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是

國是

國是,指國家的重大政策。“共商國是”原本是“共定國是”,其源出於西漢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國是”並不是一般的國事,而是治國的大政大策。“國事”與“國是”是近義同音詞。

黃道周《節寰袁公(袁可立)傳》:“‘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為國家昌言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是
  • 外文名:important affairs of state
  • 拼音:guóshì
  • 出處:西漢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
釋義,出處,詞意辨析,詞語內涵,

釋義

guó shì
[important affairs of state] 國家的重大政策
“國是”專指國家大事、國策、規劃等重大事務,有政策法規等含義。“國是”所指的國家大事嚴格限用於國人在中央所議之國家大事。如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政協委員“共商國是”。
“國是”要比“國事”的範圍窄,因此不能用“國是”替代“國事”。

出處

“共商國是”原本是“共定國是”,其源出於西漢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國是”並不是一般的國事,而是治國的大政大策。 “是,則也”(《爾雅·釋言》),而“則,常也”,“法也”(《爾雅·釋詁》)。“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中的“是”即為則也,常也,法也,是國家長治的大政。“共,同也”(《說文解字》),即齊心協力的意思。這樣看來,共商國是,即可解釋為“齊心協力地商定國家大事”的意思。

詞意辨析

“國事”與“國是”是近義同音詞,二者都是名詞,都指國家的政務、政事。但二者同中有異:
(1)詞義範圍不同,“國事”既可以指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事情,也可以指一般的國家事務;而“國是”則專指國家決策、規劃等重大事務。
(2)適用對象不同,“國事”可用於國內,也可用於國際,如“國事訪問”是一國首腦接受他國邀請所作的正式訪問;“國是”所指的國家大事則嚴格限用於國人在中央所議之國家大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是“共商國是”。
(3)語體色彩不同,“國事”是頗具口語色彩的詞,“國是”是用於書面語的文言詞。
(4)語法功能不同,作為名詞,二者都能作主語、賓語,但“國事”還能作定語,如“國事訪問”;而“國是”就無此用法。

