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頌研究》出版於1995年，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作者張松如。本書圍繞詩經商頌部分進行細緻研究，詳細分析討論了商頌的歷史淵源以及古代疑問。
基本介紹
- 書名：商頌研究
- 作者：張松如
- 類別：書籍
- 頁數：386
- 定價：RMB30
- 出版社：南開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95年6月
- 裝幀：平裝
- 開本：32開
- 實質：研究歷史的文學作品
- 來源：《詩經》
內容簡介
青年時代，我是高唱公木先生（張松如）作詞的軍歌走向戰場的，以後又讀過他的詩集和詩論，他是我敬重的老詩人。我搞古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又讀過他的、《老子校讀》、《先秦寓言概論》，引用過其中的論點，他是我敬重的老學者。論資歷，他比我年長十多歲，他是老學長。他最近出版《商頌研究》，來信要我作序，實在使我惶惶。但恭敬不如從命，乃不揣愚陋，遵命作文。
《商頌》的時代問題，歷來有商詩（殷商時代的詩）和宋詩（周代宋國的詩）兩說。這是學中爭論了兩千多年未能解決的一個大懸案。
在先秦古籍中只有“商頌”或“殷頌”之稱，《國語·魯語》有一句重要的記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詩序》引述這句話時“校”作“得”。對這句話理解不同，究竟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是將原來商代的頌歌到周朝太師那裡去校正音律呢？還是他作了整理修訂或較大的加工呢？還是他作詩獻之呢？歷來解釋各異。
漢代今文《魯》、《齊》、《韓》三家，認為《商頌》是春秋時代殷商後裔宋國的宗廟祭祀樂歌，“校”讀如“效”，就是“獻”，是正考父將自作的歌頌祖先開基建業的詩篇獻上來，所以《商頌》是宋詩，而宋詩即周詩。司馬遷是學習三家《詩》的，在《史記·宋世家》中進一步申明：“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但古文學派《毛詩》學者不相信這個說法，認為正考父只是得到殷商亡佚的12篇頌詩，作了一番整理正樂工作，到孔子刪定時只剩下現存的5篇，所以《商頌》是商詩。鄭玄以《毛詩》為本而兼采三家，作《箋》時，在這個問題上取今文之說。漢代兩說並存，但宋詩說占上風。
漢亡後王學反鄭學，王肅反對鄭玄采三家說。唐孔穎達撰《正義》，也在疏解中辯駁鄭玄之非。宋學雖反漢學，在這個問題上仍兩說並存，歐陽修《詩本義》、蘇轍《詩經集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朱熹《詩集傳》等名著，則都傾向於商詩說，商詩說占上風。
清人反宋學，復興漢學，清古文、今文兩派老問題重提，在這個問題上展開激烈的論戰。以古文為主、今古文通學的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專主《毛詩》的陳奐《詩毛氏傳疏》，都主商詩說。康熙年間的姚際恆自稱超出漢宋門戶之見而“涵泳篇章，尋繹文義”，自由立論，在其《詩經通論·商頌》解題中罵宋詩說者：“妄夫以為春秋時人作，又不足置辨。虞廷賡歌，每句用韻，《商頌》多為此體，正見去古未遠處。”在清前期仍是商詩說占上風。
清中期以後今文復興，搜輯三家遺說，以魏源為代表的啟蒙學派張揚三家的宋詩說，今文大師皮錫瑞繼之。他們一共提出二十條論據，力證《商頌》是宋詩。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罵主商詩說的古文學者是“陋儒”，他說：“魏、皮二十證精確無倫，即令起古人於九原，當無異議，益嘆陋儒墨守，使古籍沉埋為可惜也。”但是，對他們的二十條，還有人不信，如另一獨立思考派大家方玉潤《詩經原始》，仍然解說《商頌》的時代在前，釋5篇詩為商詩。不過總起來看，在清後期宋詩說占上風。
