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這部書是一棵根深枝繁葉茂的中國文化巨型常青樹。約7000年前，伏羲創造先天八卦作為時空合一的符號模式，3000多年前，傳說周文王改為後天八卦、演繹六十四卦系統並每卦附有占筮性質的卦爻辭。春秋戰國時期，不斷對《周易》進行解釋、發揮，其中孔子言論顯不他對易學哲理化的貢獻無人可及。後來，部分解釋、發揮文字被記錄、整理成《易傳》並與經文合為一個整體。秦漢晉隋唐易學，主要發展出象數和義理兩大學派，其中卦氣理論建構的是外部世界的時空運行模式；宋元明清易學是在對以佛教為主的外來文化吸收和融合後在漢唐易學基礎上的再生和發展，主要是將易道落實在人心上；20世紀易學則是在傳統學術和歐美文化影響之下對現實的反思和發展。 《周易(漢日對照)(精)》由楊牧之主編，《周易(漢日對照)(精)》為中日文版本。
基本介紹
- 書名：周易/大中華文庫
- 譯者：張善文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開本：16
- 作者：楊牧之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頁數：391頁
- 品牌：外文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周易》是群經之首，是經典中之經典，哲學中之哲學，謀略中之謀略。從《周易》中，哲學家看到辯證思維，史學家看到歷史興衰，政治家看到治世方略，軍事家可參悟兵法，企業家亦可從中找到經營的方法，同樣，芸芸眾生也可將其視為為人處世、提高修養的不二法寶。
《周易(漢日對照)(精)》由楊牧之主編，《周易》作為中國早熟的思想文化體系，它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已為世所公認。《周易》被稱為六經之首，就是一種證明。
《周易(漢日對照)(精)》由楊牧之主編，《周易》作為中國早熟的思想文化體系，它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已為世所公認。《周易》被稱為六經之首，就是一種證明。
圖書目錄
上經
乾卦第一
坤卦第二
屯卦第三
蒙卦第四
需卦第五
訟卦第六
師卦第七
比卦第八
小畜卦第九
履卦第十
泰卦第十一
否卦第十二
同人卦第十三
大有卦第十四
謙卦第十五
豫卦第十六
隨卦第十七
蠱卦第十八
臨卦第十九
觀卦第二十
噬嗑卦第二十一
賁卦第二十二
剝卦第二十三
復卦第二十四
無妄卦第二十五
大畜卦第二十六
頤卦第二十七
大過卦第二十八
坎卦第二十九
離卦第三十
下經
鹹卦第三十一
恆卦第三十二
逐卦第三十三
大壯卦第三十四
晉卦第三十五
明夷卦第三十六
家人卦第三十七
睽卦第三十八
蹇卦第三十九
解卦第四十
損卦第四十一
益卦第四十二
央卦第四十三
骺卦第四十四
萃卦第四十五
升卦第四十六
困卦第四十七
井卦第四十八
革卦第四十九
鼎卦第五十
震卦第五十一
艮卦第五十二
漸卦第五十三
歸妹卦第五十四
豐卦第五十五
旅卦第五十六
巽卦第五十七
兌卦第五十八
渙卦第五十九
節卦第六十
中孚卦第六十一
小過卦第六十二
既濟卦第六十三
未濟卦第六十四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乾卦第一
坤卦第二
屯卦第三
蒙卦第四
需卦第五
訟卦第六
師卦第七
比卦第八
小畜卦第九
履卦第十
泰卦第十一
否卦第十二
同人卦第十三
大有卦第十四
謙卦第十五
豫卦第十六
隨卦第十七
蠱卦第十八
臨卦第十九
觀卦第二十
噬嗑卦第二十一
賁卦第二十二
剝卦第二十三
復卦第二十四
無妄卦第二十五
大畜卦第二十六
頤卦第二十七
大過卦第二十八
坎卦第二十九
離卦第三十
下經
鹹卦第三十一
恆卦第三十二
逐卦第三十三
大壯卦第三十四
晉卦第三十五
明夷卦第三十六
家人卦第三十七
睽卦第三十八
蹇卦第三十九
解卦第四十
損卦第四十一
益卦第四十二
央卦第四十三
骺卦第四十四
萃卦第四十五
升卦第四十六
困卦第四十七
井卦第四十八
革卦第四十九
鼎卦第五十
震卦第五十一
艮卦第五十二
漸卦第五十三
歸妹卦第五十四
豐卦第五十五
旅卦第五十六
巽卦第五十七
兌卦第五十八
渙卦第五十九
節卦第六十
中孚卦第六十一
小過卦第六十二
既濟卦第六十三
未濟卦第六十四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文摘
乾卦第一
【原文】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今譯】
《乾》卦象徵天：天體現著元始創造、亨通暢達、和諧有利、貞正堅固這四種品德屬性。
初九，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因身居下位，所以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
九二，巨龍已在原野上出現，初露頭角，躍躍欲試，這時，有利於出現有道德有作為的大人物。
九三，君子整天都奮發努力、剛健奮進，直到夜晚還時時摯埸反省以防有所疏忽，這樣，君子即使面臨著危險的境況，也不至於遭受咎害。
九四，這是一條處於成功邊緣的巨龍，它或者騰飛躍進，一展身手；或者退守潭淵，適當調整。它進退有方，必無咎害。
九五，巨龍昂首騰飛，盤旋遨遊於蒼穹之中，大功告成，前景輝煌，這時，有利於出現有道德有作為並且居於高位的大人物。
上九，這是一條過於亢進的巨龍，飛騰到窮高極上的境地，因為它冒進取咎，所以終將有所海恨。
用“九”數，就像出現在天空中的一群巨龍，聯翩騰飛，卻都不以“首領”的身份自居，這是吉祥之象啊！
【原文】
彖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
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今譯】 《彖傳》說：《乾》卦“元始創造”的品德是多么偉大啊！宇宙自然的萬物都依靠它而開始生成，所以它統領著天，體現著天的意志。雲朵飄行，霖雨降落，各類生物發展成形，顯示著豐富多姿的生命形態。光輝燦爛的太陽四季照耀著，《乾》卦的六個陽爻按照不同的時位組成，就像陽氣乘著六條巨龍按季節的變換駕馭著天的運行。大自然運行變化的規律，使宇宙自然中的萬物各自形成其品德屬性，又保全了陰陽會合沖和的元氣，以利於守持正固。陽氣從萌芽狀態開始而生成萬物，又周流不息地運行，天下萬方都因此而和美安寧。
《象傳》說：天的運行剛強勁健，奮進不已；君子效法天剛健奮進的品德，因此不斷地自我奮發圖強，進取創造。
初九爻“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說明這時陽氣初生居於最下的位置；“巨龍已在原野上出現，初露頭角，躍躍欲試”，說明九二爻的美德顯示出來並已經廣泛地施及萬物了；“整天都奮發努力、剛健奮進”，說明九三爻的君子反覆地行道不使自己出現行為上的偏差；“或者騰飛躍進，一展身手；或者退守潭淵，適當調整”，說明九四爻能審時度勢以定進退，就不會遭受咎害；“巨龍昂首騰飛，盤旋遨遊於蒼穹之中”，說明九五爻象徵有道德且居高位的偉大人物正在奮起而有所作為；“亢進的巨龍飛騰到窮高極上的境地，因冒進取咎終將有所悔恨”，說明上九爻過分剛進，
【原文】
