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俄羅斯主義
- 外文名：Great-Russian Chauvinism
- 類型：大民族主義思想
- 包括：民族關係上的反映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含義,體現,沙俄政府推行的壓迫非俄羅斯民族的政策,壓迫異族,對外擴張,起源,形成體系,帝國轉移理論,民族救世主義的產生,國家思想的一元化與民族的一致性,帝國的俄羅斯化,大俄羅斯主義的假說,羅斯人是拯救者,與西方文明對抗,領土延伸代表弱點延伸,根基,參考文獻,一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帝國,大俄羅斯化,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清洗民族幹部,例證,從新生一代開始,結語,
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含義
大俄羅斯主義Great-Russian Chauvinism
俄羅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思想及其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又稱大俄羅斯民族沙文主義、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體現
大俄羅斯主義者對其他民族進行殘酷的剝削和掠奪 ，排斥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甚至武裝鎮壓那些要求民族自治的少數民族。十月革命後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於1917年11月16日頒布了《俄國各族人民權利宣言》。宣言提出廢除沙皇及其以後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所堅持的民族歧視和壓迫的政策，代之以各民族人民開誠布公和自願聯盟的政策。宣言規定蘇維埃政權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民族平等；民族自決權；廢除民族特權；民族自由發展。1924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增強了各民族的團結。但是，大俄羅斯主義的影響仍然存在。雖然蘇聯憲法規定實行蘇聯各民族全面發展和互相接近的政策，實際上是把俄羅斯民族作為主導民族，對其他民族進行強制俄羅斯化，否認各民族的特點。輕視各民族的權利，企圖撤銷民族共和國。俄羅斯聯邦長期沒有共產黨組織和最高蘇維埃，而是直屬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領導 ，實際上是把俄羅斯等同於蘇聯。在經濟方面，一些大企業也都集中建在蘇聯的歐洲地區，使得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畸形發展。這些都導致蘇聯民族矛盾的加深，成為蘇聯解體的原因之一。
沙俄政府推行的壓迫非俄羅斯民族的政策
壓迫異族
自16世紀開始，沙俄政府就鼓吹民族優越論，認為俄羅斯民族高於一切，其他民族理應受它支配，並不斷地憑藉暴力，擴大俄羅斯的統治範圍，連續發動旨在奴役其他民族的戰爭。1883年沙俄教育大臣烏瓦洛夫在致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奏摺中提出了“專制、正教、民族”的原則，確立了大俄羅斯主義的基本內容。大俄羅斯主義者認為：“專制”是俄羅斯完整、鞏固、強大和尊嚴的基礎，沒有它，俄國就不能存在。俄羅斯是不能分割的整體，它的領土只能擴大，不能縮小，只能“統一”進來，不能分離出去。“民族”只是指大俄羅斯民族。俄羅斯民族是優秀民族，只有它才能在國家中享有統治的權利。“異民族”是“歷史廢物”，注定要成為統治者的對象。大俄羅斯主義者只能承認一個政權，即沙皇專制；一個宗教，即東正教；一個民族，即俄羅斯民族。一切異教徒、反專制分子和異民族都將遭到宗教、階級和民族的壓迫。在大俄羅斯主義者政策的指導和推行下，俄羅斯民族在整個國家政權中占絕統治地位，國家杜馬全部由俄羅斯人組成，一切法對沙皇專制的國家官吏全部被革除，沙皇和教會勢力相結合，對非俄羅斯民族進行血腥統治，並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語言，使俄國成為“各族人民的牢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大俄羅斯主義政策及被廢除。
對外擴張
近代俄國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鍥而不捨地對外征服與擴張的歷史。其中，大俄羅斯主義發揮了不可估價的作用。用一位著名學者的話概括，“大俄羅斯主義就是在泛斯拉夫主義的偽裝下，補充了這個國家的對外擴張政策。” [1] 主要從彼得大帝時代起，大俄羅斯主義在歷史演進中逐漸地發展成為一套思想體系，而且它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蠶食思想體系，而是世界性徵服思想體系，它鼓吹俄羅斯民族救世主義和“帝國轉移”理論，聲稱基於安全和意識形態對抗進行的地理擴張具有防禦性和正義性，謀求國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礎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終實現帝國的俄羅斯化。作為一種政治—歷史文化，大俄羅斯主義在現代和當代政治中都有其明顯的表現形態。就國際關係而言，它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之間嚴重的安全兩難。在安全兩難情勢下，國家精力投注於與外界對抗，必將被隨之而來的對外衝突消耗殆盡，結果其政治與社會結構日趨脆弱。所以，對俄國而言，領土延伸代表弱點延伸。在大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中，國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羅斯主義的重要特徵，但也是其致命的弱點。換言之，意識形態多元化也就意味著大俄羅斯主義退潮。