詞語內涵

“兩會”期間,新聞經常會出現“兩會代表委員共商國是”這樣的說法,其中“國是”一詞引人關注,因為比較少見。有些人就會問為什麼是“國是”而不是“國事”。一般會得到這樣的答案:“國是”是國家大事,是指國家的大政方針。這樣的答案雖然權威,但是還是解決不了一些對詞語敏感的人的困惑:為什麼偏偏要用“國是”來特指“國家大事”,“是”可以代表“大事”嗎,“國家大事”這樣的解釋能夠準確把握住“國是”概念的內涵嗎?帶著這些困惑,我們來試著考察一下“國是”的真實內涵。
劉向《新序》卷二《雜事二》: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強。’人君或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第一句話,楚莊王說他不知道拿什麼來做為“國是”,“是”在這裡有確定的意味,有“正確”的意思,也有人解釋為“是,則也”,也就是法則的意思。無論意思如何,國是在這裡就是一個國家確定下來的,認為正確的事情。這裡的“是”與“非”相對,所以孫叔敖回答“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把一些事情、政策定為“是”,與之相反的意見就是“非”,“國是”必定會遭到反對派的詰難,持“非”意見的人,必定會厭惡這個“是”。這就是“眾非之所惡也”。所以一件事是不是“國是”,不是君王輕易能定的(臣恐王不能定也)。於是楚莊王就說:單單君王不能定嗎?是不是臣下也定不了?孫叔敖回答:……君臣不合,國是就定不下來。夏桀、殷紂沒有和士大夫共同定下一個“國是”(國家定下來的認為正確的事情準則政策等等),而是合自己心意就定為“是”,不合自己心意就定為“非”(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所以到國家滅亡都不知道原因所在。楚莊王說:很好!願相國和諸侯士大夫們一起定下“國是”,我不敢恃國而驕。從“國是”出處這段典故來看,“國是”中的“是”始終是與“非”相對應的。正確的叫做“是”,不正確的叫做“非”,這裡是由一個人的是非引申到一個國家的是非,一個國家到底怎么做才是對的,選擇哪些作為“國是”,哪些作為“國非”。這樣解釋我們就明白了,為什麼“國是”不同於“國事”,“國事”是一個中性詞,而“國是”不是中性的,它是代表一個國家確定下來認為正確的東西。當然,“國是”由誰來定,要分不同情形,像夏桀和殷紂憑由於處在君王的地位,憑自己的意願來定“國是”,結果只能是“亡國而不知”。
現在我們從出處已基本能解決我們前面提出的困惑了。但是,事物的演變總是很有趣的,後來人們在引述孫叔敖“國之有是,眾非之所惡也”總是丟了一個“非”字,變成“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這就很難解釋了,為什麼“國是”會被“眾惡”。說起這段公案,還得回到宋朝,當時正值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變法引來此起彼伏的反對聲浪。於是就有了神宗和司馬光下面的對話:
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三人共為天下耶?”
變法是在神宗的支持下進行的,神宗對變法偏心,在面對變法的反對者司馬光時,他說:現在普天下反對變法的聲勢浩大,真是孫叔敖所說的“國家制定了正確的方針而大家都反對”。神宗在這裡引用孫叔敖的話時,把“非”字去掉,這樣就完全改變了願意,變成了針對司馬光的語言武器,這句話隱含的意思變成,變法是對的,是國家正確的方針(國是),而大家愚昧無知都來反對。司馬光也毫不示弱,他回答說:確實如陛下所說輿論紛紛。但是,陛下應當辨別其中真正的“是”與“非”。今天,條例司(當時的改革機構)的所作所為只有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三個人認為是對的(以為是),天下人都認為是錯的(以為非)。陛下難道能只跟他們三個共同治理天下嗎?司馬光言下之意:陛下你所說的“國是”不是真正的“國是”,只是安石、韓絳、呂惠卿三人認為的“是”,而不是天下人認為的“是”,也就是這個“是”其實是“非”,才會導致“眾之所惡也”。在這段對話中,“國是”中的“是”依舊是與“非”相對應。我看了好多關於“國是”這個詞的解釋,都完全沒提及“是”是與“非”相對應的。宋神宗與司馬光的對話相較於楚莊王與孫叔敖的對話,“國是”的內涵發生了點輕微的變化,在楚莊王與孫叔敖中,國是的概念比較廣泛,是強調君主要與臣下共同來決定國家事務,國是在這時沒有特指什麼事。而宋神宗與司馬光的對話中,國是是針對變法與反變法兩條路線,這裡神宗跟王安石把變法定為“國是”。於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國是”的含義清晰化和狹隘化,變成指代國家認定的路線,用現代的政治詞語來說就是“正確路線”或者“最高綱領”。當然,這裡只能說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國是”這個詞有演化成政治詞語的苗頭,但是這時“國是”的出現是因為神宗引用孫叔敖的話,還沒有獨立使用,所以基本保持原意。也許這樣說讀者很難理解這種演化的意義。我舉個例子,“革命”本來是一個普通詞語,但後來演變成“革命”就是對的就是真理,只要哪一派政治團體取得了“革命”的地位,它就可以把對手稱之為“反革命”並進行打擊。至於什麼才是才是“革命”,那就是人說了算了。“國是”在北宋開始有這樣的演變是從王安石的變法開始。某派的政見一旦取得“國是”的地位,反對派就會被以“動搖國是”為罪名遭受打擊。特別是在南宋,用“國是”的名義壓制反對派是最基本的政治手段。不同的是,北宋只有變法一派把自己的政見定為“國是”,可見那時“國是”的作為政治詞語的概念還沒定型,到了南宋,無論哪一派都會爭奪“國是”的地位。北宋的“國是”在於“變法”和“恢復祖宗法度”兩條路線,南宋的“國是”在於“戰”“守”“和”三條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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