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經歷,初入仕途,爭執王逵,教導二程,教導初平,論道王安石,取號濂溪,千古絕唱,因病去世,主要影響,思想貢獻,傾向改革,文以載道,明慎用刑,歷史評價,軼事典故,命名五星堆,少年立志,月岩悟道,諡號“元公”,人際關係,主要作品,《太極圖說》,《通書》,《愛蓮說》,《周元公集》,後世紀念,石鼓書院,濂溪書院,周敦頤墓,愛蓮堂,遺蹟故里,千年誕辰,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周敦頤,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實,字茂叔,道州營道樓田保(今
湖南省道縣)人。他的父親是桂嶺縣令周輔成。
天聖八年(1030年),周敦頤來到月岩的一間房屋,專心讀書思考。
天聖九年(1030年),周敦頤父親因病去世。周敦頤跟著母親投靠舅舅龍圖閣學士鄭向。周敦頤志向遠大,深得鄭向喜愛。
初入仕途
景祐三年(1036年),周敦頤二十歲,舉行冠禮,他的品性和道義出眾,聞名於當時。按照慣例,朝廷準許在朝官員推薦一名子弟出來做小官。鄭向便將這個機會給了周敦頤,周敦頤因而當上了朝廷將作監的主簿。同年,周敦頤娶兵部職方郎中陸參之女陸氏為妻。
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調任分寧主簿。慶曆元年(1041年),有一個訴訟案拖了很久都不能判決,等周敦頤到任後,他審訊了一次就理清了案情,把案子給結了。當地人驚奇地說:“以前這裡的官吏都不如他。”士大夫們也紛紛對周敦頤交口稱讚。
爭執王逵
慶曆四年(1044年),刑部使者推薦周敦頤改任南安軍司理參軍。慶曆五年(1045年),有一個囚犯依法本不該被處死,但轉運使王逵想嚴懲他。這個王逵是一個兇殘驕悍的酷吏,眾官都不敢與他爭執,唯獨周敦頤敢與他爭辯。王逵不聽周敦頤的意見,於是周敦頤打算棄官而歸,還說:“如果是這樣那還做什麼官,既然殺人是用來討好別人,那我可不幹這種事。”王逵聽完周敦頤的話之後悔悟了,所以釋放了這個囚犯。
教導二程
周敦頤在擔任荊湖南路郴州郴縣縣令期間,最突出的政績是興教辦學。一來郴縣,周敦頤就在公務之餘,利用舊有的縣學興教講學。大理寺丞程珦當初在南安認識了周敦頤,見他“氣貌非常人”,與之交談,更知其“為學知道”,遂同周敦頤結為朋友,慶曆六年(1046年),程珦又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至周敦頤處拜其為師。慶曆七年(1047年),周敦頤在郴州的魚山正式創建了一個書堂。
教導初平
慶曆八年(1048年),周敦頤調任郴州桂陽縣令,治官政績十分顯著。郡守李初平認為周敦頤很賢能,所以平時也不對他拿上司的架子,還向周敦頤請教:“我現在想讀書了,你覺得怎么樣?”周敦頤說:“您學習的知識還不夠,可以由我為您講說。”皇祐元年(1049年),李初平在周敦頤的幫助下,果然學有所得。同年,李初平去世,周敦頤主動把他的棺槨護送回鄉,並替李家人打理事務,忙碌奔波。
論道王安石
皇祐二年(1050年),周敦頤到郴州桂陽出任縣令。皇祐五年(1053年),當時的官員們都認為周敦頤在桂陽頗有政績,於是紛紛舉薦他升官。至和元年(1054年),周敦頤因眾位官員的舉薦而被調任大理寺丞,去洪州南昌縣上任。南昌人都說:“周敦頤是一個擅長審理案件的人,我們可以找他訴訟了。”那些富家豪門、狡猾的官吏、品行惡劣的年輕人皆對此惶恐不安。
嘉祐四年(1059年),太常丞蒲宗孟與周敦頤交談三日,二人十分投緣,蒲宗孟深感周敦頤的崇高正大,曠達瀟灑,感嘆道:“沒想到世間還有周敦頤這種人。”隨後,蒲宗孟把自己的妹妹嫁給了周敦頤為繼室。三年後生子周濤。
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周敦頤從合州(今重慶合川)解職回京,正好遇上回京述職的王安石。他們相互間仰慕,周敦頤應邀造訪了王安石。王安石對年長自己四歲的周敦頤充滿了崇敬,相見恨晚。以至於周敦頤離開了,他還久久地回味著、感慨著,忘記了睡覺和吃飯。這次的聚會和交談,雙方都得到了新的思想的啟悟。
取號濂溪
嘉祐六年(1061年),周敦頤遷國子監博士,虔州通判。周敦頤的好友潘興嗣,知道他要經過江州,就提前趕到江州等候,在驛館與周敦頤見了面,邀他一起游廬山。周敦頤在廬山又設立了一個學堂,學堂前有小溪,發源自蓮花峰,流經湓浦,周敦頤經常在這條小溪里清洗帽帶,於是給自己取了個名號“濂溪”。嘉祐七年(1062年),周敦頤同趙清獻同游馬祖山。
千古絕唱
嘉祐八年正月初七(1063年2月7日),周敦頤至雩都,邀請餘杭人錢建、侯拓,四明人沈幾、聖希顏同游羅崖。他們一起在善山修建濂溪閣,善山的山頂上有高山仰止亭。同年四月一日(1063年5月1日),太子趙曙即位,是為宋英宗。周敦頤遷虞部員外郎,他父親周輔成被追贈郎中。同年五月,周敦頤應邀與一群文朋詩友遊玩聚會。興之所致,大家便相約寫詩作文。周敦頤一氣呵成揮筆而就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就是名傳後世的《愛蓮說》。
治平元年(1064年)冬天,周敦頤移任永州通判,吳地人程師孟為周敦頤送行。
熙寧三年(1071年),轉為虞部郎中,提升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熙寧四年正月初九(1072年1月31日),周敦頤出任提點刑獄事。周敦頤在廣東提點刑獄的職位上只幹了不到一年。就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勤政的周敦頤四處巡按,足跡幾乎遍及廣東的山山水水,寫下了《題大顛堂》、《題羅浮山》。