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日：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乾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日“乾，元亨利貞”。
初九日“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今譯】 盛極不可持久而必轉化為衰；用“九”數(有吉祥之象)，說明“天”的美德是不以首領自居而去剛取柔。
《文言》說：元始創造，是眾多善德中的尊長；亨通暢達，是美好事物的會合；物得其利而不相妨害，是事義的和諧；守持正固而不致偏失，是行事的根本。君子用乾元創始的仁心作為本體，就可以成為眾人中的尊長；尋求亨通暢達的美好會合，就能夠符合“禮”的要求；廣泛地施利惠於萬物，就可以和諧“義”的原則；堅持貞正堅固的節操，就能夠辦理好各種事物。所謂“君子”就是能夠施行這四種美德的人，所以說：“《乾》卦象徵天：天體現著元始創造、亨通暢達、和諧有利、貞正堅固這四種品德屬性。”
初九爻辭說“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這有什麼寓意呢？孔子指出：“這是用來譬喻那些有著龍一樣的品德卻隱居起來的賢人。他不因世俗的習尚喜好而改變自己的節操，他不去追求世俗間所熱衷的名位功利；他逃避世俗而不感到苦悶，他不為世人稱許也不感到苦悶；心中感到愉悅的正義之事他就去做，心中感到不安的邪惡之事他就不做，他具有堅定不可動搖的意志，這就是‘潛伏的巨龍’啊。”
P1-6
【原文】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今譯】
《乾》卦象徵天：天體現著元始創造、亨通暢達、和諧有利、貞正堅固這四種品德屬性。
初九，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因身居下位，所以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
九二，巨龍已在原野上出現，初露頭角，躍躍欲試，這時，有利於出現有道德有作為的大人物。
九三，君子整天都奮發努力、剛健奮進，直到夜晚還時時摯埸反省以防有所疏忽，這樣，君子即使面臨著危險的境況，也不至於遭受咎害。
九四，這是一條處於成功邊緣的巨龍，它或者騰飛躍進，一展身手；或者退守潭淵，適當調整。它進退有方，必無咎害。
九五，巨龍昂首騰飛，盤旋遨遊於蒼穹之中，大功告成，前景輝煌，這時，有利於出現有道德有作為並且居於高位的大人物。
上九，這是一條過於亢進的巨龍，飛騰到窮高極上的境地，因為它冒進取咎，所以終將有所海恨。
用“九”數，就像出現在天空中的一群巨龍，聯翩騰飛，卻都不以“首領”的身份自居，這是吉祥之象啊！
【原文】
彖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
象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覆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今譯】 《彖傳》說：《乾》卦“元始創造”的品德是多么偉大啊！宇宙自然的萬物都依靠它而開始生成，所以它統領著天，體現著天的意志。雲朵飄行，霖雨降落，各類生物發展成形，顯示著豐富多姿的生命形態。光輝燦爛的太陽四季照耀著，《乾》卦的六個陽爻按照不同的時位組成，就像陽氣乘著六條巨龍按季節的變換駕馭著天的運行。大自然運行變化的規律，使宇宙自然中的萬物各自形成其品德屬性，又保全了陰陽會合沖和的元氣，以利於守持正固。陽氣從萌芽狀態開始而生成萬物，又周流不息地運行，天下萬方都因此而和美安寧。
《象傳》說：天的運行剛強勁健，奮進不已；君子效法天剛健奮進的品德，因此不斷地自我奮發圖強，進取創造。
初九爻“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說明這時陽氣初生居於最下的位置；“巨龍已在原野上出現，初露頭角，躍躍欲試”，說明九二爻的美德顯示出來並已經廣泛地施及萬物了；“整天都奮發努力、剛健奮進”，說明九三爻的君子反覆地行道不使自己出現行為上的偏差；“或者騰飛躍進，一展身手；或者退守潭淵，適當調整”，說明九四爻能審時度勢以定進退，就不會遭受咎害；“巨龍昂首騰飛，盤旋遨遊於蒼穹之中”，說明九五爻象徵有道德且居高位的偉大人物正在奮起而有所作為；“亢進的巨龍飛騰到窮高極上的境地，因冒進取咎終將有所悔恨”，說明上九爻過分剛進，
【原文】
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文言日：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乾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日“乾，元亨利貞”。
初九日“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今譯】 盛極不可持久而必轉化為衰；用“九”數(有吉祥之象)，說明“天”的美德是不以首領自居而去剛取柔。
《文言》說：元始創造，是眾多善德中的尊長；亨通暢達，是美好事物的會合；物得其利而不相妨害，是事義的和諧；守持正固而不致偏失，是行事的根本。君子用乾元創始的仁心作為本體，就可以成為眾人中的尊長；尋求亨通暢達的美好會合，就能夠符合“禮”的要求；廣泛地施利惠於萬物，就可以和諧“義”的原則；堅持貞正堅固的節操，就能夠辦理好各種事物。所謂“君子”就是能夠施行這四種美德的人，所以說：“《乾》卦象徵天：天體現著元始創造、亨通暢達、和諧有利、貞正堅固這四種品德屬性。”
初九爻辭說“像一條巨龍深深地潛伏在潭淵之中，暫時不施展它的才用”，這有什麼寓意呢？孔子指出：“這是用來譬喻那些有著龍一樣的品德卻隱居起來的賢人。他不因世俗的習尚喜好而改變自己的節操，他不去追求世俗間所熱衷的名位功利；他逃避世俗而不感到苦悶，他不為世人稱許也不感到苦悶；心中感到愉悅的正義之事他就去做，心中感到不安的邪惡之事他就不做，他具有堅定不可動搖的意志，這就是‘潛伏的巨龍’啊。”
P1-6
序言
《周易》號為五經之首，在中國經學史與文化史上的影響極為深遠、廣大。在古代，《周易》是一部以占問國家大事及個人前途為目的，而依據所筮得之具體卦爻(包括象、辭)以解占，從而預知吉凶，並啟示人們採取相應之措施以趨吉避凶的著作。因此，《周易》既具有濃厚的筮占文化的特徵，但又充滿了高度的實踐智慧。在春秋後期至戰國中期，《周易》在解占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解釋的象徵化、德行化和哲學化，並最終導致了《易傳》的產生。秦(公元前221一前206年)時，“《易》為卜筮之事，傳者不絕”而未遭燔焚；漢(公元前202～220年)時，《周易》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提升，班固《漢書·藝文志》依劉向《七略》之例將“易類”著作列於“六藝”典籍之首，並說《易》為《詩》、《書》五藝之原，將其提升到了中國文化的最高位置上。
