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化小農也叫商品化與小農經濟，以出售為主，家庭自產自銷為輔的一種中國農家經濟模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商品化小農
- 也叫：商品化與小農經濟
- 簡介：以出售為主
- 屬於：一種中國農家經濟模式
名稱來源,小農經濟,
名稱來源
1895年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原有的自給自足不必進行市場交易的小農經濟遭到破壞，台灣農民為了生存，遂漸形成了一種新的農家經濟模式，在形成初期，大多數人，認為這只是台灣乃至當時中國大陸農民一種艱難的生存方式，沒有值得多少人關注，1945年10月25，日軍撤出台灣後，台灣農民開始恢復原有的小農經濟，這種經濟模式很長時間被人遺忘。1989年台灣“中央研究學院民族研究學院”集齊前人多次記載和討論，出版發行《日據台灣農村之商品化與小農經濟之形成》一文。
文章原文
《日據台灣農村之商品化與小農經濟之形成》
時間：1895——1945
隨著外銷農產品生產的擴展與出口的增長，日據下的台灣逐漸被納入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內。這個吸納（incorporation）的過程是分解與保存一併發生的一個過程。土著的農村社會經濟體系在這個既分解又保存（dissolution/conservation）的過程中基本上仍得以保留其原本的生廠方式，而在經過商品化的改造後，被整合入資本主義經濟中。具體的說，這個吸納的過程表現在農業商品化的過程上，但商品化卻沒有進展到把農村的勞動力也轉變為可供售賣的商品（即普羅化proletarianization）這個地步。家庭耕作式（family farming）的生產方式被保存了下來而與資本主義生廠模式之間產生聯屬的關係 （articul-ation）。本文強調殖民初期統治者與土著之間的互動基本鞏固了既存的小農經濟。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僱工生產方式對農業生產過程的入侵受到限制。雖然商品化為日資農企（agro-industry）之支配權創造了先決條件 ，但它卻並未使勞資生產關係擴展到農業生產內這是英國農業進入資本主義的直接途徑。日本私人資本避開了難纏的農業生產，偏好透過市場控制及垂直集中的方式剝削農民。在重稅、龐大的公共投資（尤其是水利）、政府監督、以及資本嚴密的控制下，農民生產者被迫去採用新式的生產方法以提高生產力來應付日增的生活支出和償還債務。在這種情形下，小家庭農場其實並非前資本主義的殘餘，而是現代資本主義予以再造並聯屬（articulate）的一種新型式。不管怎麼說，這種型式絕非古典理論所理解的農民或"資本主義農業"。它毋寧是"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農業"。
小農經濟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述評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
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一直是一個很有誘惑力的課題，許多學者把畢生的精力和學術生涯傾注於此。在國外學者中，尤以美國學者(包括美籍華人)和日本學者為勝。黃宗智先生(PhiliPc.C.Huang)就是這樣一位學者。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他另闢蹊徑，獨創了綜合分析法來研究近代中國的小農經濟，在有關中國農村的演變型式，中國經濟為什麼落後，帝國主義所起的作用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方面提出了不同於前人和同行們的見解。而且難得的是，黃先生還介紹了諸如形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這對國內學者擴大視野增加見識是大有裨益的。
對分化中的小農經濟的一個綜合分析
國外學者在研究近代小農經濟的傳統學派中主要有三種方法，即把小農當作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形式主義方法和批評形式主義的實體主義方法，以及與形式主義和實體主義相對立的馬克思主義方法。
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這位一九七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傳統農業的改造》一書中指出，小農經濟行為絕非象一般人心目中那樣懶惰，愚昧，沒有理性，而是有進取精神並對資源能作最適度運用的企業家，因此對傳統的農業改造的正確途徑不是蘇聯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農場生產組織結構的基礎上，提供小農可以合理運用的現代生產要素。僅就舒氏有關傳統農業的改造途徑看，他對蘇聯的批評不可謂全無根據。
蘇聯學者蔡雅諾夫(Chayanov)批評了形式主義研究方法。認為家庭式農場的生產，主要是為了滿足自家的生計而生產，不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經濟史學家卡爾·波拉尼(KarlPolanyi)進一步分析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分析方法是以市場和供求法則為前提的，顯然不能把這種方法強加於尚無市場體系的小農經濟。他認為小農經濟行為根植於社會關係(如古代的互惠關係)，而非取決於市場和追求至高利潤的動機。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了道義經濟的觀點，他認為小農經濟行為的主導動機是避免風險，安全第一，其道德觀念是人人都有維持生計的權利。
