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由人民民眾參加的推翻第三次桂太郎內閣的政變。亦稱“第一次護憲運動”。此次運動表明政黨與藩閥合作的1900年體制的崩潰。政黨政治已經成熟到可以打破藩閥控制的地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正政變
- 時間：1912年12月
- 地點：日本
- 意義：政黨與藩閥合作體制的崩潰
經過,意義,
經過
大正政變始於第二次西園寺內閣的瓦解（1912年12月），中經繼之而成的第三次桂內閣和以打倒第三次桂內閣為目的的憲政擁護運動（第一次），而終於第一次山本內閣的成立（1913年2月），歷時兩月余，內閣三度更迭。
第二屆西園寺內閣執政期，正值明治時代結束，大正時代開始之際。當時，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西園寺政府所採取的不干涉態度，引起了支持清王朝、反對國民革命的山縣有朋一派勢力的不滿。同時，該屆政府排除藩閥官僚干涉，整頓行政與財政，以及克制帝國主義性質的外交政策等舉措，也加深了與藩閥官僚的對立。明治天皇的去世，更使官僚集團焦慮不安，於是兩者的對立之戰，終由所謂增師問題而一舉爆發。
所謂增師問題，系指陸軍鑒於1910年日韓合併後防衛範圍擴大，中國的辛亥革命引起形勢變化，以及俄國軍事運輸能力增強等情況，把從前曾被否決的增設兩個師團的議案再次提交內閣審議。但西園寺內閣在1912年11月30日的會議上否決了這一議案。翌日，陸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辭呈，奏文說陸軍不能容忍拖延增師案。日本史上的所謂“大正政變”便由此拉開了序幕。陸軍此次濫用帷幄上奏時權彈劾內閣，並在山縣有朋控制下拒絕推薦後任陸相，導致了西園寺內閣的垮台（大正元年〈1912年〉12月）。從日俄戰爭到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之間互動執掌政權的所謂“桂園時代”，亦就此出現破綻，政局圍繞著後繼首相問題而陷入一片混亂。
繼西園寺內閣之後，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桂太郎在大正天皇繼位之時已入宮擔任內大臣兼侍從長，僅僅4個月就棄去內大臣之職，再度出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借用天皇詔敕的力量，克制“海軍罷工”，要求海軍大臣齋藤實留任，其後又幾次奏請大正天皇下詔敕壓抑民論。他的這種亂髮詔敕的非立憲行為導致了第一次護憲運動的發生。
護憲運動的口號是“打倒閥族”，“擁護憲政”，意在推翻藩閥元老政治，實行政黨內閣制。政友會和國民黨所領導的這場政黨與藩閥的鬥爭，逐漸擴大到以知識分子、學生為首的大規模全國性民眾運動。《萬朝報》、《東京朝日新聞》等率先仗義執言，支持運動。作為實業家俱樂部的交詢社也開始擁護憲政運動，並於12月19日（1912年），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擁護憲政大會，提出“堅決排斥妥協，根絕閥族，以期擁護憲政”的主張。面對聲勢漸大的護憲派勢力，桂太郎親自出馬組織新黨，自任黨首，企圖渡過議會危機。尤為甚者，在1912年12月24日召開的第30屆議會上，他曾三度下令休會，同時還以天皇的名義，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下達“匡救時屆”的敕令。桂太郎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政友會等在野黨，1913年，擁護憲政的尾崎行雄等在議會提出彈劾內閣案，痛斥桂太郎內閣“把天皇當做擋箭牌，把詔書當做炮彈，攻擊政敵“。民眾也因其打亂宮中府中之別，背離立憲政治之常道而憤怒。護憲運動日趨熾烈，民眾包圍國會後，政府出動二千餘名警察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社會騷動向東京、廣島、大阪、神戶、兵庫等地蔓延。這時，桂太郎想以蠻橫手段解散議會。眾議院議長大岡育造勸告說：“倘解散國會，則必發生內亂”。桂太郎見大勢已去，只好被迫辭職（1913年2月）。第三次桂內閣上台僅兩個月就土崩瓦解了，其後由薩派的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將和政友會提攜收拾了殘局。
