機開闢游擊區。
他作為湘西特委的負責人到漵浦縣，傳達湘西特委指示：“積極籌備暴動，做到到處有暴動，迷惑敵人，牽制敵人對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圍剿’。” 在漵浦的張笙階家研究暴動時，他說：“沒有槍，就用刀用銃，發動農民奪取敵人槍枝，這就是暴動。”“暴動就是成績！”這次會議決定了發動漵浦舒溶溪、油洋等地的農民武裝暴動。
他安排劉巨川在芷江城開了刻字店，建立通訊聯絡站，負責聯繫湖南省委，聯繫麻陽、芷江縣鎮等地的黨組織和農民自衛武裝、農會割據政權。四月中旬，西晃山南麓——芷江縣的金廠坪支部建立，劉巨川任支部書記，高山寨的郭達顯任宣傳委員，田其斌任組織委員。他們活動在西晃山南麓，收集情報、輸送槍彈、組織民眾，成為西晃山革命割據的有機組成部分。後來討竿暴動失敗，由於田其斌禁不住酷刑叛變，支部的劉巨川、郭達顯、李文化等人被駐紮在芷江軍閥陳漢章捕捉，慘遭殺害。表哥郭昌俊告訴我，郭達顯是他的親爺爺，是共產黨員郭榮升、郭榮章兄弟的父親，他是被剝了皮，還沒死，又澆上油點火燒，稱“點天燈”，慘遭燒死。
父親工作重點地區就在麻陽縣。那時，“湘西王”陳渠珍（竿軍統領）已派部下顧家齊旅進駐麻陽，對農民武裝進行“圍剿”，對農會政權進行“清鄉”。父親回麻陽直接就上了西晃山，先期到達的劉百川早已在西晃山。縣委書記是滕英齋（滕嗣森），也在山上。
他在高山寨召集麻陽縣委、農民自衛軍領導人員會議，傳達了中共湖南省委和湘西特委的指示，分析了革命鬥爭的形勢，提出了任務、要求和辦法。會議決定：擴大農軍武裝，準備討竿暴動。一是分頭策動和聯合各個地方武裝；二是設立五個交通聯絡站，收集敵人情報；三是指派交通聯絡員黃海生（黃晦安）打入敵“清鄉委員會”，從內部獲取軍政情報。還安排女同志田湘、田蔚文接近敵人女眷，以刺探敵情。當時民眾都傳說孫家信從貴州帶來了一千把人和槍。大家就在西晃山將計就計，紅旗從一個山頭飄展到另一個山頭，大唱“軍旗在望”的“空城計”，夜裡還把標語貼了滿城，虛張“實力強大”聲勢。鬧得陳渠珍派駐的顧家齊部人心惶惶，不知道西晃山究竟有幾多人幾多槍，不敢上山“剿匪清鄉”。就這樣，西晃山作為根據地，山北山南爭取到喘息的機會。
六月，黃海生（黃晦安）從報紙上獲悉陳佑魁在長沙被殺害的訊息，父親他們非常悲痛。西晃山鬧革命的民眾義憤填膺，紛紛要求報仇雪恨。父親在旋風寨老屋後禾梨灣有處土地廟很隱蔽，他當時就在這裡主持召開麻陽縣委黨員擴大會議。劉百川和滕英齋，以及其他同志都主張搞大的動作，組織力量，痛擊竿軍，攻下縣城。孫家信覺得條件雖然不成熟，但決不能傷害革命鬥爭的積極性，革命應該趁熱打鐵，力量不夠就聯合地方武裝（地主護院兵丁）。這次會議決定，舉行“討竿暴動”，為陳佑魁烈士報仇，成立“麻陽縣討竿司令部”，司令部設址西晃山高山寨郭達顯家。司令部發布了“討竿總司令部宣言”，落款：司令劉百川，政委孫家信。司令部大印、司令員和政委兩人的公章，都是劉百川親手刻的。月底，在西晃山楊柳坡舉行了“討竿暴動誓師大會”，各方約定，七月中旬同一天同時暴動。
