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策：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模式。政治模式》是2009年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本書主要講述了，只有先搞清楚“民主是個什麼東西”，才有可能分辨出“民主是個好東西”。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國策：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模式。政治模式
- 頁數：255頁
-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年5月1日
- 開本：16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目錄,文摘,
圖書信息
出版社: 人民日報出版社; 第1版 (2009年5月1日)
叢書名: 通向大國之路的中國模式
平裝: 255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9787802087958, 7802087953
條形碼: 9787802087958
尺寸: 23.6 x 16.6 x 2.2 cm
重量: 399 g
內容簡介
《民主是個好東西》為民主意識先天不足的中國人上了一課。關於民主是好是壞，俞可平說得很清楚：“對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的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光憑這句話，就足見中國新一代官員的開明和胸襟。
建國以來，已有七次“機構改革”，但總是難以擺脫“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黃宗羲定律”怪圈。此次“大部制”改革要徹底擺脫“積重莫返之害”，需要加強財政監督和立法，強化政府的服務職能，並鼓勵民間和商業組織參與社會事務的管理，這樣才能跳出這一歷史怪圈。
目錄
法治成就大國——《大國策》系列叢書導言
“民主是個好東西”
中國政治發展三十年
政府轉型、政治治理與經濟成長：中國的經驗
經濟全球化與政府治理改革
中國民主發展模式的五大特色
西方民主的起源
行政與善政
改革開放30年政府創新的若干經驗教訓
變革時代的中國政府改革與創新
政府改革的經濟學邏輯
學習型政府建設與政府管理創新
行政戰略的分析框架及其中國意義
中國行政改革“三步走”發展模式
“黃宗義定律”怪圈
中國政府改革與建設面臨的五大困局
政府“大部制”面面觀
部門行政的根源及其消除對策
行政問責制：如何問責
我國行政信息公開中的問題與對策
中國經濟區域化發展的行政協調
中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的價值
我國鄉鎮機構改革構想
公共危機管理：和諧社會的全新課題
公共危機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與中國的戰略選擇
中國中期社會危機的可能趨勢
和諧社會視角下的城市新型社區居民參與問題研究
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的政策建議
文摘
全球治理、聯合國改革與中國政治發展
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則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準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做好了足夠的準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複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另一方面，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準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主要擔心的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複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係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複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唯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它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他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係，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他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式，與其他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臨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係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係，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他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係的基本模式。在這種關係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係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的集體意識上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開發中國家，與其他一些開發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湧浪潮的衝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人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開發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範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範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係變革與發展的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國家（民族）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企業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範、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複雜的橫向關係。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一臣關係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係，不善於橫向政治關係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係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進入全球治理時代的聯合國
全球化的進程已經將全球治理的任務提到當代人類面前。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聯合國作為最大的國際組織，正在由以維護世界和平為首要任務的國際組織轉變為承擔全球治理使命的世界組織。在思考聯合國改革的方向時，一些人遵循著傳統民族國家建構的思路，希望將聯合國改造成世界政府；另一些人則堅持傳統的主權觀念，反對聯合國在各主權國家並立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中有任何積極的作為。在兩極之間，多數人認同全球治理的思路，即聯合國由主權國家間的國際組織轉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的世界組織，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任務，各行為體通過談判、協商的方式，制訂國際行為準則，並監督其執行。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聯合國的改革和今後承擔的使命具有重大責任。聯合國的全球治理是否屬於真正民主的管理方式，是否能有效地解決人類面臨的問題，中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全球治理只是一種處理人類事務的方式，它能否帶來世界的和平、公正與繁榮，全賴世界人民以何種方式來參與全球治理過程。全球治理的生命力在於全球性的廣泛參與，當我們規劃全球治理的前景時，我們需要審視，占世界人口1/5的中國，它的政府、它的社會和它的公民是否做好了足夠的準備迎接全球治理時代的到來，面對一個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式上全新的聯合國。