以上就是所謂“大正政變”的概況。它是明治初年以來的藩閥政府與政黨，超然內閣主義與政黨內閣主義對立的頂點；也是作為兩大勢力代表的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及其後繼者的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對立的頂點。
第二屆西園寺內閣執政期，正值明治時代結束，大正時代開始之際。當時，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西園寺政府所採取的不干涉態度，引起了支持清王朝、反對國民革命的山縣有朋一派勢力的不滿。同時，該屆政府排除藩閥官僚干涉，整頓行政與財政，以及克制帝國主義性質的外交政策等舉措，也加深了與藩閥官僚的對立。明治天皇的去世，更使官僚集團焦慮不安，於是兩者的對立之戰，終由所謂增師問題而一舉爆發。
所謂增師問題，系指陸軍鑒於1910年日韓合併後防衛範圍擴大，中國的辛亥革命引起形勢變化，以及俄國軍事運輸能力增強等情況，把從前曾被否決的增設兩個師團的議案再次提交內閣審議。但西園寺內閣在1912年11月30日的會議上否決了這一議案。翌日，陸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辭呈，奏文說陸軍不能容忍拖延增師案。日本史上的所謂“大正政變”便由此拉開了序幕。陸軍此次濫用帷幄上奏時權彈劾內閣，並在山縣有朋控制下拒絕推薦後任陸相，導致了西園寺內閣的垮台（大正元年〈1912年〉12月）。從日俄戰爭到大正初年，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之間互動執掌政權的所謂“桂園時代”，亦就此出現破綻，政局圍繞著後繼首相問題而陷入一片混亂。
繼西園寺內閣之後，桂太郎第三次出任首相。桂太郎在大正天皇繼位之時已入宮擔任內大臣兼侍從長，僅僅4個月就棄去內大臣之職，再度出任首相。他上台伊始，即借用天皇詔敕的力量，克制“海軍罷工”，要求海軍大臣齋藤實留任，其後又幾次奏請大正天皇下詔敕壓抑民論。他的這種亂髮詔敕的非立憲行為導致了第一次護憲運動的發生。
護憲運動的口號是“打倒閥族”，“擁護憲政”，意在推翻藩閥元老政治，實行政黨內閣制。政友會和國民黨所領導的這場政黨與藩閥的鬥爭，逐漸擴大到以知識分子、學生為首的大規模全國性民眾運動。《萬朝報》、《東京朝日新聞》等率先仗義執言，支持運動。作為實業家俱樂部的交詢社也開始擁護憲政運動，並於12月19日（1912年），在東京召開了第一次擁護憲政大會，提出“堅決排斥妥協，根絕閥族，以期擁護憲政”的主張。面對聲勢漸大的護憲派勢力，桂太郎親自出馬組織新黨，自任黨首，企圖渡過議會危機。尤為甚者，在1912年12月24日召開的第30屆議會上，他曾三度下令休會，同時還以天皇的名義，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下達“匡救時屆”的敕令。桂太郎的行為徹底激怒了政友會等在野黨，1913年，擁護憲政的尾崎行雄等在議會提出彈劾內閣案，痛斥桂太郎內閣“把天皇當做擋箭牌，把詔書當做炮彈，攻擊政敵“。民眾也因其打亂宮中府中之別，背離立憲政治之常道而憤怒。護憲運動日趨熾烈，民眾包圍國會後，政府出動二千餘名警察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社會騷動向東京、廣島、大阪、神戶、兵庫等地蔓延。這時，桂太郎想以蠻橫手段解散議會。眾議院議長大岡育造勸告說：“倘解散國會，則必發生內亂”。桂太郎見大勢已去，只好被迫辭職（1913年2月）。第三次桂內閣上台僅兩個月就土崩瓦解了，其後由薩派的山本權兵衛海軍大將和政友會提攜收拾了殘局。
以上就是所謂“大正政變”的概況。它是明治初年以來的藩閥政府與政黨，超然內閣主義與政黨內閣主義對立的頂點；也是作為兩大勢力代表的山縣有朋與伊藤博文，及其後繼者的桂太郎與西園寺公望對立的頂點。