“《周易》”一名最早見之於《左傳》，從先秦至兩漢，它主要指《經》的部分，後來也可包《傳》而言之。《周易》之“周”，孔穎達以為代號，但大多數學者並不同意他的看法；鄭玄、陸德明和賈公彥訓“周”為“周普”、“周備”，這是可信的，與《繫辭》所謂“《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的說法是一致的。“易”字，漢人普遍以“日月相銜”為訓，許慎《說文》又以“蜥易(蜴)”為說，這是不正確的。郭沫若說甲金文“易”字是“益”字之簡化，“益”即“溢”字之初文。郭說可從。該字下部之“皿”旁大概表示卮器之屬，此器具有水滿則傾溢的特點，引申之，故“易”有“變易”、“變化”義。孔穎達《周易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這與《繫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說法是相一致的。
關於《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原由，古人多有論述。《周禮·春官·太卜》、《筮人》二篇有“三卜”、“三《易》”的說法。所謂“三《易》”，指夏(約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連山》、殷(公元前1300～前1046年)之《歸藏》和周(公元前1046～前256年)之《周易》。這“三《易》”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據《太卜》所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說明《周易》確實是繼承前代易學並加以改造、變化的結果。《左傳》、《國語》記載的二十二筮例即常用它《易》為占，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從《尚書·洪範》第七疇來看，可以肯定，至遲在殷代後期已建立了龜筮並用的傳統；而下至整個春秋時期，“龜卜”在“稽疑”中的重要性一直超過了“占筮”。《左傳》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有“筮短龜長”的說法，可見“占筮”後出，它的成立受到了“龜卜”文化的影響。另外，《洪範》中所說之《易》，顯非《周易》，也說明《周易》系統的形成也確實是借鑑了前代易學的結果。
《周易》的產生和形成，《經》、《傳》應當分看。《漢書·藝文志》日：“《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依漢人看來，宓戲(或寫作伏羲、包犧)氏“始作八卦”，其時為上古；至於殷周之際，文王重卦，“作上下篇”，其時為中古；孔子作《易傳》十篇，其時為下古。其實，伏羲始作八卦、文王重卦之說均源自《繫辭傳》。不過，在同一段文本里，《繫辭下》既有包犧氏“始作八卦”的說法，也有上古聖人依物取象而作別卦(六畫卦)之說。《淮南子·人間》、王弼均以伏羲重卦為說，鄭玄以神農重卦為說，與《繫辭》的說法比較一致。司馬遷、班固等則以文王重卦為說，這在《繫辭》中並無實據。而且，既然箕子所謂“稽疑”有貞、悔二卦之分，《周禮·太卜》又謂“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那么，可以斷定，六十四卦在文王之前已經產生了。《繫辭下》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日：“《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文中之《易》，特指《周易》，《繫辭傳》的作者認為《周易》的興作正當殷周之際，是由文王演作出來的。後來，漢人有“西伯拘前羨里，演《周易》”(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說法。現在，通過多方面的考察和論證，大多數學者認為《周易》是周初的著作，只有極個別的學者認為它遲至西周末期才最終成書的。
《易傳》又稱《十翼》，由《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和《雜卦》十篇組成。這十篇的主旨及行文方式雖然各異，然而相互補充，構成一個有機的解釋體系。它們各自很可能是逐步形成的，但後來被有意地匯集、編纂在一起了。這十篇的作者，《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孔子。北宋(960～1127年)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對此表示了懷疑，認為不獨《繫辭》非孔子所作，“《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現在看來，歐陽修的懷疑是很有道理的，《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很難說是孔子的親著。不過，《繫辭》和《文言》包括了許多“子日”之言，且可與其他文獻相印證，因此這兩篇仍應當判定為孔門後學傳《易》之作。不但如此，根據近幾十年學者們的考證，《易傳》其他八篇也可以斷定為先秦的著作。其中，《彖》、《象》的製作時間最早，《繫辭》大概是戰國中期偏後的作品，《文言》晚於《繫辭》，《說卦》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很可能是戰國晚期最終彙纂而成的，不過，它的大多數章段來源很早。
孔子生前是否讀過和傳授過《周易》，曾經是學者們長期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現在看來，《論語·述而》記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及《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是確有其事，馬王堆帛書《要》篇所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記述與此相印，疑古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後，儒門傳《易》由魯人商瞿六傳而至齊人田何(字子莊)，其時正當劉邦建漢。漢初的易學家基本上出自田何一系。西漢(公元前206～25年)，《周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立為博士，前三家均為淄川楊何的弟子，京房之師焦延壽則曾從孟喜問《易》。楊何為田何的再傳弟子。而《十翼》諸篇，應當就出自於這一傳承系統。
三畫卦又稱經卦，六畫卦又稱別卦。《易經》一共六十四卦，每一卦又由內外兩卦組成。從占筮活動來看，具體一卦的獲得無疑是揲蓍活動的結果。張政娘先生等即猜想商周時期的卦畫是由記錄揲蓍結果的數字構成的，並舉出了大量的甲金文材料。不過，張氏的論證在邏輯上還有待完善。而古人對於卦畫的來源約有三說：其一，八卦及六十四卦是由上古聖人“仰觀俯察”的結果；其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重得來的；其三，認為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才導致了“《易》六畫而成卦”的。今天看來，這些都是人們後來的解釋，未必合乎八卦、六十四卦原初的產生情況。六畫卦可以分別為兩個三畫卦，這一點完全可以上溯到殷末時期，《洪範》即稱之為貞卦和悔卦，也即人們常說的內卦和外卦、下卦和上卦。貞卦和悔卦的分別十分重要，它是整個先秦時期占《易》的解釋活動的基礎。