起源
歷史學家把俄羅斯民族主義起源歸於18世紀，即彼得大帝。這也就決定了在大俄羅斯主義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彼得大帝作為現代俄國政策的創立者發揮了重要作用 [2] 。由於彼得大帝一上台就破除斯拉夫族的所有傳統，大力引進歐洲文明，結果他不僅使莫斯科公國變成了現代俄國，而且也在俄國人思想中造成劇烈的震撼。俄國大思想家亞歷山大·赫爾岑指出：“親斯拉夫主義或俄羅斯主義不是理論或學說，而是受到傷害的民族感情……，即對外國影響的一種反作用，而這種外國影響從彼得一世最初讓人們剃鬍須時候起就存在了。” [3]
在民族自我反省的過程中，親斯拉夫主義產生了，並很快就找到了意識形態工具——東正教。作為西化派的嚴重對立面，親斯拉夫派尋找承認俄羅斯文化固有的道德和精神價值，對俄國過去所有使俄國有了民族特性、權勢和要求無限範圍的因素懷有濃厚的的感情，對俄國現有的幅員和實力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產生莫大的民族優越感。而這種對民族主義的狂熱尋求和自我誇張，不可避免地又會把俄國引向排外和沙文主義。?
大俄羅斯主義有如親斯拉夫派所主張的，可以追溯到俄國歷史上的留里克王朝。其中，伊凡四世時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547年1月，年僅17歲的伊凡四世採用沙皇的稱號，“這個行動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因為這表現了俄羅斯國家享有歐洲頭等強國之一的地位的權利。” [4] 但早期留里克王朝的政策，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與現代俄國的政策是根本不同的。只是到伊凡三世時，俄國的政策和現代俄國的政策“並不是什麼相似，而是一模一樣。”伊凡三世以基輔羅斯的繼承者自居，“發明了祖傳遺產論或祖傳領土論”。他說：“全俄羅斯的土地、基輔、斯摩棱斯克，以及他(波蘭國王)在立陶宛國家占領的其他城市，根據上帝的旨意是我們從古代(和)我們的祖先繼承下來的世襲遺產。” [5]
當然，這也是彼得大帝的政策。這一政策的實質就是把莫斯科公國老的蠶食方法進行提煉，“提煉成一個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把它的目標從推翻某個既定範圍的權力提高到追求無限的權力。” [6]
形成體系
所以，主要從彼得大帝時代起，大俄羅斯主義在歷史演進中逐漸地發展成為一種思想體系，而且大俄羅斯主義所要提供的不是地域性蠶食思想體系，而是世界性徵服思想體系，民族自我反省過程終於使俄國民族觀念具體化並且在民族主義文化方面表現出來了，但因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而發生新的轉折。主要由於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戰敗，其西向擴張的努力受到嚴重的挫折。於是在斯拉夫人的共同體中尋求俄國的實力和使命的泛斯拉夫主義興起了。儘管泛斯拉夫主義仍然是由那些堅持親斯拉夫主義歷史觀的親斯拉夫派所推動、發展起來的，但由於它揉入了新的意識形態因素，立即被稱之為泛斯拉夫主義或大俄羅斯主義 [7] 。此後，作為宗教哲學的民族主義的親斯拉夫主義讓位於新的民族的創造力 [8] 。?大俄羅斯主義或泛斯拉夫主義是有意識地引向尋求種族血親關係的共同根源。但顯然，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不同於源於西斯拉夫人中間的泛斯拉夫主義。俄羅斯的泛斯拉夫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伸展到政治領域，實際上“只不過是俄國本身的民族意識的另一種表現罷了” [9] 。用塞爾維亞外交大臣約萬〖KG-*4〗·〖KG-*4〗里斯蒂茨的話講，俄國的親斯拉夫派實際上是“真正的親俄羅斯派，他們把斯拉夫人中的弱小的民族看成是填進俄國欲望的可口的食物。” [10] 主要由於俄國人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和由此而來的一種負有使命的自覺，因此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是強硬的和侵略的，是為俄國要求在其他斯拉夫人中的統治地位，其實質是大俄羅斯主義。
帝國轉移理論
大俄羅斯主義作為世界性徵服思想體系，極力鼓吹俄羅斯民族救世主義和“帝國轉移”理論，謀求國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礎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終實現帝國的俄羅斯化。?
