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形成,子貴母死制原因,現象分析,
簡介
子貴母死制北魏時期， 由君位傳承引發的動亂十分頻繁，賀蘭、獨孤、慕容等部落與拓跋部既為聯盟，又世代為婚，成為君位傳承中舉足輕重的力量。當時北魏尚未確立一套父子傳承的嫡庶長幼之序，儲君的策立和登基往往有賴於母后和母族的強大，可謂“母強子立”。
拓跋君長的妻族或母族也往往通過他們來控制拓跋部內大事，由於北族婦女沒有禮教束縛和對其用權的制約，所以她們要直接把握朝政也比較容易。道武帝拓跋珪即位，即賴於母后及舅族的干預和支持，但到這時，這一傳統已經成為北魏由部落聯盟向帝國轉軌的負擔。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道武帝先用戰爭手段強制離散母族賀蘭部、妻族獨孤部、祖母族慕容部等大部落，統一代北，再後來他先後逼死自己的母親賀蘭太后，賜死太子母劉皇后。雖然之前亦有神元帝殺竇後的先例，但從道武開始，“子貴母死”開始成為易代之際的慣例。
“子貴母死”目的何在？為防母后干政。漢武帝殺鉤弋夫人，就是因為欲立鉤弋之子為太子（即後來的昭帝），子少母壯，“恐女主顓恣亂國家”。《魏書》論其源流時或曰漢典（漢武殺鉤弋事），或曰北魏舊制。當然漢典只是“包裝”，根源還是在拓跋舊制，在北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形成
形成在建國與鞏固統治的過程中，拓跋珪逐漸感到母親和妻子背後的勢力是對自己權力的最大威脅。雖然他知道如果沒有母親和賀蘭家族的支持，他就不可能獲得今天的地位，但童年時母親以他的名義縛什翼犍請降的事情仍然讓他心有餘悸，很擔心類似的事情還會在自己的子孫身上重演。經過考慮之後，他決定防患於未然，先殺死長子拓跋嗣的母親、來自獨孤部的劉貴人，徹底消除母后勢力可能帶來的影響。但當他向太子解釋這件事情時，一向孝順的拓跋嗣卻日夜痛哭不止，不論拓跋珪怎么給他講大道理都沒有用。最後拓跋珪發起怒來，命令拓跋嗣立即進宮，太子身邊的人知道拓跋珪的脾氣，不知道這一去會遭到怎樣的厄運，就勸太子先躲起來，等到皇帝怒氣平息的時候再去見他，於是拓跋嗣就依計逃走了。
道武帝被囚禁起來的賀夫人也不甘心坐著等死。情急之下，她托人帶信給兒子拓跋紹，讓他來救自己。於是十六歲的拓跋紹帶著人連夜翻牆進宮，衝進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從夢中醒來，還沒有來得及找到武器，就已經被殺死。這時是公元409年的十月，拓跋珪只有三十九歲。隨後他僅存的同母弟弟拓跋烈幫助拓跋嗣登上帝位，賜死了賀氏母子，並追謚拓跋珪為太祖道武皇帝。
此後這種子貴母死的制度仍被一些北魏后妃所借用，但當時已經不存在母后部族勢力干政的可能，殺死皇帝的生母已經完全變成了打擊政敵的一種手段。而且這種規定也並不能防止太后臨朝，因為皇帝的生母雖然死了，但還有其他皇太后和先皇帝的妃子可以控制政權，比如著名的文明馮太后就用這種方法把獻文帝和孝文帝先後控制在自己手中，皇帝也只能聽她的指揮。這項制度一直到了宣武帝拓跋恪的時候才被廢除。
在拓跋珪去世後，拓跋嗣繼承了他的事業，讓北魏的統治繼續向前穩定發展。又過了十四年，曾經被拓跋珪寄予厚望的孫子拓跋燾即位，就是後來的魏太武帝。這也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王，能力才幹與脾氣稟性都和拓跋珪非常相似，同樣勇武堅定而又多疑暴虐，最後同樣死於非命。他發展了拓跋珪未竟的事業，統一了北方，創造了文字，進一步吸收了漢文化，使北魏成為一個更加強大的帝國。
子貴母死制原因
首先，道武帝制定這一制度與他受制於母親，尤其是從登國元年（386年）建國到皇始元年（396年）他母親賀氏去世的十年間，他始終生活在母親賀氏的影子裡有關。道武帝生於什翼犍建國三十四年（371年），而代國於什翼犍建國三十九年（376年）被前秦所滅。而拓跋珪建立北魏是在道武帝登國元年（386年）。從代國滅亡到北魏建國的這十年間，道武帝的年齡在6至15歲，由於年齡尚小，他始終生活在母親賀氏的監護下，一切受制於母親。
第二，制定這一制度是為了配合離散諸部政策的實施，打擊與削弱部族勢力，並使“父死子繼”制度順利實行，從而鞏固專制集權統治，維護君權。在代國時期和北魏建國初期，部族的勢力很強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他們又往往與皇族拓跋氏通婚，外家部族通過皇后或皇太后攫取了很多權利，這嚴重影響了皇權的統治與穩定。
開國皇帝
開國皇帝代國時期王位繼承實行軍事部落聯盟首長推薦制度，實行“兄死弟及”制度，而道武帝建國後實行的是“父死子繼”制度，部落的存在將嚴重妨礙這一制度的實行，但遏制外家部族又必須遏制母后本人，所以“子貴母死”制可以抑制與拓跋皇室聯姻的部落貴族的勢力，使“父死子繼”制順利實行，進而鞏固專制集權統治，維護君權。
第五，制定這一制度也受拓跋珪晚年的性格和精神狀態的影響。拓跋珪晚年因沉醉於武功的勝利而驕奢淫逸起來，加上他出身於原始的遊牧部落的酋長之家，自幼長期處於爾虞我詐的政治鬥爭之中，養成了十分暴戾和猜忌的性格。“帝服寒食散”，藥性一經發作，就“喜怒乖常”，甚至達到精神分烈的狀態，以致“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日竟夜獨語不止，若旁有鬼對揚者”。這使他陷入懷疑狂和殺人犯的地步。“喜怒乖常”，暴戾，猜忌的性格和精神狀態也是促使他制定這一制度的一個因素。
第六，道武帝制定這一制度也到了受漢武帝“將立其子先殺其母”的啟發。雖然前文中說這一原因有不妥之處，但對“子貴母死”制度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響。因為道武帝實行“子貴母死”的過程與漢武帝殺鉤弋夫人的方法過程頗為相似，都是先譴之，然後“幽於宮”，然後殺之。
道武帝的時代，是中國北方民族的混亂關係走向澄清，十六國歷史行將結束的時代，拓跋部社會從遊牧走向農耕已成定局，時代條件，社會條件的作用，中國固有文化的影響，這些因素造就了道武帝，使他得以從部落聯盟君主向專制中國皇帝轉變，他為維護君權，鞏固專制集權統治，制定了“子貴母死”這一制度，雖被批評為“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但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道武帝的個人經歷來看，“子貴母死”雖然殘忍，但也有道武帝無可奈何而為之的一面，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制卻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母后乾權，後權危害君權的現象。只要封建專制主義一日不消除，母后乾權，後權危害君權的現象就永遠無法斷絕。
現象分析
翻開《魏書·皇后傳》，關於“子貴母死”的記載，讓人觸目驚心：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後生明元……後以舊法薨；
