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亦稱土木堡之變、土木之禍，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並且被俘的事變。
瓦剌即漠西蒙古，也稱衛拉特蒙古。土木堡是位於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的一個城堡，坐落於居庸關至大同長城一線的內側，是長城防禦系統組成部分。
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太師也先屢次入侵明朝邊境，明英宗親率二十萬精銳大軍出征，計畫從大同北上，與瓦剌在明朝邊境決戰。明軍剛到達大同就接獲太監郭敬的密報，得知瓦剌已做好準備，明軍立即從大同班師東返，計畫從居庸關回京。途中遭遇瓦剌多次襲擊，大同、宣府接連失守，吳克忠與朱勇率領的兩部大軍共五六萬人，在鷂兒嶺慘敗全軍覆沒。餘下部隊移師於土木堡被瓦剌襲擊，明軍戰敗投降，傷亡過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戰死。
當時京師二十萬精銳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老弱士卒不到十萬。于謙力排眾議請郕王調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和南京沿海的備倭軍，江北和北京各府的運糧軍馳援，人心漸定，也先送英宗回去，要求守城者開門，于謙等大臣私立郕王為帝，並親自守城拒絕也先送英宗回京。
基本介紹
背景,蒙古叛犯,英宗親征,過程,指揮失誤,全軍覆沒,影響,明朝,瓦剌,評價,爭議,人數,後世紀念,相關影視,
背景
蒙古叛犯
明朝興起後，留在中原的蒙古人大部分退回大漠，北元分裂成東、西蒙古（明朝稱東蒙古為韃靼，西蒙古為瓦剌），彼此互爭雄長，內斗不休。即便如此，終明一朝，也無法根除來自蒙古的巨大威脅，蒙古騎兵始終對明朝北方邊境進行襲擾和掠奪，雙方衝突不斷。史書記載：“終明之世，邊防甚重。邊境之禍，遂與明終始雲。”指的就是明朝政府長達200多年對北邊蒙古的防禦。
永樂十六年（1418年），馬哈木之子脫歡襲父爵為順寧王。幾年之間，脫歡攻破韃靼，兼併其眾，又統一內部，其勢日張，雄視漠北。脫歡立成吉思汗後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受明朝封為太師，掌瓦剌部實權。明英宗正統四年（1439年）脫歡死，其子也先繼位後，不僅漠南諸部全被征服，且東脅朝鮮，西略哈密，草原大半，盡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於明。起初所遣使者不過五十人，後貪朝廷厚賞，歲增至二千餘人，並屢屢索要貴重難得之物。稍不遂，即製造事端，明廷所賜財物，不得不歲有所增。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太師也先遣使2000餘人貢馬，詐稱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賞，由於宦官王振不肯多給賞賜，按實際人數給賞，並減去馬價五分之四，沒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就製造釁端。遂於這年七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騷擾。東路，由脫脫不花與兀良哈部攻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的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統率，直攻宣府圍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也先進攻大同的一路，“兵鋒甚銳，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大同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明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禦敵。
英宗親征
過程
指揮失誤
由於組織不當，一切軍政事務皆由王振專斷，即使是成國公朱勇在王振面前也要膝行而前；戶部尚書王佐請皇帝回軍，王振就命其跪在草叢裡，直到天黑才能起來。隨征的文武大臣卻不使參預軍政事務，軍內自相驚亂。1449年7月19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1449年8月1日，明軍進到大同。未交鋒，鎮守太監郭敬報告也先為誘明軍深入，主動北撤，王振看到瓦剌軍北撤，仍堅持北進，後聞前方慘敗，則驚慌撤退。本欲使英宗於退兵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顯示威風；又怕大軍損壞他的田園莊稼，故行軍路線屢變，導致士兵疲憊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隊追兵追襲而來，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1449年8月13日，明軍狼狽逃到土木堡，而瓦剌軍緊追不捨。
行軍路線
行軍路線全軍覆沒
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但王振不準。土木堡地勢高，無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被瓦剌軍占據，將士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隔日瓦剌軍隊包圍土木堡。也先遣使詐和，並主動撤離，以麻痹明軍。明英宗不疑有詐，遣曹鼐起草詔書。王振下令移營就水，當明軍大軍移動時，饑渴難忍的軍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亂成一團，瓦剌軍伏兵四起，趁機發動總攻，倉促應戰的明軍被打得大敗。明軍二十餘萬人有三分之一戰死，中傷居半。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鄧栗，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司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鑄，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書舍人俞拱、潘澄、錢禺，監察御史張洪、黃裳、魏貞、夏誠、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馮學明，員外郎王健、程思溫、程式、逯端，主事俞鑒、張塘、鄭瑄、大理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恭、石玉這五十二名跟隨明英宗遠征的群臣皆死於混戰中。明英宗的護衛將軍樊忠憤怒至極，掄起鐵錘砸碎了王振的腦袋。（但據明英宗自己的回憶王振也是被瓦剌軍殺死的）樊忠不久亦戰死。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文選郎中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明英宗看到突圍無望，索性跳下馬來，面向南方，盤膝而坐，等待就縛。不一會兒，瓦刺兵衝上來，一個士兵上前要剝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與眾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擁著他去見也先之弟賽刊王，賽刊王在問明英宗時，明英宗反問道：“你是誰？是也先，還是伯顏帖木兒，或者是賽刊王。”賽刊王感到明英宗說話的口氣很大，立即報告也先，也先立即去向他請安行君臣禮，獻上各種野味美食。衛拉特還繳獲馬匹二十萬頭及無數衣甲器械輜重。
影響
明朝
- 政治
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俘；四朝老臣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隨行出征的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
隨著開國武人勛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皇帝只能通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離心離德，國勢日蹙。