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的卦象和卦德(又稱卦義)，在《說卦》中作了歸納和總結。《周易》六十四卦，分為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上經以《乾》、《坤》為首，以《習坎》、《離》結尾；下經從《鹹》、《恆》開始，到《既濟》、《未濟》終篇。今傳本《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由《序卦》定次，在以竹木簡為主要載體的時代，《序卦》是很重要的。帛書《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就與今傳本根本不同。《雜卦》將六十四卦兩兩分為一組，每一組體現了“非覆即變”的組織原則。顯然，《序卦》與《雜卦》應當配合起來讀，才能理解今傳本六十四卦之所以如此排序的深刻含義。《周易》的每一卦由卦畫、卦名、卦辭和爻題、爻辭構成，除《乾》、《坤》二卦有用九爻和用六爻之外，其餘六十二卦均只有初至上六爻。“爻題”依據每一爻在卦中的位置及陰陽特性，而依次稱為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而卦辭或爻辭，是由擬象之辭、記事之辭或斷占之辭構成的。例如，《大過》九五“枯楊生華”，這是擬象之辭；《屯》六四“求婚媾”，這是記事之辭；而遍布卦爻辭之中的“吉凶”、“悔吝”等語，則是斷占之辭。《易經》的每一卦表達了不同的主題，例如《訟》、《蠱》、《鹹》三卦分別以“爭訟”、“乾父之事”和“夫婦相感”為主題，六十四卦綜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完整地理解生活世界而充滿高度的實踐智慧的思想體系。
《十翼》之《彖傳》以卦辭為解釋對象，它推闡卦義，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哲理性，思想貢獻不小。《象傳》又分為《大象傳》和《小象傳》，《大象傳》根據上下二卦之卦象及卦名，加以道德性或政治性之正面含義的引申發揮；《小象傳》則先摘引爻辭，然後以十分簡短的文字闡明其原由。《彖傳》和《小象傳》一起，共同發明了基本的卦爻位理論系統，對於整個易學的解釋體系貢獻巨大，影響十分深遠。《繫辭傳》是兩篇通說性的文章，它引用孔子的話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辭、變、象、占，此為《易》之四道。而《繫辭傳》實際上也在這四個方面都有深入而具體的總結，論述比較全面。《十翼》不僅在易例(解釋的方法)上奠定了此後易學發展的基礎，而且在思想上也達到了一個哲學解釋的新高度。其哲學創造主要體現在乾坤論、陰陽論和性命說三個方面，提出了乾坤二元對待、流行變化的觀念，提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的命題，提出了“保合太和”、繼善成性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思想等。這些命題和觀點，既為宋明儒學提供了基本範疇和思想框架，同時也成為宋明諸子返本開新的源頭活水。
兩漢易學非常發達，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之前為第一階段，以“訓故(旨意)舉大誼(義)”為特點，乃說經之學；宣帝之後，孟京之學崛起，以陰陽災異為說；東漢後期，經注之學重新興起，象數之學十分興盛，出現了鄭玄、荀爽和虞翻等著名易學家。漢代易學自始至終都很注重陰陽觀念，不過，早期著重於陰陽觀念的哲學闡釋，這是繼承戰國中晚期易學傳統的結果。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這與《莊子·天下》所云“《易》以道陰陽”、帛書《衷》所云“《易》之義萃陰與陽”是相互印證的。隨後，孟京之學將陰陽說與災異說相結合，而突出了卦氣說，並擴展了數術方面的內容，於是易學為之一變。漢末易學繼續注重天道、天象的解釋，它一方面在取象與解釋方法上變得空前繁雜，另一方面又有意地排斥災異化、數術化的理解。不能不說，漢易象數學發展到後來，對於《經》、《傳》的註解確實具有繁瑣、牽強和僵化的特性。有鑒於此，魏(220～265年)王弼作《明彖》、《明象》諸篇以批評之。《明彖》篇突出了《彖傳》本已發明的主爻觀念，而注重卦爻解釋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王弼稱之為“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在《明象》篇中，王弼接過《繫辭傳》的相關話題，深入地論述了一卦之言、象和聖人之意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立象是為了盡意，得意而可忘象。“象”屬於手段，“意”屬於目的，因此在解釋經義的時候，在王弼看來，不必過分執著於具體物象的尋求和印證。根據《說卦傳》，漢儒常將“乾一馬”的卦象對應關係固定化，只要卦爻辭中出現了“馬”，在解釋時，他們就一定要從卦爻畫中找出相應的乾卦來；而如果無法找到，漢儒就採用互體等方法以取象，以期最終達到卦、象之間的完全相配為止。王弼強烈地反對此種釋經的路向，主張只有“忘象”以求“聖人之意”，卦義或經義才可以真正顯露出來。王弼由此開創了義理派之易學。至於王弼與鄭玄《周易注》的差別，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序》作了概括：“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這個籠統概括基本上符合漢魏易學之變的特徵。
宋(960～1279年)元(1206～1368年)兩代是易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時期，不但形成了義理派和象數派的對立，而且在義理派中又產生出了理學、心學、氣學和功利之學的解釋路向，從象數學中又分化出圖書派和數學派。北宋士人多喜研《易》，這為當時思想的深入發展，特別是理學的形成提供了充足而濃厚的文化氛圍。理學家胡瑗、周敦頤、張載、邵雍和二程等均有易學著作，胡瑗的《周易口義》是北宋《周易》義理學的開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融會《易》、《庸》之學，而開創了本體宇宙論的新儒學話語系統；張載除有《橫渠易說》外，他的哲學著作《正蒙》毫無疑問受到了《周易》的深刻影響；邵雍屬於數學派，他藉助於“數”的觀念建構了元會運世、皇帝王霸的歷史哲學，並改造了八卦方位，開創了所謂先天學；而程頤的《伊川易傳》則與王弼的《周易注》一起，同為易學史上義理派的兩部代表作。此外，由陳摶、劉牧等人開創的圖書派，不但影響了宋代理學的思想發展，而且《河圖》、《洛書》之辯本身即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有趣的話題，一直延續到清代，學者們都辯訟不絕。南宋(1127～1279年)有朱震和朱熹兩位易學大家。朱震本為程門弟子，他的《漢上易傳》是象數派的代表作之一。朱熹提出了“《易》本卜筮之書”的觀點，從此開啟了《周易》研究的“本義”方向。元代易學進一步深化和擴展了宋易的話題，成就突出的易學家有俞琰、雷思齊、胡一桂、吳澄和張理等人。