因病去世
同年,周敦頤不幸感染了瘴癘,辭官歸隱定居在廬山蓮花峰下,他將母親的墳墓也從潤州遷來葬在離他居所很近的地方,定居於江西廬山濂溪書堂。熙寧六年六月七日(1073年7月14日),周敦頤病死於廬山濂溪書堂,終年五十七歲。
主要影響
思想貢獻
周敦頤在治學中,提出許多新問題,並作出新的論斷,把儒學推進了一步。他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欲、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後世的理學家反覆討論和發揮,構成理學範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南宋理宗時,詔從祀孔子廟堂,其理學奠基者地位為官方所承認。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者。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於《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說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並為宋以後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範疇和模式來說,周敦頤確有“發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說,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化而已。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存者只有一幅《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
周敦頤的哲學思想的核心就是一個“誠”字。“誠”是他關於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達。“誠”主要分為天道本體論和心性本體論兩方面。在周敦頤看來,“誠”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據,是宇宙的本體,即天道本體論。在《太極圖說》中,他認為人與萬物同樣都是二氣交感所化生出來的,而其源都是太極,再由太極推及到了人極,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與宇宙生生過程相同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的過程,這樣,周敦頤便為他的誠的理論奠定了宇宙論的基礎。“誠”所體現的心性本體論一個突出的表現便是人的倫理道德。周敦頤如此推崇“誠”,就是堅信人類具有真誠善良的本性。他發揮了《中庸》關於“誠”的思想,從宇宙論進而推演出人道觀,建立了以“誠”為本的倫理道德學說。
周敦頤的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進德修業”的教育目的。周敦頤認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師之教。二是“六經為主,以誠為本”的教育內容。他十分重視儒學經典,始終將“誠”放在育人最顯要的位置,反覆闡述,在《通書》中“誠”字的出現就高達20次之多。三是“自學為主,重在啟發”的教育方法。始終堅持開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請當時的學界名流來講學,採用學生自學為主,特別注重啟發原則。
周敦頤的社會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為德治與刑治兩個方面。一是德治。體現在修聖德、重師道、推禮樂三個方面。修聖德,周敦頤稱之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修而萬民感化。重師道。周敦頤認為,使天下人從善而不為惡,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禮樂。周敦頤認為:“禮,理也;樂,和也。”禮的實質在於理,“理”的本意在於治。二是刑治。周敦頤的刑治思想體現在他的德刑觀和慎刑觀上。在周敦頤看來,刑治是為彌補道德的不足而採取的萬不得已的選擇。他指出聖人以天道為法則,主要是以政養萬民,德治是最好的養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張“慎刑”,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輕易使用刑治。
《太極圖說》的起點是“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本體論,其終點則是“主靜立人極”的封建倫理觀。