七月，對姚鳳廷、李甫臣的策反工作完成，劉百川下達武裝暴動命令。討竿軍總部直屬的農軍百餘人槍，向大橋江鄉公所發起進攻，與顧家齊旅的一個營交火激戰。鄉公所的鄉兵龍班長事先經過策反，這時率班九人槍，參加戰鬥。敵強我弱，無法獲勝，農軍向西晃山撤退，其間龍班長被捕，後來遇害。南邊負責攻打堯市的姚鳳廷部，推遲三天，才向堯市鄉公所發起攻擊。他們擊潰鄉兵，火燒鄉公所，但被陳渠珍部黃鉞團的一個營擊敗。姚鳳廷撤退到麻陽芷江邊境米公山一帶。參與暴動的地主武裝李甫臣要求發錢。藉口沒有“草鞋錢”，他的隊伍按兵不動，使有關部分暴動計畫告吹。城裡的黃海生等人組織的共青團的力量，等了幾天不見動靜，放棄了行動計畫。
可以說，暴動預定目標最後全部落空。內線活動、革命領導人以及武裝力量薄弱等問題暴露無遺。
八月，叛徒左執中{左自然、左唯也}等人跑到鳳凰，供出革命隊伍的所有情況。這以後，敵人反攻倒算，鎮竿軍、清鄉會、挨戶團等反動勢力，聯合對麻陽共產黨人和革命武裝鬥爭者進行搜捕，白色恐怖籠罩麻陽。
八月至九月下旬，黃海生、黃萬億、黃代興、田湘、田蔚文等人被捕，押解到鳳凰，關進監獄。遭到拘留、傳訊、拷打的人數難以數計。黃海生等人被捕，在《湖南全省清鄉總報告書》的《懲治共匪篇》中寫道：“第十九獨立師破獲湘西共黨重要機關捕要犯黃海生等男女五名搜出秘密檔案其計畫擬割據湘鄂贛粵邊地為根據地實行四省總暴動”。第十九獨立師擔任區司令的就是湘西“土皇帝”陳渠珍。
九月底，麻陽討竿軍領導幹部和縣委的同志，在楊柳坡土地坳召集了最後一次碰頭會。因敵人清鄉手段殘酷，頻繁進村入戶，反覆搜捕查尋，基層民眾逐漸不敢接納父親他們，革命活動難以開展，生存環境日益惡劣，不少黨團骨幹被迫背井離鄉。面對殘酷的形勢，為保存革命力量，會議研究決定：化整為零，分散隱蔽，秘密活動，以圖再舉。據我的親友說，討竿的紅旗與黃銅印章是我爺爺收藏了。當時，我叔爺爺家的長工孫代毛（孫惠琪，班輩比我爺爺高一輩）看見，我的爺爺孫正宇帶了鋤頭、旗幟印章，往禾梨灣去埋藏的。
討竿暴動農民軍和縣委一班人馬都解散了。滕英齋是在上海入黨的，他赴上海尋找黨組織，這以後失蹤。我父親和劉百川等骨幹，經常變動藏身處，隱蔽在旋風寨、泥溪壟、曹家坪、高山寨等樹木繁茂而且黨團基礎好的山村附近。我爺爺經常站在旋風寨山頭，瞭望進山壟口出入動靜，山寨周圍是否有可疑情況，並反覆叮囑侄媳婦：“明玉啊，你莫露出口風，切莫讓人知道他們藏在泥溪。”泥溪壟的黨員早期修建了一條非常秘密的溝壕，從黨員張季斌屋後通到黨員周明星、周明和兄弟屋後，長達二、三百米，隱藏巴茅叢林裡（現在還有部分遺蹟）。在這條溝壕里躲藏和轉移，不知內情，發現不了。有親友們報信，有隱蔽的山林，敵人難以抓住我父親他們。
麻陽清鄉會的狗腿子，在縣城孫家弄，爬上我家的房屋頂，張牙舞爪地叫囂：“這就是湘西共匪孫家信的屋，要拆個精光！要瓦的來掀瓦，要木的來拆樑柱，替我把地下的條板岩都搬空！”孫家信家裡的田產全部沒收。敵人心毒手狠，抓不到我父親孫家信，抓不到我伯父孫家仁（旋風寨的共產黨員），就抓我爺爺孫正宇、叔爺爺孫正衡。他倆也被押解到鳳凰，在敵人司令部關了一個月後，被關進監獄。孫正衡告貸親友，東拼西湊，托保繳錢，才脫禍害。把我爺爺也抓走時，我大姐孫碧霞那年十二歲，也跟著奶奶走路去鎮竿（鳳凰縣），給爺爺送牢飯。我父親的第一個兒子小名“偶生”，才兩三歲，時局混亂中託付給曹家坪外婆，照料不周，無法求醫，瀉肚屙痢病死。那時一人鬧革命，家裡三代人跟著遭罪。