清代(1616～1911年)易學，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明末清初，易學研究處於儒釋道三教相融合的思潮之中，王夫之、方以智和智旭等的成就突出。其二，辨析和考證了《河圖》、《洛書》、《太極圖》三圖的來源和形成，認為它們不是來自於孔子的《繫辭》，而是源自漢人的創造，並通過方外道教系統的擴展而傳遞下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宋儒本體宇宙論主張的聖神性。胡渭的《易圖明辨》是此一方面的代表作。其三，對於《周易》經傳字句的訓釋和原意的理解，清人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宋翔鳳的《周易考異》和李富孫的《易經異文釋》也備受後人重視。此外，惠棟高舉漢學的旗幟，作《易漢學》、《周易述》以伸張漢易；焦循作《雕菰樓易學三書》，於義理深有所得。
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文化，是在嶄新的歷史形勢下猛烈而曲折地前行的。前八十年是“革命”觀念盛行的年代，後二十年是“改革”與“發展”並重的時期。二三十年代，《周易》從“經學”的顯赫位置上遽爾跌落下來，此後它大體上只是作為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對象和材料。此期，人們競相廢棄故訓古義，各種新見蜂出，解說炫目，然而終顯漂浮雜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周易》經學在中國大陸受到了否定性的大批判，隨後被列為飽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大毒草”而被禁絕近二十年，至今學者言《易》尚有所忌諱。八十、九十年代，是《周易》及易學研究的恢復期，產生了大量依“學科”而生的所謂研究成果，各種通俗讀物亦乘機泛濫於坊間巷裡。至世紀之交，中國大陸在高等學校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易學傳授傳統。另外，出土簡帛《周易》是三十餘年來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和重點，成果較多。
《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據悉，民國以前的《易》類古籍有3000餘種之巨。從古至今，《周易》不僅自身發展為蔚為壯觀的龐大經學源流體系，而且也是子學——中國哲學與思想——賴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不僅如此，它還深入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科技、建築、文學、審美及民俗、數術、宗教等文化系統的形成；古人有“醫易同源”之說，道教有《周易參同契》等寶典，都具體地說明了《周易》對於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周易》也奠定了民族思維的一些基本方式，比如取象比類、整體主義和辯證的思維。而《周易》所包含的陰陽相須、剛柔相濟，自強厚載、崇德廣業，存誠善世、順天應人，以及保合太和、天下和平的觀念，已經成為積澱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核心價值和寶貴精神。
西漢立為博士的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不過，其所傳之經文後皆亡佚；馬融、鄭玄、荀爽、王弼皆傳費氏古文《易》，今天人們通用的《周易》本子即源自費氏《經》。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本是現在學者們常用的權威本子。不過，研究《周易》經傳文本的差異和變化，還必須參看出土諸本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出土諸本有楚竹書本(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帛書本(1973年底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漢簡本(1977年出土於阜陽雙古堆漢墓)和漢石經本等。楚竹書本總有58枝簡，共1806字，涉及34卦文本；帛書本除了經文之外，還包括《二三子》、《繫辭》、《衷》、《要》、《繆和》、《昭力》六篇《易傳》類文本；漢簡本保留下來了大量碎片，漢熹平石經目前只發現了部分殘石。
據學者們的研究，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6～1658年)是最早向西方介紹《易經》的人，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年)隨後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法國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及其“索隱派”(Figurism)不但深入地介紹了《周易》，而且寫作了一批研讀《周易》的著作。白晉曾和發明二進制算術的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多次通信，談論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萊布尼茨指出，這個圖表中的六十四卦順序正符合二進制數字的排列。法國傳教士劉應(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是第一位著手翻譯《易經》的人。第一個西文《易經》全譯本是由法國傳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用拉丁文翻譯的。1882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了理雅閣(JamesLegee)的英譯本《易經》。1924年，出版了衛禮賢(RichardWilhelm)的德譯本《易經》。1950年，貝斯(Cary Baynes)又將衛禮賢的德譯本翻成英文，而成為今天歐美通行的《易經》本子。此外，西方研究《周易》的著名學者還有韋利(Arthur Waley)、榮格(Carl Jung)、奧德(Joseph Alder)、馬歇爾(Stephen Marshall)、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肯特(Richard Kunst)、田笠(StephenField)、高廈克(Richard Gotshalk)、安樂哲(Roger T.Ames)和成中英(Chung—ying Cheng)等。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丁四新