首先,“無極而太極”自我運動的結果,最後產生了“得其秀而最靈”的“人”( 《太極圖說》);而“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通書》)。這個眾人之秀的“一人”,由於掌握了所謂“仁義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通書》)這個“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的“聖人”,就是代表“妙萬物”的“太極”來統治社會的。因此,被周敦頤神聖化、絕對化了的無形無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極”,歸根到底是為宋代有權有勢而又至尊至貴的封建上層統治者服務的。
其次,太極的“一動一靜”掌握了“化生萬物”的樞幾,使“二氣”、“五行”、“四時”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動下“妙合而凝”、“變化無窮”。與這種“妙合”相應,封建社會的等級秩序,也是“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 (《通書》)這種“合理性”, 周敦頤叫作“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書》)。在自然界,萬物(“萬”)與太極(“一”)各有其應處(“正”)的地位;在社會上,統治者(“大”)與被統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級。周敦頤所欲論證的封建等級就是被以後道學家哲學化的所謂“不和乃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理”。
最後,正因為人是“得其秀而最靈”,所以也總是有強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論焉。”(《通書》)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訣。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義”,建立符合封建統治的政治原則和道德標準,“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通書》)。這就是所謂“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靜”,因為“欲動情勝”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靜”、“慎動” (《通書》),才能深入考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的“幾”(苗頭)。這就是所謂“滅人慾”。一曰“立”,就是“立誠”,因為“誠”既是“萬物資始”的宇宙本體,也是所謂“純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書》)。只要掌握了“誠”,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書》)。這樣“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通書》)人們都照著封建道德的標準去規範行動,誠心一立,人極也就立起來了。
周敦頤以儒家學說為基礎,融合佛道,提出"太極而無極"的宇宙生成論。他認為,無極(無)生太極(有)。太極能動能靜,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動之極則走向靜,靜之極又恢復為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生兩儀(天地)。再陰變陽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氣流動,推動春、夏、秋、冬四季運轉。故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太極本原於無極,無極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陰陽二氣與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變化無窮的萬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五行之性觸感外物而動,則呈現惡與善,形成錯綜複雜的萬物。
