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於2007年被發現。“該遺址反映的年代從唐朝延續到南宋，並有一部分元朝痕跡。目前挖出地面的部分主要呈現的是宋朝時期的遺址。如此大規模的唐宋時期重要遺址在全國都十分罕見，填補了成都城市考古方面的空白。”成都博物院副院長江章華介紹說：“遺址有保存完好的磚鋪街道和排水溝，更有不少瓷器、佛像等漢、唐、宋時期文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 時代：唐宋時期
• 發掘單位：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發掘領隊：謝濤

堆積層

遺址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層，分布較均勻。第1層，近現代文化層。第2層為明、清時期堆積。第3層為南宋晚期－元時期地層。第4層為南宋中晚期堆積，L2、L3、L5等道路遺蹟疊壓於此層下。第5層為唐末－北宋時期地層。第6層為東漢時期地層。第7層文化遺物少，為西漢時期地層。第7層下無文化遺物。由於原址保護的需要，現揭露大部分停於第5層層表，發掘區的東部小部分揭露到生土。

發掘

遺蹟現象多露頭第4層下，由於原址保護的需要，只揭露出發掘區東、西部6層層表遺蹟，重要遺蹟有房址4處，土路4條（位於L2、L3、L5和L9下、只作了解剖，未揭露），水道3條。5層層表遺蹟全面揭露，重要遺蹟有鋪磚街道4條，土面支路4條，房址21間（套），大小排水道16條。

道路

鋪磚街道4條（L2、L3、L5、L9），其中L2、L9呈南北走向，兩路基本平行，相距約50米。L3、L5呈東西走向，與L2垂直交叉連線形成十字街口。支路4條（L4、L6、L7、L8），L4、L6分布於鋪磚主道L2兩側，與L2直交，L7、L8為L3轉彎處的兩條分道。
L2為鋪磚主街道，方向北偏東31°，寬2.1—2.3米，揭露長度約220米，其中僅南部長約53米保存較好。路面使用特製的細長條形磚豎砌而成，有“人字形”和“回字形”兩種砌法。路面中間略高於兩側，路面有明顯的車輪碾壓痕和使用損壞後的修補痕跡。L2北段西側F13與F17之間為支路L4，南段東側F11與F18之間為支路L6，兩條東西向支路距東西向的鋪磚主路L5均約14米左右。

水道

與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條，其中G2、G8、G9和G11為地下排水道的主道。G2起源處東與G11連線，北與G8連線，南與G9連線，除G11底部高於G2底0.5米外，G8與G9底部與G2同高，形成十字形地下排水管網。G11由東向西排水，G8由由北向南排水，G9由南向北排水，三條水道的水匯集於G2東部源頭的方形水池後由東向西排水。其它的水道均為房址周邊或與房址小天井連線的小水道，或道路兩側的排水道等。
G2為主水道，位於發掘區西部，為磚砌地下排水道，券頂，東西走向。G2方向與L2垂直，東部起源處距L2約13米；與L3西段平行，位於L3西段北側，長度約45米，內寬0.5－1.02米，內高1.1－1.3米，由東向西漸寬漸低。水道東起源處為方形池，東西長0.9米、南北寬0.8米，深0.7米，北、東、南分別與G8、G9的G11相連線。

房址

揭露唐宋時期的房址21間（套），主要分布在路兩側。L2東側由南向北為F20、F11、F18、F19、F12，西側由南向北為F14、F10、F16、F2、F13、F17；L3南側為F24；L5北側的F21，南側的F31。F22、F23、F26－F28位於L2東側臨街房後。各房址大小不一，有單間或套間，不成院落，均面向街道開門，房址與街道之間的空隙處寬窄不一，均鋪磚，每間房鋪成不同的紋樣。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用純淨的淺黃色土為室內墊土，部分房屋有平鋪的磚面；豎砌一或兩層磚為牆基，牆體應多為木或竹，立柱處下墊紅砂石柱礎。

出土器物

出土了大量唐宋時期遺物，主要為瓷器，以本地的青羊宮窯、邛窯的產品為主，也有龍泉窯、定窯等外地產品，其外來品的數量和質量明顯多於成都其他同時期的遺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盤、盞等為主，出現較多貴重的外來瓷器可能也與這一區域較繁華有一定的關係。此外，遺址還出土了與佛教寺院相關的唐代晚期的佛教造像頭部和一些佛經石刻的殘片等。這些與佛教相關的器物可能與唐、宋時期大慈寺範圍的變遷有關。

認識與價值

現揭露的唐宋時期遺蹟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第6層層表的遺蹟，主要包括房址F21、F25、F29、F30和F15，G2、G8、G6，以及與其相配套的L2、L3、L5下的泥土路（因只作了解剖故暫無遺蹟號），時代為唐末到北宋。第二階段主要為第5層層表的遺蹟，房址有F2、F10－F14、F16－F24、F26－F28、F31等，與其相配套的道路8條，大小排水道16條；道路以鋪磚路L2、L3、L5、L9為主，排水道以繼續使用的G2、G8和G9、G11等為主，時代為南宋早中期。