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1年7月28日序於武漢大學
“《周易》”一名最早見之於《左傳》，從先秦至兩漢，它主要指《經》的部分，後來也可包《傳》而言之。《周易》之“周”，孔穎達以為代號，但大多數學者並不同意他的看法；鄭玄、陸德明和賈公彥訓“周”為“周普”、“周備”，這是可信的，與《繫辭》所謂“《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的說法是一致的。“易”字，漢人普遍以“日月相銜”為訓，許慎《說文》又以“蜥易(蜴)”為說，這是不正確的。郭沫若說甲金文“易”字是“益”字之簡化，“益”即“溢”字之初文。郭說可從。該字下部之“皿”旁大概表示卮器之屬，此器具有水滿則傾溢的特點，引申之，故“易”有“變易”、“變化”義。孔穎達《周易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這與《繫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的說法是相一致的。
關於《周易》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原由，古人多有論述。《周禮·春官·太卜》、《筮人》二篇有“三卜”、“三《易》”的說法。所謂“三《易》”，指夏(約公元前2070～前1600年)之《連山》、殷(公元前1300～前1046年)之《歸藏》和周(公元前1046～前256年)之《周易》。這“三《易》”之間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據《太卜》所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說明《周易》確實是繼承前代易學並加以改造、變化的結果。《左傳》、《國語》記載的二十二筮例即常用它《易》為占，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從《尚書·洪範》第七疇來看，可以肯定，至遲在殷代後期已建立了龜筮並用的傳統；而下至整個春秋時期，“龜卜”在“稽疑”中的重要性一直超過了“占筮”。《左傳》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有“筮短龜長”的說法，可見“占筮”後出，它的成立受到了“龜卜”文化的影響。另外，《洪範》中所說之《易》，顯非《周易》，也說明《周易》系統的形成也確實是借鑑了前代易學的結果。
《周易》的產生和形成，《經》、《傳》應當分看。《漢書·藝文志》日：“《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依漢人看來，宓戲(或寫作伏羲、包犧)氏“始作八卦”，其時為上古；至於殷周之際，文王重卦，“作上下篇”，其時為中古；孔子作《易傳》十篇，其時為下古。其實，伏羲始作八卦、文王重卦之說均源自《繫辭傳》。不過，在同一段文本里，《繫辭下》既有包犧氏“始作八卦”的說法，也有上古聖人依物取象而作別卦(六畫卦)之說。《淮南子·人間》、王弼均以伏羲重卦為說，鄭玄以神農重卦為說，與《繫辭》的說法比較一致。司馬遷、班固等則以文王重卦為說，這在《繫辭》中並無實據。而且，既然箕子所謂“稽疑”有貞、悔二卦之分，《周禮·太卜》又謂“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那么，可以斷定，六十四卦在文王之前已經產生了。《繫辭下》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日：“《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文中之《易》，特指《周易》，《繫辭傳》的作者認為《周易》的興作正當殷周之際，是由文王演作出來的。後來，漢人有“西伯拘前羨里，演《周易》”(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說法。現在，通過多方面的考察和論證，大多數學者認為《周易》是周初的著作，只有極個別的學者認為它遲至西周末期才最終成書的。
《易傳》又稱《十翼》，由《彖》上下、《象》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和《雜卦》十篇組成。這十篇的主旨及行文方式雖然各異，然而相互補充，構成一個有機的解釋體系。它們各自很可能是逐步形成的，但後來被有意地匯集、編纂在一起了。這十篇的作者，《史記·孔子世家》、《漢書·藝文志》認為是孔子。北宋(960～1127年)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對此表示了懷疑，認為不獨《繫辭》非孔子所作，“《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眾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現在看來，歐陽修的懷疑是很有道理的，《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很難說是孔子的親著。不過，《繫辭》和《文言》包括了許多“子日”之言，且可與其他文獻相印證，因此這兩篇仍應當判定為孔門後學傳《易》之作。不但如此，根據近幾十年學者們的考證，《易傳》其他八篇也可以斷定為先秦的著作。其中，《彖》、《象》的製作時間最早，《繫辭》大概是戰國中期偏後的作品，《文言》晚於《繫辭》，《說卦》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很可能是戰國晚期最終彙纂而成的，不過，它的大多數章段來源很早。
孔子生前是否讀過和傳授過《周易》，曾經是學者們長期爭論的一個熱門話題。現在看來，《論語·述而》記孔子自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及《史記·孔子世家》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是確有其事，馬王堆帛書《要》篇所云“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的記述與此相印，疑古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可以肯定是不正確的。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後，儒門傳《易》由魯人商瞿六傳而至齊人田何(字子莊)，其時正當劉邦建漢。漢初的易學家基本上出自田何一系。西漢(公元前206～25年)，《周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立為博士，前三家均為淄川楊何的弟子，京房之師焦延壽則曾從孟喜問《易》。楊何為田何的再傳弟子。而《十翼》諸篇，應當就出自於這一傳承系統。