周敦頤在宇宙生成學說基礎上,又提出"至誠"和"主靜"的道德論。他認為,人性有五品,即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和中;適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餘諸品皆有缺陷。只有達到"至誠"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為"誠"源於宇宙的本原,體現太極的道德本質。是五常(仁、義、禮、智、信)的根本,是行為的淵源,是聖人立身之德。達到"誠",則進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為聖人。為達到"至誠",提出"主靜"的修養方法。讓人們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從寡慾達到無欲。無私無欲,便成為至聖。這樣的聖人,便可與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時運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則相符合。周敦頤,自稱是“窮禪客”,曾師事鶴林寺僧壽涯,又從東林常聰禪師習靜坐。 此主靜之說,實取於佛教之禪定。慧能所說的“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也就是“無欲”,因此方能夠“安閒恬靜,虛融淡泊”,達到真正“靜”的精神境界。
周敦頤還從道德論的角度,闡述禮樂。認為禮就是理(條理),陰陽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皆得其理而後和。樂就是和,陰陽理而後和,萬物也有其理而後和。故要先講禮、而後讀樂。在聖五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之後,乃可作樂。樂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應"談而和"。使人不起慾念,心如死水。樂聲淡、樂辭善、可移風易俗。妖聲艷辭,則敗壞風尚。古聖人作樂,以宣暢和心,使天地和、萬物順,感動神祇、鳥獸。
傾向改革
鑒於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周敦頤提倡要認識天下之勢。天下形勢極嚴重,則不可挽回。認識形勢嚴重,要靠力量挽回。認識不早,力量不積,則無力與人競爭,是天意。不早認識,不積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勢,則是人事問題,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傾向改革,稱讚新政。根據長期的仕宦和講學的實踐,強調尊師重道。指出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文以載道
周敦頤提倡"文以載道"。強調文辭是藝,道德為實。篤其實而書之,美則愛、愛則傳,賢者得而學之,是為教化。不務實,雖業師保勉,人也不學。不知務道德,而專以文辭為能,是"虛車",實為弊端。
明慎用刑
周敦頤政治主張的中心是"順化"。指出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聖人修仁義之德,萬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為善。同時,也強調刑罰,認為天以春生萬物,以秋成萬物。故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達。
歷史評價
軼事典故
命名五星堆
天禧五年(1021年),重陽節,周輔成同幾位兄弟一起聊天,共度重陽。當時秋高氣爽,遠處青山如黛,近處田野里的禾根豆一片金黃。特別是村前的五個土墩子,引起大家的興趣。大家商量著要為這五個土墩子起個名,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名最為合適。這時,正在旁邊玩耍的小敦頤,看到大人們沉思的樣子,就脫口而出,說這五個土墩就像五顆星星。那東邊的叫木星,南邊的叫火星,西邊的叫金星,北邊的叫水星,中間的叫土星,合在一起,乾脆就叫作“五星堆”。大人們聽了,都覺得小敦頤講得有道理,於是就將這五個土墩正式命名為“五星堆”,並作為樓田保的一景。
少年立志
周敦頤從小聰明好學,勤于思考。遇到什麼問題,喜歡尋根究底,不搞明白絕不罷休。他會經常向衡州(今衡陽)舅舅提出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問題,如什麼天上的星星是怎么來的,太陽為什麼東起西落,月亮為什麼有盈虧圓缺,為什麼會颳風下雨,地上的萬事萬物是怎么形成的,等等。對於周敦頤提出的這些問題,周輔成總是不厭其煩,儘自己所知給予解答。當然,這其中的很多問題,周輔成是沒有辦法回答清楚的。一方面,受周輔成的知識所限,另一方面也是受當時的科技水平所限。而周輔成也非常喜歡周敦頤的這一性格。
隨著年齡的增長,周敦頤的知識也不斷地增長,學業大有進步。到十二三歲時,周敦頤已經讀完了《四子書》(即《四書》)和《書經》《詩經》《禮經》《春秋》等儒家典籍,有的還能背誦得滾瓜爛熟。同時,周敦頤還能寫出一手好文章,不僅立意新穎,而且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八歲時,其父親已過世。
月岩悟道
月岩位於都龐嶺東麓,距周敦頤故居約七公里。岩洞內周圍削壁千仞,白石璀瑩。這個巨大的岩洞,還有東西兩座洞門。最為奇特神秘的是,在這個岩洞內的不同位置,可以看到不同的景物變化。如果你從東洞門進,朝西洞門行走,往頭上的洞口看去,開始只能見到一彎“殘月”,形似蛾眉,如下弦月。再往前走,那“月亮”像鐮刀、像小船,由缺而圓。到了岩洞中央,當頂便是一輪“皓月”,成為“望月”。繼續往前走,這輪“皓月”又逐漸由圓而缺,最後又是蛾眉一彎,成為“上弦月”。正是由於這種不同方位引起的景物變化,使月岩在人們的心目中充滿了神秘感,月岩的名氣也不脛而走。相傳周敦頤十四歲時,曾築室於月岩,在那裡讀書並在那裡悟得“無極而太極”的道理,為其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諡號“元公”
