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學派

地域性學派，學派的形成，大致有賴於三種因緣：即師承、地域、問題，因而大體上可歸為三類：即“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

學派的形成，大致有賴於三種因緣：即師承、地域、問題，因而大體上可歸為三類：即“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以文化和學術活動倡盛地區 或某一地域，某一國家為中心，以某一問題為研究對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學術傳統的一些學術群體，可稱為“地域性學派”（包括院校性學派）。西方著名的地域性學派有“米利都學派”、“愛菲斯學派”、“德國歷史學派”、“芝加哥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劍橋學派”和“瑞典學派”等等。中國古來更是不乏。戰國時期的稷下學派，當為早期範例。《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第一六）雲 ：“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第一四）記：“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史記·卷九九》（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九）曰：“《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足見當時的“稷下學派”規模和影響之一斑。由於當時的稷下學士為齊宣王三代君主蓄養的政治智囊團，當屬中國古代“地域性學派”形成的典型範例。東漢的“荊州學派”、三國時代的“蜀學”和南北朝時代的“山東學派”，皆為“地域性學派”。宋代以後，名聲卓著者有宋代的濂、洛、關、閩四大學派以及浙東學派、湖湘學派、八桂學派等等。所謂“師承性學派”、“地域性學派”和“問題性學派”，三者互有聯繫，它們之間的劃分界限絕非涇渭分明。（摘自黃現璠研究專家陳吉生教授撰《試論中國民族學的八桂學派》一文，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