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魂漢才”是在“繩魂彌才”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和魂”除了包括“繩魂”以外，還包括中國的儒家文化和印度的佛教文化；“漢才”是指漢代以後的中國技術，它不僅包括“彌才”中的技術器物，還包括技術制度及其觀念。在上述思想意識的指導下，古代日本人積極引進吸收中國的技術（如各種鐵制器具）與文化，並創新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技術與文化。近代日本面對西方列強的威逼，雖然在最初也像中國一樣採取拒斥的態度，但在明治維新以後卻轉變了態度，即把“和魂漢才”轉變為“和魂洋才”。
關係,歷史,
關係
日本文化史乃是外來文化與自身文化融會貫通的歷史。如果將日本自身文化稱為“母體”的話，那么外來文化則是它的“父體”。因此，作為日本文化重要組成的兩個部分，外來文化與自身文化兩者缺一不可。在日本文化構架中，起決定作用的乃是日本原生文化——繩紋文化。雖然日本原生文化帶有未開化的、落後的、非理性的特徵，但其在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狂潮中均發揮著強有力的主導與制約作用，堅持了日本文化的主體性，將外來文化日本化。雖然在日本歷史上曾出現過漢文化一邊倒、西歐文化一邊倒，也曾出現過國風文化熱、國粹主義風潮，但經過反覆磨合，日本文化的最終選擇則是去除兩端極端化傾向，建立了一種自身文化與外界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發展模式，即“繩魂彌才”、“和魂漢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的內外結合的文化模式。
歷史
眾所周知，在1500年前，日本還僻處東方海洋，一直默默無聞。當他們經過數百年的不斷混戰，直到5世紀初，才由奴隸制國家“大和”統一全國。而此時的中國已即將迎來封建社會的全盛時期。當日本剛剛擺脫野蠻蒙昧的原始社會，環顧四周浩瀚的大海時，才意識到自己處於和外部世界隔絕的不利境地。他們逐漸認識到，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對外交往，向外部世界學習的重要性。我國史書《後漢書》記載，公元57年，日本九州的奴國王派人出使東漢都城洛陽，光武帝劉秀親授金印。1784年2月，九州福岡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在自家田地里的石頭下發現了這枚“漢倭奴國王”金印。公元5世紀，隨著中日交往的逐漸加深，日本朝廷開始使用漢字。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日本聖德太子任命小野妹子為使臣第二次出使隋朝。第二年，又派遣高向玄理等來到中國，這位日本使臣直到唐初才回國。他回到日本後不久，就被孝德天皇任命為“顧問”——國博士，和僧旻等人一起，依照唐朝的律令制度，把日本改造成了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這就是可與“明治維新”相提並論的“大化改新”。從此以後，日本吸收唐朝文化的熱情更加高漲。政府每年派出的遣唐使都有數百人，其中包含朝廷正式使臣，還有公子貴介、商人、留學生和學問僧。在當時的條件下，他們冒著暴風巨浪，遠涉海洋，前來中國，其中不少人被東海的巨浪奪去了生命，但他們的同伴和後來者毫不懼怯，一次次地繼續航行。他們到了中國以後，分頭學習專業，有的留唐幾年，也有住上二、三十年的。
據中日文獻記載，唐朝一代，日本共遣使19次，其中有16次成功來華，其中盛唐開元、天寶年間是遣唐使活動的高潮。來到唐朝的日本人，在嘆服唐朝繁榮昌盛之餘，也更加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因而異常珍惜這難得的機會，所以學習起來也極其認真刻苦。他們可以原原本本地將唐朝的建築依樣複製回日本，他們仿照唐都長安，興建了平城京和平安京；他們的京都也有朱雀大街，東市西市等。以至於在我國今天有許多失傳抑或絕跡的東西，在日本卻得以保存或發展。例如我國唐初藥王孫思邈所著的《備急千金要方》，在我國現在刊行的是取自日本的影印本；還有一件東西叫“廛尾”，我們可以在古代人物繪畫中經常看到，是魏晉士大夫清談時手中常執的東西，後人常誤認為是蠅拂之類，直到我國學者看到了日本古都奈良藏的實物，才弄清楚。
日本在向唐朝學習的過程中，在初始階段，他們不是憑一己好惡，主觀“取捨”、“揚棄”，而是大規模、全方位的學習。類似於小孩子在學習書法第一、二階段的“描繪”和“臨摹”，然後在經過一段時間、一定程度的消化、理解、吸收之後，達到離開範本的創作。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今天的日本留有許多中國唐代的影子，但更多的揉進了一些自家的東西。安史之亂後，唐朝逐漸走向衰敗，從公元894年起，日本停派遣唐使船。遣唐使被日本人奉為“文化之神”的菅原道真首先提出“和魂漢才”的觀點，就是日本的精神為體,中國的智慧技術為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