三畫卦又稱經卦，六畫卦又稱別卦。《易經》一共六十四卦，每一卦又由內外兩卦組成。從占筮活動來看，具體一卦的獲得無疑是揲蓍活動的結果。張政娘先生等即猜想商周時期的卦畫是由記錄揲蓍結果的數字構成的，並舉出了大量的甲金文材料。不過，張氏的論證在邏輯上還有待完善。而古人對於卦畫的來源約有三說：其一，八卦及六十四卦是由上古聖人“仰觀俯察”的結果；其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相重得來的；其三，認為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才導致了“《易》六畫而成卦”的。今天看來，這些都是人們後來的解釋，未必合乎八卦、六十四卦原初的產生情況。六畫卦可以分別為兩個三畫卦，這一點完全可以上溯到殷末時期，《洪範》即稱之為貞卦和悔卦，也即人們常說的內卦和外卦、下卦和上卦。貞卦和悔卦的分別十分重要，它是整個先秦時期占《易》的解釋活動的基礎。
八卦，即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的卦象和卦德(又稱卦義)，在《說卦》中作了歸納和總結。《周易》六十四卦，分為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上經以《乾》、《坤》為首，以《習坎》、《離》結尾；下經從《鹹》、《恆》開始，到《既濟》、《未濟》終篇。今傳本《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由《序卦》定次，在以竹木簡為主要載體的時代，《序卦》是很重要的。帛書《易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就與今傳本根本不同。《雜卦》將六十四卦兩兩分為一組，每一組體現了“非覆即變”的組織原則。顯然，《序卦》與《雜卦》應當配合起來讀，才能理解今傳本六十四卦之所以如此排序的深刻含義。《周易》的每一卦由卦畫、卦名、卦辭和爻題、爻辭構成，除《乾》、《坤》二卦有用九爻和用六爻之外，其餘六十二卦均只有初至上六爻。“爻題”依據每一爻在卦中的位置及陰陽特性，而依次稱為初九/初六、九二/六二、九三/六三、九四/六四、九五/六五、上九/上六。而卦辭或爻辭，是由擬象之辭、記事之辭或斷占之辭構成的。例如，《大過》九五“枯楊生華”，這是擬象之辭；《屯》六四“求婚媾”，這是記事之辭；而遍布卦爻辭之中的“吉凶”、“悔吝”等語，則是斷占之辭。《易經》的每一卦表達了不同的主題，例如《訟》、《蠱》、《鹹》三卦分別以“爭訟”、“乾父之事”和“夫婦相感”為主題，六十四卦綜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完整地理解生活世界而充滿高度的實踐智慧的思想體系。
《十翼》之《彖傳》以卦辭為解釋對象，它推闡卦義，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哲理性，思想貢獻不小。《象傳》又分為《大象傳》和《小象傳》，《大象傳》根據上下二卦之卦象及卦名，加以道德性或政治性之正面含義的引申發揮；《小象傳》則先摘引爻辭，然後以十分簡短的文字闡明其原由。《彖傳》和《小象傳》一起，共同發明了基本的卦爻位理論系統，對於整個易學的解釋體系貢獻巨大，影響十分深遠。《繫辭傳》是兩篇通說性的文章，它引用孔子的話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辭、變、象、占，此為《易》之四道。而《繫辭傳》實際上也在這四個方面都有深入而具體的總結，論述比較全面。《十翼》不僅在易例(解釋的方法)上奠定了此後易學發展的基礎，而且在思想上也達到了一個哲學解釋的新高度。其哲學創造主要體現在乾坤論、陰陽論和性命說三個方面，提出了乾坤二元對待、流行變化的觀念，提出了“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的命題，提出了“保合太和”、繼善成性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思想等。這些命題和觀點，既為宋明儒學提供了基本範疇和思想框架，同時也成為宋明諸子返本開新的源頭活水。
兩漢易學非常發達，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之前為第一階段，以“訓故(旨意)舉大誼(義)”為特點，乃說經之學；宣帝之後，孟京之學崛起，以陰陽災異為說；東漢後期，經注之學重新興起，象數之學十分興盛，出現了鄭玄、荀爽和虞翻等著名易學家。漢代易學自始至終都很注重陰陽觀念，不過，早期著重於陰陽觀念的哲學闡釋，這是繼承戰國中晚期易學傳統的結果。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這與《莊子·天下》所云“《易》以道陰陽”、帛書《衷》所云“《易》之義萃陰與陽”是相互印證的。隨後，孟京之學將陰陽說與災異說相結合，而突出了卦氣說，並擴展了數術方面的內容，於是易學為之一變。漢末易學繼續注重天道、天象的解釋，它一方面在取象與解釋方法上變得空前繁雜，另一方面又有意地排斥災異化、數術化的理解。不能不說，漢易象數學發展到後來，對於《經》、《傳》的註解確實具有繁瑣、牽強和僵化的特性。有鑒於此，魏(220～265年)王弼作《明彖》、《明象》諸篇以批評之。《明彖》篇突出了《彖傳》本已發明的主爻觀念，而注重卦爻解釋的統一性和整體性，王弼稱之為“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在《明象》篇中，王弼接過《繫辭傳》的相關話題，深入地論述了一卦之言、象和聖人之意三者之間的關係，認為立象是為了盡意，得意而可忘象。“象”屬於手段，“意”屬於目的，因此在解釋經義的時候，在王弼看來，不必過分執著於具體物象的尋求和印證。根據《說卦傳》，漢儒常將“乾一馬”的卦象對應關係固定化，只要卦爻辭中出現了“馬”，在解釋時，他們就一定要從卦爻畫中找出相應的乾卦來；而如果無法找到，漢儒就採用互體等方法以取象，以期最終達到卦、象之間的完全相配為止。王弼強烈地反對此種釋經的路向，主張只有“忘象”以求“聖人之意”，卦義或經義才可以真正顯露出來。王弼由此開創了義理派之易學。至於王弼與鄭玄《周易注》的差別，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序》作了概括：“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這個籠統概括基本上符合漢魏易學之變的特徵。
宋(960～1279年)元(1206～1368年)兩代是易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時期，不但形成了義理派和象數派的對立，而且在義理派中又產生出了理學、心學、氣學和功利之學的解釋路向，從象數學中又分化出圖書派和數學派。北宋士人多喜研《易》，這為當時思想的深入發展，特別是理學的形成提供了充足而濃厚的文化氛圍。理學家胡瑗、周敦頤、張載、邵雍和二程等均有易學著作，胡瑗的《周易口義》是北宋《周易》義理學的開端；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和《通書》融會《易》、《庸》之學，而開創了本體宇宙論的新儒學話語系統；張載除有《橫渠易說》外，他的哲學著作《正蒙》毫無疑問受到了《周易》的深刻影響；邵雍屬於數學派，他藉助於“數”的觀念建構了元會運世、皇帝王霸的歷史哲學，並改造了八卦方位，開創了所謂先天學；而程頤的《伊川易傳》則與王弼的《周易注》一起，同為易學史上義理派的兩部代表作。此外，由陳摶、劉牧等人開創的圖書派，不但影響了宋代理學的思想發展，而且《河圖》、《洛書》之辯本身即是一個十分重要而有趣的話題，一直延續到清代，學者們都辯訟不絕。南宋(1127～1279年)有朱震和朱熹兩位易學大家。朱震本為程門弟子，他的《漢上易傳》是象數派的代表作之一。朱熹提出了“《易》本卜筮之書”的觀點，從此開啟了《周易》研究的“本義”方向。元代易學進一步深化和擴展了宋易的話題，成就突出的易學家有俞琰、雷思齊、胡一桂、吳澄和張理等人。