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

G2始於東端，由東向西流,結合1995年修築伊藤洋華堂所發現的一條東西向水溝來看，推測在兩條水道之間應該有一南北向的大型排水渠，位置大概位於現成都市紅星路步行街下。

L2大致呈南北走向（北偏東31°），根據發掘情況，通過對L2多處解剖，發現其經歷了3個大的修築階段。第一階段為黏土構築，土質非常緊密堅硬，可能經過夯打，從出土的瓷片來看當在唐代末期；

第二階段的路土系用碎瓦渣，瓷片和黏土夯築，出土的瓷片為北宋到南宋初；

第三階段，路面用小磚鋪砌，磚有可能是修路專門燒制的，與同時期其他建築或墓葬出土磚的尺寸均不同，從出土的遺物來看，其年代為當宋早中期。

L2第二、三階段路面寬度比第一階段略窄，體現了宋代以降街道向長巷制發展的過程。關於第三階段道路修築年代的判斷同樣得到了歷史文獻的印證。《全蜀藝文志》之《砌街記》：“天下郡國惟江浙甓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大、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櫛比,衢遂棋布.而苦地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膠漆，既晴,則蹄道轍跡,隱然縱橫,頗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甓之，僅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制四川，為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率一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其廣狹，凡十有四街。”

從發現的道路、水溝、房址等建築來看，遺址所處位置應該為成都城唐宋里坊內的一部分。清光緒五年的成都地圖保留有與里坊有關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稱；（明）天啟《成都府治圖》、（清）光緒二十八年《成都省城內外街道全圖》、（清）宣統三年的《新訂成都街道二十七區圖》和民國二十二年《成都街市圖》均可以較清晰的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殘跡。至今，成都市內環路內的東部、北部依然可以隱約見到當年裡坊的方塊格局，有如棋盤。宿白先生認為唐宋成都城內為十六坊， 孫華 先生進一步發展了這一觀點，並考訂了一些里坊的名稱和範圍，這無疑都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利用古今地圖的對比（包括街道名稱的變遷），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認同唐宋時期成都羅城內為十六的里坊的觀點，而且江南館街遺址當為富春坊的一部分（見後文），只是具體的範圍與孫華先生推測的稍有差別（主要依據“大十字”、“小十字”的位置）。(宋)周煇《清波雜誌》卷八：“成都富春坊，群娼所聚。”《歲華記麗譜》：“上元節放燈，舊記稱唐明皇上元京師放燈甚盛，葉法善奏曰：成都燈亦盛，遂引帝至成都,市酒於富春坊。” 王文才先生根據道葉法善從唐玄宗入蜀，大慈寺有二人畫像，大慈寺周圍多倡優，娼妓，懷疑富春坊位置與大慈寺相近，此說可從。綜上，我們認為江南館街所處的地理位置正好與富春坊所在的位置吻合，江南館街遺址當處於富春坊的東北隅“大區”內。

另外，遺蹟出土了與佛教相關的器物則可能與唐、宋時期大慈寺範圍的變遷有關。出土器物中出現較多貴重的外來瓷器可能也與這一區域較繁華有一定的關係。遺址地處唐、宋時期成都城的東部，這一時期大慈寺區域是有名的廟會和集市地，《方興勝覽》：“成都古蠶蟲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號蠶市。五月鬻香藥，號藥市。冬月鬻器用者，號本寶市。俱在大慈寺前。”

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是填補成都城市考古空白的重大考古發現，該遺址各類遺蹟極其豐富，主次街道、房屋、排水渠（城市下水道）規劃科學，布局合理，充分反映了唐宋時期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規劃和建設管理水平。成都在唐代經濟十分發達，譽稱“揚一益二”，成都在宋代誕生了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無不昭示成都在唐宋時期中國經濟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是繁榮發達的唐宋成都城重要的實物見證。此外，江南館街唐宋時期街坊遺址發現縱橫交錯長達數十餘米的鋪磚街道在中國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見，在現代化都市中心發現如此大規模的唐宋時期重要遺存堪稱獨一無二。

遺址核心區域將被原址保護。核心區域主要包括兩條分別長52米和22米的南宋古街，一條晚唐到南宋時期的排水渠長約10米。

專家點評

自晚唐一宋以來，中國主要的地方城市都以商業繁盛而著稱。其中尤以楊、益兩州最為著名，其城市規劃代表著地方城市的典型。能在現代化都市中心發現古代城市遺蹟，而且街道、布局清楚，保存較好，實為難得的重要發現。

發掘工作本身也很仔細，對成都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是個促進。成都市政府下決心對遺址進行保護，表現了對自己家鄉城市的愛護，值得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