宋寧宗賜周敦頤諡號為“元”,因此周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宋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
人際關係
| | |
| | 祖父。始遷營道的周從遠之單傳獨子。周智強生了六個兒子,長子懷識,字孟衿,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進士,官至汀州上杭令;次子懷鐸,字孟振;三子懷正,字孟方;四子懷成(即輔成,周敦頤的父親),字孟匡,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官至賀州桂嶺令(治所在今廣西賀州境內);五子懷輅,字孟殷;六子懷德,字孟尚。 |
| 父親。(?-1032年),原名懷成,字孟匡。志清行純,博學能文,初為黃岡(今湖北黃岡)縣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舉進士後,升為桂嶺縣令。在桂嶺任職一年多,便辭職歸隱。 |
| 母親。(982年-1037年),衡州(今湖南衡陽)人,祖籍開封,生於北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鄭氏的哥哥衡州人鄭向是龍圖閣學士,為飽學之士。鄭氏先嫁盧郎中,並生有一子(盧敦文)。盧郎中去世後,鄭氏再嫁周輔成為繼室。她與周輔成結婚的時間為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 |
| | |
| 同母異父兄長。為鄭氏與其前夫盧郎中所生。盧敦文隨母下堂時,年齡還很小,估計在兩三歲。當時,周輔成在黃岡任縣尉,盧敦文隨母在黃岡縣署生活。周輔成任桂嶺縣令後,盧敦文則隨母在桂嶺縣署生活。周輔成辭職回鄉時,盧敦文還不到十歲,也只能隨母在營道縣樓田村生活。 |
| 姐姐。為周輔成與鄭氏之女,生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長周敦頤五歲。十七歲時出嫁,丈夫名叫陸若瑜,比季淳大兩歲。但季淳出嫁一年多,就死於瘟疫。 |
| 弟弟。為周輔成與鄭氏之子,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比周敦頤小四歲。敦賁從小天真活潑,聰明伶俐。但是,就在季淳死後的第三個月即十一月上旬,敦賁突然發病而死。 |
| | |
| |
| | 長子。字季老,一字元翁,生於合州。元豐五年(1082年)登進士第,初仕吉州司戶,改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周壽生六子,從官居吳中,成為江浙一帶周姓始祖之一支。周恩來、魯迅等均為其後裔。 |
| 字次元,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1088年)進士,為貴池令,遷兩浙轉運使,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周燾生三子,居道州。周燾十世孫頤澤定居湖南醴陵泗汾淇田,其子孫已至二十八代,分布於橫嶺、淇田、南岸、齋江等地,人口萬餘。 |
| 據了解,周敦頤的後裔廣泛分布在江、浙、湘、贛、粵、閩等省並移居繁衍至海外,僅在港、澳、新、馬、泰等地的周氏後裔就超過了三十萬人。 根據浙江紹興魚化橋《越城周氏支譜》、諸暨豐江《周氏宗譜》、紹興寶祐橋《周氏破塘祖瑩祭薄》、《老八房祭薄》等記載,參考《周恩來家世》(主編李海文,副主編張能耿、周秉宜、秦九鳳)一書中的研究成果,周恩來為周敦頤第33代孫。 |
(表格參考資料)
主要作品
《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是中國宋代周敦頤為其《太極圖》寫的一篇說明 。全文249字。《太極圖說》鑒取了《無極圖》和釋門禪僧的《阿黎耶識圖》。《太極圖說》中的宇宙生成論、萬物化生論,與宗密《華嚴原人論》的理論構造模式極為相似。毛奇齡曾說,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全是宗密之語。該文認為,“無極”是宇宙的本原,人和萬物都是由於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構成的。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文中突出人的價值和作用,該文主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在人群中,又特別突出聖人的價值和作用,認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該文對後世影響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錄》、黃宗羲等所編《宋元學案》等盡皆收入。
《通書》