馬克思主義者強調的則是階級關係，即地主與小農之間的剝削與被剝削關係。小農的生產剩餘(甚至是必要的生活資料)通過地租和田賦的形式被地主和封建國家所攫取。因此，小農既非形式主義分析中的企業家，也非實體主義者筆下的道義共同體成員，而是租稅的交納者，受剝削的耕作者。
那么，在分析中國近代的小農經濟時套用什麼方法呢？形式主義方法顯然只適用於現代資本主義的農業，實體主義者側重於道德和倫理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強調的是階級關係，或者說是從上層建築去研究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黃先生說：“要了解中國的小農，需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其關鍵是應把小農的三個方面視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即小農既是一個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三種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這個統一體的一個側面。”(第5頁)
採用這種綜合分析方法，是由中國小農經濟的特徵決定的。首先，中國的小農在一定程度上直接為自家消費生產，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這需要用實體主義分析方法；其次，近代中國的小農又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一定程度上為市場生產，依據市場法則作出選擇，這就要用形式主義分析方法；最後，任何時代的小農都置於一定的階級關係和政治體系之下，需要用馬克思主義，或者說階級的分析方法。①
另外，中國的小農階層比較複雜，除了我們所說的貧農與地主外，還有大量的自耕農，富農和經營式農場主。對貧農階層(含僱農)的分析適於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模式，而對自耕農的分析必須藉助於實體主義的研究方法，對富農和經營式農場的分析就要採用形式主義的分析模式。因此，黃先生採用了區別不同階層小農的綜合分析方法。
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北小農所種植的棉花逐漸商品化為例，不同階層的小農對此作出的反映各不相同。經營式農場主種植棉花是受到利潤的誘導，較貧窮的自耕農則是為了生存的需要，佃農毫無選擇，只能種棉花，因為當時地租隨棉花的高收益而增加，佃農無法再繼續種糧食作物。
近代中國農村演變的型式
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國內學者習慣於以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為分界線，把，八四○年前劃分為前清封建時期，一八四○年後劃分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而國外學者在研究中國的小農分化時，總是要問中國小農在帝國主義入侵前經歷了什麼變化，在帝國主義入侵後又經歷了什麼變化。由於研究方法不同，各派的結論也各有差別。
形式主義者根據形式主義理論和研究方法，特別調強人口增長對小農經濟產生的壓力和農業內卷化。②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在《中國農業發展》中分析指出，從明初到一九四九年，中國人口增長了七至九倍，這個數字與農業產量增長速度基本上相同，而在這段時間內，農業技術和生產關係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人口增長促使小農向他處轉移，擴大耕種面積，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但到了本世紀，可供移民開發的邊區已盡，集約化也走到了盡頭。馬克·艾爾溫(Mark Elvin)在《中國過去的型式》一書中進一步指出，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後，中國農業人口的繼續增加和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導致了邊際勞動生產率逐步下降，發生了農業內卷。與形式主義研究相反，我國國內學者側重於資本主義萌芽論，認為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前(明末清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在中國萌芽，但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使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直到今天也沒有多少人去注重人口壓力和農業內卷化的研究，仍然傾注於自由僱傭勞動關係的發展。黃先生則根據自己確定的研究方法，同時兼顧人口和生產關係的變化來研究中國近代農村的演變型式。
近代農村演變的古典型式是英國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模式，即小農分化為農業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農業伴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而現代化。西歐國家(儘管各有差異)基本上都是這種模式。但中國的小農卻背離了這種模式，直到一九四九年在中國農村也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儘管僱傭勞動極為普遍。關鍵就在於中國和西歐的社會經濟結構上的差異。胡如雷在《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中提出了中國的“封建地主制”與西歐的“封建領主制”之間的區別。在西歐的封建莊園內，領主統經濟、軍事、政權和司法於一身，因而領主制的國家政體是一個主權分封的體制，而在中國的地主制中，政權與經濟權通過土地私有和頻繁買賣而分離，因而產生了中央集權制。傅築夫在《中國經濟史論叢》(二卷)中論證了另一個區別。基於農奴制的領主制下，莊園主必須照顧勞動者的生計和再生產，而中國的地主制則沒有這種限制。因此，封建領主制在向資本主義過渡時就比封建地主制簡單得多，中國的封建地主制則由於人口壓力和生產關係的複雜化而演變成另一種型式。