明英宗南歸後，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
此期間的內閣也並未發揮出它的作用。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為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土木事變發生前後，內閣作為與皇帝最為親密的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權，在後期的北京保衛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于軍國大事退避三舍。這段時期，內閣只能尷尬地任由宦官專政，或被皇帝輕視而任用於謙，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滿，上書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決定擺布。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銳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峰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瓦剌
土木之變是明軍不戰自潰。北京圍城不下，則蒙古內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終於兵戎相見，脫脫不花汗敗亡。也先稱帝，但他無法解決造成封建割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而為人又心胸狹窄，荒於酒色，終於兵敗被殺。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願在漠北過艱苦日子，藉此機會轉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隸各地。一些內地的漢人由於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去了蒙古高原。
評價
1449年的土木之變，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除了軍事指揮錯誤的直接原因外，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有密切關係，是北方邊防廢弛的必然結果。而朝中的士大夫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據當時親歷戰役的大臣李賢回憶：“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爭議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於土木堡大敗於瓦剌，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
- 求婚事件
也先名為進貢，實為偵察。經常賄賂翻譯，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譯人員私下擅自答應，而朝廷卻不知道這回事。
這是土木堡之變的第一個疑點。朝廷中的翻譯人員怎么敢擅自代替朝廷答應這種大事，封建王朝這種事情是要抄家滅族掉腦袋。就是放在現在，引起國際糾紛也是不得了的大事，小小的翻譯如何有這個膽子，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後面又是何人指使？
- 戰爭初期的雙方態勢
當時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據記載大同的兵馬就有四五萬人馬，八個衛的兵馬，在瓦剌進攻之前，後來又陸續派遣朝中要員到那裡整頓軍備，而且大同宣府的兵馬在全國來說也是精銳中的精銳，為何剛開戰就不斷的損兵折將外加失地？大同的鎮守太監郭敬在與瓦剌開戰之前還與瓦剌做著走私軍火的生意。
- 王振導致失敗？
王振對待瓦剌自始至終的態度就是兩個字：強硬。所以有人就猜測，這場戰爭是王振故意縱容才發生的。有人分析說：主動出兵受朝臣制約，自己沒法參與，皇帝也未必情願，對方來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權力欲滿足之後，王振還想再享受一下軍事成就感帶來的高潮。這么說就有失公允，王振是一個既得利益者，他不必在謀求什麼功勞，只要維持現狀就可以保持權位了。為什麼還非要冒險和瓦剌打一仗，萬一輸了呢，豈不是降低了自己的聲望，把小辮子送到了朝臣的手裡。
雙方的對比，無論從哪方面對比，明朝都是占有優勢的。可是占有優勢的明朝卻敗了，敗得莫名其妙。而那時人們做的就是把戰敗的帽子扣到了王振的頭上，畢竟王振僅僅是一個人，他的上面還有皇帝，下面還有各級將領，對面還有朝中的大臣。
- 準備迅速
此前從明英宗宣布親徵到上路，明軍“奇蹟般”地只用了兩天時間就“完成”了動員、糧草、軍械一系列準備工作。此後明軍行軍途中也毫無紀律，甚至在大軍行進兩天后明英宗還不得不詔諭隨行文武百官，要求整肅軍紀。
- 朝臣態度
朝臣在初期紛紛阻止英宗皇帝，這個無可厚非，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在明英宗出征以後，後勤補給竟然滿足不了軍隊。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英宗皇帝出征的時候，他就沒有想過後勤的問題，畢竟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句話就是連八歲的小孩子都知道，難道一個一國之君會不懂得這個道理?如果後勤補給不上的話，那英宗為何會出兵，大臣就沒有在這方面勸告皇帝?如果後勤能夠保證得上的話，那么後期為什麼朝廷的軍隊人無糧，馬無草?
- 明朝是否由盛轉衰
土木之變只是一場戰役的失利，明朝當時正處“全盛之天下”，軍事實力、經濟實力遠在瓦剌之上，後續的北京保衛戰就是實例，所以扭轉戰局，是實力使然。
人數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 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息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 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乾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乾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昕訓練備用。十五萬軍中必然己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即便按這樣計算，京營規模最大有多少呢？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 3,258,173 名，實有 1,624,509 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 294,117名，實有 159,871 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 名，實有1, 464, 638 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 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占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平均每衛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若減去朱勇所言徵調各邊的京營兵與逃亡者，則京衛操軍軍數尚遠不及此。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乾，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
後世紀念
土木堡遺址位於河北懷來縣境內土木村中，只剩下兩段城牆的土基。2008年，當地人在土木堡戰場上豎起了古戰場牌坊，建立起來明朝“土木之變”遺址。文物部門開始研究古戰場保護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