面對拉網式清鄉，父親回來設立的幾個交通聯絡站全部被敵人破壞，麻陽實在難以繼續藏下去。11月，我父親和劉百川、龍緒基、張季斌、廖冬求，還有從常德脫險歸來的張自成，都到了洪江。洪江不是陳渠珍的轄區了。
洪江號稱“小南京”，上湘西商品集散地，東西南北外來人多，你出我進流動性大，混跡其間的人，難以逐個清查，所以當國民黨“電告洪江陳師長緝拿箸名共匪孫家信”，得到復報“未捕獲”。但是，不能開展活動，東躲西藏也不是辦法。當時，湘西特委機關遭到嚴重破壞，父親在常德的聯絡站被搗毀，慘遭殺害的交通聯絡員就是劉百川的妻子。父親與上級機關聯絡中斷。他從敵方報紙的“剿匪”信息中分析，廣西有黨的活動，有李明瑞在創建革命根據地。劉百川聽說，張元勛在貴州榕江，地接廣西。張元勛，麻陽人，黔軍李小炎部團長。是我父親的同學和好友。父親在西晃山時，張元勛來見過面，答應把隊伍拉到麻陽，參加暴動。於是，大家在洪江議定：先去榕江投奔張元勛，有機會就翻越黔桂邊界去廣西。
父親解放後對我說，那時有七八個人。出發後，開始是三兩結隊，分散前行。後來沿途常遇關防路卡嚴加盤查，他們只好晝伏夜行。到了新晃龍溪口。就一座橋，這頭屬於湖南的新晃，那一頭屬於貴州的玉屏。有人在橋這頭犯了事，跑到橋那頭，這頭的人就不能抓了，反過來也是如此。他們停在玉屏那一頭，宿於店名為“興隆”的小鋪子，相對來看比較安全。為了最後確定進貴州往廣西方向移動，也為了讓貴州的旅程得到偽裝走得順暢，父親派張季斌、廖冬求回了一次麻陽。
張季斌、廖冬求回麻陽到旋風寨時，我爺爺已被釋放了。他倆悄悄找到我爺爺。爺爺山上的三腳架草棚里，一邊給他們燒糍粑，一邊告訴他們各種情況。他倆根據情況，按照預定的一套行動方案，把我的大媽龍彩芹和小孩“何生”接走了。“何生”是父親第二兒子，那時還差兩三天才滿周歲。龍彩芹離家前按苗族習俗，家裡在神龕前敬香，求“家仙菩薩”（即孫家祖宗）保佑，出門在楓木樹下燒紙錢祈禱，求“楓木娘娘”（即苗族先祖）保佑。她哭著把大女碧霞、小女碧雲託付給年邁的爺爺，和家裡親人辭別。她無法想到，這一走就是十年，和老人是生離死別。
龍彩芹母子被接到玉屏，和孫家信等人在貴州會合。他們改換衣服行頭，備了竹靠椅，讓龍彩芹母子坐上，抬著走。他們假造公章文書，冒充護送有錢有勢大戶人家的女眷過境。果然不被懷疑，關防路卡不再嚴查，大白天也可以大搖大擺行路。此後，他們在錦屏作了停留，砍柴，磨豆腐，刻章子，賣米粉、米豆腐，以了解周邊敵情和熟悉地理狀況。劉百川在常德信過基督教，父親和他在錦屏也就出入基督教的教堂，以舒保羅為教名掩護政治身分。大家在錦屏偽裝的各種身份，都沒有引起當地民眾大的懷疑。他們把龍彩芹母子安頓在錦屏，作為聯絡點。龍彩芹有豐富的聯絡工作和與人周旋的經驗，帶著孩子也能夠獨立生存。
孫家信、劉百川等人再度出發。他們到了貴州台拱（台江），停下來。台江山窩裡，有一股張元勛的游雜隊伍在活動，頭領是萬德仲。孫家信、劉百川等人出來就是要搞軍事力量。於是商量決定混進萬德仲部，策劃改造這支游雜武裝，做了很多工作。父親說，他下功夫和其中的師爺搞好了關係，經常幫做文書事務。劉百川、龍緒基他們摸清對象各自在交朋友進行活動，往隊伍中灌輸革命道理。