前清時代，華北地區是一個人口較少、商品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除了清朝廷分封的莊園之外，基本上是以自耕農為主的未經階級分化的社會。但莊園制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的，一個莊園的土地基本上是固定的，但莊園的農奴人口不斷增加。面對人口的壓力，莊園主不得不出租莊園，農奴也就由“僱工人”替代。“僱工人”雖然不是自由的僱農，但不必象農奴一樣永久依賴於莊園主的土地上。到十八世紀中葉，農奴制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與此同時，由於人口壓力和商品化的手工業促進了農業商品化，小農經濟中的一種新的僱主與僱工關係也在擴展。明末清初，棉花在北方推廣種植，農作物逐漸商品化，而人口壓力則進一步推動了農業商品化。一方面，種植棉花可以耗用更多的勞動力，減輕人口壓力，另一方面，種棉花的收益高，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對家庭式農場來說)或獲得更多的利潤(對經營式農場來說)。但種植棉花又增大了風險，有些家庭式農場或因機運好而上升為富戶，或因慘重的損失而淪為僱農；有些經營式農場主也因一著不慎降為小農場主，甚至淪為僱農。農作物商品化和棉花的大量種植，推動了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反過來，家庭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又提高了農戶的家庭收入，刺激了種植棉花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的商品化。在農業商品化的衝擊下，以自耕農為主的小農經濟分化為地主與佃農，僱主與僱工較為分明的社會。
小農的分化波及到搖搖欲墜的莊園經濟，出現了新的租佃關係，“僱工人”一般視為庶民對待。到了十八世紀末，莊園的租佃關係隨著商業化而更接近於小農間的純契約性經濟關係。但小農的分化並不徹底。人口壓力的消極作用是分家制，一個經營式農場會因分家而降為家庭式農場，而一個家庭式農場則可能因分家而成為貧農或僱農。家庭手工業的消極作用是維持了小農經濟，使之不致於在人口壓力和社會分化的壓力下崩潰。經營式農場得不到擴展，也就不能維持僱農的再生產，一個僱農的工資只能養活自己，不能養活一家人，因而很少出現第二代、第三代的僱工。這一切都阻礙了小農的進一步分化，出現了停滯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小農經濟，遠在中國接觸近代世界經濟之前就經歷了顯著變化。基本上出現了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的雛形。本世紀中國農業由國內市場走向國際市場，加速了農業的商品化，但世界資本主義並沒有改變它的演變方向，小農經濟仍然在分化中停滯，在停滯中分化。
中國經濟為什麼落後
形式主義者又一次論證了人口壓力通過兩條途徑迫使中國經濟落後。一方面，人口壓力蠶食了小農場維持家庭生計以外的剩餘，而使小農無法積累資本，另一方面，人口增加又把傳統農業推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前面說過，農業產量增加主要靠勞動力的投入，而土地、資本、技術基本上沒有變)，但對新式投資卻起了抑制作用，因而中國農業陷入了一個“高水平均衡的陷阱”。(艾爾溫)馬克思主義者更強調生產關係的作用。小農並不是沒有生活之外的剩餘，而是這部分剩餘被地主和封建國家榨取了，但地主沒有把這部分剩餘積累起來用於投資，而是揮霍掉了，中國經濟故此而停滯不前。資本主義始終處於萌芽狀態而得不到發展。黃先生不同意國內“資本主義萌芽”之說，他說：
“我和這一學派的分歧，不存於以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農業的發展這一事實……我的不同意見只在於如何理解這些生產關係。在人口過剩，有數以百萬計的從農村流離出來的遊民的中國，自由僱傭勞動力的存在，並不足以證明生產力開始有本質上的突破。關鍵問題是：僱傭勞動是否伴隨資本的積累及生產力的質性突破而興起？”(第142頁)
在這裡，黃先生(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產生的前提條件是僱傭勞動力的存在和資本積累。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並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中國的小農經濟不具備這些條件。首先，農村大批僱傭勞動的存在不是由於資本積累和生產力的變化興起的，而是由於人口壓力和階級分化造成的。他們同時束縛於家庭農場和僱傭勞動，而不是完全脫離家庭農場的無產者，這種半小農半僱農的扭曲形態黃先生稱之為半無產化。這一點與西歐不同，西歐是勞動力稀缺的地方，它的自由勞動力的出現肯定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要前提之一。其次，“生產方式的變化，出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相互作用，不應只單方面考慮生產關係。”(第302頁)因此對經營式農場和家庭式農場生產力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經營式農場真的代表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的同時突破，那么小農經濟內部確已產生了質變，向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發展，另一方面，如果經營式農場並沒有預示農場經濟生產力新水平的出現，那么我們便當視之為停滯的小農經濟的組成部分，而不應強以‘資本主義萌芽’的稱謂”。(第143頁)