意義
縱觀近代日本政黨政治史，不難看出，政友會的成立和大正政變是兩大轉折點。政友會的成立，標誌著“1900年體制”的形成，是藩閥官僚與政黨從鬥爭到妥協，到有條件地合作的體制；而大正政變，則標誌著政黨力量日漸壯大，經驗日漸豐富，政治性格亦日趨成熟，並開始從與藩閥政府的提攜狀態中脫卻出來，走上了確立自己指導地位的政途，而終於贏得了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
大正政變以後的政黨政治，同以往的政黨政治有所不同。首先，“桂園時代”兩大勢力代表的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私下授受政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大正政變之後，歷屆首相的上台，都改由元老推薦，經元老會議審議，再上奏天皇批准。而且歷屆內閣也都改變了超然主義立場，積極尋求與政黨的合作，甚至以政黨的“提攜”為上台的條件。這無疑加快了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
其次，在桂園時代，政府完全以政友會為與黨，政友會以外的政黨勢力無緣介入政權；大正政變後，憲政會崛起，開始與政友會相對抗，雙方輪流作為政府的與黨登台。自此，兩大保守政黨輪流執政的格局已初見端倪，1924年至1932年，政黨內閣時代的兩大黨輪流執政的局面，即以此為預演，標誌著政黨勢力已步入成熟期。
再次，元老自大正政變後完全退居幕後，再未上台組閣。而新一代藩閥官僚逐漸拋棄明治初年以來“官尊民卑”的心理，尤其是經過第一次護憲運動的教訓，他們認識到了與政黨合作的重要性，而不再固守前期藩閥官僚的超然主義立場，這對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也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總之，大正政變絕非僅僅是一次政局的變動，更重要的是，它對日本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黨在政治鬥爭中終於因此而擺脫了伊藤博文設計的軌道（即官民同調的1900年體制），得以在政治抗爭中展露頭角，並最後執掌了內閣。
大正政變以後的政黨政治，同以往的政黨政治有所不同。首先，“桂園時代”兩大勢力代表的桂太郎和西園寺公望私下授受政權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大正政變之後，歷屆首相的上台，都改由元老推薦，經元老會議審議，再上奏天皇批准。而且歷屆內閣也都改變了超然主義立場，積極尋求與政黨的合作，甚至以政黨的“提攜”為上台的條件。這無疑加快了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
其次，在桂園時代，政府完全以政友會為與黨，政友會以外的政黨勢力無緣介入政權；大正政變後，憲政會崛起，開始與政友會相對抗，雙方輪流作為政府的與黨登台。自此，兩大保守政黨輪流執政的格局已初見端倪，1924年至1932年，政黨內閣時代的兩大黨輪流執政的局面，即以此為預演，標誌著政黨勢力已步入成熟期。
再次，元老自大正政變後完全退居幕後，再未上台組閣。而新一代藩閥官僚逐漸拋棄明治初年以來“官尊民卑”的心理，尤其是經過第一次護憲運動的教訓，他們認識到了與政黨合作的重要性，而不再固守前期藩閥官僚的超然主義立場，這對政黨內閣時代的到來也是一重要的有利因素。
總之，大正政變絕非僅僅是一次政局的變動，更重要的是，它對日本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對政黨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政黨在政治鬥爭中終於因此而擺脫了伊藤博文設計的軌道（即官民同調的1900年體制），得以在政治抗爭中展露頭角，並最後執掌了內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