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獻文，……依故事……薨；
獻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
孝文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後依舊制薨；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後生宣武……暴薨”。
這份死亡名單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稱“依故事”死；孝文貞皇后林氏，可以稱“依舊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劉氏，為什麼也稱“以舊法”死？帶著這份疑惑，筆者仔細翻閱了《魏書·序記》，既沒有發現這種“故事”的明確記載，也沒有找到此類“舊法”的殺人事件。這就說明，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開國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劉氏，無疑是這種皇位傳承方式的第一個犧牲品。那么，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是怎么產生的？拓跋珪為什麼要制定這種殘忍的制度呢？
普遍認為，拓跋珪是在學習漢武帝，其實不然。眾所周知，“主少母壯”和“女主顓恣亂國家”，是漢武帝“立子殺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礎，後者是病症。當時，劉弗陵只有七歲，尚在沖齡；其生母二十六歲，青春年少；漢武帝六十九歲，風燭殘年。漢武帝自知時日不多，賜死鉤戈夫人正是為了防止其成為呂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劉氏死時，拓跋珪三十九歲，正值壯年；拓跋嗣十六歲，血氣方剛，且北方遊牧民族男子成熟較早，拓跋珪十六歲時就已經建國創業。再者，拓跋珪之死純屬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夠再活個十年八年，拓跋嗣也會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可見，“子貴母死”決不是對“立子殺母”的簡單模仿。筆者認為，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產生，幕後另有重大隱情。
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還處在氏族公社解體時期。《魏書·序記》把婦人比作“天女”，以及“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的諺語，說明父系氏族社會時，婦女地位還相當高；而“昭成……議不決。後聞之……乃止”和“平文崩，後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後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後所為也”，則反映了當時的婦女既干預朝政，也專權弄權。再者，作為東胡的一支，鮮卑人的血管里，難免攜帶著“先母而後父”和“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為專制帝國，實現“父子家天下”，就必須要對阻礙封建化進程的落後習俗，尤其是對根深蒂固的“母權制”進行血腥變革。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使拓跋嗣擺脫母權干擾，成為獨裁皇帝，是形成“子貴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現實情形也讓拓跋珪感到憂心。拓跋部能夠復國，北魏能由弱變強，除了母族賀蘭部的鼎力相助，還得益於妻族獨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隨著敵對政權一個個的被征服，隨著北魏國勢的日漸強盛，對中原歷史頗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銳地嗅到了外戚勢力對北魏的潛在威脅。拓跋珪是政治家，是開國皇帝，而且受過滅國之苦，為了保住這份失而復得的基業，他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拓跋嗣一旦繼承皇位，其生母劉氏，這個來自獨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為獨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權的橋樑紐帶，那么，王莽篡漢的歷史悲劇就會在北魏再度上演。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達到離散外戚部落、杜絕外戚介入、防止皇權旁落的連環目的，也是產生“子貴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北魏沒有婦人的坐鎮，這種來自“外家”的威脅也就不會存在。在歷代皇帝中，有拓跋珪這種獨特視角和憂患意識的，實不多見。為了讓制度順利實行，為了消除婦人乾權，拓跋珪需要一種無形而又高壓的力量，來堵住悠悠之口。於是，他謊稱拓跋部有“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的祖制，將劉氏“以舊法”處死。《魏書·太宗紀》記載了拓跋珪對兒子的教誨：“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參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將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既然“子貴母死”不同於“立子殺母”，拓跋珪為什麼又要搬出漢武帝呢？筆者認為，北魏正傾心漢化，拓跋珪“遠同漢武”，就把表似神非的兩種概念鉤掛在一起，從而為“子貴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禮法的外衣。