民族救世主義的產生
一是因為以色列及其關於上帝選民的意識，二是康斯坦丁羅馬的世界觀。在基督教羅馬帝國時期，兩者發生碰撞。宗教因素使民族政治理想升華為一種信念：民族政治理想的實現是神法事先注定的，必須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戰鬥，去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民族主義不再是一種政治忠誠，而變成了一種宗教義務，肩負著上帝賦予的職責和拯救人類的使命。雖然民族救世主義絕不是俄國獨有的現象，但在1860年前後這種思潮在歐洲幾乎全部消沒了。相反在俄國，民族救世主義卻異乎尋常的根深蒂固，成為大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走向近代國家的過程中，俄民族主義者深信，俄國人民之所以成為上帝的選民不僅基於歷史的繼承關係，還因為本民族特有的性格：它極度的謙卑和願意忍受苦難 [11] 。他們認為，“上帝選中我們赤貧的人民，以他們的忍耐和恭順，平凡和卑微聯合在一起，上帝選擇這樣的人民以真理征服世界。” [12]
在民族救世主義理論中，大俄羅斯主義者特彆強調“帝國轉移理論”，即俄國不僅是新的以色列或第三以色列，而且也是新的羅馬或第三羅馬。從4世紀到16世紀，基督教世界一致承認羅馬的世界領導者地位，但也引發了羅馬繼承人的問題。12世紀，雖然有人鼓吹羅馬帝國的權力轉移到了法國或德國，但俄國強調：隨著羅馬(包括德國人在內)的墮落，對上帝真正虔誠的只有俄國人。對希臘正教來說，羅馬教廷和西方帝國是篡位者，他們繼承了羅馬異教徒的精神。西方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第二羅馬和真正的基督教羅馬——帶來前所未有的恐懼證明了這一點。當君士坦丁堡第二次被占領，這次是土耳其代替了西方時，莫斯科那時在上帝的指引下已經登上了權力的寶座，便成為第三羅馬，成為拜占廷的繼承人和真正信仰的保護者。?帝國權力轉移到俄羅斯意味著俄國從此肩負著雙重使命：反對和徹底拯救西方，以及重新占領君士坦丁堡。而且這雙重使命實質上可以合二為一，即占領君士坦丁堡。因為打敗和改變西方的關鍵性因素在於信仰，占領君士坦丁堡即意味著俄國作為真正信仰者的勝利。所以，民族救世主義中的“帝國轉移理論”實質上是為俄國(新的救世主)秩序的到來做推備 [13] 。它要求俄國全身心地和始終如一地獻身於這種民族思想，反對在西方面前絲毫的奴顏婢膝，並增強俄國的物質力量以實現之。?
國家思想的一元化與民族的一致性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大俄羅斯主義思想體系特別重視國家思想的作用，認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特質是由其“國民信仰”(national faith)或宗教決定的。對俄國而言，“俄羅斯人需要的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和一種強大的俄羅斯國家思想。我們應該在同一種語言和同一種信仰的基礎上，以及在斯拉夫米爾(村社)的基礎上為(俄羅斯帝國內)全體居民造就這樣一種國家思想。” [14]
不僅如此，大俄羅斯主義還認為，一個健康的國家或社會不會允許超過一個以上的信仰。羅馬帝國的崩潰就是因為它容忍多種信仰並存，而這實際上意味著沒有信仰或原則。實際上，任何容忍一個以上信仰的國家都將為衝突撕得四分五裂。換言之，國家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
與上述理念相一致，東正教為俄國造就了“信仰者群體”。俄國一位著名思想家和宣傳鼓動家斷言：“宗教僅僅是宗教，得以使我們成為俄國人，使我們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 [15] 既然東正教在塑造一元化國家思想方面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一切非東正教團體當然地被視為“國家的敵人”，而為東正教獲得俄國國境以外的廣闊領土、包括中亞和西伯利亞的廣闊地區，使之免受外界的影響並培育東正教信仰群體，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對於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也必須予以摧毀，而代之以東正教的和俄國的文化。於是，東正教在俄國的“征服理論中成了堅定不移的信仰” [16] 。?