通過分析對比，經營式農場的生產力水平並不高於家庭式農場。不論是經濟作物，抑或是糧食作物，經營式農場的產量可能高於平均數，也可能低於平均數。那么它們會不會在經濟作物所占比例或複種比例上有區別呢？這也幾乎沒有區別，因為作物的選擇，主要取決於生態環境，交通和市場，而這些因素對同一地區的兩種農場都是一樣的。最後，在耕畜的使用上，兩者也沒有多大差別，它們基本上保持了相同的耕畜對耕地面積的比率，因為兩種農場使用耕畜的成本與收益是相同的。總之，兩種農場在土地、技術和資本的使用上沒有什麼差別。經營式農場勞動生產率高於家庭式農場的真正原因在於對人口壓力的反映不同。由於經營式農場是一個使用僱傭勞動來爭取最高利潤的組織，不會容許農場存在多餘的勞動力。一旦農場主發現勞動力過剩，他就要解僱一些勞動力，以保持規模經濟效益。家庭式農場則無選擇的餘地，它不能解僱家庭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常常忍受剩餘勞動力的存在，導致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遞減，直至內卷化。
既然經營式農場不存在人口壓力，那它又為什麼長期得不到擴展呢？這就不得不聯繫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環境了。根據規模經濟的要求，經營式農場必須保持最低的土地面積(黃先生說在一百畝以上)，但由於人口壓力和分家制的破壞，以及家庭手工業支撐著家庭式農場的生命，許多農場達不到這個規模。另一方面，經營式農場一般不會超過了二百畝。超過二百畝的農場主很少自己經營，而是出租，轉向地主經濟，農場主自己則入仕商之途，以獲高利，然後又投資於土地，購買田產以供出租。城裡的商人、官僚也在農村購置田產，收取地租。
奇怪的是，經營式農場得不到發展，而家庭式農場卻頑強地生存下來。原來它們是藉助於僱工和家庭手工業的支撐。人口的壓力和農業內卷化，已使家庭式農場難以為繼，為了生存，他們就外出在經營式農場中傭工(長工或短工)。而天津、青島等城市紡織業的興起，促進了這個地區的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僱工和家庭手工業既增加了家庭式農場的收入，又減輕了人口的壓力，因而家庭式農場能牢固地存在下去。
經營式農場的停滯和家庭式農場的牢固性不僅影響了農業資本的形成，而且也影響到城市的工商業。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是抵制現代工業的小手工業的基礎，商人用包買制，只付較低的工錢給家庭手工業者，與現代企業抗衡。這樣一來，原可以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剩餘停滯在商人和手工業者手中。農民為生存而告借的高利貸，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利率，現代企業支付不起高額利息。加之國家政權和帝國主義的摧殘，資本主義最終沒能在中國產生，也無所謂“萌芽”。
帝國主義所扮演的角色
形式主義既然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是經濟發展的主要前提，也就自然認為世界資本主義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有利的。艾爾溫堅持認為帝國主義賦予了中國經濟唯一突破“高水平均衡的陷阱”的機會，它把中國開放給世界市場，提供了近代科學技術，刺激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之所以沒有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應歸咎於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義的另一派則根據他們的“二元經濟”模式把近代中國劃分為兩塊，一塊是受帝國主義影響的現代經濟部門，多為商埠和城市，另一塊是腹地的傳統經濟部門，主要是農村。這兩塊各為體系，極少滲透，因此，近代中國的農村，實際上沒有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批駁了這種理論。安德·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中國經濟落後的發展還是發展的落後》)指出，帝國主義強加於第三世界的是兩層剝削系統，在受害國內，城市榨取農村的剩餘產品和原材料，在國際間是先進國家榨取後進國家的經濟剩餘，宗主國與附屬國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帝國主義沒有給中國帶來經濟繁榮，而是強化了中國的附屬性，造成並延續了中國經濟的落後。實體主義從另一個角度指出了帝國主義的破壞作用，即前資本主義的互惠性道義經濟遭到破壞，資本主義殖民地國家機器向農村榨取更多的剩餘，瓦解了自主閉塞的自然村。顯然，實體主義側重於文化的考慮。
黃先生認為，三家的觀點都有助於了解近代中國社會，但他們都忽略了一點，即中國早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前就經歷了內部的社會變遷。帝國主義的入侵併沒有改變小農經濟的分化道路，它只是加劇了小農的分化和對小農的掠奪。“二元經濟”論低估了帝國主義的作用，二十世紀的中國農村已與世界市場緊密聯繫，尤其是在茶葉、絲、大豆、花生、菸草、蔗糖、棉花和棉手工業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世界市場的波動足以引起國內農村的振動，依賴性更強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就是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