拓跋珪沒有想到，他會因此喪命。劉氏死後，拓跋嗣“哀泣不能自勝”。拓跋珪開導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號泣”。這種軟弱的表現，讓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轉而露出殺機，拓跋嗣嚇得“遊行逃於外”。拓跋嗣失蹤後，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紹，就必須要賜死其生母，即來自母族賀蘭部的賀氏。關於這件事，《魏書·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處理：“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墓，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逾宮犯禁。……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可憐道武帝竟死於親生兒子之手，而且成為“子貴母死”制度的間接受害者。這一制度，一開始就充斥著血腥。“太宗在外，聞變乃還，……賜紹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雖然反對“子貴母死”，但他素來“純孝”，最終無條件繼承和沿襲下來。從拓跋珪開始，“子貴母死”已經成為北魏易代前的慣例。這種做法雖然喪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對於加強皇權和推進封建化進程，對於穩定內部和維護皇位傳承秩序，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傳位過程中，沒有出現大的爭鬥。但是，這種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這兩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邊；兒子沒當上皇帝，他們的生母豈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賜死後，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來撫育。太子即位後，念其呵護養育之恩，都尊她們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們的子侄也被封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這就造成了，生母沒能專權，保太后們反倒干預朝政。更可怕的事情，還在後面。
隨著封建化進程的推進，北魏後宮幾乎成了漢女的天下。她們自身無法干預朝政，也沒有強大的“外家”影響朝局，“子貴母死”已經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卻一直被人捍衛著，僵化著，並演變成為後宮剷除異己和爭權奪利的最好藉口。拓跋濬的貴妃李氏之死，就是個例子。據《魏書·皇后傳》記載：“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後……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太后令依故事。……臨決，每一稱兄弟，拊胸慟泣，遂薨。”入宮前，李氏曾被別人霸占，這讓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裡很不痛快。李氏懷孕時，常太后竟然親自去“驗問”，鑑定是不是龍種。生下拓跋弘後，李氏從普通婦人直接封為貴人，僅次於皇后，這讓皇后馮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對付李氏的問題上，兩個女人同仇敵愾。
此外，馮氏還有別的目的。馮氏從保太后身上得到啟發：親自撫養皇儲，以控制將來的皇帝。為此，馮氏利用“子貴母死”先後害死了三位母親，即拓跋濬的貴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過這種卑鄙手段，馮氏先後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兩位皇帝，長期臨朝聽政，並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太上皇，隨後將其殺害。馮氏的侄女入宮後，其行止與馮氏無異。據《魏書·皇后傳》記載：“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後生宣武……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後……暴薨……或雲昭儀所賊也。”自己沒有兒子或者生不出兒子，就“殺其母，而養其子”，強搶未來皇帝的撫養權，以便將來參與朝政。從馮氏開始，“子貴母死”制度變得更加滅絕人性，北魏宮廷已經被陰毒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在“子貴母死”的陰影下，到了元恪時期，竟然出現了“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魏書·皇后傳》）的局面，墮胎現象也屢見不鮮。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元恪面臨著絕後的政治危機。後來，胡氏不懼“子生身死”，艱難地為元恪生下了元詡這根獨苗，因功“進為充華嬪”。為皇統大計，元恪廢除了“子貴母死”制度。有人認為，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廢止，依據是“子貴母死，……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實不然。林氏死時，拓跋宏確實曾提出過“不欲襲前事”，但因馮氏反對，“故不果行”。此外，《資治通鑑·梁紀》也記載了北魏廢除“子貴母死”制度這件事：“天監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
始於天賜六年（409），止於延昌元年（512），“子貴母死”在北魏沿襲七代，歷經百年，見證了拓跋鮮卑的興衰。這一制度，是氏族社會碰撞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北魏推進制度轉型的催化劑，所以，它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舉。它雖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人干政問題。事實上，北魏出現了很多女強人，如竇太后、常太后、馮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細細數來，這一時期的婦人干政現象，要比北魏建國前還要嚴重。筆者認為，封建專制制度一日不除，婦人干政的現象就不會斷絕，這也正是西漢“立子殺母”一代而終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別有用心之人，不顧制度與現實的嚴重脫節，將其變成“婦人參與國政”的工具，這不僅違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時也加速了北魏政權的衰敗和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