國家思想一元化的理想結果就是要在此基礎上實現民族的一致性，並將它與民族使命有機地結合起來。特別是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大俄羅斯主義者極力要發現並“詳細說明斯拉夫人一致性的根源，從意識形態上給予斯拉夫運動以指導，宣傳斯拉夫人的事業，並為他們的意識形態爭取贊助者。” [17]
在民族一致性的追求中，“對每一位斯拉夫人——俄羅斯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入、斯洛維尼亞人、斯洛伐克人、保加利亞人——來說……斯拉夫思想必須是最高的思想” [18] 。換言之，俄羅斯的國家思想必須成為斯拉夫世界的大一統思想。為了完成俄羅斯肩負的歷史使命，斯拉夫世界必須強大、團結，而首先必須要完完全全地擺脫對歐洲精神的依附。在大俄羅斯主義者看來，與歐洲之間持續的政治—文化鬥爭將使斯拉夫世界與歐洲分割開來，使它們緊密地團結在俄羅斯周圍。可見，國家思想一元化不僅是俄羅斯國家強大的基石，也是俄羅斯領導下的泛斯拉夫聯盟不可或缺的粘合劑。?
帝國的俄羅斯化
?大俄羅斯主義關於民族救世主義及其“帝國轉移”理論為俄國擴張勾畫了一個最初的構架和藍圖，同時也為帝國的俄羅斯化賦予了歷史的合法性；地緣安全假說從理論上並最終在實踐中確立了俄羅斯的帝國中心地位；國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在此基礎上追求民族一致性為俄國企圖建立一個泛斯拉夫帝國編纂了理論依據。這一理想化思想體系最終是要實現帝國的俄羅斯化，亦即俄國秩序。?
雖然俄國在形成民族國家之前就成為帝國，但大俄羅斯主義的邏輯是：所有斯拉夫人居住區以及與之相鄰的地區都應受沙俄帝國的保護，其他延伸地區則和大俄羅斯人的“利益”相關。大俄羅斯主義典型代表人物米爾·波高金認為，凡是願意在俄國沙皇旗幟下聯合起來的，接受俄國語言、法律和東正教的斯拉夫人，都可以被認為是兄弟。“誰若是不屬於我們，我們就強使誰歸屬我們，不然就讓誰被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或甚至被土耳其人所消滅。” [19]
那么，如何確保俄國秩序的實現呢?惟一可行的途徑便是俄羅斯化。?正如史達林所指出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傾向的實質是：企圖抹殺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方面的民族差異。” [20]
因為民族差異即帝國內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威脅到帝國的完整。故在帝國擴張過程中，俄國政府抑制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禁止各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授課，禁止用民族文字出版書籍和報紙，強行生活方式俄羅斯化。大俄羅斯主義者首先想要確立俄語的首要地位，以有助於俄國文化和影響的傳播，推進帝國的俄羅斯化。除語言和文化同化外，意識形態一元化也是俄羅斯化的一個十分重要方面。如前所述，俄國所追求的是要使其他斯拉夫國家遠離西方文明的影響和控制，甚至希望通過與西方文明的對抗來強化泛斯拉夫團結和俄國國家思想的大一統地位。?
俄羅斯化最關鍵的要素是斯拉夫世界應按照俄羅斯政治—社會模式進行治理，推廣俄羅斯文明，實現其救世理想。為達到此目的，對斯拉夫人的政治統一，除了採取單純的政治解決方式外，還可使用武力直接行動，而且在可能的地方採取全面干涉的政策。所以，俄國向外擴張的整個過程不限於建立殖民政權和進行經濟剝削，而是對被征服的國家和地區實行同化和社會消化，把俄國的制度強加於各被占領民族。他們或採取“移民政策”，強行將大量俄羅斯人移向邊遠地區，使“邊疆地區俄羅斯化”；或採取“驅趕”手段，強行對被征服民族的俄羅斯化；對不願屈服的，則斬盡殺絕。?