清代(1616～1911年)易學，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明末清初，易學研究處於儒釋道三教相融合的思潮之中，王夫之、方以智和智旭等的成就突出。其二，辨析和考證了《河圖》、《洛書》、《太極圖》三圖的來源和形成，認為它們不是來自於孔子的《繫辭》，而是源自漢人的創造，並通過方外道教系統的擴展而傳遞下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宋儒本體宇宙論主張的聖神性。胡渭的《易圖明辨》是此一方面的代表作。其三，對於《周易》經傳字句的訓釋和原意的理解，清人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這方面的代表作是王引之的《經義述聞》；宋翔鳳的《周易考異》和李富孫的《易經異文釋》也備受後人重視。此外，惠棟高舉漢學的旗幟，作《易漢學》、《周易述》以伸張漢易；焦循作《雕菰樓易學三書》，於義理深有所得。
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文化，是在嶄新的歷史形勢下猛烈而曲折地前行的。前八十年是“革命”觀念盛行的年代，後二十年是“改革”與“發展”並重的時期。二三十年代，《周易》從“經學”的顯赫位置上遽爾跌落下來，此後它大體上只是作為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對象和材料。此期，人們競相廢棄故訓古義，各種新見蜂出，解說炫目，然而終顯漂浮雜亂。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周易》經學在中國大陸受到了否定性的大批判，隨後被列為飽含封建迷信思想的“大毒草”而被禁絕近二十年，至今學者言《易》尚有所忌諱。八十、九十年代，是《周易》及易學研究的恢復期，產生了大量依“學科”而生的所謂研究成果，各種通俗讀物亦乘機泛濫於坊間巷裡。至世紀之交，中國大陸在高等學校已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易學傳授傳統。另外，出土簡帛《周易》是三十餘年來學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和重點，成果較多。
《周易》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最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據悉，民國以前的《易》類古籍有3000餘種之巨。從古至今，《周易》不僅自身發展為蔚為壯觀的龐大經學源流體系，而且也是子學——中國哲學與思想——賴以生生不息的源泉。不僅如此，它還深入地影響了中國傳統科技、建築、文學、審美及民俗、數術、宗教等文化系統的形成；古人有“醫易同源”之說，道教有《周易參同契》等寶典，都具體地說明了《周易》對於中國文化影響之深遠。《周易》也奠定了民族思維的一些基本方式，比如取象比類、整體主義和辯證的思維。而《周易》所包含的陰陽相須、剛柔相濟，自強厚載、崇德廣業，存誠善世、順天應人，以及保合太和、天下和平的觀念，已經成為積澱在中華民族心靈深處的核心價值和寶貴精神。
西漢立為博士的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不過，其所傳之經文後皆亡佚；馬融、鄭玄、荀爽、王弼皆傳費氏古文《易》，今天人們通用的《周易》本子即源自費氏《經》。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重刊宋本十三經註疏》本是現在學者們常用的權威本子。不過，研究《周易》經傳文本的差異和變化，還必須參看出土諸本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出土諸本有楚竹書本(載《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帛書本(1973年底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漢簡本(1977年出土於阜陽雙古堆漢墓)和漢石經本等。楚竹書本總有58枝簡，共1806字，涉及34卦文本；帛書本除了經文之外，還包括《二三子》、《繫辭》、《衷》、《要》、《繆和》、《昭力》六篇《易傳》類文本；漢簡本保留下來了大量碎片，漢熹平石經目前只發現了部分殘石。
據學者們的研究，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1586～1658年)是最早向西方介紹《易經》的人，義大利傳教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年)隨後作了更為詳細的介紹。法國神父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及其“索隱派”(Figurism)不但深入地介紹了《周易》，而且寫作了一批研讀《周易》的著作。白晉曾和發明二進制算術的萊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 Leibniz，1646～1716年)多次通信，談論了邵雍的《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萊布尼茨指出，這個圖表中的六十四卦順序正符合二進制數字的排列。法國傳教士劉應(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是第一位著手翻譯《易經》的人。第一個西文《易經》全譯本是由法國傳教士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1663—1738年)用拉丁文翻譯的。1882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了理雅閣(JamesLegee)的英譯本《易經》。1924年，出版了衛禮賢(RichardWilhelm)的德譯本《易經》。1950年，貝斯(Cary Baynes)又將衛禮賢的德譯本翻成英文，而成為今天歐美通行的《易經》本子。此外，西方研究《周易》的著名學者還有韋利(Arthur Waley)、榮格(Carl Jung)、奧德(Joseph Alder)、馬歇爾(Stephen Marshall)、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肯特(Richard Kunst)、田笠(StephenField)、高廈克(Richard Gotshalk)、安樂哲(Roger T.Ames)和成中英(Chung—ying Cheng)等。
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丁四新
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1年7月28日序於武漢大學