到了民國十八年年關（1929年2月），農曆要過年，萬德仲及部下要求攻打台拱縣城。父親說，劉百川個性比較急躁，也主張打，打下縣城建立政權。父親當時患有肺病（1963年因肺癌病逝），不能參戰。師爺是清末秀才出身，遭受迫害被逼無奈才投奔山寨，從不拿槍打仗，是不肯參戰的。他倆做伴，就留守山上，沒去打縣城。當時，萬德仲有點實力，人槍數百，台拱的城防又不經打，一打，城門就打開了，一“喔哄”進了城。但是，短時間裡這股武裝並沒有改造好，紀律不嚴，有的人匪性發作燒殺搶掠，引發當地民眾憎恨，颳起了“地皮風”捉殺他們，地方民團武裝趁勢反攻，攻城人員被包圍、捕獲。劉百川等人在“圍剿”中被捕。那些不受約束為非作歹引起禍端的萬德仲部下，被抓後反過來誣陷，指控劉百川等外來人是“共匪”，“共匪”指揮發動打開台拱縣城好過年，其他人是“上當受騙”。結果，劉百川、張自成、張季斌、廖冬求在台拱被殺。我父親和龍緒基脫險。父親叫龍緒基去找賀龍的部隊，自己就在錦屏等，希望還有同志能脫險歸來。龍緒基後來參加紅二方面軍，1933 年在貴州作戰犧牲。解放後，我姑媽孫明珠得到由毛澤東主席簽發，國務院頒發的烈士證書，確認了龍緒基的烈士身份。
孫家信在錦屏化名舒宏理，為謀生計，起初下鄉趕場做生意，不久，錢用光了。他假託在教會學校長沙雅禮大學讀過書，通過教堂主持余德晉介紹，給教會的德國女牧師教中文，自己也就學了德文。他還遊動趕鄉場，打草鞋賣，對沒錢買又想買的，只記個帳，就讓人穿走。有時，生意帳記在火柴盒上，還用英文。錦屏人王定一趕場發現他這怪人怪事，認為是落難文人流浪至此有隱情，心生同情，便與他攀談結識。
王定一，貴州省著名共產黨員，1941年初皖南事變後，在貴陽被國民黨殺害的革命烈士。那時，王定一是錦屏縣教育科長。早在大革命時期，王定一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聽過毛澤東同志的課，已經具有革命思想。孫家信結識他，認定他可靠，逐步向他說清了自己的底細。他倆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戰友，共同開展對國民黨的鬥爭，成了生死之交。王定一介紹孫家信在教育科當了事務員。1930年8月至1933年2月，經校長王定一聘請，父親為錦屏國小教員。在王定一全力幫助下，父親生活有了保障，有了新的掩護身份。這期間，他和賀紅梅相遇相知。賀紅梅原是湖南省湘鄉縣橫板橋地方的婦女主任，大革命失敗被迫離開夫家，逃到錦屏，進福音堂替德國女牧師跑腿。兩人好在一起，有了1933年出生的兒子，取名“復生”。