大俄羅斯主義的假說
“俄羅斯的使命是成為各民族的解放者。這一使命在它特殊的精神之中。俄羅斯的世界性任務的正義性已被歷史的精神力量所預先設定。
羅斯人是拯救者
[21]
在俄國大眾、史學家、軍人和政治家眼中，是俄羅斯拯救了世界，或至少是拯救了歐洲。早在拿破崙時代，俄羅斯在粉碎了拿破崙的軍事入侵後，進軍歐洲打敗了拿破崙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打敗威廉二世德國發揮了主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再次從德國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了歐洲。在追述歷史時，甚至認為是俄羅斯使歐洲免於蒙古的奴役。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羅斯人是拯救者——拯救人們免受蒙古壓制的拯救者，他們竭盡全力阻擋蒙古人，不許蒙古人進入歐洲，他們是保護歐洲的一座牆，被敵人摧毀了一半的一座牆……” [22] 1950年出版的、在全蘇中學使用的惟一權威的歷史教科書寫道：“俄羅斯人民忍受著巨大的苦難，堅持同殘忍的征服者進行鬥爭，保護了西歐免於蒙古恐怖的枷鎖。” [23]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民族救世主義雖然表現形態不盡相同，但“帝國轉移”理論卻深深融入俄羅斯政治文化之中。“第三羅馬演變成莫斯科王國，以後變成帝國，最後則成為第三國際。”此外，勃列日涅夫“社會主義大家庭”理論和戈巴契夫“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的“新思維”，無不再現了這種政治文化。
與西方文明對抗
?
大俄羅斯主義作為一種世界性徵服思想體系，特彆強調西方文明與俄羅斯文明之間的對抗性，強調“在正在到來的歷史時刻，俄羅斯的使命是要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訴世界。……俄羅斯將要賦予在精神上實現重大發現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將轉移到俄羅斯。” [24]
領土延伸代表弱點延伸
在俄羅斯的現實政治生活中，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揉合在一起，成為俄羅斯民族安全觀念的理論基石並在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結果是俄國與西方國家利益的對立必然帶來意識形態的對抗，反之亦然。為了確保俄羅斯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就必須確保意識形態安全，據此進行的意識形態擴張以及其連帶的地理擴張由於與國家利益已密不可分，因此也就具有了國家理由。?有學者認為，大俄羅斯主義並沒有如人們想像的那樣，在俄國權勢擴張中發揮重要作用 [25] 。但不可否認，它對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重塑、發展道路的選擇和國家大戰略的制定、進而對俄羅斯的外向擴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國際關係而言，它造成了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歐洲之間嚴重的安全兩難。俄羅斯帝國不斷向四面八方擴張，不僅引發俄國周邊國家的敵對，也使歐洲各列強深感一個崛起的俄國對整個歐洲的威脅。1762年法國駐彼得堡代辦一席話最具有說服力：“若對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後果對鄰邦或將不堪構想。俄國實力固不應以幅員之廣闊而論，且其統轄東境廣大之領土氣勢遠勝實質，但余以為，無畏嚴苛天候而得以適應嚴酷自然挑戰之國度，加以習於奴隸式的服從，使其人民需求極其有限，因而交戰時所費亦極少，如此國家余以為極可能對外征服。” [26] 當“俄國對歐洲均勢的威脅逐漸變得與其對周邊鄰國的威脅不相上下” [27] 時，這必然導致歐洲國家的聯合反對、遏制甚或孤立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大國武裝干涉蘇俄及隨後對蘇孤立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西歐對蘇遏制政策都使得俄國外部環境十分險惡。在安全兩難情勢下，國家精力投注於與外界對抗，必將被隨之而來的對外衝突消耗殆盡，結果其政治與社會結構卻日趨脆弱
[28] 。所以，對俄國而言，“領土延伸代表弱點延伸”。 [29]
這就是喬治·凱南主張用實力對抗來遏制蘇聯的擴張，從而在蘇聯內部催生演變的種子的理論依據。蘇聯在冷戰中走向解體證明了這一點。?