從漢至清，在的時代問題上，一直是兩說並存的，它們的影響互有消長，各自列舉種種理由反駁對方，但誰也沒有徹底駁倒對方。他們的論證持之有據，又都有可疑之處，問題本身因時代久遠、資料甚少、內容複雜，所以異說紛紜無定解，成為兩千年懸而難決的大疑案。
近代王國維是集考據學大成的考據家，寫了3篇《說商頌》，要來解決這個懸案。他利用殷墟卜辭證明《商頌》不是商代的作品；同時他糾正了魏、皮二十條論據中的不實之處，把結論建立在較為公允的基礎上。梁啓超也持相同的觀點。但是，也還有人不信，如吳闓生《詩義會通》仍堅持《商頌》的時代在前。對一般學者來說，甲骨文難認，古史難通，王、梁都是本世紀初葉有威望的學術前輩，所以信從者較多。
現代學者俞平伯、顧頗剛在論證上繼續充實王國維的論點。郭沫若又從這5篇詩的內容，結合卜辭、銘文的考釋，在《先秦天道觀的發展》中也稱“《商頌》是春秋時宋人作的東西”。曾有廣泛影響且被用作大學教材的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便取魏、王之說。《商頌》是宋詩，為海內外學子普遍接受，幾成定論。
1956年楊公驥和公木先生合寫《論商頌》（《文學遺產增刊》第二輯），次年楊公驥又發表《商頌考》（《中國文學》），正面提出“《商頌》的確是殷商奴隸社會的頌歌”，“一切企圖否認《商頌》是殷商頌歌的理由，都是杜撰的和臆測的，都是錯誤的和不能成立的”。
正如公木先生在本書的序言中說的：“這意見如同置身在茫無邊際的荒原中的兩聲吶喊，20年來，不曾得到什麼反應”，因而“感到某種寂寞，甚至無端的悲哀”。我能夠理解這種心情：一位熱誠地追尋真理的學者，把他艱辛探索的結論公諸於眾，贊同，是對真理的肯定；反對，則推動他繼續前進；冷漠，則是否定甚或蔑視這種探索。
其實，公木先生的探索是有意義的。這是當代學者對學術史上傳統課題的重新觀照，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試圖解決兩千年懸而未決的一大疑案；這個課題在學術上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它不僅僅是《詩經》學的重要問題，而且直接關係上古文學史研究、殷商史研究和包括甲骨文在內的語言文字學研究。這種破除陳言、力排眾議、勇於立說的治學精神是值得欽佩的。
公木和公驥先生的“吶喊”，並不是無人予聞。在50年代，他們的文章是引人注意的。我曾經仔細拜讀過，受到啟發。不過，寫文章作出反應，則需要時間。由於這個課題的複雜性，文獻缺乏，從漢代到清代，古人爭論了兩千年，凡是能從古書中徵引的材料都徵引了，根據這些材料，雙方都曾推論種種理由來反駁對方，都“持之有據，言之成理”，然而都不能駁倒對方，如果仍然停留於重複這些材料，分辨他們推論的是非，不過是重蹈故轍。從王國維到郭沫若的論點所以盛行，在於他們運用了甲骨卜辭的新材料及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卜辭4000多字，目前只不過辨認1000多個，銘文的辨釋也有不同意見，他們的結論仍須進行研究。就這個問題寫文章，需要讀書，需要思考。從50年代後期起，儘管學人們對這個問題各有看法，但基本不具備自由研究的客觀條件，因而使公木先生感到“寂寞”了。