1933年3月，父親和王定一到貴陽找共產黨組織，展開活動。龍彩芹母子、賀紅梅母子分別為家留在黔東南。父親在貴陽化名舒舍予，結識了好友熊鐵樵（熊餘生解放後在貴州工學院任教），結交了些新朋友。他們把父親介紹到貴陽光懿女子國小、湛華、達德等學校任教兼課，向學生宣傳革命。他們在貴陽創辦報刊《平民通訊社》，寫文章抨擊時弊，弘揚正義。父親他們擬用一副對聯——“王綱墜地，萬惡滔天”，揭露貴州軍閥王家烈和他老婆萬氏夫妻巧取豪奪危害一方民怨鼎沸。貴陽有個知名人士黃君亮（解放後任貴州省教育廳副廳長）也教書，讀了小報，又得知舒舍予是湖南人，稱讚：“湖南人，好文章！”他請舒舍予幫他改作文。才幾個月，父親用的化名舒舍予，這名字被注意了，王家烈清查和抓捕他和他的一夥。因貴陽環境不適，王定一和熊鐵樵就去四川成都，找到黨的關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貴陽通過福音堂關係設法認識了王天敏，他是北伐名將王天培的胞弟，在老家天柱辦有中學，正缺英語教員，發現父親英語好，在湖南“教會學校”讀出的，便聘請舒保羅到天柱縣立中學教英語。父親在天柱中學得知王定一、熊鐵樵和組織有了聯繫，正要去成都，收到熊鐵樵二姐熊藝瑛（後改名熊唯真，為王定一夫人）信件，得知王、熊在成都被捕。待他們出獄，父親即約王、熊到天柱共事。後來，王定一、熊鐵樵回了貴陽。其後，王定一、熊唯真跟黃齊生先生（著名共產黨員王若飛的舅舅）去雲南草壩辦學，進行革命活動。
1934年至1936年，由於很受學生歡迎，工作比較穩定，我父親在貴州天柱教書三年，通過在福音堂的活動關係，得到兩位思想進步的好朋友：龍憲昭、羅明輝。羅明輝是軍人出身，我們長征軍過貴州時他準備回響，後來紅軍不經天柱縣。龍憲昭有個姐夫姓楊，王天培部當過營長，也聯絡了人要回響紅軍。紅軍北上抗日後，龍憲昭想找到黨，特離開家庭到延安去了。父親不知道，龍憲昭一到延安就向黨匯報，自己在家鄉天柱跟一位湖南逃到貴州的共產黨人舒舍予（舒保羅）搞革命，舒說找到組織，黨齡可以從1934年算起。龍憲昭很快入了黨，但黨齡不能從1934年算起，因為他說的情況無法查實，作為一個問題記下了。龍憲昭後在安徽新四軍工作，司令員彭雪楓為他寫委任狀時替他改名為龍賢昭。羅明輝因在偽政府任教育科長，解放初被錯殺。
父親在天柱中學教書，當局要求教員是國民黨員，所以要集體入國民黨。他藉口信基督教不崇拜偶像不能向孫中山的像行禮，故不方便加入。但學校還是把舒保羅報上去了。因履歷是編造的，經不起調查，父親怕露出馬腳就轉移，請他的學生那個德國女牧師介紹，到了黎平中學任教。
1937年，父親讓龍彩芹和兒女何生、安娜留在天柱，帶賀紅梅和兒女復生、瑪利在黎平教書一年。父親本想和龍憲昭同去延安，女兒瑪利太小，賀紅梅哭著跪著求別走，不然，“她和女兒就去死”。父親只嘆氣，放棄了。盧溝橋事件發生，他在課堂上、在學生中，揭露國民黨打內戰不抵抗，宣傳團結抗日，挽救民族危機。忽然晚上來一不相識人問長問短，第二天反動黨部又喊去盤問，是否入了國民黨，他說在天柱集體入了，黨證在天柱，寫信到天柱托同事弄到了一個黨證，就這樣過了關，但也不留他教書了。他知道黎平也不可久留，又錯認為國共合作是個回家的機會，離家十年回去料想沒有當初那樣危險了，就決定回湖南。
抗日戰爭發生，1938年，逃亡貴州十年後，父親拖兒抱女，把他的兩位妻子先後帶回到湖南家鄉麻陽縣的旋風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