根基
總之，大俄羅斯主義的根基是俄羅斯民族主義，以及確保民族一致性的一元化的國家思想。國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羅斯主義的重要特徵，但也是其致命的弱點。換言之，意識形態多元化也就意味著大俄羅斯主義的消退。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雖是原蘇聯的繼承國，但由於國家思想的貧乏，“取得期待已久的民族與國家融合問題是今日俄羅斯政治生活中的明顯挑戰” [30] 。隨著原蘇聯國家意識形態的消亡和國內社會結構的急劇分化，在劇烈的政治震盪中，自由主義、大西洋主義、歐亞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治權威主義等等反映不同階級、階層或利益集團利益的社會思潮泛濫 [31] ，結果社會被各種思潮所分割，人民缺少思想上的共識。更為嚴重的是，在全民思想層次上，俄羅斯也未能找到解決社會發展的目標和模式。新世紀伊始，普京強調“有成效的建設性的工作不可能在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裡進行，不可能在一個主要社會階層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價值觀和不同意識形態方針的社會裡進行” [32] 。可見，在當今俄政壇上，大俄羅斯主義並無必然繼承性，雖然俄國內一部分政治力量深受大俄羅斯主義的影響，並一度颳起過“日裡諾夫斯基旋風”，但其掀起的大俄羅斯主義風波已今非昔比，因為到目前為止，俄羅斯還沒有一個一元化的國家思想。
參考文獻
[1] 路易·萊文：《泛斯拉夫主義與歐洲政治》，《政治科學季刊》1914年12月，第684頁。
[2]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頁。
[3] А.И.赫爾岑：《往事與深思》，基輔1957年版，第303、313頁。
[4] 安·揚·維辛斯基、蘇·阿·洛佐夫斯基主編：《外交辭典》，第1卷，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頁。
[5] 塔拉斯〖KG-*4〗·〖KG-*4〗胡恰克主編：《俄羅斯帝國(從伊凡大帝到革命)》，1974年新澤西版，第137頁。
[6] 馬克思：《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第77～78頁。
[7]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見塔雷斯·亨扎克：《泛斯拉夫主義或大俄羅斯主義》， 見赫坦巴哈等著：《俄羅斯帝國主義》。
[8] 赫坦巴哈等著：《俄羅斯帝國主義》，第103頁及腳註③。
[9] 同上，第199頁。
[10] 麥肯齊：《塞爾維亞人與俄國泛斯拉夫主義》，第156頁。
[11] Hans Kohn,Dostoyevsky and Danilevsky:Nationalist Em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503.
[12] 白曉紅：《俄國與西方：俄羅斯觀念的歷史考察》，《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4期。
[13] 同①p.503～504.
[14] 同①p.501.
[15] Robert F.Byrnes,Pobedonostsev on the Instruments of Russian Ern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124
[16] 赫坦巴哈等著：《俄羅斯帝國主義》，第16頁。
[17] 米哈伊爾·博羅·彼得羅維奇：《俄國泛斯拉夫主義的出現》，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42頁。
[18] 同①,p.505.
[19] F.K.涅斯盧霍夫斯基：《回憶錄摘抄》，《歷史通報》第40卷(1890年4月)，第143頁。
[20] 《史達林全集》第12卷，第314頁。
[21] 尼·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頁。
[22] B．B．馬夫羅金：《俄羅斯統一國家的形成》，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3頁。
[23] Frederich C.Barghoorn,Great Russian Messianism in Postwar Soviet ErnestJ.Simmons,(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 and Soviet Thought,p.541.