我對這個問題也有自己的看法。公木與公驥先生給了我啟發，我一直認為《商頌》歌頌殷商先王的功業，它的某些意識形態和語言風格，確實帶著殷商的時代色彩，不能說它們完全是春秋時代宋國的詩；另一方面，《商頌》的內容、某些詞語和表達風格，又有明顯的春秋時代的痕跡，與《尚書·盤庚》不類，不能斷定它們全是商詩。我讀書不多，占有資料少，70年代後期開始寫《詩經研究史概要》時，又無法迴避這個問題，便簡單地寫了這樣一段文字：“現存《商頌》五篇的內容，有的是歌頌宋襄公與齊、魯合兵伐楚事，當與《魯頌》同時期；有的是記述殷商先祖功業，可能是先世留傳或後世所追述。五篇《商頌》產生的時間很長，其製作時間，學術界尚有爭議。”我說內容有的寫宋事，是依從當時通行觀點，並相信王夫之所論斷的《商頌》5篇“商三宋二”之說；所說“先世留傳或後世所追述”，則是兩說並存；所說“製作時間長”，則是不同意把製作時間只拘於商或宋一代。很顯然，我個人無力解決矛盾，諸說並存，暫且存疑。在這段文字中，我同意詩中有宋襄伐楚事，是用當時通行的說法，現在來看，也是靠不住的，但仍不影響我認為《商頌》是商至春秋這一長時期中的產品。
當時我還認為，過去把問題絕對化了。說它們是商詩，不見得春秋時人沒有加工或改寫；說它們是宋詩，不見得沒有依據前代遺留的藍本或大部資料。事實上，從內容到形式，有前代的東西，也有春秋時代的東西。我國古籍大多這樣，《尚書》中的許多文章是這樣，《商書·盤庚》現公認為是比較可信的商代文獻，但它仍有戰國時代最後寫定的痕跡。《周易》的最後寫定，也類此。在不能考證確定以前代遺留為主還是後世製作為主的情況下，不能絕對化，使二者水火不容。我還認為，在真正的科學辯論中，任何一方的論證都有接近真理的認識。結論正確的，不見得所有的論點、論據全對；結論不正確的，其論點、論據不見得是杜撰、臆測，全是錯誤。我們通過具體分析，吸取對方論證中合理的東西，取長補短，求同存異，最後達到真理的彼岸。在尚未取得一致認識，對這個問題不得不表述時，則不妨暫時“大而化之”。
公木先生是執著地探求真理的學者，繼50年代的文章之後，經過與公驥先生的共同研討，積20年的努力，又完成了這本《商頌研究》，較之50年代的文章，內容充實，論據充分，論證嚴密，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大有進展。本書共三編。上編，他從對5篇詩的繹釋入手，以訓詁和釋義為基礎，探討了5篇詩的時代和內容，把他的理論建立在切實的基礎上。中編是“考索”，他梳理了商詩、宋詩兩說爭論的過程，具體地反駁了魏源、皮錫瑞的二十條論據和王國維的考釋，持之有據，言之成理，能夠自成其說，其中不乏閃光的灼見。下編論述了《商頌》的認識價值和藝術特點及其世界意義。我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我們所見到的第一本全面論述《商頌》的專著，而且行文一直在論辯中展開，讀起來引人入勝。這本書雖然不是研討《商頌》時代問題的最後結論，但無疑地會使討論深入，促進問題的解決。
80年代以來，研究《商頌》的文章已經陸續發表多篇。除了公木先生提到的劉毓慶《商詩非宋人作考》、陳子展《詩經直解》，比較重要的還有張啟成《論商頌為商詩》（《貴州文史叢刊》1985.1）、梅顯懋《商頌作年之我見》（《文學遺產》1986.3）和《正考父作商頌新考》（《遼寧師大學報》1989.3）、常教《商頌作於殷商述考》（《文獻》1988.1）、黃挺《詩·商頌作年作者的再探討》（《學術研究》1988.2）、趙明《殷商舊歌商頌述論》（《文史哲》1992.3）；另外，程俊英《詩經譯註》的題解，也提出她的看法。以上所舉的文章，大多是贊同商詩說的，看起來，這個問題，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公木先生的“吶喊”是有強烈反應的，可以不再感到“寂寞”了。
一位真正的學者，從來不認為自己的學術見解句句是真理，而總是以認真負責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斷研究，以求達到對真理的認識。公木先生正是有這樣廣闊胸襟的學者。他來信要我作序，囑託我“以質疑的口氣寫，引起討論便好”。《詩經》學的問題很多，我對《商頌》的問題，從未深入研究，只能寫成這篇類似讀後感的文字，算是向老學長交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