通過對中國傳統和現實的考察，我們發現，聯合國向全球治理的轉變給中國帶來了嚴重的挑戰。為了能夠積極負責地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工作，中國有一些特殊困難需要解決。
全球治理中政府新的角色定位
適應全球治理的需要，聯合國在組織結構上的主要變化在於由原來單一的主權國家組織和政府間組織，變成容納多種政治行為體，包括區域性組織、民族國家、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或企業、公民的多元複合體系。這種變革需要對主權國家政府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重新定位和對其行為方式重新調整。能否適應這個變革，是對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個挑戰。
承擔起全球治理的責任，是社會發展對聯合國提出的客觀要求。聯合國如果不能承擔起這一使命，則會降低其地位，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可能。這是中國政府所不願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堅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聯合國的作用，反對拋開或繞過聯合國及其安理會；另一方面，對聯合國向全球治理機構的轉變心理準備不充分，且懷有重重疑慮。
中國政府主要擔心的是聯合國組織結構的改革會降低政府在聯合國的相對地位，從而使國家主權受到侵害。
全球治理是由多層級和多元複合體構成的組織體系和關係網路，主權國家的政府只是其多層級系列中的一級，多元複合體中的一員，雖然在未來仍將是最重要的一級和最重要的一員。從縱向上看，國家已經從壟斷政治權力的唯一最高的政治實體跌落到“全球體系——區域組織——國家——地區（和社區）——民間組織——個人”連續體的一個中間環節的位置；從橫向上看，它成為在聯合國中與區域性組織、跨國公司、國際間非政府組織並列的多元主體之一。此外，國家內的各種政治行為體以往只是通過國家進入聯合國，或由政府作為它們在聯合國的代表，今後，它們在有的場合仍以主權國家為其代表，另一些場合，則會越過主權國家，與其他國家同類組織聯合，直接參與聯合國組織協調的全球治理活動。這樣，政府就面臨新的上下左右關係，或從上下左右多種角度遇到挑戰。國家仍然是“對資源和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主體，也以這個主體的身份參與全球資源和價值的權威性分配。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體，而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容納其他行為體進入這一程式，與其他行為體合作、協商、達成一致並相互臨督。
中國政府實現這樣一種角色轉變有著特殊的困難。
從歷史傳統上看，古代中國一直將國際關係理解為中國的朝廷與周邊國家朝廷的關係，只知皇權（王權）而不知國權，更不能承認除朝廷以外的其他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以政治上的“宣德於外”和經濟上的“厚往薄來”為基礎的朝貢體製成為調解國際關係的基本模式。在這種關係中，中國的朝廷以居高臨下的態勢對待周邊國家，對它們可以採取懷柔或照顧的政策，但卻不會有尊重和平等。甚至到18世紀末，當國力已遠超出中國的英國使團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仍頑固地要將其納入這個朝貢體系中。按古代儒家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天下”秩序就是父家長統治的家庭關係和皇權至上的國家秩序的自然延伸，是以皇帝及其朝廷為中心的層層環繞的同心圓結構，周邊國家在理論上或觀念上以較為鬆散的方式被納入皇權主宰的“天下”秩序中。由平等的主權國家構成的多元國際體系是中國人所不熟悉的。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與任何國家還不存在現代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
近代中國人的世界觀經歷了列文森所說的由“天下”到“國家”的過程。然而中國人是在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被迫接受平等的主權國家體系的，在這個體系中，中國人的直接感受卻是屈辱。傳統的天朝觀念與近代屈辱歷史的強烈反差，在中國人的集體意識上產生深刻影響，使之對維護民族國家主權有著特別的敏感。在傳統的天朝地位喪失後，傳統的天朝觀念雖然受到嚴重打擊，但卻並沒有完全消失，它與現代的民族主權觀念相結合，有時會表現為頑強的國家本位、國家至上觀念，以及對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拒斥心理。
從這個角度或許可以部分地解釋中國對主權受到侵蝕而表現出的敏感。無疑，中國是開發中國家，與其他一些開發中國家一樣，需要藉助於民族主權的人為屏障，抵擋政治、經濟和文化全球化洶湧浪潮的衝擊。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通過擴大開放，融人國際社會的主流，來發展自己。如何在兩者之間掌握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是中國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
目前，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對新的世界秩序的圖景是模糊的，甚至沒有任何概念。在他們的觀念中，世界秩序仍是單一的主權國家——由其合法政府代表——的體系，對於已經出現的全球治理的趨勢或視而不見，或輕蔑地予以拒絕。有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全球治理是西方國家侵蝕開發中國家主權的一個陰謀，有的學者相信，將全球問題的解決訴諸全球治理是一種幻想。
但也有一些學者對全球治理的趨勢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有的學者提出，主權是個歷史範疇，是需要不斷變化和充實的。還有的學者提出一種新的思路，即對“主權範疇從絕對性的理解轉向相對性的理解，從不可分割的理解轉向可部分讓渡的認識，從主權與使用權、管轄權之間的定性式統一轉向功能式區分等”。他們認為，“全球化向國家中心型秩序提出了挑戰，但是，國家主權在受到一定侵蝕的同時，仍然是國際關係變革與發展的基石”，“不應該抽象地為堅持主權而堅持主權，而應該為獲得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體現主權的價值”。轉移或讓渡部分主權的行為不等於放棄或出讓國家利益。對主權的自主限制與合理自願讓渡恰恰是國家意志的充分表達，也是國家能力的最現實的充分表達。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在主權國家平等原則已在西方得到確立的時代，中國人仍固守傳統的天朝秩序，結果只能一再蒙羞受辱。現實的發展又告訴我們，當絕對的、排他式的國家（民族）主權已經過時，世界走向一體化、有機化的趨勢十分強勁，全球治理時代已經來臨時，如果仍固守傳統的主權觀念，與18～19世紀固守天朝觀念一樣不合時宜。它既會損害自身的發展，也會對全球問題的解決產生負面影響。
由於國內政治發展水平和政治發展道路的特殊性，使中國對按西方觀念建立起來的聯合國的組織形式和運作方式有不適應的一面。目前聯合國的組織形式源於西方文化，是西方國家在國內形成的企業文化運用於國際領域的結果。聯合國的基本理念、原則、規範、組織形式、運作方式、程式等，都源於西方，是西方社會內部結構的外化。它們與中國人所熟悉的組織形式及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利益集團以合法的方式在公共領域展開競爭。西方政治家習慣於以協商、討價還價、妥協的方式解決政治問題。西方以分權制衡為特色的政治體制也是分散和多元的，各平等的權力主體間需要處理複雜的橫向關係。但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和君一臣關係的網路中，習慣於在縱向維度上處理政治關係，不善於橫向政治關係的協調。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協調平等的政治主體間關係的文化資源是非常貧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