[24]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的命運》，第21頁。
[25] 伊曼紐爾·薩爾奇斯揚茲認為，救世主義、民眾輿論對俄羅斯外交政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伊曼紐爾·薩爾奇斯揚茲：《再論俄羅斯帝國主義》，見赫坦巴哈等著：《俄羅斯帝國主義》。
[26] 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頁。
[27] 同③第121頁。
[28] 同③第154頁。
[29] 同③第155頁。
[30] 〔美〕羅曼·斯波爾魯克：《民族主義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蘭的反映》，《今日東歐中亞》2000年第1期。
[31] 詳見張樹華：《當代俄羅斯社會思潮透析》，《東歐中亞研究》1999年第6期。
[32]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俄〕《獨立報》1999年12月30日。
一個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帝國
大俄羅斯化
在蘇修“二十五大”上，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迴避國內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嚴酷現實，睜眼說瞎話，大吹大擂什麼“各族人民的兄弟友誼”“更加牢固了”，什麼“對所有大小民族來說”，民族問題都得到“圓滿的解決”，什麼“各族人民團結成積極的共產主義建設者的統一大家庭”，等等。簡直吹得天花亂墜。但是，正如魯迅指出的，“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兼併和鎮壓非俄羅斯民族。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為了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強迫同化各非俄羅斯民族，大張旗鼓地宣傳什麼“民族問題”已經“徹底和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民族’、‘部族’的概念，逐漸讓位於‘蘇聯人民’的概念”，一句話，階級對立消失了，民族壓迫沒有了，民族日益“融合”了。這完全是欺騙和詭辯。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4卷第246頁）今天，在蘇聯國內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存在著民族壓迫，哪裡具備民族差別消失和民族融合的條件！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來，在蘇聯民族問題上所乾的那些反革命勾當，就是自封為“優等民族”的俄羅斯族對其他民族的強制同化，就是“民族一體化”，就是大俄羅斯化。
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
對國內非俄羅斯民族在政治上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勃列日涅夫承襲他前輩的反革命事業，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族理論，否定蘇聯國內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地位，實行壓迫政策，強制同化非俄羅斯民族，並強行把它們併入俄羅斯族籍。使蘇聯國內民族數目逐漸減少。根據他們自己公布的官方材料，在一九五九年，國內民族共有一百二十六個，而到一九七○年，只剩下一百一十九個民族了。在蘇修“二十五大”上，只有六十個民族派代表參加，其他民族都被剝奪了權利。這哪裡還有一點“各族人民團結”的“統一大家庭”的影子呢？偉大導師列寧曾指出：“任何民族都不應該有任何特權，各民族完全平等”。（《關於民族政策問題》，《列寧全集》第20卷第217頁）而蘇修叛徒集團對待非俄羅斯民族的做法完全是地道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為了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把人口密度本來就很低的俄羅斯聯邦的俄羅斯民族的數以萬計的幹部、工人遷入非俄羅斯共和國和地區，同時又強行把這些加盟共和國和地區的非俄羅斯人以“墾荒”、“築路”為理由遷出，造成這些加盟共和國非俄羅斯民族人口比重相對下降。例如，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共遷進一百○二萬六千人，遷出一百○四萬八千人，使該共和國境內原來的主體民族哈薩克族人口總數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點六，而俄羅斯人卻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二點四之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險惡用心是極其明顯的，他們就是要通過這種手段，使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內的主體民族的人口下降到少數民族的地位，消滅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特性，最終達到把蘇聯變為一個單一的大俄羅斯化的帝國。
清洗民族幹部
不斷地清洗民族幹部，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拿手好戲。今日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關鍵的領導崗位都由俄羅斯人把持，實權都操在莫斯科派來的俄羅斯人手中，而本民族幹部只是裝潢門面。誰要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誰就要被扣上“民族主義”、“地方主義”的大帽子，遭到清洗。在今年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舉行的“黨代會”上透露，從上一次代表大會到這一次代表大會期間，蘇聯十四個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幹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洗：亞美尼亞、喬治亞、烏克蘭三個加盟共和國黨中央第一書記被撤換了；亞美尼亞、喬治亞、塔吉克、烏克蘭、吉爾吉斯、土庫曼、拉脫維亞等七個加盟共和國的中央局（政治局）委員被撤換百分之四十以上；中央委員被清洗的情況更厲害，其中亞美尼亞和喬治亞尤為突出，分別被清洗百分之六十和七十八。這是勃列日涅夫瘋狂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