《通書》是周敦頤讀易經的心得。學易經,搞預測的也多,搞風水、看相算命的還不少,但究竟研究得怎么樣?這些預測大師的境界、文化、氣質就未必能高明起來。周敦頤是宋明理學的開山鼻祖,他以他的境界,出入於儒釋道三教,在通過學習易經的過程中,將其心得寫了短短四十章。這四十章里,融通了儒釋道的根本精神,把儒釋道的智慧通過易經的讀書心得凝練在一起。
《愛蓮說》
蓮花在佛教中象徵著“不染”、清淨,宋代理學家以儒解禪,對蓮花的“不染”進行本體思考,蓮花成為士大夫人格象徵。
周敦頤認為菊就是花中的隱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而蓮則是花中的君子。這就是作者所做的一個區分,作為一個讀者,我們也就認同了作者的這個區分。接下來,作者告訴我們,他要追求的是什麼。現在看,像陶淵明那樣愛菊花的人太少了、越來越少了。而像作者這樣愛蓮的人,那大概也就更少了,那么在現實社會當中,更多的人們去愛的是牡丹這樣的東西。他的話里就是說更多的人追求的是一種榮華富貴的生活。所以三種花分別暗喻了三種人生的價值追求。作者周敦頤很明確的告訴了我們他的價值追求,他想要做君子。我們可以這樣說,君子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為人正直,具有獨立人格,令人敬佩。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比較,君子和隱士相比,他不避世,敢於擔當,“知其不可而為之”,和追求富貴的人相比,他不追求個人的榮華富貴,而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由此可以推想,作者周敦頤也應該是一位儒者。
《周元公集》
周子之學以主靜為宗。平生精粹,盡於《太極圖說》《通書》之中。詞章非所留意,故當時未有文集,《周元公集》為編修朱筠家藏本。
後世紀念
石鼓書院
據明代萬曆《重修石鼓書院志》、清代《清泉縣誌·營建志·祠祀》載,明永樂十一年(1413年),衡州知府史中重建書舍六間以待遊學者,有禮殿祀孔子,韓張祠祀韓愈、張栻二夫子。成化十八年(1482年),知府何珣修復舊祠時,增祀朱熹,遂創三賢祠。萬曆十七年(1589年),朝廷允禮部尚書曾朝節之奏請,增祀周敦頤,後又進李寬、李士真、黃乾三人,遂改號七賢祠。
濂溪書院
汝城濂溪書院始建於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為紀念北宋理學鼻祖周敦頤(世稱濂溪先生)而建。公元1050—1054年,周敦頤任桂陽縣令。期間“風節慈愛,吏治彰彰”,並在此寫下《愛蓮說》《拙賦》等千古名篇。周敦頤創立了理學理論基礎,被稱為“上承孔孟,下啟程朱”的先賢。千百年來,汝城“士率其教,吏思其威,民懷其德”,興建書院永作紀念。雖經近千年的滄桑變遷,然薪火相傳,保存至今。書院為宋式四合院磚木迴廊結構建築,建築面積1618平方米。
周敦頤墓
周敦頤墓,又稱濂溪墓,位於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區蓮花鎮周家灣之栗樹嶺,墓區總占地面積4.3萬平方米。十年動亂期間,周敦頤墓地面建築遭到嚴重破壞,但地下墓穴仍保存完好。1999年,在香港周氏宗親總會的資助下,完成周敦頤墓第一期修復工程,使珍貴歷史遺蹟得以保存。香港周氏宗親總會再出100餘萬元巨資復修該墓。1959年,周敦頤墓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經過修復,建成有牌樓、門樓、濂溪祠、愛蓮池等景點。
愛蓮堂
周敦頤在衡陽寫下的119字的《愛蓮說》因其借物言志,用蓮花自喻,潔身自愛,被世代傳頌。現有濂溪書院、濂溪祠、愛蓮亭、濂溪別墅、周子祠等濂溪文化載體。愛蓮堂坐落在衡陽市華新區柘里村。祠堂中堂門上高懸“愛蓮堂”橫匾,祖堂神位上供奉著周敦頤、魯迅(周樹人)、周恩來的照片。2007年6月,周恩來總理的堂侄、原揚州市老乾局局長周華瑞來衡陽“愛蓮堂”祭祖時,隨攜周總理手書“愛蓮堂”鄭重製匾懸掛。2009年11月24日,道縣濂溪故里為建周子衣冠冢,特派專人專車來衡陽“愛蓮堂”奉取“靈土”。2014年道縣周敦頤故里晉升國家AAA景區。
遺蹟故里
周敦頤在衡陽生活的遺蹟原有五處:
一是緊伴石鼓書院即今司前街古稱濂溪街(現衡陽市中山南路司前街口)是他外祖父左侍禁鄭燦居住的祖宅;
二是今蒸水橋北原鄭家莊戶房即北岸濂溪周氏祖屋,由長子周壽次子虞仲後裔繼承,今居衡陽市衡南縣車江鐵市、衡陽縣金蘭寺、重慶、洪江等周姓即源於此支。
三是衡陽市高新區柘里村愛蓮堂,是周壽五子季仲次子興繼來此繼承祖業,愛蓮堂原是鄭家祖傳莊戶房(距離—千二百餘年),鄭氏譜載“衡州西關有巨浸曰西湖”,“向公世居衡陽郡城外西湖”。鄭向祖孫五人五進士,世代衣錦詩書傳家,家產頗豐。宋時周圍山林田土多是鄭家祖產,後按規制濂溪公祭祀田四百畝(政義鄉三百畝、長平鄉一百畝)田租收入和年撥官銀二十八兩用於濂溪周氏宗祠春秋二祭。
宋末衡陽對周子紀念性建築還有一院四祠,即西湖書院,西湖北岸濂溪祠,鳳凰山濂溪祠、瀟湘門內濂溪祠、石鼓濂溪祠,以上並非家祠,是屬國家官設祭祀周子和教學合一的紀念地(年撥祭祀銀四十兩)。
千年誕辰
2017年6月23日,周敦頤誕辰1000周年紀念活動暨第八屆理學文化節在湖南省永州市道縣開幕。紀念演出後舉行了濂溪書院揭牌、敬獻花籃等儀式,活動期間還將舉辦周敦頤哲學思想、理學人物與流派學術研討會、濂溪後裔座談會等主題活動。
史料索引
關於周敦頤的平生,主要參見《周敦頤年譜》,宋代司馬光所著《資治通鑑》亦對其事跡多有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