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教育

早期回回人多使用阿拉伯、波斯語言文字，元明以來通用漢語言文字，前者仍保留在宗教教育和宗教儀式中。分布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的回族，還通用當地民族的語言文字。伊斯蘭教幾乎為全民族所信奉。回族教育具有多元教育系統、多層次學校交叉並存和不平衡發展的特點。在日常生產、生活中，以父子傳承、師徒傳授方式進行職業和道德教育，是回族社會的基本教育現象。因回族家庭或村落的生產活動不同，其教育內容各異。主要有農耕、軍械或農具製造、天文、醫藥、建築、武術、運輸、採礦、商業、清真飲食、皮毛加工、珍寶玉石加工等，以培養子女謀生手段為目的。經堂教育是回族的特殊教育現象。明嘉靖年間，胡登洲把回族傳統分散、原始的父子、師徒口傳心授伊斯蘭教知識的教育方式，改為在清真寺及其附近聚徒集中教學，由清真寺聘請教師並供給食宿，專門普及伊斯蘭教知識，一度成為回族內部占主導地位的普及教育的制度。每座清真寺均招收本坊（即該清真寺所在村落）6 歲以上兒童，學習阿拉伯文字母拼讀、《〈古蘭經〉選》誦讀和伊斯蘭教法、禮儀基礎知識，稱“國小”，具有普及教育功能。農閒季節，各清真寺招收中青年補習伊斯蘭教五大天命（念、禮、齋、課、朝）禮儀制度及教義教法知識，俗稱“中學”，具有成人教育功能。大中型清真寺和由“阿林”（知識）水平較高的阿訇主持的小型清真寺，招收從“國小”畢業的少年兒童，系統學習阿拉伯文、波斯文文法，伊斯蘭教教義學、教法學、哲學、古蘭經學、聖訓學及文學等“十四本經”，畢業後專門從事宗教職業，兼作杜會民事調解工作，俗稱“大學”，具有專業教育功能。經堂教育在各地發展中形成以陝西、南京—雲南、山東和甘寧青等為中心的不同教學風格派別。培養出以王寬、達浦生、哈德成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促進了中國穆斯林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培養出適應回族社會宗教文化生活的一代代阿訇，他們通過講“瓦爾茲”等社會教育形式及處理日常民事事務，鞏固了回族穆斯林社會的穩定性。經堂教育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但規模逐步縮小。在漢族或當地主要少數民族普通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是貫穿於回族歷史過程的教育現象。唐代大中初年（847），李彥升考取進士，開回回先民學習漢文化之先河。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中央政府設回回國子學，招收回回等民族上層子弟，教授“亦思替非”（波斯文古稱）文字，畢業後主要從事翻譯、文牘工作。元代見於記載的回回進士有 20 多人。明清時期，回族中上層子弟接受並從事漢文化教育工作者更多，至有一族出舉人、貢生 20 餘人，亦有一家六子登科。李贄曾衝破封建禮教收女徒講學。海瑞作《規士文》提倡學生學用結合、言行一致。清末，回族子弟亦躋身留學行列。僅 1906 年，在日本留學的回族學生已達 36 人。上述時期回族習武中舉者尤多。20 世紀初，童琮、王浩然、馬鄰翼等回族志士仁人，鑒於官辦學校忽視回族社會文化傳統和心理情感，經堂教育忽視漢文及現代科學的缺點，起而倡導新式回民教育，以“求吾教（族）文化之進步，進而對國家有所貢獻”。在回族聚居區創辦以“清真”命名的回族國小、中學和實業學校；組織回族文化教育社團等。但國民政府對新式回民教育極少支持，學校多為私立，依靠集資辦學，多數學校設備簡陋，師資不足，甚至時停時辦或夭折。1949 年前，內地回族文盲高達 90%，西北回族地區文盲高達 95%～99%。中國共產黨在建黨初期已開始注意回族教育。中國共產黨西北局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簡稱西北少工委）專門組織開展中國回回民族問題研究，注意回族青少年教育。在陝甘寧邊區的延安民族學院和中共中央黨校均有回族學員學習，並開設回民學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在回族聚居地區相繼建立回族區域自治地方，在回族散雜居地區設立回族鄉。至 1989 年底，有縣以上回族自治地方 14 個。國家投資、調派各族幹部和教師在這些地區建立大、中、國小教育體系，回族聚居的縣、鄉、村均設立了中國小。學校尊重回族風俗習慣，建有清真食堂，方便學生生活。各級各類學校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錄取回族學生。20 世紀 50 年代起，特別是 1978 年以後，在大中專招生中降低分數錄取回族學生。一些高等院校設立了民族預科班（部）。有些回族地區在重點中學設立民族班。國家和地方財政還撥出專款補助回族學校，發放定額生活費、獎學金，舉辦寄宿制回民中國小（部分省市在回族聚居地區設立回民中國小）。各級各類學校注意在思想教育中引導各民族學生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加強民族團結，愛國自強，好學上進。 80 年代以後，回族各界人士和民眾熱情關心回族教育，民眾集資辦學，建立回族教育促進會、回族教育基金會、全國部分回民中學校際協作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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