例證
為了加強鎮壓非俄羅斯民族人民的反抗，蘇修統治集團對各加盟共和國的專政機構和思想控制部門不斷更換人馬。例如，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和拉脫維亞等的內務部長全部換掉；烏茲別克、土庫曼和亞美尼亞撤換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主席；亞塞拜然撤換了法務部長。今日的蘇聯，在全國一千多個集中營中，就關押著一百七十多萬政治犯，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被蘇修當局扣上“民族主義分子”的帽子。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蘇修“二十五大”上已經直言不諱地發出信息：要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忽視那些“藉口保持自己的所謂‘獨特性’和民族特點”的人。這就預示著對非俄羅斯民族的鎮壓還將繼續加強。重重枷鎖緊箍著非俄羅斯民族的經濟 。
蘇修對非俄羅斯民族在經濟上進行掠奪和剝削，是它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一個重要手段。勃列日涅夫公開宣稱，蘇聯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統一的經濟機體”。這實質上，就是一種“超共和國經濟區”，把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要害部門置於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直接控制之下，用重重枷鎖緊箍著各非俄羅斯共和國的經濟發展。
它們以“經濟專業化”、“區域分工”為名，限制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的經濟發展，以便於他們剝削和掠奪。例如，在烏茲別克籽棉產量占全國的百分之六十七點四，但是加工的有關工業部門卻得不到發展，他們的棉布產量只占全國的百分之三，而俄羅斯聯邦不生產棉花，卻壟斷著加工工業，棉布的產量竟占全國的百分之八十三點五。它們就是這樣把各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變為俄羅斯聯邦的經濟附庸和原料、農副產品的供應地。這種“經濟專業化”和“區域分工”導致了非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喪失獨立性，經濟畸形發展。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在老沙皇統治時代是一個葡萄、蔬菜和菸草的種植園，而今天它仍然是全蘇工業發展水平最落後的一個加盟共和國。蘇修統治集團剝削非俄羅斯民族的手段之一就是壓低少數民族地區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有時甚至低於生產成本；而非俄羅斯族工人的工資也低於俄羅斯族工人。因此，非俄羅斯民族勞動人民的生活更為貧困，他們受的剝削尤其深重。扼殺各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和傳統。
勃列日涅夫集團為了達到大俄羅斯化的目的，百般歧視和貶低非俄羅斯民族的文化和語言。它們肆意篡改歷史，誇大俄羅斯民族在歷史上的作用，把俄羅斯帝國的歷史當作蘇聯各族人民的歷史在學校講授，使非俄羅斯民族的青年一代不知道有自己的民族歷史和民族傳統。它們把非俄羅斯民族文化當作落後的“次等”貨看待，認為只有俄羅斯文化才是什麼“燦爛的文化之光”。
勃列日涅夫之流近年來在各非俄羅斯民族中加緊強制推廣俄語，藉此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偉大導師列寧教導說，“各個其他少數民族根據平等的原則，有權要求無條件地保護自己語言的權利……”。（《關於民族平等和保護少數民族權利的法律草案》，《列寧全集》第20卷第278—279頁）勃列日涅夫之流公然背叛列寧的教導，到處兜售什麼俄語“是革命的語言”、“是現時代最先進思想的體現者”等謬論。在勃列日涅夫之流眼裡，非俄羅斯民族語言是次等語言，是落後的，妄圖消滅非俄羅斯民族語言，扼殺他們的民族文化和傳統。
從新生一代開始
他們首先從教育部門入手，從新生一代開始。在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地區，從剛上託兒所的嬰兒到幼稚園里的學齡前兒童，就開始教他們說俄語。不僅如此，勃列日涅夫之流在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地區的民族學校中，還規定從國小開始，必須用俄語教學。大學入學考試和大學畢業論文都要用俄語。通過這些反動措施，使許多非俄羅斯民族的青少年喪失使用本民族語言的能力。他們還公然規定，在黨、政機關、團體的一切會議、一切公文，以及召開的民眾集會都用俄語，從而使非俄羅斯民族共和國的民族語言處於無權地位。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廣播中心的前負責人耶林斯基由於抵制新來的俄羅斯族負責人增加電台和電視台俄語節目的要求而被撤了職。勃列日涅夫之流這樣不擇手段地“強制推廣俄語”是他們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強迫同化政策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和當年老沙皇推行的所謂“義務國語制”完全是一路貨色。
結語
勃列日涅夫之流推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給蘇聯各民族（包括俄羅斯民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蘇聯國內民族矛盾激化，是階級鬥爭空前尖銳的反映，是他們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勃列日涅夫掩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陰謀決不能得逞。蘇聯各族人民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對新沙皇的反抗。老沙皇和他的殖民擴張政策被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炮火摧毀了，新沙皇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帝國，也必將被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各族人民所埋葬！
*選自《人民日報》1976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