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為紀功碑、建廟記、哀冊文、墓志銘、題記等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契丹文石刻
- 工具：契丹大字和小字
- 分類：紀功碑、建廟記等
- 地理位置：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
正文,相關事件,
正文
中國遼代用契丹文字刻制的石刻。契丹文是遼代為記錄契丹語而參照漢字創製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兩種形式。大字相傳創於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神冊五年 (920)；小字創於太祖弟耶律迭剌時，略晚於大字。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詔罷契丹字”，契丹字乃失傳。
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為紀功碑、建廟記、哀冊文、墓志銘、題記等類。契丹大字石刻如:《遼太祖紀功碑》(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哈達英格鄉石房子村遼太祖陵前龍門外東山坡發現，上刻漢文和契丹大字，現一部分存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一部分存巴林左旗文化館；《大遼大橫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刻於遼鹹雍八年(1072)，石原在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十家子村靜安寺，現存寧城縣遼中京遺址白塔，陽面漢文，陰面契丹文，字跡已漫漶；《耶律延寧墓誌》，刻於遼統和四年 (986)，1964年於遼寧省朝陽縣柏樹溝出土,志文上部為契丹文,下部為漢文，但二者不對譯，現存遼寧省博物館；《北大王墓誌》，遼重熙十年(1041)刻，1975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昆都鄉沙日溫都地方出土，志契丹文，蓋漢文，但不對譯，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型最工整的一件，現存阿魯科爾沁旗文化館；《蕭孝忠墓志銘》，刻於遼大安五年(1089)，1950年遼寧省錦西縣西孤山出土,志契丹文,蓋漢文，二者亦不對譯，現存遼寧省博物館；《故太師銘石記》,刻於重熙二十五年(1056)，蓋漢文篆字 6個,志契丹文40行，是字數最多的契丹大字石刻，但漫漶不清。
契丹文石刻用契丹大字和小字刻制，一般分為紀功碑、建廟記、哀冊文、墓志銘、題記等類。契丹大字石刻如:《遼太祖紀功碑》(殘),在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哈達英格鄉石房子村遼太祖陵前龍門外東山坡發現，上刻漢文和契丹大字，現一部分存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一部分存巴林左旗文化館；《大遼大橫帳蘭陵郡夫人建靜安寺碑》，刻於遼鹹雍八年(1072)，石原在內蒙古自治區寧城縣十家子村靜安寺，現存寧城縣遼中京遺址白塔，陽面漢文，陰面契丹文，字跡已漫漶；《耶律延寧墓誌》，刻於遼統和四年 (986)，1964年於遼寧省朝陽縣柏樹溝出土,志文上部為契丹文,下部為漢文，但二者不對譯，現存遼寧省博物館；《北大王墓誌》，遼重熙十年(1041)刻，1975年在內蒙古自治區阿魯科爾沁旗昆都鄉沙日溫都地方出土，志契丹文，蓋漢文，但不對譯，是契丹大字石刻中字型最工整的一件，現存阿魯科爾沁旗文化館；《蕭孝忠墓志銘》，刻於遼大安五年(1089)，1950年遼寧省錦西縣西孤山出土,志契丹文,蓋漢文，二者亦不對譯，現存遼寧省博物館；《故太師銘石記》,刻於重熙二十五年(1056)，蓋漢文篆字 6個,志契丹文40行，是字數最多的契丹大字石刻，但漫漶不清。
相關事件
契丹文小字石刻如:《興宗皇帝哀冊文》,刻於遼清寧元年(1055)；《仁懿皇后哀冊文》，刻於遼大康二年(1076)。兩者均於1922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遼慶 陵中出土，現仍埋置陵中。《道宗皇帝哀冊文》和冊蓋、《宣懿皇后哀冊文》 和冊蓋均刻於遼乾統元年 (1101)，1930年出土於遼慶陵的道宗陵，同時出土的還有兩合漢文哀冊,但與契丹文哀冊不對譯,現存遼寧博物館；《蕭富留墓志銘》，刻於遼清寧三年(1057)，1950年發現於遼寧省阜新縣清河門鄉西山村蕭慎微家族墓中，志石殘，無漢文，現存遼寧省博物館；《許王墓誌》，刻於乾統五年(1105)，1975年於遼寧省阜新縣臥鳳溝鄉白台溝村的遼墓中出土，志蓋有與漢字“掩閉日甘露降”對譯的契丹小字一行，現存阜新縣文化局；《故耶律氏銘石》，為耶律達不也墓志銘，刻於遼天慶五年(1115)，1969年於內蒙古自治區翁牛特旗山嘴子鄉毛不拉溝中村的遼墓中出土，志蓋有漢文篆字 6 個，志文為 25行契丹小字，不對譯，是現存契丹文小字資料中字型最為工整的一件，現存赤峰市文物工作站；《耶律仁先墓誌》，刻於遼鹹雍八年(1072)，1983年於遼寧省北票縣小塔子鄉東山村遼墓中出土，契丹志文刻於漢文志蓋背面，計有 70 行，5100字，另有漢文墓誌，均與契丹文墓誌不對譯，現存遼寧省博物館；《大金皇帝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金天會十二年 (1134)刻於陝西省乾縣唐乾陵前的《無字碑》上，現保存尚好，有對譯的漢文，是解讀契丹小字入門的主要根據；《蕭仲恭墓誌》 刻於金天德二年 (1150)，1942年於河北省興隆縣梓木林子村出土，現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對契丹文的記載，最早見於宋人王易《燕北錄》收錄的牌子中，數量很少，未引起人們注意。20世紀以來，有較多的契丹文石刻出土，逐漸引起人們重視，並開始了整理研讀工作。30 年代，有中國的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煃等學者開始研究，其後蘇聯、日本學者也開展了這方面的工作。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研究室聯合組成了契丹文研究小組。幾十年來,在破譯釋讀擬音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就,整理研究工作正在深入發展。
對契丹文的記載，最早見於宋人王易《燕北錄》收錄的牌子中，數量很少，未引起人們注意。20世紀以來，有較多的契丹文石刻出土，逐漸引起人們重視，並開始了整理研讀工作。30 年代，有中國的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煃等學者開始研究，其後蘇聯、日本學者也開展了這方面的工作。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與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研究室聯合組成了契丹文研究小組。幾十年來,在破譯釋讀擬音等方面均取得了不少成就,整理研究工作正在深入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